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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 川水长流——纪念吴晓铃先生

吕薇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知名专家云集,其中尤以古代文学研究室为最,几乎每个研究方向都有大名鼎鼎的专家学者掌舵。当时所领导为了照顾他们的研究习惯,规定他们可以不到所里坐班,因此我们这些不是古代研究室的年轻人,只有在开全所大会时,才能瞻仰到他们的音容笑貌。真正熟悉他们,是在“五七干校”,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知道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性格脾气和行事方式。我对吴晓铃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平民作风,比较随意,容易接近,还很豪爽。“文革”以后,我调到古代文学研究室工作,因为专业相同,常受先生教导,对他的为人和学问有更深的了解。而且经常聆听教导,受益匪浅,至今常念念于心。

先生旧居在西城校场胡同,一个四合院,正房却是一幢双层小楼,楼上是先生藏书室。第一次去他家,首先被吸引的是两棵高出墙头的棔树。这是他名其居为“双棔书屋”的由来。其次印象深的是,他家养了几只猫。都起有很风趣的名字.对猫略示友好,它就会跳上你的膝头,蜷曲着打呼噜,可见它原本受主人宠爱。与先生的谈话很随意,有时石素贞先生(吴夫人)也会含笑插话。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学术问题。使我惊讶的是,他对小说、戏曲研究的动态,了解得很及时,也很充分。我虽然年轻些。后来还在编辑部工作,有些信息还是在他那里首先得知,这令我惭愧。我想,我们这代人中有些人,尤其是我,往往出于实用的目的去搜集信息,与己工作或研究项目无关的事,很少关心。也无暇关心。而老一辈学者了解学术信息是平生养成的习惯,孜孜以求,不知疲倦。这也是他们学问广博,远超过我们的缘故。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有人说我是这个专家,那个专家,我都不敢当,不过对文献、目录学方面,倒是有些体会。可见他的治学态度是扎扎实实地从考据,从整理材料做起,因此他的文章,哪怕是短文章,也都能给人以启迪,并能实实在在解决一些学术问题。

吴先生于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抗日战争时奔赴敌后昆明,到西南联大就教职。1951年为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转入文学研究所,为古代文学组研究员。他学问渊博,兼通语言、文学两科,并对梵文及印度文学也有很深造诣,曾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教。而最有成就的则是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有几个“俗文学副刊”专门刊登小说、戏曲、歌谣等俗文学的研究文章,它们是:香港《星岛日报》副刊(1941年1月创办,容肇祖主编)、上海《大晚报》副刊(1946年9月创办,赵景深主编)、上海《中央日报》副刊(1946年10月创办)、北平《华北日报》副刊(1947年7月创办,傅芸子主编)。这些副刊是研究通俗文学的论坛,曾团结一批同好,当时很多研究小说、戏曲的学者,如孙楷第、柳存仁、赵景深、冯沅君、杨荫深、叶德钧、浦江清、钱南扬、郑骞、严敦易等人,都在这些副刊上发表文章,后来,这些学者都成为学科的泰斗。吴先生早年不少文章也在那里发表。他研究戏曲的成果,以考据为主,可分为两类:戏剧作家生平考、古剧杂考。前者如《杜仁杰生卒新考》、《胡祗通生卒新考》、《关汉卿里居考》、《钟嗣成生卒新考》、《(青楼集)撰人姓名考辨》、《云南曲家考略》之一、之二等等;后者如《说“俳优非侏儒”》、《说丁仙现》、《说黄公》、《说三十六髻》、《说旦》(上、下)、《〈今乐考证〉与〈今乐府选〉撰集年代考》等。 我国戏曲研究在抗日战争初期,限于条件,有一段比较沉寂的时期,到了40年代,却形成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包括吴先生在内的一批学者,勤奋开掘,深入探讨,做出不少成果,为50年代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尤其是他们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都值得尊重和学习。如吴先生1941年底发表在《星岛日报.俗文学副刊》第42、43期上的《杜仁杰生卒考辨》,不但查阅了大量有关文献,查阅了《济南府志》、《长清县志》,以丰富其生平和家世。山东长清县城东北是杜氏祖茔所在,为此,他又托人实地考查,觅得杜氏茔地及《故金京兆尹杜公墓志》断碑一通。原来这是杜仁杰父杜忱墓碑,由严忠济撰文。根据上述丰富资料,吴先生才撰写此文,并在文中为杜仁杰编写了年谱。可以说,这篇研究论文是杜仁杰生平研究诸文中,材料最详尽,考证最严谨的一篇。

《〈青楼集〉撰人姓名考辨》是他在40年代的又一篇力作,发表在《星岛日报·俗文学副刊》1941年第29期。先生是最早考证出《青楼集》作者是夏庭芝的学者,文章指出“伯和”乃是夏氏台甫,还推算了夏氏大致的生卒年,考证了他的里居。此文发表后,很有影响,陈寅恪先生读后致《星岛日报。俗文学副刊》主编戴望舒函云:“贵刊第29期吴晓铃先生《(青楼集)撰人姓名考辨》,论据精确,钦服至极。鄙意《青楼集。序》中所谓‘商须黄公之裔孙’其实即指夏氏而言,盖‘商山四皓’中有夏黄公一人,夏伯和自可目之为‘商颜黄公之裔孙’也。……”经陈寅恪先生指明,则雪蓑姓夏不姓黄,昭然而明,不再有疑问了。陈乃吴之师长辈,这也可以看到当时学界尊师爱友,自由切磋的好风气。

先生认为,研究戏曲应该关心戏曲的发展,联系舞台演出实际,这有利于对戏曲的理解。1949年以后,政府十分重视戏曲工作,一方面积极引导戏曲改革,另一方面,又重视挖掘快要或已经失传的优秀遗产,如昆曲的振兴就是最好的例子。先生以一个学者敏锐的学术眼光,捕捉这些新的情况,发表不少好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用语言学(他曾是语言所研究员)的功力,研究戏曲语言,如《传统戏曲语言琐谈》、《马连良语言艺术初探》等。第二类,有关戏曲剧目、戏曲艺术、影戏、曲艺和戏曲文物、戏曲掌故等文章。如《试测梅兰芳洁化舞台年代》、《记〈牡丹亭〉里的花神》、《元大都戏词砖的发现》、《“耍孩儿”剧种小考》、《关于“影戏”与“宝卷”及“滦州影戏”的名称》、《〈古本戏曲丛刊〉编余偶得》五篇,以及谈快板、京韵大鼓、二人转的文章。第三类,中国戏曲与世界戏剧。如《试就〈高加索灰阑记〉探索三题》、《中国武剧、印度卡塔卡利舞剧有所感》、《泰戈尔和梅兰芳的友谊》等。这些是他融会中外,功力独到的文章。像《试就{高加索灰阑记)探索三题》一文,既谈到元代杂剧家李潜夫杂剧《灰阑记》流芳世界的情况,又谈到德国杰出戏剧家的《高加索灰阑记》借鉴李潜夫剧作,加以吸收的情况。并更进一步指出贤明官吏判处两妇人抢夺男婴案这一核心情节的“母题”意义,这一母题在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圣经《旧约全书》、佛经《贤愚因缘经》的《檀腻 品》、藏文《大藏经》、《古兰经》中都有大致相同的案例记载。是衍变还是偶合?这是“母题”研究中值得探讨的问题,此文虽篇幅不长,却很有意义,不仅开阔人的眼界,而且开拓了研究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自l949年以来,先生投入很多精力来做戏曲文献的校勘整理工作。如为《六十种曲》重新作了校订。这套重要的戏曲丛书,1935年由胡墨林断句,叶圣陶、徐调孚校订,开明书店排印出版。1954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又用开明书店纸型,请吴晓铃先生据明末汲古阁初印本的零种,及其他明刊本作校订后出版,使之更完善。明.陈所闻辑的散曲集《北宫词纪》(全名为《新镌古今大雅北宫词纪》),中华书局于1959年请赵景深先生点校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南宫词纪》)。因先生藏有难得的《北官词纪》钞本,存有外集残本四、五、六卷。于是,1962年中华书局又请他据此本作校补,将外集残本附于后,这就丰富了此书的内容,也是功德无量的事。1958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我国元代戏曲家关汉卿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加以纪念。为此,他与语言所的刘坚、单耀海、李国炎将关氏全部作品编校成《关汉卿戏曲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此书共用元刊本、明钞本、臧本等九种版本,应该说其校订是很严谨、科学的。1963年,他的《西厢记》校注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前,王季思先生于1957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西厢记》校注本(这是先生对1944年《西厢五剧注》,1949年《集评校注西厢记》的第三次修订本)。这是两种功力最深的《西厢记》校注本,但各有特点。

50年代初,郑振铎先生任文化部副部长,兼任文学所所长。他深感戏曲资料搜集的困难,“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要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古剧收藏家的辛勤,诚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幸而集腋成裘,更幸而历劫仅存”(郑振铎《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这是他切身的体验。因此就想将各图书馆的戏曲作品整理编辑而付印,使世人能比较方便地使用这些珍贵的文学遗产。经过一番筹备,郑先生拟出《古本戏曲丛刊》编辑与出版方案,并组成编辑委员会。委员是:杜颖陶、傅惜华、吴晓铃、赵万里、郑振铎。吴先生是郑先生的得力助手,又有周妙中等先生辛苦奔波,调查图书,张罗出版。终于,在1954年2月出版《古本戏曲丛刊初集》,1955年7月出版第二集,1957年2月出版三集,1958年12月出版第四集。可惜的是,先生在1958年10月因公殉职,终未能见此丛书出全。继任文学所所长的何其芳先生决定将《古本戏曲丛刊》列入文学所的规划项目。因编委会中郑、杜二人已逝世,便增聘了阿英、赵景深、周贻白三位先生,继续开展工作。当时学界正就历史剧问题展开热烈的学术论争,为此,将原为九集的清代内廷历史大戏提前付印,于1964年出版了九集。“文革”以后,《古本戏曲丛刊》又作为文学研究所的重点项目,同时还纳入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的项目。作为“三朝元老”的先生是五集的主编,室主任刘世德是项目组长,我与幺书仪则做具体工作,查书、补叶、初订作者和作品年代,王永宽也曾参加过一段工作。我们在工作中向吴先生学习了有关文献、版本、考订等知识。当时的所长许觉民、副所长邓绍基都很关心和支持这项工作,终于在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之所以要简略地介绍这个项目的始末,是因为先生是前两届编委中,惟一能自始至终参加这一项目的人,至第五集出版之时,其他编委已相继去世,其中沧桑变化,不必在此细述。还因为这一项目凝结了几代学人的心血和期望,而今却因种种原因——主要是经济原因而没有继续。先生直到最后几年还念念不忘这个项目,当然,这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还有,他与郑振铎先生相交有年,情谊深厚,并终生师事之;又与前文学所长何其芳先生交谊匪浅,这里面当真还有一份拳拳的故人之情,不能忘却共同的事业。

先生打算完成已故所长郑振铎、何其芳二位的未竟之业,本来有很庞大的计划,打算编完《古本戏曲丛刊》后,继续编一套《古本散曲丛刊》,目录都已拟出。为此,我们还两次去图书馆查书。

一次是去辽宁沈阳,时间大约在1982--1983年间。先生在辽大与辽图都有熟人,同时,辽大也请他去讲课。同去的还有侯宝林先生,也去辽大讲课。这一路侯先生妙语连珠,甚是热闹。譬如他讲述一个笑话:说是有个瞎子,买了一条鱼,请人代为熬汤。那人欺他看不见,把鱼拿回自家去了,只弄些鱼肠子之类,熬了一碗“鱼汤”(下面要“甩包袱”了)。那瞎子一喝这碗“鱼汤”,啧啧称赞,说道:“真鲜!真鲜!那鱼要是在汤里边,它也要给鲜死了!”说的我们忍俊不禁。跟先生在一起,不但能听笑话,能欣赏他的幽默,还能饱口福,一上哪个饭馆,大师傅听说先生来了,忙不迭地展露看家本领,烧出拿手菜来。我记得先生在辽大中文系作的学术报告内容是关于《游仙窟》等唐代传奇小说。侯宝林先生则是有关相声的语言艺术。到辽宁图书馆访书,则看到了他们馆藏的孤本——六卷本《阳春白雪》。

另一次访书却是去北京市委图书馆,这真出于我的意外。先生解释说,北京市委收缴了原教会学校的图书,那些传教士还真是识货,买了不少好书,所以市委图书馆可当真有些难得一见的版本。市委图书馆在大楼顶层有一个藏书室。那里尘封已久,藏书数量倒也不少。我们急切地巡看,有时还抽出来翻看,因为只有半天时间供我们查书。这次我真的是开了眼界了,看到宋、元版本,还看到了“蝴蝶装”的书籍——以前虽然知道“蝴蝶装”,却总是想象不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装订方法——我打心眼里佩服我们的祖先,太聪明了。这半天虽然弄得灰头土脸的,还腰酸腿疼,累是累着点,但心里明白,这只能是我这一生惟一的能看到那么多珍稀图书的机会。当时还记下了与编辑《古本戏曲丛刊》有关的书籍,至今印象深刻的是那一部版本状况很好的《升平宝筏》,不过这部作品却早已收在《古本戏曲丛刊》第九集里了。

在小说研究方面,吴先生涉猎面也很广,有关《三侠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的研究文章、考据文章都很有见解。这里应该着重提到的是《金瓶梅》研究。关于《金瓶梅》的作者,众说纷纭,有王世贞说、赵南星说、李开先说等等数十种。先生是较早提出作者为李开先的人。发表有《〈金瓶梅〉新考——试解四百多年来的一个谜》等文章多篇。从版本,从《金瓶梅词话》用的文学语言、《词话》中的情节与李开先的家事作对应比较、《词话》与李开先所作戏剧作品《宝剑记》作比较等几个方面着手,.来证实李开先是《金瓶梅词话》的作者。还有一篇文章也值得提出来,即《〈古今小说〉各篇的来源和影响》,此文于1949年发表在法国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中心的《汉学》第二卷第四期,是用法文写的,当先生在那里任教,此文一直没有翻译成中文,国内没有引起注意,但是在海外却很有影响,而且屡被引用。1991年,这篇文章经翻译后在《河北师院学报》第一期上发表,已事隔四十余年了。

1998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吴先生的散文集《话说那年》,已距先生逝世三年了。他的散文,文字平易流畅,却淳厚感人,读后很有感慨。这本散文集记录了那个时代,和生活在那时的一代知识分子,里面透露出他对师、对友的深深情义。吴先生心直口快,眼里揉不得沙子,有时难免有些牢骚,有些脾气,其实他笃于友情,对年辈低的人,也很爱护。他家所藏有关戏曲、小说方面的古籍很多,其中不乏海内孤本,而且,他是个版本、目录方面的专家,对于典籍,涉猎很广,因此,友人有所请,他都能伸出援手。如庄一拂先生著《古典戏曲存目考》,就曾得到他的帮助,庄先生在“例言”中说此书“最后经过吴晓铃先生细心地审读全稿,给我补充了罕见戏曲三十多则,特别是其中没有接触到的钞本”。又如,凌景埏先生、谢伯阳先生的《全清散曲》、谢伯阳先生的《全明散曲》,吴先生也曾提供资料,谢先生在《全明散曲.自序》中说:“本书的编辑承吴晓铃先生过录明人典籍,海内外朋友寄赠资料……都是我所衷心感谢的。”对于比他年轻的学人,他也很照应,提供书籍、资料,是常有的事。他与演艺界的不少朋友交谊也很深,因此,为他们的书作序,乃至慷慨为他们代笔,并没有教授架子。据说街道上一些热心肠人,为他办理“老人优待证”时,自以为是地在“单位”一栏替他填上“啤酒厂退休工人”。可见吴先生的禀性崇尚朴实无华。我愿引一段胡小伟先生在《话说那年》“跋”中的话,再次证明吴先生的为人。胡写道,先生“撒手归了道山,……送别那天所外同道去了不少,也许梨园行和演艺界尊师之道,犹存古风,大腕儿出奇地多。饶是八宝山的人见多识广,也真犯嘀咕:‘老爷子是哪家祖师爷?这名儿怎么没理会过呀!”

最后,还要提一下他和他的藏书。他的“双梧书屋”藏书万卷,这是他毕生孜孜求索的结果,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藏书家收藏古籍,固然出自爱好而基于学养,但其作为却远远超出了个人行为,因为他实际上是在为社会、为人类、为子孙后代保存古代文明,如果没有历代的藏书家,保存这一笔笔遗产,将会有多大损失!这又使我想起另一位前辈学者,我所的孙楷第先生,他的藏书在“文革”中流失,没能追回,这是他终生的痛,一直不能释怀。然而,这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损失,这些书籍从此销声匿迹,何尝不是社会的损失?吴先生的藏书现已归首都图书馆,希望能早日整理编目完毕,服务于社会,我想,这也是吴先生的愿望。

原载:《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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