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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荒煤同志对文学研究所建设和发展的贡献

王平凡

文学研究所在“文革”前的十多年中,为新中国的文学科研事业,做出了开拓性的重大贡献,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文革”期间,文学所惨遭破坏,被迫停止工作。

1977年何其芳同志去世,沙汀同志继任所长,副所长有:陈荒煤、余冠英、吴伯箫、唐棣华(不久调走)、许觉民同志。刚解放不久的荒煤同志,从重庆调来任副所长,用他的话说,是给沙汀同志当“助手”。因沙汀同志体弱多病,就由荒煤同志承担主要领导任务,并和其他几位所的领导率领全所同志进行拨乱反正,恢复所的各项工作。

1979年5月,院党组提出,要改革科研领导体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院长分工负责制”。各所科研领导体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不久,副院长兼政治部主任宋一平同志召我谈话,说荒煤同志要我回文学所筹建党委工作。他要我考虑。我表示同意。我说我和文学所很有感情,我愿回文学所工作。于是,我于7月就到文学所上班了。

在荒煤同志关心下,由党总支负责人徐达同志和我筹建党委工作。于8月28日召开全所党员大会,选举党委。党委由荒煤、许觉民、毛星、朱寨、王士菁、张正、马良春、徐达、王平凡九人组成。书记荒煤,副书记徐达、王平凡。后来,院领导考虑荒煤兼职过多,改由王平凡任书记兼副所长。

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我们没有经验。根据《党章》和院党组指示精神,我们首先明确党委的领导范围,搞好党员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党集体领导原则;加强学术领导;搞好领导班子的团结。为了正确贯彻党委领导下所长分工负责制,充分发挥行政领导的作用,党委要支持和保证行政负责人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不要包办代替他们的工作。党委工作要为研究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这是我从事多年思想工作中体会最深的一点。

党委成立以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主要是揭批林彪、“四人帮”罪行,从思想上、政治上拨乱反正。荒煤同志代表党委和行政领导,组织全所同志进行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努力恢复马列主义文艺观的本来面目。他率先以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写出了《当前文艺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从根本上揭露了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了两个“凡是”。文学所主办的《文学评论》、《文学评论从刊》等刊,突破“左”的框框和禁区,经常提出新问题、新观点,推动了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

荒煤同志特别重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政策和文艺方针的指示精神为指导,总结新中国文艺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他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一文中说: “周恩来同志在新侨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广州话剧歌剧会议上的讲话,是指导我们总结建国后30年经验的重要文献。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还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荒煤同志为了使广大文艺工作者能够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周恩来文艺思想,编辑出版了《周恩来与文艺》(上下卷)、《周恩来与艺术家们》,以及《永恒的纪念》等著作,对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总结历史经验起了指导作用。

自从《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一文发表后,荒煤同志还在文艺界、高等院校做了《关于总结文艺三十年问题》、《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发展文学事业》等重要报告。他的论文和报告,比较全面、深刻地总结了我国30年来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在第四次文代会前,他对文艺界思想斗争中所批判的观点和某些作品,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重新给予科学的评价,显示出一个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勇气和魄力。特别是他提出了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是:怎样加强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问题。这对我们今天来说,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荒煤同志对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表示衷心拥护,并且始终以邓小平同志文艺思想作为自己工作实践方针。

第四次文代会后,荒煤同志积极领导全所科研人员贯彻会议精神。他依然强调总结经验,他说,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同志的报告只对30年来的文艺工作做了一个基本估计,但是建国以来长期反复的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清理总结:比如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关于艺术规律问题;现实主义问题;人性论;人道主义问题等。尤其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几十年来在我们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概念,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他回顾30年来的经验教训说:“文艺战线上在理论问题的反复,常常成为妨碍我们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们理论工作长期不能摆脱教条主义的原因。”他说,小平同志在《祝词》中明确地讲,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改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也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他要求在全所开展讨论,总结经验和教训。

在学习和讨论中,大家虽然都表示拥护新的提法,但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有的同志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个错误的口号”,有的同志从文艺发展史上进行论述,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是正确的。在一次荒煤同志主持的讨论会上,有…位同志的发言虽然对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改为“为社会主义服务”表示拥护,但他认为,从学术上来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并没有解决。比如,我们现在提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这不是最大的政治吗?等等。这样一来,一个气氛活跃的学术讨论会变得紧张起来。会后议论纷纷,大家担心讨论难以深入下去,提出问题的同志也因此产生疑虑。当时,我也感到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讨论过程中,荒煤同志坚持“双百”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开展讨论。他对发表不同意见的同志表示赞赏。在一次全所大会上,荒煤同志心平气和地说:“我们讨论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人们认识问题总是有个过程。”他根据自己在文艺界领导岗位工作多年的实践和感受,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邓小平文艺理论的高度,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做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他说,“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战争年代起过积极作用,但由于过去曾经片面地、机械地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务于政治,产生了不少弊病。现在看来,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不够全面,不够科学。它不能概括文学艺术全部复杂的现象,不完全符合文学艺术的特征规律,并不能概括文学艺术的全部功能。他要求我们结合历史的经验和当前新的实践来思考这个问题。他的这些精辟见解,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荒煤同志到文学研究所后,在拨乱反正的同时,把科研工作列为首要任务。1979年2月,他受院领导委托,召开了“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文学研究所当年工作规划和以后八年的工作规划。1980年,全所在学习贯彻第四次文代会精神的过程中,在原来制定的八年规划的基础上,又提出了“1981--1990年”的十年科研规划,并确定了重点研究著述项目。荒煤同志特别强调要研究这样一些问题:五四以来新文学沄动的历史经验;探讨当前文学的创作问题和理论问题;探讨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和特殊规律;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史;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整理和研究我国文学遗产和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特点、特殊发展规律等理论问题。

在沙汀、荒煤同志的领导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完成了专著18种,论文249篇,论文集5本,资料31种,选本32种。这是“文革”后第一次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所党委和所行政领导下,沙汀、荒煤同志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文学所错划为右派的八位同志进行复查,经党组讨论全部予以改正,妥善安排工作。并派人到山东、湖北等地为错划右派的同志具体联系工作。同时,对1979—1981年的冤假档案进行了复查。荒煤同志还为文艺界处于困境同志的子女工作,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这些往事令人终生难忘。

党委成立两年间,在沙汀、荒煤同志领导下,由许觉民同志具体负责,进行了两次评定研究人员职称工作。这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件大事,也是学术委员会的一项主要工作。党委和所领导在评定职称工作过程中,组织工作组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做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苏醒、贾经琪同志在党委和所领导支持下,工作扎实、细致,为两次评定职称工作准备了完备的材料和意见,保证这项工作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文学所在“文革”以来的十多年间,进所的年轻研究人员极少。沙汀、荒煤同志召开所长办公会议,决定培养新生力量。1978年招收了42名研究生(其中包括为北师大代培的九名)。共分为八个专业:先秦、唐宋、元明清(包括《红楼梦》研究)、近代、现代、当代、美学及文艺理论、古典文学编辑、国外的中国文学研究。

培养研究生是文学所成立以来一项新的任务。所领导委任王士菁同志负责教学管理,派汤学智负责联络。针对研究生院研究生没有固定教员和辅导员的情况,荒煤同志提出,由所领导、各室主任和专家讲课,先后授课39次;同时确定了专业导师,保证研究生专业课程学习的顺利进行。负责指导研究生专业学习的同志,不论是老年或中年,都积极负责,热情指导。例如,蔡仪同志,他负责美学和文艺理论专业辅导,共有八名研究生。他为了使研究生学得扎实,启发他们思考问题,拟定了一系列思考题,并亲自到系里向学生布置。同学们说,这些思考题体现了导师的一片“苦心”,它一环扣一环,步步深入,越学越有收获。余冠英先生是先秦至隋文学专业的导师。他对研究生的学习和思想都很关心,定期轮流和他们谈话,具体指导学习,深受大家尊敬。陈毓罴、刘世德、谭家健、杨汉池等,他们协助导师工作,在学习上对学员有明确的要求和具体指导,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这批优委的研究生,绝大部分留在文学所从事研究工作。现在他们已成为文学科研战线的骨干力量。

在举办研究生培养的同时,所领导还重视所内干部队伍的学习。为了使所里一批年轻的科研人员打好业务基础,使党政干部熟悉业务,举办了文学专业班。参加听课的30多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10多人)。学习内容有:文学理论,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等30个课题。每周上课一次,每次半天,共讲41次。担任讲课的都是本所的研究人员。荒煤同志不仅帮助制定学习计划,而且在百忙中讲了第一课。老专家吴世昌、范牛先生等,也热情地参与讲课。讲课的同志都作认真准备,有的环写了详细讲稿,受到同志们的好评。学习班从1980年1月正式开始,到年底圆满结束。

文学所领导还特别关心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设。1978年下半年,文学所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贾芝同志提出建立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设想。沙汀、荒煤、许觉民及其他所领导都表示赞同。1979年1月,贾芝同志约毛星同志到政治部找我商量筹建少数民族文学所。我们向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周扬同志和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同志做了汇报,得到他们的同意。后经院党组讨论决定,上报国务院批准,于1979年7月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从建所的方针、任务、组织机构以及人员的调配,荒煤同志都非常尊重筹备小组的意见。特别是抽调文学研究所的一些领导骨干,他和所的其他领导同志都大力支持。他对于如何开展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十分关心。1980年7月,他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希望我们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地区的作家、评论家很好地总结一下30年来我们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经验。对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做出总结,探讨民族文学的发展规律,并把我们的认识提到理论上的高度。1984年我们召开了全国第四次《格萨尔》工作会议,这是把史诗《格萨尔》列为国家“六五”重点科研项目的一次重要会议。荒煤同志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前来参加会议,并做了热情的讲话。他为会议题词:“发掘、整理、研究我国兄弟民族的文化遗产,继承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格萨尔》是我国兄弟民族的伟大史诗,也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的一颗灿烂的明珠。祝愿早日完成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为丰富我国民族文化宝库做出贡献。”会后,周扬同志和荒煤同志还同与会代表合影留念,这也是永久的纪念。

荒煤同志到文学所后不久,就与沙汀同志提出领导班子年轻化的问题。他说中央三令五申要领导班子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文学所在国内所处的地位与任务日益繁重,国际交往、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但我们的领导平均年龄为68岁,而且大多身体不好,很难胜任工作。经过党委反复酝酿,确定所长沙汀,副所长吴伯箫、余冠英、王平凡都退下。1981年,荒煤同志调文联,沙汀同志调作协,我于1983年调少数民族文学所。由许觉民同志负责组织新的班子,领导全所同志奋进,努力完成着沙汀等同志制定的科研规划,并不断地推陈出新,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今年是“文革”后,文学所拨乱反正,恢复、建设和发展的26周年。我深切怀念先后离开我们的领导同志:沙汀、荒煤、吴伯箫、余冠英、毛星、徐达、马良春等同志。

文学所大批专家学者大都已离开了我们,他们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面前闪过——有兴奋的、有愁苦的;有祥和的、有忧郁的;有细声慢气的、更有慷慨激昂的……记得文学所办公室有一位女同志,名叫张慧珠,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张大姐,她在文学所从事文书档案工作30余年,她把自己的一生都默默无闻地献给了平平淡淡的行政工作,令人敬佩。我深深地怀念那些为文学所做出不同贡献的人们。

荒煤同志原是文化部副部长。1965年,在电影工作中,因所谓“夏陈路线” (夏衍、陈荒煤)被错误批判,下放到重庆,后又因所谓“30年黑线”的罪行,被关进监狱长达七年之久,受尽了种种折磨。尽管如此,却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党的赤胆忠心。他重新回到文艺战线后,便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发展和建设我国文艺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荒煤同志到文学所甘愿做沙汀同志的“助手”,他对自己作为第一副所长从不介意。我和他相处期间,从未看到他计较个人得失。这种不计较名誉地位的高尚品质,令人感动和尊敬。后来他调到文联、作协、影协等领导岗位,地位变了,但那种对人真诚、平易近人的思想和作风,依然激励着我们。

全国解放后,荒煤同志是文艺界领导人之一。他在文艺创作、理论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邓小平文艺理论为指导,贯彻“二为”方针和“双百”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2002年11月6日

原载:《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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