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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先生纪事

 刘再复
 钱锺书先生去世已经十年。这十年里,我常常缅怀着,也常与朋友讲述他对我的关怀,可是一直没有着笔写下纪念他的文字,仅在1999年4月间写了一篇千字短文,题为《钱锺书先生的嘱托》。写作这篇短文也是不得已,所以我在短文中首先说明了我沉默与难以沉默的理由,这也是我今天写作时需要说明的,因此,姑且把短文的前半节抄录于下:

  尽管我和钱锺书先生有不少交往,但他去世之后,我还是尽可能避免说话。我知道钱先生的脾气。在《围城》中他就说过:“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钱先生的逝世,也难免落入让人生发的悲剧。不过,人生本就是一幕无可逃遁的悲剧,死后再充当一回悲剧角色也没关系。我今天并非做悼念文章,而是要完成钱锺书先生生前让我告诉学术文化界年轻朋友的一句话。

  这句话他对我说过多次,还在信中郑重地写过一次。第一次是在我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不久,我受所里年轻朋友的委托,请求他和所里的研究生见一次面,但他谢绝了,不过,他让我有机会应告诉年轻朋友,万万不要迷信任何人,最要紧的是自己下功夫做好研究,不要追求不实之名。1987年,我到广东养病,他又来信嘱托我:

  请对年轻人说:钱某名不副实,万万不要迷信。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不实之名,就像不义之财,会招来恶根的。(1987年4月2日)

  作为中国卓越学者的钱先生说自己“名不副实”,自然是谦虚,而说“万万不要迷信”包括对他的迷信则是真诚的告诫。迷信,不管是迷信什么人,都是一种陷阱,一种走向蒙昧的起始。钱先生生前不迷信任何权威,所以他走向高峰,死后他也不让别人迷信他,因为他期待着新的峰峦。在不要迷信的告诫之后是不是虚名的更重要的告诫,我今天不能不郑重地转达给故国的年轻朋友。

  

  钱锺书先生的好友、我的老师郑朝宗先生在1986年1月6日给我的信中说:“《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确乎如此,但钱先生在《围城》中所批评的文人喜作悼念文章,却也反映他内心的一种真实:不喜欢他人议论他、评论他,包括赞扬他的文章。钱先生对我极好、极信赖(下文再细说),唯独有一次生气了。那是1987年文化部艺术出版社,出于好意要办《钱锺书研究》的刊物。出版社委托一位朋友来找我,让我也充当一名编委,我看到名单上有郑朝宗、舒展等(别的我忘记了),就立即答应。没想到,过了些时候,我接到钱先生的电话,说有急事,让我马上到他家。他还特地让他的专车司机葛殿卿来载我。一到他家,看到他的气色,就知道不妙。他一让我坐下就开门见山地批评我:“你也当什么《钱锺书研究》的编委?你也瞎掺和?没有这个刊物,我还能坐得住,这个刊物一办,我就不得安生了。”他一说我就明白了。尽管我为刊物辩护,证之“好意”,他还是不容分辩地说:“赶快把名字拿下来。”我自然遵命,表示以后会慎重。第二年我回福建探亲,路经厦门时特别去拜访郑朝宗老师,见面时,他告诉我,钱先生也写信批评他。郑老师笑着对我说:“这回他着实生气了。不过,他对我们两个都极好,你永远不要离开这个巨人。”最后这句话郑老师对我说过多次,还特别在信中写过一次。1986年我担任研究所所长后,他在给我的信上说:

  你现身荷重任,大展宏才,去年在《读书》第一、二期上发表的文章气魄很大,可见追步之速。但你仍须继续争取钱默存先生的帮助。钱是我生平最崇敬的师友,不仅才学盖世,人品之高亦为以大师自居者所望尘莫及,能得他的赏识与支持实为莫大幸福。他未曾轻许别人,因此有些人认为他尖刻。但他可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与他交游数十年,从他身上得到温暖最多。1957年我堕入泥潭,他对我一无怀疑,六○年摘帽后来信并寄诗安慰我者也以他为最早。他其实是最温厚的人,《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你应该紧紧抓住这个巨人,时时向他求教。

  

  钱先生一去世,香港的《信报》就约请我写悼念文章。他们知道我与钱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我没有答应。钱先生去世十年了,我还是没有写。没有提笔的原因,除了深知钱先生不喜悼文、不喜他人臧否的心性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要写出真实的钱锺书实非易事,尤其是我理解的钱先生,真是太奇特。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尤其是文化巨人,更是丰富复杂,具有多方面的脾气。我接触交往的人很多,但没有见到一个像钱先生这样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对身处的环境、身处的社会并不信任,显然觉得人世太险恶(这可能是钱先生最真实的内心)。因为把社会看得太险恶,所以就太多防范。他对我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这是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的天才之语,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身心真受了一次强烈的震撼。我完全不能接受这句话,因为我是一个不设防的人,一个对“紧绷阶级斗争一根弦”的理念极为反感的人。但是这句话出自我敬仰的钱先生之口,我不能不震撼。后来证明,我不听钱先生的提醒,确实一再被魔鬼抓住。口无遮拦,该说就说,结果老是被批判,直到今天也难幸免。出国之后,年年都想起钱先生这句话,但秉性难改,总是相信世上只有人,没有魔鬼。

  不过,出国之外,我悟出“头发一根也不能给魔鬼抓住”,正是理解钱先生世界的一把钥匙。他不喜欢见人,不喜欢社交,不参加任何会议,他是政协委员,但一天也没有参加过政协会。我们研究所有八个全国政协委员,唯有他是绝对不到会的委员。他是作家协会的理事,但他从未参加过作协召开的会议也不把作协当一回事。有许多研究学会要聘请他担任顾问、委员等,他一概拒绝。不介入俗事,不进入俗流,除了洁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便是他对“魔鬼”的警惕。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有人要陷害他,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发“钱锺书有一次看到他的办公桌上放了一本毛选,竟说:拿走,拿走,别弄脏我的书桌”。钱先生立即贴出一张大字报郑重澄清:“我绝对没有说过这句丧心病狂的话。”在当时极端险恶的“革命形势”下,如果钱先生不及时用最明确的语言澄清事实,给魔鬼一击,将会发生怎样的灾难呢?

  只有了解钱先生的防范之心,才能了解他的代表作《管锥编》为什么选择这种文体,为什么像构筑堡垒似的建构他的学术堂奥。既然社会这等险恶,就必须生活在堡垒之中。鲁迅就因深明人世的险恶,所以其文也如“壕堑”,自称其行为乃是“壕堑战”,不做许褚那种“赤膊上阵”的蠢事。我读《管锥编》,就知道这是在进入堡垒、进入壕堑、深入深渊,要慢慢读,慢慢品,慢慢悟。书中绝不仅仅是如山如海的知识之库,而且还有如日如月的心灵光芒。而对文化大革命的大荒唐,他不能直说,但书中“口戕口”的汇集与曲说,则让你更深地了解人性之恶从来如此。而对“万物皆备于我”的阐释,一读便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人的表现确实集狮子之凶猛、狐狸之狡猾、毒蛇之阴毒、家狗之卑贱等万物的特性。倘若再读下“几”、“鬼国”等辞的疏解,更会进入中国哲学关于“度”、关于临界点的深邃思索。有人说,《管锥编》是知识的堆积,将来计算机可替代,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计算机可集中概念,但绝不可能有像钱先生在汇集中外概念知识的同时,通过组合和击中要害的评点而让思想光芒直逼社会现实与世道人心。有人贬抑说《管锥编》是散钱失串,这也不是真知明鉴。不错,从微观上看,会觉得《管锥编》的每一章节,都没有一个时文必具的那种思想主题,那种进入问题讨论问题的逻辑链条(串),但是,《管锥编》却有一个贯穿整部巨著的大链条,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内在大动脉。

  

  钱先生的防范与警惕,表现在学术上,也表现在工作上。他当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只管一点外事。说是“一点”,是指他并非真管院里的全部外事。真管的还是赵复三和李慎之这两位副院长。但有些外国学者,特别是文学研究方面的学者,特别要求见他的,或者院部领导人认为他必须出面的,他才不得不见。我担任所长后,文学方面的来客真不少。有几次院部拟定钱先生必须出面,他应允后竟对外事局说:你们不要派人来,再复来就可以了,他不会英文,我可以当翻译。说到做到,他真的不让院里所里的外事人员陪同,由我两个单独会见。钱先生不让别人参加,就是有所提防。对于我,他则绝对放心,我多次有幸听到他在外宾面前畅所欲言。他批评丁玲是“毛泽东主义者”,被打成右派,吃了那么多苦头之后还是依然故我。说完哈哈大笑。他又表扬魏明伦嘲讽姚雪垠的文言杂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写得好,说当代作家能写出这样的文言文不容易。畅开心胸的钱先生真可爱,拆除堡垒的钱先生,其言笑真让人闻之难忘。

  因为钱先生的这种个性,因此常被误解为尖刻的冷人。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的一位比我年轻的学子,有一次竟告诉我一条“信息”,说他的博士导师(在古代文学研究界甚有名声)这样评论:刘再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都是热的,而钱锺书则彻头彻尾、彻里彻外都是冷的。我听了此话,顿时冒出冷汗,并说一声“你们对钱先生误解了”。有此误解的,不仅是文学所。

  然而,我要说,钱先生是个外冷内热的人。郑朝宗老师说“他其实是最温厚的人”,绝非妄言。对钱先生的评说各种各样,但我相信自己所亲身体验的才是最可靠。

  我和钱先生、杨绛先生真正能坐在一起或站在一起说话的是在1973年社会科学院从五七干校搬回北京之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那时我住在社会科学院的单身汉宿舍楼(八号楼),钱先生夫妇则住在与这座楼平行并排(只隔十几米远)的文学所图书馆楼。因为是邻居的方便,我竟多次冒昧地闯到他的居室去看他。他们不仅不感到突然,而且要我坐下来和他们说话,那种和蔼可亲,一下子就让我感到温暖。“四人帮”垮台之后,社会空气和人的心情变好了,我们这些住在学部大院里的人,傍晚总是沿街散步,于是我常常碰到钱先生和杨先生,一见面,总是停下来和我说阵话。那时我日以继夜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写得很有点名气。见面时我们更有话可说。1979年我调入文学所,又写学术论著,又写散文诗。1984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决定出我的散文诗集(《洁白的灯心草》),我就想请钱先生写书名。因此就写了一封短信并附上在天津百花文艺社出版的《太阳·土地·人》散文诗集寄到三里河南沙沟钱先生的寓所。没想到,过了三天就接到他的回信和题签。这是我第一次收到他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再复同志:

  来书敬悉。尊集重翻一过,如“他乡遇故知”,醰醰有味。恶书题签,深恐佛头着秽,然不敢违命,写就如别纸呈裁。匆布即颂

  日祺

  钱锺书上二十日

  收到信与题签后我光是高兴,把他的“墨宝”寄出后,又进入《性格组合论》的写作,竟忘了告诉钱先生一声。而钱先生却挂念着,又来一信问:“前遵命为大集题署送上,想应毕览。”我才匆匆回了电话,连说抱歉。而他却笑着说:“收到就好。”香港把书推出之后,我立即给他和杨先生送上一本,他又立即响应,写了一信给我:

  再复同志:

  赐散文诗集款式精致,不负足下文笔之美感尧尧,当与内人共咀味之,先此道谢。拙著谈艺录新本上市将呈雅教而结墨缘,即颂

  日祺

  钱锺书杨绛同候

  对于我的一本小诗集,钱先生竟如此爱护,如此扶持,一点也不敷衍。那时我除了感激之外,心里想到:中国文化讲一个“诚”字,钱先生对一个年轻学子这么真诚,中国文化的精髓不仅在他的书里,也在他的身上。生活的细节最能真实地呈现一个人的真品格,为我题签书名一事,就足以让人感到钱先生是何等温厚。

  更让我感激的是我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他对我的学术探讨和行政工作都给了充满温馨的支持。文学所有二百六十个编制,连同退休的研究人员和干部,大约三百人左右。那时我还算年轻,毫无行政工作准备。而且我提出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论文学主体性”、“思维方法变革”等理念又面临着挑战。尽管自己的心灵状态还好,但毕竟困难重重。在所有的老先生中(全所有俞平伯、吴世昌、孙楷第、唐弢、蔡仪、余冠英等十几位著名老学者,其中有八位全国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钱先生最理解我,也最切实地帮助我。他数十年一再逃避各种会议,但是我召开的三次最重要的会议,请他参加,他都答应。

  第一次是1986年1月21日,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诞辰八十五周年的会议。这是我担任所长后做的第一件重要事,而且牵扯到众所周知的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红楼梦》研究的是非问题。我在所长的就职演说中声明一定要贯彻“学术自由、学术尊严”的方针,而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有成就,有贡献,尽管被认为是“唯心论”和“烦琐考证”,但也是学术问题,也应当还给俞先生以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钱先生时,他用非常明确的语言说:“你做得对,我一定出席你的会。”这次会议开得很隆重,除了所内人员之外还邀请了文学界的许多著名作家学人参加,与会者四百多人,成了文化界一件盛事。钱先生不仅准时到会,而且和俞先生、胡绳及我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散会时可谓“群情兴奋”,大家围着向俞先生道贺,照相,我也被来宾和其他与会者围着,没想到钱先生也竟然挤过来,在我耳边兴奋地说:“会开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我连忙说:“谢谢钱先生来参加会。”有了钱先生的支持,我心里更踏实了。这毕竟是件触及敏感学案的大事。开会的前三天,胡绳紧急找我到办公室,我一进门他就生气地指着我:“再复同志,你就是自由主义,开俞平伯的会,这么大的事,通知都发出去了,我刚收到通知。连个请示报告都不写。你忘了毛主席的批示了吗?怎么办?”我知道一写报告会就开不成,但不敢直说,只跟着说了“怎么办?”三个字。胡绳说,怎么办?我替你写一个报告给中宣部就是了。听到这句话我高兴得连声说“胡绳同志你真好”,并仗着年轻和老朋友的关系硬是对他说:“这个会,您一定要参加,还要讲个话。”他没有答话,等我告辞走到门边,他叫住我,说了一句:我会参加会的。

  尽管我“自由主义”,但没有把胡绳的半批评半支持的态度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告诉钱先生。钱先生那种由衷高兴的态度,完全出自他的内心。这种态度不仅有对我的支持,也有对俞先生真诚的支持。钱先生内心何等明白又何等有情呵。

  除了俞先生的会,钱先生还参加了我主持的“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和“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两个会规模都很大,尤其是第一个会,与会者一百多人,列席旁观者很多,仅记者就有九十人。好几位记者和外地学者问我哪一个是钱锺书先生,有一位记者错把张光年当作钱先生,要我和这位“钱先生”照个相,我赶紧去把真钱先生找来,然后三个人一起照了个相。我知道钱先生最烦被记者纠缠及照相之类这些俗事,但为了支持我还是忍受着煎熬。后一个会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召开的,但筹备工作由文学所做,因此我请钱先生致欢迎辞,由我作主题报告。我还请钱先生帮我们审定邀请外国学者的名单,他答应之后,所科研处开列了一份二十个人的名单。没想到,他在每个人的名字下都写一两句很有趣的评语,例如“此人汉语讲得不错,但很会钻营,有人称他为尖尖钻”。对于海外汉学家,钱先生多数看不上,评语都不太好。读了这份评语,我立即请科研处保管好,不要外传。当时管外事的副所长马良春拿着名单和评语,惊讶不已,我开玩笑说:“钱先生真把海外许多汉学家视为纸老虎。”在北京二十多年,通过这个会,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钱先生致欢迎辞。致辞的前两天,他把讲稿寄给我让我“斟酌”一下,我哪敢“斟酌”,只是立即一份放入自己的活页夹里。

  

  更让我感动的是钱先生不仅在行政工作上支持我,而且在学术探索上支持我。我的本性是对文学对思想的酷爱,无论自己的地位发生什么变化,头顶什么桂冠,我都牢记自己的本分,不忘把生命投入学问。因此,虽然担任所长,但还是把心放在著书立说上,而且尽可能“利用职权”推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钱先生理解我。他比我更了解人情世故,更知道路途坎坷,因此,总是为我担心。1985年拙著《性格组合论》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引起了“轰动效应”,连印六版三十多万册。热潮之中,我的头脑也很热。但钱先生很清醒冷静。见到第六版,他对我说,要适可而止,显学很容易变成俗学。听了这句话,我立即写信给责任编辑郝明鉴兄,请求不要再印。《论文学主体性》发表之后,更是“轰动”,不仅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而且引发《红旗》杂志的政治性批判,特别是由姚雪垠先生出面批判。姚先生宣称自己是用“马克思主义大炮”来炮轰我。我对《文汇月刊》记者刘绪源作了访谈之后他更生气,说要到法院告我。那时钱先生真为我着急,很关注此事。有一天,四川的戏剧家魏明伦先生在《人民日报》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嘲弄姚雪垠的短章,他看到之后竟高兴得打电话给我,问我看到没有,说魏的文言文写得好,当代很少人能写出这样的文体。还有一天,他让我立即到三里河(他的家),说有事相告。我一到那里,他就说,刚才乔木(指胡乔木)到这里,认真地说,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是符合辩证法的,肯定站得住脚。文学主体性也值得探索,他支持你的探索。钱先生显得很高兴。其实在几天前,就在八宝山殡仪馆(追思吴世昌先生的日子),胡乔木已亲自对我说了这些话,但钱先生不知道。看到钱先生对我这样牵挂,我暗自感叹,困惑胜过高兴:这样一篇学术文章竟让钱先生这样操心。不过,我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钱先生的温厚之心,在困惑中感到人间仍有温暖与光明。那一天,他留我在他家吃了饭,然后就主体性的争论,他谈了两点至今我没有忘却的看法。第一,他说,“代沟”是存在的,一代人与一代人的理念很难完全一样。言下之意是要我不必太在意,应让老一代人去表述。第二,他说,“批评你的人,有的只是嫉妒,他们的‘主义’,不过是下边遮羞的树叶子。”听到第二点,我想起了《围城》的话:“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这第二点是犀利,而第一点是宽容。我将牢记第一点,尽可能去理解老一辈学人的理念,不负钱先生的教诲。

  不了解钱先生的人,以为他只重学术求证,不重思想探索,其实不然。钱先生当然是一等学问家,不是思想家,但他对思想探索的价值和艰辛却极为清楚也极为尊重。他两次劝我要研究近代文学史中的理念变动,对近代史中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这一思想脉络也很敬重。如果不是亲身体验,我亦远不会知道他的内心深处具有思想探索的热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作为一个弄潮儿,一个探索者,没想到给予我最大支持力量的是钱锺书先生,尤其是在比我高一辈两辈的人,规劝者有之,嘲讽者有之,批判者有之,讨伐者有之,明里暗里给我施加压力者有之。轻则说说笑笑而已,重则诉诸文字。可是钱先生却毫无保留地支持我,既支持我性格悖论的探索,也支持我主体论的探索;既支持我传统转化的探索,也支持我变革方法论的探索,支持中既有智慧,又有情感。就以“方法论变革”一事而言,我被攻击非难得最多。但钱先生也支持,只是提醒我:“你那篇《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是好的,但不要让你的学生弄得走样了。”听到这句话时,我一时反应不过来,竟书生气地回答说:“我没有学生”,是后来才明白是什么意思。当时我的提倡方法论变革,包括方法更新、语言更新(不惜引入自然科学界使用的概念)、视角更新(哲学视角与哲学基点)、文体更新等,因此方法更新也可称作文体革命。1988年秋季,中央主持宣传文教的领导人决定举行一次全国性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征文评奖活动,其意旨是要改变历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总是处于被批评的地位,由国家出面表彰其优秀成果。这一思路当然很好。因为全国各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及大学都要参加竞赛,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者也重视此事,他们觉得院内的几个大所都应当竞得最高奖(一等奖),因此,汝信(副院长,也管文学所)打电话给我,说院部研究过了,文学所要重视此事,你自己一定要写一篇。没想到,这之后的第二天,马良春又告诉我:钱先生来电话说要你亲自动手写一篇。有钱先生的敦促,我就不能不写了。大约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写出了《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一文,并获得一等奖。全国参加征文的有一千多篇论文,二十二篇得一等奖,文学方面有两篇。文学所总算把脸面撑了一下。获奖后最高兴的事并不是参加了领导人的颁奖仪式,领了五千块奖金和奖状(颁奖者是胡启立、芮杏文、胡绳等五人),而是出乎意料之外,钱先生给我一封贺信,信上说:

  理论文章荣获嘉奖,具证有目共赏,特此奉贺。

  钱先生写贺信,是件不寻常的事,而“有目共赏”四个字,更是难得。有朋友说,这四个字,一字千钧。固然,这可让我产生向真理迈进的千钧力量,但是,我明白,这是溢美之辞,钱先生对同辈、长辈,尤其是对国外名人学者,要求很严,近乎于“苛”,而对后辈学子则很宽厚,其鼓励的话只可当作鼓励,切不可以为真的所有的眼睛都在欣赏你。

  2008年秋天于美国

 

原载:《东方早报》200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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