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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城掠影

——日本纪行

唐弢

《人境庐诗草》作者黄公度(遵宪)著有《日本杂事诗》一百五十四首,其中的一首说:

萨摩材武名天下,

水户文章世不如,

几辈磨刀上马去,

一家修史闭门居。

诗人借萨摩、水户两藩的传统风习,赞扬了日本人民勇敢尚武、儒雅好文的特点。在这首诗的小注里,他还指出水户重视文学, “源光国作日本史时,开彰考馆,名士多从之游,藏书尤富。”其实藏书多的不只是水户。黄公度的朋友,曾经和太平军通信、自称天南遁叟的王韬,从日本回国时带着这部诗稿,不久便用活字版印了出来。王韬为《日本杂事诗》作序,进一步追述隋唐以来, “彼国人士,往来中土者,率学成艺精而后去。奇书异帙,不惜重价购求:我之所无,往往为彼之所有。”说明了日本收藏中国图书的历史渊源。黄公度他们居住东京的时候,经常和日本文化界交流学术,议论史事,“执贽求见者,户外屦满”①,一直享有很高的声望。前些日子,在一家私人花园里,还掘出了公度手写的诗碑,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由于日本收藏中国图书典籍的丰富,为了满足研究工作的需求,中国文人到日本搜寻资料,访求书籍的,接踵而去,颇不乏人。自杨惺吾(守敬)作《日本访书志》,协助黎庶昌校辑《古逸丛书》以来,董绶金(康)有《书舶庸谭》九卷,既收录旧刻孤本,又搜罗民间说部, “记其版式,存其题识”②,傅沅叔(增湘)也有《藏园东游别录》,内容分别为《帝室图书寮观书记》,《内阁文库观书记》、《静嘉堂文库观书记》和《东西京诸家观书记》③,遍访善本珍籍,尤其着重于宋元旧刻,以后孙子书(楷第)从内阁文库、宫内省图书寮、帝国图书馆以及私家藏书中,选读通俗小说,撰写提要,成《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六卷,接着,王古鲁又摄得《水浒志传评林》、《英雄谱》,《列国志传评林》等全书照相十种,明版小说书影一百几十种,手抄《二刻拍案惊奇》、《隋史遗文》两种,其中摄得或者抄得全书的,陆续印行问世。类似的事实还有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势继续发展, “我之所无,往往为彼之所有”,已经不限于旧时的孤本奇书,便连近代史乘中的专业资料和秘密刊物,也有彼存我伕、彼全我残的状况,按照各个学科研究的进展情形,到了现在,其实又有重作一番专门考察和实地個查的必要了。

我们这次访问日本,预先并没有调查图书资料的打算,但从学术交流出发,参观的对象主要是大学、研究所和其他文化机构,每到一处,少不得观看一下资料储备和图书设施,流连书城,乐而忘返,几乎成为大家共同一致的兴趣。不过,团员的活动是分散的,三个人一队,两个人一组,有时甚至是单独的对口交流,因而各人的接触面并不一样。就我自己来说,先后参观的图书馆七个,在短短的时间内,走马看花,确实谈不出全面的和深入的观感,何况还有许多图书馆和藏书寮来不及去看。不过话说回来, 日本学术机构藏书的丰富、资料积累的完备和对学术研究的便利,在参观过程中,还是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的印象。

我对书籍的兴趣很广泛,但从个人研究项目出发,比较关心的是涉及中国近代文学范围的文献与资料。据我所知,最近三十年来,日本学术界研究中国——尤其是近代中国的风气愈益兴盛。一向被称为“亚洲文献的宝库”、在国际文化界负有盛名的东洋文库,一九五四年曾设立近代中国讨论会,一九六二年起正式创办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利用新旧资料,积极展开研究。日本的两大学派——江户学派(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也各各在其大本营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增添研究中国的项目,东京大学的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所,虽然不是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但研究中国常被看作全部研究项目的重点。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的汉文书籍数量之多,据说在日本也是数一数二的④;东洋文化研究所急起直追,近年来广开门路,收买关于中国的图书资料,并用丛刊的形式,陆续整理出版了一些有关的材料。因此,上述三处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我的注意的中心。

六月八日,到京都后的第三天,我们参观了京都大学图书馆。和别处一样,日本的大学一般都有个规模较大的图书馆,下面各学部(相当于中国大学里的系)以及附属研究所,又各有自己的分馆。京都大学有十个学部、十个研究设施和十三个研究所.图书馆室,大小不一。除中央馆外,最大的是文学部,其次是法学部和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总数达三百六十五万五千三百五十册(至1977年会计年度止)。根据我后来了解,东京大学的藏书约四百五十九万册。它们是日本大学图书馆中藏书最多的两个。

我们先到中央馆,后到文学部图书馆。从对外的阅览室、开架书、资料调查、借书手续,到内部的分类、编目、复写、善本、杂志、书库、特藏等等,虽然一掠而过,却还是作了比较全面的参观。正如以后在别的大学里一再遇到的那样,图书馆负责人还为我们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展览室,陈列了部分馆藏的珍本,包括神护景云四年(相当于我国唐代宗大历五年)《无垢净光经根本陀罗尼》卷子,相当于我国元明之间的旧写本《妙法莲华经》、《六韬》、《新乐府》等卷子,庆长四年(我国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刻单边大本《日本书记》,以及《永乐大典》零本,明刻钟伯敬评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明刻《金瓶梅词话》等等,大约二十种左右。

日本是一个尊重自己历史的民族,文化遗产稍有价值的,往往经过评议定为“文化财”、“重要文化财”或者“国宝”。我们此行先后看到的书有不少是“国宝”。在参观京都大学图书馆的过程中,我还了解:几乎每一个图书馆都有特殊文库。捐献、寄存或者购入的名家旧藏,原先具有特点或专称的,往往以特殊文库的方式保留下来。就以京都大学中央馆为例,江户时代皆川淇园手稿四百十册,称皆川本,中院通方家藏日记、歌集等古书一千零四十一册,称中院家本,河合弘民研究朝鲜史时收集的朝鲜文书典籍,称河合文库本,——加意保存,列入特殊文库。中央馆下较大的分馆,又各有自己的特殊文库。有的甚至比中央馆还要多。我们随后去的文学部图书馆,特殊文库就有二十二个。其中收藏汉籍较多或者基本上都是汉籍的,有铃木虎雄旧藏的铃木文库、狩野直喜旧藏的狩野文库,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旧藏的十砚山房旧藏书、吉川幸次郎教授的唐学斋旧藏书。特殊文库里的书大都被当作贵重书,狩野和十砚山房藏书里尚有一些宋、元、明版本,那就更是贵重书里的贵重书了。不过,这里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吉川幸次郎教授专门研究中国古典哲学和古典文学,就象河合文库收藏的是朝鲜史研究资料一样,唐学斋旧藏书数量不多,却是中国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比较集中的专门资料,我以为这样的特殊文库也很有意义。

我们没有时间参观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图书馆,但从口头介绍和文献资料中获悉,到一九七八年三月底止,这个研究所藏书三十二万九千七百三十六册,其中二十二万三千三百三十八册是汉文书。图书馆分图书和文献资料两个部分,图书部有一个办公室,一个有十个座位的阅览室,一个陈列着十二万册图书的书库,文献资料中心也有一个办公室,一个有二十六个座位的阅览室和一个陈列着十万册文献资料的资料库,另外有一些为研究者准备的资料复制机。但在最初,这个研究所却是从购入我国武进入陶兰泉(湘)的涉园藏书二万七千九百册作为基础开始的。陶兰泉是个官僚兼商人,生平爱好买书、藏书和刻书,往来天津、北京之间,晚年居住上海,影印过《涉园所见宋书影》。傅沅叔在一篇文章里介绍他的藏书说: “所收以明本、殿本、清初之精刻为大宗,而尤喜官私初印开花纸之书,缘其纸洁如玉,墨凝如漆,怡目悦心,为有清一代所擅美。”①因此得了个“陶开花”的外号。不过,在京都欣赏“纸洁如玉,墨凝如漆”的开花纸本,固然不是味儿,调查近代中国文献资料也和涉园旧藏无关。据我所知,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近代中国的材料,主要是另外几个特殊文库,如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以满蒙资料为主的内藤文库、矢野仁一以民国以后出版物为主的矢野文库、大阪《朝日新闻》特派员村本英秀战争年代在中国收集的汉文书刊的村本文库,还有松本文库、中江文库等一共五个特殊文库,以及后来陆续收集和购藏的地理资料、民族学资料、社会问题资料等等,都是研究近代中国重要的依据。一九六五年四月建立“东洋学文献中心”之后,继续大量采集报纸期刊上有关的材料,编辑了《东洋学研究著作目录年刊》。就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化而言,他们翻译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准备直接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研究分析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在竹内突教授周围有一批年轻的研究人员,作为京都学派的后备,他们是关西地区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新出现的力量。

我这样说,也许对风格和流派表现了过分的热心,不过无论如何,这些毕竟是竞争和发展的动力,我以为可以而且应当坚定地保持各个学派自己的特点。随着旅程的转换,感觉慢慢地发生变化。如果京都给我的印象是山的高峻,林的深邃,东京又仿佛让我接触到了海的阔大,水的翻腾。我没有意思用两句话概括两个不同学派的特点。但我确实很想知道为它们着手准备的条件——物质力量和环境因素:供他们使用的什么图书,给他们参考的什么资料。正如在京都想了解人文科学研究所一样,到了东京,我想知道的是一个与此对等、以近代中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东洋文化研究所。

我和东京朋友们的座谈安排在东洋文化研究所,在这之前,代表团到达的第二天,全体团员访问了东洋文化研究所,陪我活动的好几位朋友属于东洋文化研究所。但是,就象京都的人文科学研究所一样,我对东洋文化研究所也仍然不够熟悉,知道得很少很少。

东洋文化研究所是东京大学十四个研究所里最负盛名的一个,藏书三十一万册以上,其中三分之二是汉文书。这个研究所也有许多特殊文库,有以人类学为主的,有以中国经济为主的,有以中国法制为主的,还有大批关于东亚外交关系的史料。大木文库是在中国充任律师三十年的大木干一毕生的收藏,其中包括官箴、公牍、奏议、地契等等研究中国社会、法律、经济的图书文献,计四万五千四百五十二册。双红堂文库是日本著名藏书家、东亚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也珍藏的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计三千一百五十册。一九六七年,东洋文化研究所接受政府移交给它的原东方文化学院的藏书,是它历来收入汉文书籍数量最多的一次,共计十万零三千五百册,其中四万零七百册是我国浙江青田人徐允中(则恂)东海藏书楼的旧藏,其实也是一个特殊文库,一个窖量很大的特殊文库。

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宗旨是要系统地研究亚洲地区的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共有十二个部,又区分为十八个研究组。比京都迟一年, 自一九六六年四月成立“东洋学文献中心”以来,研究近代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清末民初思想、五四运动、李大钊、鲁迅、严复和林纾,统统列入了专题。以尾上兼英为组长的东亚文学研究组原来有三个专题,分别为明清思想研究、戏曲小说研究、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一九六九年起后一个专题扩大为研究组,除原来负责的东京大学副教授丸山昇外,还约请外地专家参加,如北海遣大学副教授丸尾常喜,关西大学讲师北岗正子等人。东洋文化研究所除了出版《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和《东洋文化》外,还以《东洋文献中心丛刊》名义,出版了许多资料,关于近代中国部分,先后有《李大钊文献目录》、 《鲁迅全集注释索引》、《三十年代中国文艺杂志(一)》(尾上兼英编)、《郁达夫资料补编》(上)(下)(伊藤虎丸、稻叶昭二、铃木正夫编)、《江西苏区文学运动资料集》(秋吉久纪夫编)、《关于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翻译、引用文献目录》(芦田肇编),这些都为研究工作提供极大的方便,其中《关于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翻译、引用文献目录》和两辑《郁达夫资料补编》,即使在中国国内,也很难做到这样充分和详尽。

至于历史最久、名声最大的,还得推东洋文库。东洋文库虽以图书馆形式出现,其实一开始就是个藏书和研究相结合的机构。记得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时候,遇到从日本回来的朋友,常常漫谈他们在异国的流浪生活,踯躅街头,想弄到一张阅览证以便在图书馆里求得一点知识和安慰,也总是呼吁无门,渺不可得。可能我自己当时出入上海东方图书馆,因而向他们打听过情形和东方图书馆有点相象的东洋文库吧,不知怎的,从那时起,东洋文库的名字已经烙印在我的年轻的记忆上了。

东洋文库的基本收藏是莫里逊文库。莫里逊(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原是伦敦《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后来充当过袁世凯的顾问。他在中国几十年,使用各种方法,通过各种路由,收集近代中国的有关资料。以英文、法文、德文、俄文为主,包括用中、日、意、葡、波兰、西班牙等十几种文字写成的书籍。在他的收藏里,据说马哥孛罗《东方见闻录》一书,单是十五世纪刊本便有十四种,还有外国传教士初到中国,为了深入教民,积极学习方言,将所在地的方言对译成欧洲语言,印成手册,这种手册的方言辞书也有五百册,正是研究中国方言土话的稀世宝藏。仅仅这两项,已经足够说明莫里逊文库的学术价值。这批藏书后来由日本三菱财团的岩崎久弥购下,于一九一七年秋天从天津运往日本。

一九二四年,岩崎以这批图书文献为基础,另拨基金,在东京建立东洋文库。现在东洋文库的藏书已达六十余万册,在语种上,分汉、满、蒙、藏、日、欧美、朝鲜、越南八大类。它所搜罗满、蒙、藏资料的丰富,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即,依靠这些资料,便足以开辟所谓“满洲学”与“西藏学”的专业,这就证明这些文献资料本身的意义与作用,而当法西斯军国主义在日本掌权时,材料不幸竟被利用作为宣传侵略我国东北和内蒙的诱饵,造成两国人民之间不断流血的悲剧。这段痛苦的历史,现在已经由我们这一代人亲手将它埋葬,永远永远地埋葬了。——哪怕这只是我个人的祝愿也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洋文库经常派遣学者出国,鉴定材料,进行复制,例如将法国巴黎图书馆收藏的我国敦煌文献尚未公开的部分,西班牙、葡萄牙收藏的十九世纪中国问题图书稿本没有发表的部分,拍成照片,以充实东洋文库有关中国图书文献的库藏。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并将逐年收藏中国文的、日本文的、欧文(英文和俄文)的有关书籍编成《近代中国关系图书分类目录》,先后出版了五大册(包括《索引》两册),翻检核查,复制参阅,对学术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鉴于这些事实,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中日两国人民在学术研究上的交流合作,前途大有可为,现在不过刚刚开始,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开始。

我于六月十五日下午,在参观了鲁迅、许寿裳等五人住过的伍舍旧址以后,由和光大学伊藤虎丸教授陪同,来到了久已闻名的东洋文库。由于范围庞大,时间短促,我决定只参观近代中国研究室(即后来的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的书库。顺序浏览,掠目而过。事有凑巧,在一个书架上,我发现了装订成册的日文《北京周报》,便站着翻阅起来。主人看到我的兴趣,抱起报纸,引入休息室,让我坐下来慢慢读,就这样,我在参观访问东洋文库过程中增添了一段意外的经历——象读者那样仔细查阅一种书刊的经历。

出国之前,我并不知道国内已经有人在收集关于《北京周报》的材料,撰写关于《北京周报》的文章。只在一位比我年轻的朋友的口中,听说日文《北京周报》上有三篇鲁迅的谈话,过去没有发现过,他只知道登在第八九号上的《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别的两篇因为《北京周报》不全,不清楚叫什么。这就是在参观之间,引起我对《北京周报》突然发生兴趣的原因。不过日本朋友们是清楚的。他们不仅告诉我八九号七的文章,还出示了第四七号上《关于猪八戒(和本年干支的关系)》、第六八号上《“面子”和“门钱”》另两次谈话,让我看了译登《孔乙己》、《兔和猫》、《说胡须》以及连载《中国小说史略》前半部的各期的报纸。

《北京周报》创刊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出至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停刊,共出四一三期。创办人藤原镰兄(1878—1953),日本长野县人,他任社长和编辑,编至一九二七年第二八〇号后回国,报纸由燕尘社接办。在藤原主持时期,《北京周报》态度比较进步,和他合作的有丸山幸一郎、清水安三等人,时当五四运动之后,他们三个都和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有来往,《北京周报》译登了不少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作品。丸山还写过介绍社会主义思潮的文章,《中国小说史略》就是他翻译的,还到北京大学听过鲁迅的课。可惜他一九二三年底回国,第二年九月刚满三十岁就去世了。清水安三也于一九二四年去美国。报纸保持着进步的立场。“三·一八”惨案发生,《北京周报》发表了明观生的《恐怖的一刹那》,记目睹的情形和感想,文章说:“在我的前面有一个女学生,中了枪弹,她用了毛线的长围巾扪住了流出来的血潮,一点都不张皇,就是在那恐怖之中我也不禁感到佩服了。我那时还不禁起了这个念头,照这个情形看来,中国将靠了这班女子兴起来罢。”⑥藤原镰兄在社论里表示了同样的意见。后来周作人将它们和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一文相比,叹息当时中国的所谓舆论,还不如日文报纸的正确。这话自然是对的。但周作人却不知道明观生就是藤原镰兄,从目睹的报道到舌辩的社论,两个人只是一个人。

《北京周报》比较客观地记录了“三·一八”前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史实,有许多资料值得参考。它和《外事警察报》、《燕尘》等作为研究中国关系的重要日文杂志而被珍藏着。据我所知,在东京的饭仓照平先生和小岛丽逸先生,已经做了一些整理、研究、考订、分析的工作.饭仓照平写有《<北京周报>与<顺天时报>》、《<北京周报>上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 《三·一八屠杀学生前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斗争》等文。小岛丽逸先生写有《<北京周报>与藤原镰兄》,还将藤原镰兄的言论编入《革命摇篮期的北京——从辛亥革命到山东出兵》一书。可惜藤原家属自费印行的《记者生活五十年——北京二十年、日本三十年》已经绝版,据说《北京二十年》部分曾由平凡社于一九五九年十月单独印行过,现在自然也早已绝响了。

根据小岛丽逸的考证和统计,已经肯定的藤原镰兄的笔名有四十四个。经常出现在《北京周报》上的秋水、无关心,极东生、燕京老人、东方生、周报子、燕尘生,明观生、一记者、门外汉等都是他。藤原、清水、丸山三人先后在《北京周报》发表各类文字的次数,计藤原四百至四百五十次,清水七十七次,丸山二十八次。按照这个材料,翻译鲁迅《说胡须》的东方生固然是藤原镰兄,便是三篇谈话,除了《关于猪八戒》一篇尚待考订外,其他《“面子”与“门钱”》、《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两篇,据当时也在北京、参与《北京周报》工作的藤原夫人的回忆,作为藤原镰兄的采访记录,已经收入反映他的记者生涯的单行本《北京二十年》中。听说这是由藤原夫人和小岛丽逸共伺选定,经过反复核对而作出的判断,如果这个判断可靠的话(我相信它是比较可靠的),那就可以廓清我们在鲁迅研究工作中的一些猜测与臆断。

在近代中国研究室翻阅和查对《北京周报》,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收获。不仅因为这样做解决了鲁迅研究中个别资料问题,而且使我在东洋文库经历了一次翻查和阅览的实践,加深了我对文献资料的认识。关于《北京周报》,饭仓照平先生曾向日本各大学、研究所和学术机构调查,知道大约在十四个大学的图书馆里藏有《北京周报》,多寡不一,互有短缺,惟独东洋文库和所属近代中国研究室能合足一份,使研究者得窥全豹。在这次翻阅过程中,我又觉得,除了直接资料力求完整外,还必须尽可能将相互关联的间接资料也收集起来。在这点上,有些特殊文库往往早已集中,较有基础。日本朋友在资料方面作出的周到、缜密、细致、全面的成绩,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科学研究需要实事求是。观点是任何一项学术的灵魂,不过材料又必须走在观点的前面。没有材料,哪来观点。我们都主张从实际出发。而一切主张从实际出发的人,尤应以身作则,多多为从实际出发创造一些实际的条件:找图书资料,作访问调查。

从京都到东京,我们经历了一座座书城,大家盘旋于小胡同中卜前推后拥,左顾右盼,真个是乐此不疲,每人都有很大的兴趣。就我自己而言,以后到仙台,到大阪,到神户,又参观了一些大学图书馆,众多的层出不穷的特殊文库给了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极深的印象。大约三十年前,我在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看到一批戏剧方面的书籍,为至德周氏几礼居旧藏,数量不多,如果拿来和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内坪内逍遥翁收藏的莎士比亚戏剧集相比,真不知寒伧到什么地步,但在这少数书里却有几本好书,有几件难得的材料——倘非有心人如几礼居主人决不会买下来保存的材料,我吃惊了,生平第一次觉得专家藏书的确有系统,有特点,值得后来人重视。或者这就是今天我对特殊文库抱有好感的心理上的一点历史因素吧。

不过我的推崇特殊文库,也并不完全因为它收藏的资料有系统,有特点,前人用过一番心力,后人可以坐享其成。还有一个和原来的藏书主人有点干系的原由。记得过去在北京图书馆看西谛藏书,在鲁迅博物馆看鲁迅藏书,卷帙浩繁,颇涉遐想,以为倘要认真研究一个作家,最好是把他的全部藏书通读一过,追踪思想,细细分析。如果真能这样做的话,一定可以发人之所未发,弄清来龙去脉,讲出一点道理来,一新读者耳目。至于研究一个专题,利用特殊文库里的现成资料,一只要不偷懒,不剽窃,老老实实,从已有的成就跨开步去,也总比光说空话要好。这样,我不仅对特殊文库抱有好感,而且是怀着深深的期待的了。不过话说回来,鲁迅的藏书不在图书馆而在博物馆,又当别论,我不知道北京图书馆里的西谛藏书,现在怎样了?还能象以前一样,独占一室,坐拥百城,保持其原来的面目吗?

日本的想法大概是不同的。他们为什么要保留那么多特殊文库呢?我参观了一些文化设施,浏览了一些图书资料之后,自己为自己作出一个答案,那就是。保存历史。一个真正能够向前看、勇敢地朝着未来突进的民族,也一定会懂得尊重自己的历史,珍惜自己的过去。我还觉得,青牛西去,白马东来,文化学术自来需要互相沟通,互相交流,但也得有真正足以代表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凉风天末,落日书城,这是我在远适异国时候多次涌上心来的一点真诚的感想。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写于北京

注释

①王韬:《<日本杂事诗>序》。

②《书舶庸谭》自叙。

③东西京诸家分别为尊经阁、内藤、狩野、内野、东洋文库和东福寺共六家。此文曾发表于1930年6月2日至30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21至25期。

④根据费正清、蒲地式子、市古宙三合编《一九五三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1975年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出版。

⑤傅增湘:《涉园明本书目跋》。

⑥转引自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三·一八”》。

原载:《生命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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