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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是一个农民的典型吗?

蔡仪

由于武训和《武训传》的讨论,使我们对中国农民的英勇斗争的优良传统,有了一个比较明白的认识;而且还应该使我们对于历史上一般的具体人物,以至于文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也能够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看法才好。

关于阿Q,从来认为他是一个农民,似乎少有怀疑的。可是现在就有许多人要问: “说阿Q是一个农民,是一种农民的典型,对吗?”

对于这样的问题,有一位同志曾说:“我们的农民是多么英勇、智慧、勤劳,哪里像阿Q那样的人物呢?那里有阿Q精神呢?说阿Q是一种农民的典型,是侮辱了我们的农民。统治阶级才有阿Q精神的丑恶特征,阿Q只能说是统治阶级的典型。”

另有一位同志又说:“阿Q确实是一个农民,而阿Q精神又确实是统治阶级所有的。鲁迅先生不过是借一个农民的形象,把统治阶级的性格的特征集中地表现出来罢了。所以阿Q还不能说是农民的典型。”

这两位同志的说法,是有他们的原因的,也是非常善意的,甚至是煞费苦心的。不过未必就是对的。因为阿Q的实际生活是一个农民,这是我们应该肯定的事实;那么阿。精神就要认为是一种农民的精神,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道理。固然阿Q曾在最后的一段时间成了游民,可是阿Q精神则是早已有了的;而个别农民的性格也有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所歪曲的,可是又一定有它社会生活的根源。所以从实际的社会生活来考察人物的性格,是唯物的历史观点所要求的,也是现实主义的文学观点所要求的。

诚然,我们的农民在抗日战争中,在解放战争中,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表现得非常之英勇、智慧、勤劳,跟阿Q是完全不同的;也诚然、过去那些统治阶级的人物,也处处表现着阿Q精神。但是阿Q时代的农民和我们今日的农民有基本的不同之点,就是当时的农民也有种种程度不同的觉悟,我们不能因为他们都叫做农民,就认为是一样的性格。以今日的农民来说,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启发了高度的革命的觉悟,也经过了严格的革命的锻炼,和辛亥革命时代的农民是不能一样看待的。即以阿 Q所处的辛亥革命时代的农民来说,有不少先进的农民,参加了革命运动,成为革命的一个主要的力量;但是也有更多的落后的农民,对革命毫无认识,甚至于毫不关心,也就不能一样看待。

阿Q精神,在没落的统治阶级分子也显然有的,这没有问题;但是落后的农民,特别是辛亥革命时代的落后的农民有没有呢?我认为不能说是没有,而且从阿Q精神的本质来说,倒是当时落后的农民是比较普遍的。

所谓阿Q精神,究竟是怎样呢?它的主要特点,一句话说来,就是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是阿Q精神的基本的东西,也是特有的东西。自然阿Q性格还是如一般实际存在的人物一样相当复杂的;然而阿Q之所以成为典型,则是精神胜利法通过种种条件的突出而具体的表现。他的自尊自负与自轻自贱固然是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的表现条件,他的排斥异端与“投降”革命也是精神胜利法的一个相关因素,至于怒目而视的怒目主义和“在肚子里暗暗咒骂”的腹非政策,更是精神胜利法的最主要的现象了。

这样的阿Q精神是怎样的一种实际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呢?不用说,是由于不能取得实际的胜利,只有实行这种精神胜利法以求得心理上的安慰和满足。为什么不能取得实际的胜利呢?这基本上是由于被压迫者的实际的社会生活,使他们的反抗的力量不强,反抗的道路不明,于是纵想反抗,而不知如何去反抗,以致不能正当地反抗,也不敢正面地反抗。

一般地说,封建社会的农民,限于个体性的自然经济的生活条件,他们各人只注意各人自己的小块土地和少量的土地上的所得。只关心土质的肥瘠,水源的畅竭和晴雨的合适不合适,因此。他们的实际生活,主要是凭借自然的恩惠,而不是依靠社会的关系。他们没有广大的眼光,也没有伟大的意图,甚至他们的穷困、痛苦也不容易明白是从哪里来的。而且他们之间的相互的交往既少,相互的关心也就不深,于是他们纵有无穷的力量,也不容易结合起来,他们对压迫者的反抗也就特别困难了。然而实际生活的穷困和痛苦,不容他们没有对付的方法;这方法既不能求之于实际生活里面,那就只有求之于精神生活里面,就是敬天信神拜菩萨的宗教迷信,就是自欺自骗以求自慰的精神胜利法。其实宗教迷信、特别是死后天堂或来生富贵的说法,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只是宗教迷信已有了一套表现形式,成为实际生活的一部分;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只是一种意识活动,可是两者的性质是相同的。那么精神胜利法是一般的封建社会落后的农民所自然有的,普遍有的。

若是他们所受的压迫,严重到了无论如何也不能生活下去时,到了他们领会只是“靠天”没有饭吃时,到了他们不须注意土地和其收获、而必须另谋生计时,他们的眼光就会看得更远,他们的心思就会用得更多,他们就会觉悟起来。于是宗教迷信或精神胜利法,一方面就暴露了它是农民的实际生活与革命要求不一致、不相称,另一方面它就必须也可能变质,成为他们实际斗争的一种力量。历史上农民革命和宗教的密切关系,阿Q的打算“投降革命”,幻想着“白盔百甲”等,就是很好的证明。虽然这时候的精神胜利法,它的性质有了一些变化,却还是未能完全克服的。

我们中国农民的革命斗争,已有两千年的光辉历史,而阿Q的时代正是紧接着太平军、捻军、义和团等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之后,不少的农民反抗的意识增强了,觉悟程度提高了,所以他们踊跃地参加了辛亥革命运动;但是还有许多为封建的农村生活所限制,为封建的礼教思想所束缚,不知道革命,或者不知道倾向革命。即是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农民,其中又有许多是觉悟程度不够的。不知道贯彻民主革命的要求,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以致辛亥革命随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妥协而失败。

总之,辛亥革命时代也还有落后的农民,由于农村的封建的自然经济的限制,虽有反抗意图,不能取得实际的胜利,只好要求精神的胜利。于是阿Q就是这种落后的农民的典型。

然而,这不是说,只是落后的农民才有这种精神胜利法。不是的。正如封建社会的宗教,是落后的农民意识的一种表现,而封建统治者也常是宗教迷信的笃信者;精神胜利法又是落后的农民意识的一种表现,同时没落的封建统治者也是常有的。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封建统治正在崩溃的过程中,他们的头上又加上帝主义的种种压迫;而对于这种压迫,他们同样不知道如何去反抗,同样不能取实际的胜利,于是就只有要求精神的胜利,割地赔款也好,却要自称“天朝”;打仗完全溃退也好,却要说是“诱敌深入”,这里就表现着他们的阿Q精神。然而他们对于被统治者在其尚未觉醒、尚未团结成为强大的反抗力量的时候,可以任意压迫、宰割,得到实际的心满意足,所以他们不要自欺自骗以求自慰的精神胜利法;他们是把总、赵太爷之流,而不是阿Q。

这又不是说,阿Q精神完全是消极的、畏缩的,毫无积极的反抗的意义,不是的。阿Q的时代究竟是在封建社会的激变过程中,阿Q自己又是失掉了土地只是“做短工”的农民,甚至于最后一段时期不得不离开农村“上城”去,所以纵然阿Q在被赵太爷打了嘴巴之后,他不敢作声;在“假洋鬼子”挥起“哭丧棒”要打的时候,他就抽紧筋骨等着,然而他还在心里想:“被儿子打了”,“被孙子打了”,或者“被虫豸打了”。这种想法自然是一种反抗,不过是一种虚伪的精神反抗,不是一种实际的行动的反抗;而且这种虚伪的精神反抗,妨碍了实际的行动的反抗。这是阿Q精神之所以可笑、可怜、可鄙的根源,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之所以和实际的社会生活与应有的革命要求不一致,不相称的根源,也是落后的农民之所以不能正确地走上革命,成为坚强的革命力量的根源。辛亥革命的失败就表明了这一点,而鲁迅先生也明显地看到了这一点。他的要写《阿Q正传》,正是为了要教育落后的农民,叫他们抛弃精神胜利法,走向实际的革命斗争。

相反的,若说当时的农民都是英勇、智慧、勤劳,和今天有高度觉悟的农民一样,那倒是抹杀了历史的事实,没有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性,更不会理解毛主席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指示的真正意义。若说阿Q是鲁迅先生借一个农民形象集中地表现了统治阶级的性格特征,那就又会误解《阿Q正传》的杰出的价值,没有领会鲁迅先生的真正的创作精神,更不可能知道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本质的特点了。

认为阿Q是辛亥革命时代落后的农民的典型,或者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正常的封建社会的农民所自然有、而且普遍有的。这是不是否认了中国农民的英勇斗争的优良传统呢,或者是不是至少和承认中国农民的英勇斗争的优良传统相矛盾呢?我以为不是的。我们历史上两千年的农民革命的英雄事迹,史不绝书,是我们完全明白认识的。然而历史上有落后的农民、或者革命的农民的意识中也有落后的一面,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肯定中国农民有两千年的英勇斗争的优良传统;不过农民英勇斗争的优良传统至于有两千年之久,也显然说明了农民意识之中有落后的一面。

当然,我国历史上的农民究竟长期地、英勇地斗争过,而由于他们的英勇斗争,推翻了许多罪恶的封建王朝,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他们的这种英勇斗争成为历史的主要动力。它是历史的主流倾向,也是历史上中国农民的主要倾向,我们首先必须肯定它,尊重它。也正因为我们要肯定,并且尊重中国农民的这主要一面的优良传统,我们还必须指出他们有过另一种倾向,虽然不是主要的,却是对于他们的革命斗争的发展有妨碍的,必须予以克服的,只有很好地克服了这落后的一面,才能更好地发扬那优良的传统。事实上他们的小的缺点并不足以掩盖他们的大的优点,而我们的肯定他们有这落后的意识状态,也就并不是抹煞他们的优良的历史传统。

原载:《新建设》一九五一年八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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