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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大树西迁》与西部文化阐释

傅谨
 陈彦曾经以《迟开的玫瑰》驰名戏曲创作界,现在他又有了秦腔新作《大树西迁》。

  如同《大树西迁》这个剧名所喻,原址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本是棵参天大树。交通大学是中国历史最悠久且世界最闻名的大学之一,在中国的高等教育领域有其特殊地位。1957年,因为地处东海边的上海笼罩在战争阴影下,国家做了一个惊人

的决策,决定让包括交通大学在内的多所在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领域举足轻重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西迁。这棵大树要离开它所生长的土壤,搬迁到遥远的西部,人们最为直接的疑问就是,这棵西迁的大树能在异乡成活吗?陈彦用他的作品回答了这个疑问,这也是五十年里西安交大的师生们的回答——这棵西迁的大树成活了,而且活得依然枝繁叶茂。《大树西迁》以长达五十年的时间跨度,完整地再现了西安交大从西迁直到当下的曲折历程,但作者不是在写一所大学,他是在写这所大学里的人;他没有尝试着去塑造这所大学里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的群像,他只写一个教授家庭;他写活了这个家庭,也就因而带出和这个家庭五十年的生活关系最为密切那个城市、那块土地,以及那里的人,包括那里的学者以及村妇,他们就像是西部的“原住民”,在他们身上,凝聚了那个区域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文化特色。

  戏剧是通过苏毅教授一家几代人的生活与境遇,展开这个“大树西迁”的故事的。李梅扮演的孟冰茜,这个家庭的女主人,苏毅的夫人,是剧作贯穿始终的主人公。戏剧主人公的性格应该是发展的,孟冰茜正是这部戏里性格不断发展的主要人物。但是在《大树西迁》里,孟冰茜的性格发展只不过是剧本的表面结构,透过戏剧结构与人物关系的外壳,我们看到真正在这个戏剧故事中处处闪露着力量与光芒的,那种始终牵动着观众的眼睛、撞击着观众心灵的,并不仅有舞台上的主人公孟冰茜,还有她的丈夫苏毅,还有苏毅的父亲与儿子,是他们祖孙三代。剧作家很巧妙地让孟冰茜成了观众与这个家庭的三代男人之间的一扇窗口,通过她的生活、工作以及情感的波动,观众得以和她一同了解并渐渐进入苏家三代的内心世界。

  正如女主人公孟冰茜那样,我们会从《大树西迁》剧情逐渐展开的过程中,强烈感受到苏家三代和西北这块热土难以分离的情感联系。虽然三代人的职业选择并不一样,身处的时代也大相径庭,然而,他们却有着惊人相似的一致,那就是对西部土地的执迷。苏毅的父亲长眠在比西安更西的新疆,剧中的苏毅说,他“没有享受大上海的优裕生活,一直带着他的助手、我的母亲,在西部完成着一个地质学家的梦想,最后是死在戈壁滩上的”;苏毅的儿子苏小眠大学毕业后也去了比西安更西的新疆,在苏小眠要去新疆前,孟冰茜的心里满是对她生活中的这苏家三代男人的不解:“多少次劝阻潮还涨,多少次拦挡马脱缰。为什么祖孙执拗一个样……”代表西迁的交大形象的苏毅教授,更是把一生里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西安。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他把科学家最重要的事业根基托付给了西安交大以及它所在的这个城市,即使遭遇“文化大革命”,经历着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批斗的屈辱,他也没有因此而背弃自己的追求与选择——他不是没有后悔和怀疑,但是他身上流动的血液中,有着与西部的风土人情不可分的文化亲和力作为支撑,他才可以在最难以承受的恶劣环境里,仍然坚持自己的抉择。

  《大树西迁》无疑是一部表现人与文化之互动关系的重要剧作——这里所说的“文化”,不是那种浮浅而表面的异域风情。《大树西迁》在不经意间,通过似乎与地方文化并无多少关系的一所大学的西迁故事,让观众更为直观、形象和准确地把握住中国西部文化跳动的脉搏,由此让我们领悟到一种新的更具艺术性和更为鲜活的文化表达。

  《大树西迁》还是一个有关上海和西安的寓言。它的叙述进一步强化了作品的文化内涵。那些因各种原因不情愿离开上海的上海人,始终满怀对这座充满现代色彩的城市的怀恋,即使在他们早就已经被上海这座过分骄傲的城市遗弃和放逐,还一直坚韧地在情感与精神上顽强地保留着自己作为“上海人”的文化记忆。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上海人”的这种生活方式与情感怀恋,经常是艺术家们嘲弄的对象,但陈彦没有这样去写上海人,即使在他不得不把笔墨的重心放到描写西安与上海这两者各不相同的文化魅力的博弈时,也总是能够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对上海的尊重,他的立场显然站在西安一边,却不愿意因此而伤害了上海。诚然,整部《大树西迁》的主线就是孟冰茜的生命与情感历程,是她逐渐变得能够理解和接受苏家三代的选择以及与他们的性格相融的西部人文环境的过程——那个五十年里一直朝思暮想要回归上海的“上海人”,最后才发现,在精神上她已经不属于上海了。

  编剧通过各种手段去叙述这两座城市的博弈,其中就包含了两个意味深长的细节。

  一是随着苏家迁到西安的那盆橘子。刚刚从上海迁到西安的苏毅从南方带来了一盆橘树,孟冰茜和他有关橘子树有没有可能在这里存活的讨论,恰恰映射着全剧第一个强烈的戏剧冲突——“西迁会使交大这棵大树死在大西北”。这场争议曾经构成牵动着所有戏剧人物的小高潮。无论是否因为这种疑虑起了作用,还是因为沿海地区紧张局势突然有所缓和,最初导致中央做出交大西迁决定的因素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命运对交通大学的部分师生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部分师生已经迁到西安后,交大西迁却半途中止,于是此前那所完整与独一无二的交通大学,就成了两所既相关又独立的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而苏家,就像随身所带来的那盆橘子树一样,却已经留在了西安,在这里安下了它的新家。时光荏苒,历史的书页已经翻过了半个世纪,《大树西迁》用跟随着苏家迁到西安、数十年后又回归上海的那盆橘子,形象地告诉观众,西安不仅接纳了这棵大树而且改变了它的习性,那盆在西安果实累累的橘子随年老退休的主人孟冰茜从西安再次迁徙回到上海,却拒绝了这一新环境,它不再结果。

  另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秦腔。在《大树西迁》里,秦腔的音乐是有它的形象与意义的。陈彦巧妙地通过孟冰茜的音乐趣味不经意的变化,体现了她生命五十年历程里发生的对大西北的情感变化,折射出大西北的文化魅力。在第一场听到震耳欲聋的喧闹锣鼓与板胡声时,孟冰茜的感觉反应是“太缺乏优雅悦耳的情调。周老师,你们这个秦腔节目吼天震地的,可不敢把西迁来的人,在火车站就吓回去了噢。”最后一场,年老的孟冰茜终于实现自己的宿愿回到上海,专程前来看望她的周长安将要离开时,孟冰茜却颇有不甘地、试探地问他:“您能给我……拉段秦腔吗?”周长安一愣,孟冰茜告诉他,“这会儿,我特别想听听这高亢激越的声音,要那种特别带劲儿的,就像我们当初西迁去时听到的那种。”五十年前,那些年少气盛的西部青年们觉得激情不足的秦腔音乐,曾经让大上海来的孟冰茜觉得无法忍受,在西安生活五十年,那种当年嫌聒耳朵的“躁音”,这会儿却成了令人怀想的美妙的乐曲。

  文化的多重表现,使《大树西迁》挣脱了通常人们所说的“行业戏”的束缚。当陈彦想要写一部有关西安交大的戏剧作品时,我相信他是有许多担忧的,既然他的目标不是历史而是戏剧,那么,西安交大现实的历史进程会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他自己的想象与创作的空间,这确实是一个剧作家难以预知的困难。但陈彦通过文化的维度,找到了突破口。

 

 

原载:《光明日报》 2009-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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