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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故乡

——访英杂记

唐弢

巴比肯(Barbican)

大概是《英雄与英雄崇拜》的作者卡莱尔(Thomas Carlyle}795-1881)说的吧。英国宁可失去印度,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年轻时在英国人办的学校念过书,读本就是编给印度孩子用的那一种,听讲的时候好象受了侮辱,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有一回采用补充教材,却是兰姆的《莎氏乐府本事》(Lamb's 7ales from Shakespeare),或者也是另外编过的吧,已经记不清楚。不过毕竟是莎士比亚剧本里的故事,不仅在童稚的心中铭刻了这位伟大作家的名字,而且至今还记得几个故事的梗概。我祝愿印度独立,也认为莎士比亚的确是稀世的文豪,他将永远是英国人民的骄傲。

一九八二年七月,我有幸来到诞生这位文豪的国家。在剑桥参加了五天第二十八届欧洲汉学会议,又应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卜立德教授(Prof.D.E.Pollard)之邀,于十日上午回到伦敦,准备在那里逗留一个星期。因此当东道主问我有什么要求时,我毫不迟疑地提出。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有机会参观莎士比亚的故乡,看一次莎士比亚剧团的演出。经过卜立德教授和其他朋友们的妥善安排,这个愿望终于很快实现了。

我在国内的时候就知道,莎士比亚剧团专门上演莎剧(现在偶尔也演别的剧作家的戏),大本营在诗人的故乡——爱汶河畔斯特拉特福,那里有供他们长期演出的皇家莎士比亚剧场。到英国后又听说,剧场每年自三月末到次年一月底,连续上演,从不间断,许多人专程从欧洲大陆赶来看戏。戏票需在几个月前预订,临时买票,只能得到相当于过去“站票”那样的座位。我倒愿意试一试。卜立德教授不同意,要他的研究生孔慧怡女士另行设法。原来环球剧场虽然毁于火灾,但伦敦也和斯特拉特福一样,仍有专演莎剧的剧场,莎士比亚剧团经常在两地轮流演出。

英国人很懂得群众心理,离我住处不远,就有一个以“萧”命名的戏院,以演萧伯纳的戏为主。那个专演莎剧的剧场,新近又升了格,迁入成立不久的巴比肯(Barbican)艺术中心,刚于四月间开幕。孔慧怡女士为我在那里买到两张票。这样,我不仅有机会观看莎士比亚剧团上演莎士比亚戏剧,而且是在当前欧洲称得上最现代化的剧场里,观看英国的富于古老传统的戏剧了。想起来的确很有意思。

七月十三日晚上,我和孔女士从优斯顿(Euston)坐地铁到巴比肯。为求准时到达,一出车站,我们就急急忙忙地赶路,在高楼大厦间穿行。伦敦的夏季天黑得晚,走着走着,我发现这一带和别处不同,全是现代化建筑群。沿着人工河前行,这里有画廊,有音乐厅,有供人开会和休息的场所,鳞次栉比,前后相接。就总体而论,艺术中心恰如一把镂花的大座椅,后面半圆形的七层主楼象是椅背,窗户和台阶构成不同的图案。造型优美,色彩柔和。看去很新颖,很别致,算得上现代建筑艺术的一个不凡的成就。

当我进入巴比肯剧场,在二楼前面第三排坐定,周围的气氛使我的感觉一变,毫无疑问,这里的设备是现代化的,楼厅轩敞,座椅舒适,每排两端入座处都有活门,人一坐满,门便合上,成了一层薄薄的板壁,将台词和音响深深地锁入大厅。舞台正面向前突出,多少还保留了圆形剧场的特点。台顶搭着纵横交错的架子,背景和道具由机械推动,分幕用灯光的明灭区分。在黑暗的一瞬间,场面换了,观众的感情随着被带入到另一个环境里。

不过使我惊异的并不是这些,而是现代化技术所创造的古朴的气氛,一种适合于上演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中世纪似的气氛。那晚演的是《亨利四世》第二部,布景采用了简单、朴素、粗线条的方法,没有精雕细琢,没有华妆丽饰,却以传神写意的手段给人以非常真实的感觉。这种简化背景的做法,使演出的形式接近于中国的传统戏剧。好处是:观众不至于因为布景之类而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他们全神贯注地欣赏演员的表演,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有可能经过仔细的咀嚼而得到认真的理解。语言和行动是创造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简化背景使演出的效果显得集中,更加突出了莎士比亚戏剧的风格独具的长处。

“福斯塔夫式的背景”

我非常欣幸自己能够观看《亨利四世》第二部,因为我读过这个剧本,对剧中的约翰.福斯塔夫感兴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里,不约而同地强调要“莎士比亚化”。“不要为了理想而忘掉现实,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马克思在文章里多次讲福斯塔夫的故事,引用这位善于撒谎吹牛的骑士的话,单是那句“道理贱得象乌莓子一样”就用了三次。恩格斯还指出封建社会解体时期贵族与贵族斗争的后面,存在着农民和市民的活动,以及由这个活动构成的平民社会五光十色的背景一一他称之为“福斯塔夫式的背景”,并把描写这个背景看作是作品“莎士比亚化”的重要的内容之一。

什么是背景,根据我的理解,背景在这里是指时代的特点,紧密地联系着剧中人的地位和性格——那种复杂的、多年来引起不少争议的所谓福斯塔夫式的性格。人们乐于称哈姆雷特为一个典型。屠格涅夫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便将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相提并论,发表了感受深刻的见解。其实福斯塔夫也是一个典型,封建关系崩溃时期一个破落骑士的典型。福斯塔夫出色地体现了英国文学中的喜剧性格:他以正义的言词嘲笑世人,振振有辞,自己却荒唐卑怯,反过来成为别人嘲笑的对象。这个肥猪似的胖子因侥幸的军功得封爵士,以贪酒好色引诱哈尔太子,成为王权和平民之间的桥梁。他想用平民的观点影响这位未来的国王,撤去绞架,废除已经老掉了牙的王法,不要干涉年轻小伙子的冲劲,并自以为很有把握。他生活在平民中间,常常吃不饱肚子,靠赊账、借债、大言不惭、招摇撞骗过日子。他欺压那些农民、店伙、衙役、逃兵、流氓和娟妓,威胁他们,敲诈他们,从他们身上捞取油水,但又的确和他们站在一边,熟悉他们,同情他们,在某种场合成为他们——这些沉落在社会底层的不幸者的代言人。这个性格很难用几个动作表达。相传当年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有个著名喜剧演员,莎士比亚的福斯塔夫就是为他而写的,诗人搜罗许多民间传说和笑料,塑造一个逗人快乐的性格,使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那天晚上演福斯塔夫的乔斯·阿克兰(Joss Ackland)是莎士比亚剧团主要演员之一,有丰富的舞台经验,演过电影和电视。他举重若轻,不瘟不火,演来恰到好处:无论是在酒店里和快嘴桂嫂、桃儿·贴席打情骂俏,还是在浅潭法官住宅门前征兵时敲诈勒索,都象生活一样自然,尤其是威斯敏斯特教堂广场上那一场,福斯塔夫满头大汗,一身尘土,急急忙忙赶到现场,亲眼看到好朋友哈尔头戴王冠,身披长袍,由大法官、卫士、仪仗队簇拥着,从舞台那头教堂里缓缓出来。多年的梦想实现,世界立刻便要变了!福斯塔夫兴高采烈,情不自禁地大声呼唤:“上帝保佑你,亲爱的孩子!”真的,莎士比亚把福斯塔夫的情绪,或者说,演员把观众的情绪,引向全部情节的顶点,然后,这位新王——福斯塔夫亲昵的密友,冷冷地回答道:“我不认识你,老头子,去跪下祈祷吧!……”

这个打击太出于意外了,然而又一点也不意外。莎士比亚的戏剧总是在夸张中带一点含蓄。我目不转睛地观看阿克兰的表情:颓丧,但不无希冀,吃惊,又相当平静。福斯塔夫接受了眼前失败的现实,同时产生一种自欺欺人的幻想:哈尔只是在众人眼前装得一本正经,私下里会派人来找他。演员将最激动的举措转为内蕴的感情,符合于这位爵爷的性格,符合于他和太子之间的关系,也符合于当时的尴尬的处境,细膩深刻,扣人心弦。

女士对我说:太子这个角色很不容易演,他的地位太复杂了。我同意她的观点。就地位说,也许哈尔太子比福斯塔夫更复杂。尽管《亨利第四》第二部里几乎每个脚色都有戏,都是戏里不能缺少的人物:亨利第四、魏斯摩尔兰伯爵,诺桑伯尔兰伯爵、约克大主教,乃至构成“福斯塔夫式的背景”的颇因斯、浅潭、闷宫、快嘴桂嫂、桃儿。贴席、火枪、巴道甫、酒保、侍童、公差、伕子等等,各各代表生活的某个方面,构成一幅包罗万象的历史的图景。而将这幅图景串连起来的是哈尔太子和福斯塔夫,他们两个由结合到分手,由亲密无间到视同陌路,这个变化牵动着全部的剧情。莎士比亚不惜将种种优良品质加在这位被整个皇室看作“浪子”和“祸根”的哈尔太子的身上:他勇敢,智慧,坚定,宽厚,平易近人,最后成为给英国带来荣誉的一个公正强大的统治者——亨利五世。这是诗人心目中理想的国王。值得深思的是:这种优良品质不是来自他父亲的遗传,也没有受到宫廷教养的陶冶,除了战场生活,哈尔太子从小在市井平民中间活动:和酒保拜把子,跟补锅的一起饮酒,坐在野猪头肉酒店里同来往的人聊天,赢得了东市所有年轻小伙子们的好感,一旦有事,他们发誓愿意为他效劳。他们甚至赞赏他不是象福斯塔夫那样一个摆臭架子的人。尽管这样,哈尔太子的确是通过福斯塔夫才和平民社会接触的,他和福斯塔夫关系的变化,清楚地体现了他和平民关系的变化,是的,这不是单纯的道德上的“浪子”回头,主要是这位太子在政治上一个决定性的选择。难演的原因就在于此。当晚演哈尔太子的吉拉尔特·满飞(Gerard Murphy)和演随从颇因斯的马尔斯·安特生(Miles Anderson),两个配合得很好,对话俏皮,动作自然。也因为这样,使我通过形象进一步懂得马克思为什么这样喜欢《亨利四世》,进一步懂得恩格斯说的“福斯塔夫式的背景”的意义。尽管我听英语的程度很不够格,特别是莎士比亚的那些充满机智的双关语,难以立刻追踪到更深一层的意义。但我必须承认:我确实看了一出激动人心的好戏,在巴比肯艺术中心度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莎士比亚的夜晚。

斯特拉特福

巴比肯的感受使我更加渴望能看到莎士比亚的故乡,看到建筑在爱汶河畔斯特拉特福的皇家莎士比亚剧场,以及诗人还留在故乡的其它值得纪念的遗物。幸运得很,我在剑桥会议上遇见牛津大学刘陶陶博士,她的父亲刘荣恩教授原是天津南开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住在伦敦郊区伊林(Ealimg),年逾古稀,仍在孜孜不倦地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包括元曲介绍给海外读者。母亲程荫退休之前在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教书,他们在国内时和李广田、卞之琳熟识,异地相逢,一见如故。 卜立德教授便把我的莎士比亚故乡之行转托给程荫、刘陶陶母女两位,因为牛津介于伦敦和斯特拉特福之间,先到牛津,再从那里出发去斯特拉特福,方便得多。这样,除了剑桥、伦敦两个大学外,我又有机会访问牛津大学,可惜时间太短,蜻蜓点水,一掠而过,但还是参观了几个学院,看了圆顶屋大礼堂,图书馆和有名的黑井书店(Black well Bookstore),听沃尔夫森学院(Wolfson College)院长菲雪爵士(Sir Harry Fisher)介绍中国研究所的情形,对我来说,已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了。

我住在牛津大学的伊丽莎白馆。七月十六日早晨,刘陶陶博士亲自驾车,把我和她母亲及女儿等一行五人,沿着公路送往斯特拉特福,沿路经过一碧无际的平野和庄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首相温斯敦。丘吉尔的故乡,快速前进。过了历史悠久的爱汶河上克劳普顿桥(Clopton Bridge),就进入斯特拉特福市的中心。这个城市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商店、旅馆、街道、文化设施,从商标到命名,都和莎士比亚有关,或者用他的头像,或者用他的姓名,或者用他戏剧里的人物和事件,简直是一个莎士比亚的世界。

的确有一个“莎士比亚的世界”(7he World 0f Shakes. peare),邻近一九六四年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时建成的莎士比亚研究中心。研究中心是一座新颖建筑,式样别致,夹在许多十七世纪形式的楼群里,显得特别耀眼。这里有图书馆、展览会、档案室,收藏了许多珍贵的版本、资料和文物,供世界各国莎士比亚专家和学者们研究。 “莎士比亚的世界”放映纪录片,每半小时一次,片长二十五分钟。故居管理处也在这里。我们从里面抄到莎士比亚故居——这位伟大诗人的出生地。这是座一半木结构的在伊丽莎白时代相当普通的房屋,主要是用橡木,这种木料象钢材一样坚固,地板略有腐蚀,方形的大柱子黑黝黝地发光,敲上去铮铮有声。在莎士比亚幼年时,这座房屋分成两个部分,一半住家,一半作为货栈。诗人的父亲约翰原为斯特拉特福东北三英里半斯尼德尔菲(Snitterfield)地方的乡民,一五五一年迁入斯特拉特福,贩卖农产品、手套、兽皮,也当过屠夫,慢慢地兴旺起来,特别是一五五七年他和家道小康的曼丽·阿登(Mary Arden)结婚以后,生活有了更大的变化。不久,他进入市参议会,由麦酒鉴定员、罚金科科员、会计员、市参议员直至升任为市参议会主席,一帆风顺。相传在他担任主席的时候,皇后剧团和乌斯特伯爵剧团都曾到斯特拉特福演出过,可以设想,这些演出曾在他的儿子——童年的威廉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他后来选择演员的职业,并且在剧本创作方面发挥了伟大的天才。

威廉·莎士比亚诞生于一五六四年四月,至于日子,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他的逝世的日子就是他的诞生的日子,莎士比亚死于一六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那么生日也应为四月二十三日,不过根据当地圣三一教堂一直保存下来的登记册,约翰.莎士比亚于一五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曾举一子,虽然孩子的小名不大相符,看来应是威廉无疑。因此欧洲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多数倾向于后一种说法,认为他的生日是四月二十六日。其实这个关系不大。可以肯定的是:莎士比亚出生正当他的父亲立志奋发有为、事业蒸蒸日上的时期,只是不久便开始衰落,到莎士比亚十四岁那一年,经济愈益困难,以至他不得不停止在文法学校学拉丁文、希腊文的学业,帮助父亲管理账务,做一点会汁工作。莎士比亚于一五八二年底和比他大八岁的安妮·哈塔威(Anne Hathaway)结婚,第二年五月长女苏珊娜出世,一五八五年又生了对双胞胎,一男一女:汉姆内德和朱狄司。汉姆内德在十一岁上夭亡,他们以后一直只有两个女儿。莎士比亚结婚时显然已经离开父母,几年中他在斯特拉特福还做过什么工作?耽在哪里?有种种传说。有人说他在律师事务所任抄写,有人说他在离市区不远的一个村学里教书,还有人说他干杀猪的工作。他在哪一年(传说是一五八五年或一五八六年)前往伦敦?为什么离开斯特拉特福?也有种种传说。有人说他家境穷落,结婚后不得不出外自谋生活,有人说他爱喝酒,好嬉戏,因恶作剧得罪了别人,还有人说他偷猎州长养在官邸花园里的家鹿,受到控告和追捕,不得已而逃离故乡。据传后来出现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里那个自夸门第、口口声声要把福斯塔夫告到御前法庭去的“夏禄大人”,就是以那个州长为模特儿写成的。尽管关于莎士比亚有许多离奇的传说,我在故居却找不到任何证据和痕迹。看来这里主要是他度过童年生活和少年生活的所在。二楼卧室安放一张铺有床罩的单人木床,床前有小几、矮桌,靠墙是壁炉、火盆,架上偶有简单的摆设。一切为了恢复原状。整个陈设,让人领略到一点伊丽莎白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领略到一点莎士比亚时代的生活的气氛。

我们从卧室转到楼下院子里。青藤绕屋,绿草如茵。门前那棵补种的桑树已经高出人头,亭亭玉立,枝叶十分茂盛。这种用木档和红砖构成(halftimbered)的建筑,远看更觉古朴可爱。我们又从亨里街(Henley Street)故居转到新宅(New place)。莎士比亚到伦敦后第一个差事是在戏院门口为有钱的绅士看守马匹,以后在剧团里当场记(通知演员按时出场)、补缺演员、配角,修改无名作家送来的剧本,最后是自己创作。事业得手以后,他有了积蓄,曾于一五九七年在故乡购置地产,建造了式样相同的毗邻两幢房屋,一幢自用,一幢赠给他的妹妹。我们参观的就是他妹妹住过的那幢,现在辟为供游人参观的房屋。二楼一个长方形陈列室,由三个房间打通,屋顶和柱子还留着原是三间的痕迹,窗户很小,陈列了一些莎士比亚的遗物,主要是剧本、画片和演出的材料。这里有最初供上演用的印刷粗糙、内容删略的四开本,经过修订的早期的对开本或四开本,有演出时的海报、节目单、场面画。大部分是复制品。至于莎士比亚住的那幢,据说明。他逝世后,产权落在一个牧师的手里,英国人民钦仰莎士比亚,经常有人要求参观旧居,牧师厌烦,先将莎士比亚手植的桑树砍去,而来者仍然不减。他大为恼怒,最后竟毁屋售地,迁离斯特拉特福而去。

“这是一个坏牧师!”说明员悻悻地说。

周围的人异口同声地附和他。

我看到了英国人民对莎士比亚深厚的感情。我们来到诗人新宅的原址,那儿的房屋已经夷为平地,只留下一块绿色的草坪,四周围以修剪得相当平整的齐人高的灌木,灌木里边,有几条砂粒铺成的小径,可以通向草坪。一口石井爬满了虎耳草似的叶子,远远望去,活象是为了掩蔽而披上绿色蓑衣的中国式战鼓,但它没有一丝声音,默默地蹲在那里,给人以安详和静谧的感觉。我们绕过莎士比亚研究中心,通过大约有三丈深的灌木小胡同,进入木门,眼前豁然开朗,这里是一个规模不小的花园,各种草花织成彩色缤纷的图案,和中间的大草坪相映成辉.花园东北角设有避雨的廊檐,放着疏疏落落的座椅。陶陶博士到车上将准备好的午餐取来,我们选了两个长椅坐下,在莎士比亚故居旁边幽趣横生的花园里,开始了一顿丰盛的饶有意味的野餐。几只白鸽,还有在英国常见的状如八哥的黑鸟(Black bird),趁我们坐定,便从草坪那边缓缓地蹑近身来,现在索性飞到膝上,侧着头,带点试探的神情,用一只眼睨人,然后,又一下一下地,啄食掉落在我们身上的面包屑。

爱 汶 河 上

从花园出来,我们在街上参观了几幢十七世纪的房屋,一般都用橡木作档,嵌入砖墙,框架外露,构成纵横疏密的花纹。门墙上有铭文,有浮雕,属于宗教性质。英国的建筑大部分是尖顶的,屋角有方形的或者长方形的砖砌烟囱,高高矗立。剑桥的房屋多用红砖,牛津就地取材,以石头为主,斯特拉特福有的用砖,有的用石,最显眼的却是木材,很多还保留着莎士比亚时代的样式。我们经过圣三一教堂,经过文法学校,我想参观皇家莎士比亚剧场,生怕时间不够,这两处没有进去。只是缓缓地踱步,边走边看,直奔爱汶河边,绕到剧场的门前。

皇家莎士比亚剧场的前身是莎士比亚纪念剧场,成立于一八七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从那时开始,斯特拉特福每年举行莎士比亚戏剧节,开始连演几个星期,后来愈演愈长,甚至长到八个月以上。一九三二年皇家莎士比亚剧场成立,斯特拉特福的地位不断上升,终于成为全世界莎士比亚爱好者共同瞩目的中心。剧场的建筑和市内其它的建筑不同,式样较新,只是过去五十年岁月还是给红砖抹上一层黯淡的颜色,不象在画册上看到的那么容光焕发了。正面五个玻璃大门,大门之间夹着向外突出的几个三角形陈列窗,每个门的上边另有两个窗户,上面一个属于二楼。按理说,剧场取光应当很好,但进入门内,休息大厅还是让人感到昏暗。这里有雕塑,有彩画,有历次演出的剧照,有著名演员的介绍,实际上是一个小型陈列馆。同时出售画册、照片、书签、手包、桌布等等纪念品。售票处的门关着。当晚上演的是《李尔王》,海报画着落泊后站在荒郊大风暴中的李尔,这使我想起马克思曾经引用李尔和葛罗斯特的对话,形象地批评了那些毫不触动现实的政客们的言论。也使我想起那个被挖去眼睛的父亲由他装疯的儿子带路,摸索前行,莎士比亚借葛罗斯特的口说:“疯子带着瞎子走路,本来是这时代的一般病态。”话说得深刻极了。不过我欣赏的并不是诗人一处两处说的含有哲理的警句,而是通过剧本生动地表现出来的生活的形象。《李尔王》向来被认为是一个可以放在案头阅读而不易搬上舞台演出的戏剧。自从查尔斯·兰姆发表《论莎士比亚的悲剧是否适宜于舞台演出》以后,布拉德雷,泰特、格兰威尔一巴克纷纷发表文章:由于场面过多,安排不易,有的主张改编,有的赞成不动。我不知道莎士比亚剧团的演出有没有删节和加工。

我们在里面转了一圈,到门外草地上散步,许多人躺着晒太阳。坐椅挤满了。陶陶博士建议到剧场右首临河的平台上喝咖啡,那里专供观众休息。平台分上下两层,面向爱汶河,凭着栏杆远眺,可以看到河对岸的草原、庄园、灌木丛和果树林,也可以俯瞰小艇在河中来回游弋,垂柳拂岸,绿波微漾,环境清幽极了。平台里边是一家名叫“黄杨”(Box Tree)的饭店,人们于演出之前或之后在这里进餐。我们围着圆桌,坐在平台的轻便椅子上,闲眺一回,意犹未足,索性走向码头,登上游艇,决定容与中流,欣赏欣赏花树掩映下的爱汶河上的夕照。

我们坐的那艘游艇较大,可容二十余人,一过半数,船即启行,先往东驶,过了包括克劳普顿在内的两座大桥,沿岸都是树木,听不见一点市声了。北岸比较荒芜,南岸经过整修,树丛中一个挨着一个的是别墅或旅馆,小巧舒适,保持了英国乡村特有的情调与风格。瓦维克郡(Warwickshire)原是以景色秀丽著称的,斯特拉特福位于中心,田园风光,甲于全郡,到处是小山和溪谷,草原和森林。童年的莎士比亚在这里采野果,捉小鸟,捕鱼,打猎,每一个自然美景都没能逃过他的眼睛,并且成为后来他的作品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英国一些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还能指出:《仲夏夜之梦》里雅典附近仙子所到的森林与溪谷,取景于本郡的什么地方,《爱的徒劳》里拿伐国王御苑里设有大小帐幕的场面,取景于本郡的什么地方,还有《冬天的故事》里帕笛塔和弗罗利泽在那里对话的牧人村舍,《皆大欢喜》里一群青年男女在亚登森林里纵情欢乐的这景那景,又都是本郡的什么地方。他们十分肯定地说,《维洛那二绅士》第二幕第七场,裘丽亚要女仆露瑟特帮助她前往普洛丟斯那里,用流水比喻心头狂热的感情。她说,水,若是不受阻碍地让它顺流而去,它会在光润的石子上弹奏柔和的音乐,轻轻地吻着每一根在它巡礼途中的芦苇,加以阻拦,将会促使它变成狂怒的急湍,咆哮奔腾,泛滥开来淹没一切。许多人指出启发诗人这一形象思维的就是爱汶河,我们在它怀里泛舟的爱汶河。莎士比亚作品中许多风景描写都和斯特拉特福四郊自然环境有关,而爱汶河,对这位善感的人文主义诗人说来,实在是太熟悉、太熟悉了。

不过,倘说斯特拉特福只给莎士比亚以自然描写的素材,那是不公平的,莎士比亚的主要长处在于对社会生活的绘状,他也从故乡学到了许多。他的父亲贩卖农产品、手套、兽皮,经常有农民和城市小商人到他家来,威廉和他们混得很熟,当老莎士比亚当了市参议会主席以后,家里又出现了一些上层社会的人物——绅士、法官、退役军职人员。总之,莎士比亚的故乡,我们眼前看到的斯特拉特福,的确从各方面哺育了这位伟大的作家,因为他在这里出世并且生活了二十年。一草一木,息息相关。我们的游艇往东驶了二英里,掉转头来,经过原来的码头,经过皇家莎士比亚剧场,又往西驶行半英里多,到了一个河道开阔、河面象个小湖的所在,船又回程向东。从这里远望皇家莎士比亚剧场,丛林拥翠,碧波荡影,傍晚的夕阳给黄色的砖墙涂上一层淡淡的柔和的色彩,举目四顾,襟怀悠然,有一种迷惘的美,把人带入了仿佛是幻觉似的遥远的梦境。

在归途中,离公路不远,我又看到来时见过的用稻草和泥巴合成厚厚屋顶的农舍,从故居的陈列得知,这种农舍是莎士比亚夫人安妮·哈塔威一家在邵德里(Shottery)住过的十五世纪式的房屋,邵德里在斯特拉特福附近,难道这里就是她的故乡吗?我不知道。使我感到兴趣的是:这种屋顶厚到一尺以上的农舍,不仅英国有,东方也有,式样十分相似。日本曾把这类农舍迁集一起,在大阪成立了“民家集落博物馆”。我在斯特拉特福见到的几乎和大阪见到的一模一样。远隔万里,互相证印,谁说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没有一点相通之处呢?

一九八三年五月于北京

原载:《生命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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