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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错误”

唐弢

三年前有过一次严重的国难,大家发愁得要自杀,幸而日子过多快,严重的国难终于一天一天地轻松了下来,耸一耸肩,居然又是清平世界了。看今年年初,大家抖擞精神装快乐:团拜,庆祝,放鞭炮,闹锣鼓,“恭喜发财”,我们是放心得多了。

然而,人事毕竟是复杂的。也还是今年年初,市面“不景气”,银根紧急,店、厂、号、庄一家一家倒闭,接着便是一批一批的失业,饭碗敲碎的声音,扰得“饱食以嬉”的书生们也讨厌起来,沉一下脸,又记起了这问题的严重。

然而严重而已,事不关己,大概仍旧不至于去自杀吧。

不过颇有一些妙论,或者探病源,或者开药方。而能够在这严重的问题里找出“严重的错误”的,是王平陵先生。一月二十三日《自由谈》里有着他的大作,叫做《永劳永逸》。文章是专谈失业的,目的是要矫正失业者“一劳永逸”的错误观念,同时告诉他们:“只有永远劳苦的人,方能永远安逸。”所以他比喻说:

“譬如:在大学住了四年,那你所得着的一张文凭,就是你经过四年辛苦所应该得着的报酬;文凭的本身,在能证明你有那一种资格,它的责任已尽了,它不能为你找饭碗。有些人以为只许吃着一次苦,捞得一张文凭以后,便终生受用不尽了,社会便应该永远给予以生存的权利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也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吧。

打破迷信文凭的心理,这功绩是巨大的,但也许因为“事不关己”的缘故,说来却不免有点隔膜。文凭“不能为你找饭碗”,这是事实;找饭碗倒往往少不了文凭,却也是事实。且不提洋行机关,官办私营的吧,就以文坛而论,也还是少它不得的。北平有一家杂志,每期有一篇《编辑后记》,而这《编辑后记》的唯一的任务,就在于介绍作者得过什么学位,领过几张文凭,看起来,也的确令人羡煞,吓煞,佩服煞。现在这风气居然又传到上海来了,(这是“京海相通”的一个注脚。)据说某报副刊,曾经有过这样的启事:

“今后凡投稿于本刊者,除须依照过去投稿简则办理外,并请于稿末附注简明学历及现有职业或学业,(服务处所或修业处所)为荷!”

转录一月二十一日《大美晚报》。

对于过去的学历和现有的职业,倘使不把钦赐的虎头铡、狗头铡之类放在面前,我想,投稿者是难免于胡诌一通的。但为杜绝这弊病起见,则“稿末须附文凭”,看来总将成为必然的趋势的吧!

可见文凭虽然不能找饭碗,而饭碗却实在是要找文凭的。

不过,这是奈何不了王先生的,王先生编有杂志,别具收入,生活毫无问题。只有要向那个杂志和副刊投稿的人却为难起来了,他们必须再张文凭,加些学位,作为寻求出路的探路石子,以便“终生受用不尽”。

于是,“一劳永逸”的嫌疑就来了。

错误到底是难免的,而且也实在“严重”得很。不过王先生还得想一想,学生与社会,投稿者与编辑者,迷信文凭的青年与造成这迷信的制度,错的究竟在哪一面呢?

王先生以为文凭是“住”在大学里“经过四年辛苦所应该得着的报酬”,而有了这报酬,却仍旧没有“生存的权利”。我以为,倘使那“四年辛苦”是真的,那么,它的报酬,决不止一张文凭,一定还有文凭以外的知识,或者说是能力。一张文凭找不到饭碗,一点也不冤枉。四年辛苦所得到的能力,却应该有一个“生存的权利”。

倘使没有,这就是社会冤枉了他。

王先生又将以为这“四年辛苦”所得的能力,未必合于社会的需要吧。然而社会的需要是多方面的,现在的大学好象也还没有研究超社会或者和社会毫不相关的事情的专科。苟有所学,终不至于全无用处的。何况人类的能力也并不限于一科,写文章、编杂志的,也还会做小官、吃政界饭,便是一个例子。

所以,如果没有官做,也无杂志可编,这是失业,是不良的社会限止了他,并不是他没有生存的能力。

电影《大路》里金四对韩小六子说:“要工作,才能有饭吃。”王先生也说:“只有永远劳苦的人,方能永远安逸。”这

话,在理论上是不错的,但不能放到失业者的头上去。失业者决不是“游手好闲”的无业者,他们不是不肯劳苦,而是没有机会劳苦。

这问题是不能弄“错”的,因为它实在“严重”得很。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

原载:《唐弢杂文集•推背集》,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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