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谴责小说

郑振铎

大家似乎都以异样的怀疑的眼光去看小说家。“某人是做小说的”,说这句话的人,对于这一位小说家至少总有些鄙夷他而又惊怕他的情绪。大家都以为小说家是一位侦探,似欲侦探人家的阴事而写之于纸上的;是一位轻薄的无赖,常以宣布人家闺阁中事及某某人的秘密,为唯一的任务的;是一位刻毒的下流人,常以造作有伤道德名誉的事,隐约的笔之于书的。当小说家静听人谈话时,或眼光射到某处时,大家便以为是在搜寻他的小说材料。

于是大部分的人,对于小说家都抱敬而远之的态度,都具有一种鄙夷他而又惊怕他的情绪。

为什么大家对于小说家会有这样的一种异样的态度呢,为什么他们会如此误会我们的小说家呢?

这有一个大原因在。

大家之所以看不起小说家,对小说家起这种误会,其责任的一大部分,应该由近数十年来在那里做流行一时的“谴责小说”的人担负。

原来我们中国人的做小说,一向很喜欢用真实的人物为书中的人物。所谓“演义”自然是以历史上的人物为书中的人物。其余小说,如《今古奇观》一类的东西,也有一部分是以当时盛传的实事为他们的题材的。《儒林外史》中所写的人物,差不多个个都是真的人,杜少卿、慎卿就是作者及他的哥哥,庄征君就是程绵庄,马纯上就是冯萃中,牛布衣就是朱草衣,权勿用就是是镜,其他诸人物也都可考。 《品花宝鉴》是叙毕秋帆、袁子才、蒋苕生、张船山诸人的, 《花月痕》亦有人谓是叙李次青、左宗棠诸人的。因此读小说的人,养成了每欲探按书中某某人物的背后是某某人的习惯。除了几十部历史小说,如《北宋杨家将》、《粉妆楼》等,以及其他性质的小说,如《包公案》、《镜花缘》、《西游记》之类外,差不多没有一部小说不被读者如此的猜索着的。《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有人猜以为是严世蕃。《红楼梦》中的贸宝玉,有人猜以为是纳兰容若,有人猜以为是清世祖,又有人猜以为是某一个人。某他林黛玉、薛宝钗,以至袭人、晴雯,也以为各暗指一个人。总之,由我们的读者看来,大部分的小说都是有所为而作的,都是以笔墨报仇的,不是谴责时人,便是嘲骂时人。其中的人物,大多数都是有所指的,都是实有其人的。到了近来, “谴责小说”的作者日益多,这种小说日益风行,于是益证实我们的读者的“小说中人物都是有所指的”这个主张的正确。

“谴责小说”大约是始于南亭亭长的《官场现形记》一书吧。此书之出,正当我们厌倦腐败的官僚政治,嫉恶当代的贪庸官吏之时。南亭亭长的严厉的责备,与痛快的揭发他们的丑恶,叙写他们的“暮夜乞怜,白昼骄人”之状,使时人的郁闷的情绪为之一舒,如在炎暑口渴之际,饮进了一杯凉的甜水,大家都觉得痛快爽畅。于是这一部书便大为流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及什么《新官场现形记》、 《续官场现形记》之类,都陆续的出来了。《留东外史》也为此著而出现,益张“谴责小说”的旗帜。这个时候,小说真成了谴责的工具,小说家真成为人家隐事的侦探者与揭发者了。其流风至于今而未衰。什么《人间地狱》、《黑暗上海》,什么《上海水浒》等等,都是以真实的人物为书中的人物,以谴责的态度,为他们的叙写的态度的。于是大家对于所谓“小说家”便有一种异感,以他们为侦探、为轻薄的无赖,为好揭发或造作人的阴私的下流人。

这种的“谴责小说”,可算为伟大的或上等的小说么?这种的小说家可算为伟大的或可崇敬的小说家么?以我想,决不能的。

我们要知道,小说的重要任务,本不在于揭发或布露人间的黑幕——至于揭发某某人的阴事,更是“自郐以下”的无聊而且卑下的举动了。小说家的态度,本不当为冷笑的,谴责的,嘲骂的。小说家要叙写实事,要以真实的人物为他们的人物,本也无妨。然以冷笑的,谴责的,嘲骂的态度对于他的人物,却是决不可的。以揭发或布露某某人的阴私为目的,却更是万万不可以有的举动。这种举动,使小说的尊严,被污辱了,使尊荣的可爱的小说家,被人看得卑贱了。什么时候这种小说可以绝迹,什么时候我们的尊荣可爱的小说家便可以被大家以亲切的面目,崇敬的态度相待了,小说的尊严,便也可以恢复了。

“那末,”有人问, “小说的重要任务,该是什么呢?小说家的态度该是怎样的呢?”

把永在的忧郁与喜悦,把永在的恋爱与同情,写在小说中,使人喜,使人悲,使人如躬历其境,又且句句话是他们自己所欲说而未说,而不能说的。人的同情心因而扩大;人的劳苦,郁闷,牺牲, 自己所未能告诉的,作者已为他告诉出,叙写出了。他给读者以理想的世界,以希望的火星,他把他自己的热情, 自己的心腑,都捧献出,他有时表满腔的同情于他所创造的人物.有时完全以旁观的态度对待他。但止于旁观而已,却并不再进的谴责他,冷笑他,嘲骂他。柴霍甫写他的一个可爱的人,原想把她写得坏的,结果却把她写得异常的可赞颂,异常的可爱。西万提司写吉诃德先生,粗看之,好像他是在嘲笑他,看到后来,却什么人也会为这个愚而诚的武士所感动了。狄更司的《贼史》,写犹太人法金那样的可恶可恨,他的《滑稽外史》①,写英国某乡的教师那样的残忍下流,然他对他们所持的态度仍是极严肃的,不谴责,也不嘲骂。小说的任务便是如此,小说家的态度,便是如此。

没有一部伟大的上等的小说是专以揭发人的隐事,人间的黑幕为他的目的的。没有一个伟大的上流的小说家是持冷笑的、嘲骂的态度来叙写他的人物的。

“然而,”又有人为谴责小说辩护,“他们对于社会上的恶人,不是也可以给些惩戒么?”

不能的。小说本不是惩戒恶人的工具,恶人也未必因被写入小说而知所顾忌,我们中国的人本来有喜谈人隐事的习惯,本是最没有同情心的,对一切人,对一切事,都冷笑,谴责,嘲骂。而这种谴责小说恰正是投他们之所好,恰足以助长他们这种的恶习惯与恶态度。我们欲使中国前进,欲使中国人变为有同情心而恳切,严正的,便须先扑除这一类的谴责小说。

我们的小说家,为什么不移你们的笔端,移你们的眼光,向更远大,更可写的地方望去,写去呢?永远的被人视为侦探,视为轻薄的无赖,视为刻毒的下流人,永远的不能得人亲切的同情,这是可以忍受的么?

我们要光复小说的尊严——要改正大家对于小说家的敌视态度——不可救药的职业小说家也许不足以语此。

① 《滑稽外史》为林纾译的Nicholas Nickleby译名。

收藏文章

阅读数[7371]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