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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沉思录

——访英杂记

唐弢

剑桥位于伦敦北面五十英里。汽车在开阔的公路上疾驰,我一面和亲自驾车的卜立德教授(Prof.D.E.Poliard)闲谈,一面向车窗外面眺望。这一带是平原,除了因成熟迟早而呈现颜色深浅的麦田外,几乎都是长着蔓草的野地,一望无际。远处出现茂密的树林,一座接着一座,交错重叠地将地平线切断。据说伦敦是很少见到太阳的,现在它却通过云层洒下熹微的光亮,好象有意要对远客表示一点温存。空气清新极了。我觉得这个地方似曾相识,什么时候已经来过。对了!我突然想起:这是庚斯博罗(T.Gainsborough,1727-1788)或者康斯太勃尔(J.Constable 1776-1837)的风景画,一种恬静安谧的气氛使我陶醉,如果不是坐在卜立德教授现代化的小卧车里,我怀疑自己进入了画家的笔底,不知何时开始已经成为淳朴的大自然的一部分了。

从路边的计程牌看出,十英里,五英里,三英里,剑桥已在眼前。车子驶过剑河上面的拱桥,从达尔文博物馆拐弯,不久便在一座楼房的入口处停下,这里是纽南姆学院(Newnham College)的大门。第二十八届欧洲汉学会议将在附近小礼堂(Little Hall)开幕,代表们就住宿在这个学院里。

剑桥大学是英国最高学府之一,与牛津齐名,它一共有三十个学院,整个剑桥城就为大学——或者说三十个学院服务。每个学院都是独立的实体,各有一套行政和编制,名义属于剑桥大学,向校本部注册。剑桥大学按照旧例不招女生,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几个新设的学院如丘吉尔学院、达尔文学院实行男女同学,老资格的王家学院学生起而响应,别的几个跟着效法,这个风气有所转变。纽南姆原是达尔文孙子的庄园。达尔文学院成立以后,它不招收普通大学生,接纳的是具有大学毕业程度的研究生,纽南姆专供女研究生住宿和活动。暑假开始,研究生回家或到欧洲大陆旅行,宿舍空着,正好出租以供各种学术会议的使用。

我住入西楼二十三号,在第四层。这一层有八个房间,一室一人,小而精致。每个房间结构不同,但都有壁橱、衣柜、书架,沙发和盥洗设备。全层另有三个浴室,一个厨房,可随意使用。同住的有欧洲汉学会秘书长法国施博尔(舟人)、欧洲华人学会理事长黄祖瑜、李学勤和我,还有几位来自波兰和西德的客人。我的房间面向西南,有两个窗,可以看到街对面的楼房,宅旁的花园和草地。英国一般楼房高四、五层,红砖砌成,尖顶,有大烟突,长窗上端作圆穹形,也有方形小窗,窗棂一律漆成白色。伦敦新造的高楼大厦除外,我在沿途看到的旧建楼房,外表都是这个格式,我想,这大概是英国人的习惯和爱好吧。

当晚会见主人剑桥大学东方学系英国鲁唯一(M.Loewe)先生,欧洲汉学会会长瑞典马悦然教授(Prof.N.G.D.Maim Qvist)。并结识和会晤了不少新朋友和老朋友。英国的李约瑟教授、美国的拉铁摩教授也参加了,熟人有法国的儒尔曼教授(Prof.R.Ruhlmann)、苏联的索罗金博士(Dr.v.F.Sorokin)。还有许多华侨或华裔学者,例如来自法国的法国国家科学院比较法学研究导师钱志豪博士、用三十年时间完成《红楼梦》法文全译本的李治华教授、来自比利时的史椄云教授、瑞典的黄祖瑜教授、荷兰的马大任教授,……汉学硕彦,济济一堂。尤其可喜的是近年涌现出来的一批年轻汉学家,也都踊跃参加,他们多半是研究现代中国的。就研究项目而言,现代中国逐渐取替古代中国,这是当前汉学界一个引入注目的动向。这次会议的讨论中心原定两个:一是国家机器,二是道教。出于年轻成员们的要求,后来又增添了现代中国的项目。在文学论文方面,收到的提纲就有:谈易卜生对中国话剧发展的影响,论戴望舒与“现代派”,评王蒙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介绍中国朦胧诗派和关于“朦胧诗”的讨论。马悦然教授是已故著名汉语音韵学家高本汉(B.Karlgren)的入室弟子,本身也是汉语音韵学家,他为研究川康语音,曾在四川乐山住过两年。这次却也另选科目,作了题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报告。毫无疑问,汉学会议是学术会议,这些专家们也确乎是爱好文学的,但这里还有个总的背景:人们迫切地希望了解今天的中国,尤其是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的社会和人民。我从潜在的气氛中深深地觉触了这一点。

剑桥的夜是安静的,但我感到兴奋和激动。

第二天一早,一位年轻的法籍华人约我到门外散步。我们沿着新盖的历史系大楼迤逦南行,路两旁,不是草坪便是花圃,时而可以看到含露欲滴的玫瑰,在清晨的一片秀色中,象娴静的少女般盈盈微笑。还不到大学图书馆,我们折入一条不准行车的小径,边谈边行,除了送报的,送牛奶的,没有碰到任何人。我们缓步走到剑河沿岸一一那个有名的Ⅱq做“后背”(The Backs)的地方,这里正是王家学院的楼群,仰望它的古朴而美丽的教堂(King's College chapel),这座保留着中世纪艺术风格的建筑,虽然规模比不上西敏寺和圣·保罗,却也显示了英国古老教堂原有的特点。剑桥每个学院都有教堂,在所有教堂中,王家学院教堂有它突出的声望,不光建筑,重要的是它的唱诗班。这个学院在全国八岁到十三岁的学生中,挑一些嗓音好、有音乐天赋的少年儿童,集中训练,然后择优选拔到唱诗班里来,这样,它的童声合唱不仅饮誉全英,而且闻名于整个欧洲。我有个印象:一个人完全可以坚持无神论,不信宗教,但要研究欧洲古代文艺,却不能同宗教一点都不接触,因为所有美好的文学、音乐和美术,几乎都集中在教堂里。我为追踪诗人徐志摩的往迹,后来专程游览了剑河“后背”的中段地带,参观了王家学院和三一学院(Triaity College),包括前者的教堂。这是一座有许多浮雕和壁画的歌特式建筑,后墙中间挂着鲁本斯(P.P.Rubens,1577—1640)画于一六三四年的《朝圣图》,被公认为他的代表作之一。那天正好是星期五,傍晚时分,白烛辉煌,一群俊秀的少年身穿红袍,外披黑褂,左右分列两行,在祭台高处那架有名的大风琴伴奏下,以柔嫩清越的声音,唱出了涤荡尘怀的赞美诗。使我出神的不是它的歌词,却是它的音调,这不是宗教的而是生活的,就象鲁本斯的代表作是世界名画一样,赞美诗在这里也摒除了教会的色彩,而成为单纯的音乐。我越发坚定了自己的印象和想法。

汉学会议是紧张的,大会和小组结合,小组又分三处进行。我要领略剑桥风光,只有每天清晨和一星期内不多几个可以偷闲的黄昏。同当年的徐志摩相比,完全不同,他在剑桥选

课听讲,如他自己所说:“我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竟象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曾经有多少个清晨我独自冒着冷去薄霜铺地的林子里闲步——为听鸟语,为盼朝阳,为寻泥土里渐次苏醒的花草,为体会最微细最神妙的春信。”他花了整整一个学年时间,这才接近真正的生活,慢慢的“发见”了剑桥。我不会有这样的闲暇,更不会有这样的自由和单独的机会,但我还是想用短促的余暇,巡游一下徐志摩流连过的所在,证实一下他所“发见”的剑桥。因为我最初知道剑桥,不是在大不列颠地图上,而是在徐志摩的诗和散文里: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

数一数螺细的波纹:

我倚暖了石阑的青苔,

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

难忘七月的黄昏,远树凝寂,

象墨泼的山形,衬出轻柔暝色,

密稠稠,七分鹅黄,三分橘绿,

那妙意只可去秋梦边缘捕捉;……

我到剑桥正是七月。岸畔金柳,水底青荇,景色依稀如旧。傍晚辰光,天边那点七分鹅黄、三分橘绿的暝色,在一片澄碧的大幕前,也象梦一样慢慢地飘进我的楼头,我看不见远处的黄牛与白马,但我看清了绿草丛中的星星黄花。我的脑海里出现那个在草坪上坐着, “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仆着搂抱大地的温软”的诗人,毫无疑问,这是真的,它是剑桥的一部分,是我想象中美丽的大自然的一部分。

徐志摩于一九二。年从美国来到英国,本来打算充当三一学院导师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的研究生,在他指导下读点书,做点学问。不料罗素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以及个人的离婚案件,被剑桥大学除名,取消了他带研究生的资格。志摩只得在伦敦流荡,以后才经人介绍,改入剑桥的王家学院。其实他到英国的时候,罗素正应讲学社之请在中国演讲,受到梁启超、汪大燮、赵元任等热烈的接待。讲学社为了欢迎他,还特地出版《罗素月刊》,按期刊登他在中国的“五大讲演”——实际上只是他的两部著作:《哲学问题》和《心的分析》。他没有讲最拿手的数学和逻辑,说明那时他已转向社会问题。那么,如果诗人徐志摩能够在罗素指导下读书,如果他知道被剑桥除名的罗素在中国大受欢迎,他将会怎样呢?尽管志摩的感受是真实的,但我想指出:他所“发见”的不过是自然界的剑桥,而不是人类社会的剑桥,这样说大概不算是过分吧。

我并不认为徐志摩必须在他描摹自然的散文里同时陈述人事,我只是说,在我短暂的逗留中,知道剑桥还有许多值得一提的人文方面的掌故,不仅仅罗素的事情。英国的大学以能培养杰出的人物为荣,剑桥和牛津更是如此。我参观的两个学院就曾出过许多有名的人物。王家学院原来只收贵族学校伊顿公学的学生,英国的教育制度不废体罚,伊顿尤其这样,如果人们读过安。莫洛亚(Andre Maurois,1885—1967)的《雪莱传》,就会知道诗人在学校里为了猛烈反对专制手段竟被称为“疯子雪莱”,而那个校长,却因打过当朝历任首相,大主教以及将军、诗人们的屁股而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王家学院是伊顿公学的高级阶段,多数首相、大主教就是在这里加工完成的。至于三一学院,一进大门,我就看到几个高大的雕像,科学家牛顿,历史学家麦考莱,小说家萨克雷,诗人拜伦、丁尼逊以及牛顿的老师数学家巴罗。这些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菁华——我们大家熟悉的英雄。丁尼逊(A.Tennyson,1809—1892)是英国的桂冠诗人,他为哀悼其亡友哈兰而写的长诗《回忆》(In Memorium),有些片断选作教材,我在年轻时曾经朗诵过。这首长诗和密尔顿的《莱西达斯》(Lycidas)、雪莱的《阿堂内斯》(Adonais)、亚诺德的《德立西斯》(Thrysis)并列为英国的四大哀诗,经常受到评论家的称引。说到数学家巴罗,人们常将牛顿对他的知遇之感同达尔文受益于亨斯洛相比。巴罗为使牛顿及早成名,自己辞职让他接任,这个二十六岁的青年破格当上了三一学院的教授,达尔文初进剑桥基督学院,立刻受到著名植物学家亨斯洛教授的青睐,他们经常一起散步,一起谈话,一起采集甲虫的标本,以致人们不用姓名,习惯地叫他为那个“同亨斯洛教授一起散步的人”。他们常常沿着剑河漫步,一直走到我们现在住宿的、一度成为达尔文孙子庄园的纽南姆,而当年采集的甲虫标本,据说就陈列在附近的达尔文博物馆里。这样说来,无论从文学还是从科学看, 自然界的剑桥又是和人类社会的剑桥密切地结合着的,志摩只写剑桥的自然,不涉及人事,似乎不是偶然的了。在剑桥召开的每天紧张地讨论人类社会生活的汉学会议上,触景生情,我不由自主地多次想到这问题。

我想,这大概是同诗人本身的气质和修养有关的。便是对自然,虽然徐志摩自说有时这样,有时那样,但实际上看来还是“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时候多,而很少“反仆着搂抱大地的温软”吧。人们不大能从他的作品里嗅到大地的气息。听!在历史的重轭下,他唱得多么轻松洒脱呀!低低的这是诗人的声音: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日追记于北京


原载:《生命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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