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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虫夜谈

唐弢

我在《看到想到》一文里,曾经说及现在那些浮浮沉沉、糊糊涂涂的思想,是由儒道和禅理混合而成的,但并没有说.明这混合的经过。夏夜苦热,蚊虫作祟,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索性起来,扭亮电灯,再来申说几句。

大概当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儒门子弟,老庄信徒,大家都很看不起它,主要原因是:佛祖并不是“黄裔”——自然也未必便是蚩尤的子孙,既非中土之产,就无论如何是胡教,不该提倡的。这和现在那些国粹家的反对欧化,表面上并无不同,骨子里却很有些分别,主张胡教不该提倡者,轻视之也;认为欧化该反对的呢,那倒是胁于威名,恐怕连自己也被化了过去,是庚子以后惧洋心理的积渐,实在很可怜的。

站在儒道的立场上,反对佛教的,现在大家知道有一个韩愈。这固然是因为他在这上面吃过大亏,弄出名了,但他的理论竟得为后世所熟知,则大半倒还是由于他会做几句古文,而那古文又被大家认为“足资矜式”,互相传诵的缘故。其实在韩愈那个时候,儒道和禅理的混合,早已由形式转到心理,根深柢固了。但看“三教同源说”的收效之大,就可以想见一二。

佛教所以能够在中国占到优势,是因为它曾经抓住过几位帝王的信仰。至于和儒道相混合的缘故,推测起来,大概是由于那些大臣们的倡导。读过几卷儒书,引经据典,终不忘记自己是圣人之徒,但又不好过拂“上”意,这才儒服禅心,不僧不俗,弄出个三教同源,佛儒一致来,这原是骗骗自己的。到了汉末晋初,才有牟子的《理惑论》和孙绰的《喻道篇》,都倡言佛儒思想的一致。《喻道篇》说:

“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内外名之异耳。……佛,梵讲也,晋时训为觉;觉,悟也,孟轲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一也。周孔匡救时弊,佛教唯明其本,为其首尾,其致不殊。故寻于逆者,每见其二,通于顺者,无往不一。”

观乎此,可见佛儒两教,在混合的当初,就已经不免于牵强糊涂了。和事老的苦心,在这里是昭然的。

晋以来由于时局不靖,读孔孟书的士大夫,群趋消极,于是“佛即周孔”的论调也愈益发展了。穿儒服,挂念珠,就成了那时候的时髦装束;甚而还有人在临死的当儿,左手拿着《孝经》,右手拿着《小品法华经》,以表示他的两无所偏。

不过怀疑佛儒未必一致的人,恰也并非没有。例如谯王尚之给张新安的信里说: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响,圣言明审,令人寒心。然自上古帝皇,文武周孔,典谟训诰,靡不周备,未有述三世,显叙报应者也。彼众圣皆穷理尽性,照晓物缘,何得忍视陷溺,莫肯援接,曾无一言,示其津径?且钓而不纲,戈不射宿,博硕肥腯,上帝是享。以此观之,盖所难了。……”

此后唐朝的傅奕也曾以“佛说为中国诗书所未有”,作为辟佛的理由之一;韩愈也曾说佛“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来作为佛教和儒道不相容的证据。然而辟者自辟,佛儒一致的论调恰还是无孔不入,但看唐宋人的笔记里,就常常记着哪一个和尚是王逸少的子孙,哪一个和尚是谢灵运的后裔,在证明他原是读书种子。那时候,流风所至,虽不至于脱去儒冠,便见光头,但思想上却早已打成一片了。所以宋儒辟佛,就弄到“坐在禅床上骂禅”,暗受其毒而不自知。

元明以下,迄于近代,表面上佛教虽然好象已经中落,但事实上呢,禅理混入儒道,佛法浸渍人心,同声同气,倒是变做一家,不见痕迹了。此所以现在那些遗老遗少,虽然读过子书,自居道统,但大都懂得一点小乘大乘,在腾挪不得的时候,还会引用玄理,作色空观,装聋作哑,得过且过,一直到糊糊涂涂的灭亡。

宋朝的理学家程颐批评释氏说:“昔之惑人也乘其愚暗,今之病人也因其高明。”这话是不错的。但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高明。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

原载:《唐弢杂文集•海天集》,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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