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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面

——悼念中国现代文学巨匠茅盾先生

唐弢

我和茅盾先生来往,开始于一九三六年夏天,那时黎烈文筹办《中流》半月刊,出版者提出要求,希望每期有鲁迅,茅盾的文章。鲁迅先生大病初愈,体力衰弱,朋友们虽然渴望读到他的新作,又亟盼其好好休息,都劝烈文暂时不要去约稿(虽然鲁迅先生还是主动写了文章)。这样,目标便集中在茅盾先生一个人身上了。有一次,我到极司非而路(现改万航渡路)信义村探望迁入新居的黎烈文,茅盾先生也住在信义村,烈文拉我同去,以后又因西谛(郑振铎)关系,彼此就来往起来了。

伹我认识茅盾先生,还在此之前。否则,一个陌生人,烈文是不会贸然拉着同去的。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 《申报》副刊《自由谈》改组,二十七日,茅公用“玄”笔名,发表了《“自杀”与“被杀”》一文,那是由郁达夫写的《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引起的,先前还有一篇青浩的《自杀的统计》。自杀是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到第二年一月,又陆续发表署名“玄”的《紧抓住现在!》、《血战一周年》、《最近出版界的大活跃》等文,直到鲁迅先生用“何家干”笔名为《自由谈》写的第一篇杂文《“逃”的合理化》于一月三十日刊出,茅公至少已经发表了四篇短文。在公开场合,鉴于他当时处境,鲁迅总是将替《自由谈》写稿的关系拉在自己身上,一个人承担责任。不过尽管如此,国民党的《社会新闻》还是不肯放过,一则曰, “鲁迅与沈雁冰,现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再则曰, “现《自由谈》资为台柱者,为鲁迅与沈雁冰氏”①,始终将两人并提。考其用意,在于不承认为《自由谈》写稿是个人的和偶然的作为,而是政治行动,也是新文艺对旧文艺的一次进攻。将沈雁冰拉在一起,更显出这次进攻是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不能等闲视之。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原来故意放出这些消息的倒不是国民党官方,而是和官方相接近的旧派文人。他们坚决反对《自由谈》落入新文人手中,新仇旧恨,对茅公怀着极深的偏见。他们认为,一九二一年,直接从王西神(蕴章)手里夺取《小说月报》编辑权而实行革新的,是这位沈雁冰即茅盾,相隔十二年之后,在一九三二年底,支持黎烈文从周瘦鹃(国贤)手里夺取《自由谈》编辑权而实行革新的,鲁迅而外,又是这位沈雁冰即茅盾,一九二二_年至二三年初,和郑振铎一道在《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上指名批评《礼拜六》、《小说世界》的,更是这位沈雁冰即茅盾。在他们眼里,沈雁冰步步进攻,咄咄逼人,实在已经罪大恶极,无法容忍,非将他绑出来示众不可。茅公后来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回忆说:“我偶然地被选为打开缺口的人,又偶然地被选为进行全部革新的人,然而因此同顽固派结成不解的深仇。这顽固派就是当时以小型刊物《礼拜六》为代表的所谓鸳鸯蝴蝶派文人,鸳鸯蝴蝶派是封建思想和买办意识的混血儿,在当时小市民阶层中有相当影响。”②指的正是他进《小说月报》助编“小说新潮”栏、以至接编《小说月报》实行彻底改革的最初的经过与心情。

如果说从助编“小说新潮”栏到整个接编《小说月报》,从打破缺口到实行全面革新,中间还有一点被动因素,那么,我以为一九三二年茅公和鲁迅一起支持黎烈文革新《自由谈》,就不能说和先前一样,也是偶然的事情了。根据他最初写的那几篇文章,以及稍后陆续发表的《“阿Q相”》、《时髦病》、《“回到农村去”! 》、《再谈“回农村去”》、《论洋八股》、《现代青年的迷惘》、《青年们的又一迷惘》、《怎样养成儿童的发表能力》、《不关年龄》③等等看来,茅公当时最注意的是社会问题,其次是文化教育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挂在国民党反动政策上,给以彻底的批判与分析,巩固人们改造和革新的决心。他当时写的杂感很多,几乎不下于鲁迅。不过两人的风格完全不同。鲁迅的杂感凝炼泼辣,意趣盎然,概括性很强,读起来需要仔细咀嚼,反复吟味。茅公写的比较直接,比较显豁,如他自己所说:“《自由谈》到底是‘软性刊物’,不宜于说教式的短文。于是我所写的,便不得不是又象随笔又象杂感——乃至有时简直竟象评论。”④然而明白晓畅,绰约多姿,说是评论,又别有一种亲切逗人的特殊情趣。如果不妨打个粗浅的比喻,我要说,同是文艺杂感,鲁迅写的是诗人的杂感,茅公写的则是散文家或者小说家的杂感。虽说“特殊的时代常常会产生特殊的文体”,但中间又存在着由于不同环境和不同教养而形成的“个人笔调”,这一点茅公自己也承认⑤,那就很难笼统地一概而论了。

单以发表在《自由谈》上的文字为例,也常有条分缕析,涉笔成趣的篇什,可惜类似的短文很多尚未收集,手头又没有这个副刊的全份,现在就根据我接触到的以及和我个人有关的一些零星材料,作个简单的追忆吧。

关心三十年代文献的人都知道,革新后的《自由谈》发动过多次论争,茅公好几回都参加。最早而又颇为哄动一时的,是对“词的解放”的批评。曾今可在他编辑的《新时代》月刊上出了个专号,东拉西扯, 自吹自擂,以“胡适第二”自居。他说诗的解放已“由胡适之一度‘尝试’而成功了”,这回应当提倡“词的解放”,许多人都“赞成”他⑥。 “专号”还登出“解放词”的样品,其中有曾今可写的一首《画堂春》:

一年开始日初长,客来慰我凄凉。偶然消遣本无妨,打打麻将。 都喝干杯中酒,国家事管他娘。樽前犹幸有红妆,但不能狂!

词的不够高明是显然的。当时山海关失守, 日军长驱直入,大家正在批判“不抵抗主义”,《自由谈》上充满这类文章,而他却主张红妆侑酒, “打打麻将”,来一个“国家事管他娘”,完全违背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的为人道德,因而群起攻击,先后刊登在《自由谈》上的文章,总该有十好几篇吧。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用鲁迅笔名“何家干妙写了《曲的解放》,鲁迅除《驳“文人无行”》外,又以“孺牛”署名写了《文摊秘诀十条》⑦,茅公也于三月十日以“玄”的署名发表了《何必“解放”!》。铜山西崩,洛钟东应,一唱一和,互相支持。当时的斗争往往如此。

《何必“解放”!》没有收入《茅盾文集》,也不是茅公杂文中重要的篇什,但它多少体现了我说过的一个散文家或者一个小说家的杂感的特点。茅公爱用清晰易懂的文字,略带俏皮的口吻,胪陈事实,加以推理,由于逻辑严密,使人心领神会。例如这篇文章吧,开门见山,直接入题,叹息世上尽有妙事:“前几年有一位先生‘发见’了墨翟是印度人,象煞有介事做了许多‘考证’”,现在又有“词的解放运动”,那该是一种“更进步的卖野人头”了,接下去便是正面的分析:

大凡文艺上的一种“解放运动”,不是凭空起来的。必然是因为社会上先有了新旧思想的冲突。新的思想要用文艺的方式来表现,就感到旧有的文艺体制不适用,于是就创造出新体未了。这样由新的内容产生了新的形式,才能算是文艺上的某种“解放”。

现在的白话诗,对旧体诗而言,就是一种解放;因为两者之间不单是形式不同, 内涵的思想意识也完全两样。这话也有例外。近来有许多白话诗在思想意识方面,实在还是封建思想的螟蛉子,——从那种穷愁牢骚的呻吟到才子佳人式的新恋爱描写, 无一不是封建诗人的瘦影子, 虽则俨然是白话诗了,但新店里卖旧货,此种白话诗和旧体诗的区别正好象旧体诗中古风与律绝之分。

文章指出曾今可写的白话诗,实际上却是旧体诗的螟蛉子,现在干脆用旧词律填写“打打麻将”之类的东西,倒是比较老实的办法,但又何必卖“解放”的野人头呢?丢掉它,不是反而可以省却“一场口舌”吗?明白,清楚,直截了当,真是使人腾挪不得,无所逃形的绝妙的笔墨。

但是,倘说这篇文章的含意已尽于此,那就错了。当年商务印书馆将《小说月报》革新,却另为鸳鸯蝴蝶派办了一个《小说世界》,这次申报馆将《自由谈》革新,也另为鸳鸯蝴蝶派办了一个《春秋》。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茅公文章里说的“穷愁牢骚的呻吟”, “才子佳人式的新恋爱描写”,以及“新店里卖旧货”的“白话诗”,借题发挥,实际上是通过批判“词的解放”对继续占领副刊的旧派文人来一次大扫荡。文章发表,考证过墨翟是印度人的胡怀琛又象当年一样迎了出来,说文章里的“象煞有介事”这句话是“任意讥笑”, “有损个人的名誉”,要求“更正与道歉”。原来他就是先前代表旧派文人在《给郑振铎的信》里嘲笑新文学“没收效”的人,因为错改《尝试集》里的《小诗》曾受胡适的奚落,这回又在大谈“白话诗”,乱改柳宗元的文章。就象过去《文学周报》⑧上有个署名“墨翟”的人,用胡怀琛的考证方法证明胡怀琛也是印度人,这一回, 《自由谈》上又出现署名“柳宗元”的《致胡怀琛信》,抗议改错了他的文章,要求胡怀琛“更正与道歉”。“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例证确凿,哭笑不得。问题也就这样解决了。试问:时代变了,难道还能有别的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不过重要的是,这是斗争,也是茅公对国民党的《社会新闻》之类的答复。

我这里只是举其一端,其它如关于批评问题、直译与重译问题、小品文问题,茅公也都参加争论,提出了重要的意见。

我说茅公写的是散文家或者小说家的杂感,还有一个原因,收在这些文字里的,大都是为写《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等搜集起来,用过的或者尚未用过的素材,既和作品有关,同时又保持着独立的艺术价值。这些短文大体上分两大类,一类是生活材料或生活记录:一个场面,一段经历,一些人物,他用速写的方式将它们描画下来,另一类是思想纪录:一个观点,一段见闻,一些想法,他用随笔的方式将它们记述下来,这些构成一篇篇饶有意味的短文,形成了茅公个人的一致的风格。在《自由谈》上发表的,较多的是后一类,但又和前一类不无联系。例如我前面提到的“回农村去”,以及因此而引起的现代青年的迷惘,就是这样。

“回农村去”的文章有两篇,内容联系着他写的《春蚕》等农村三部曲。茅公写作第一篇的时候,《申报》的《读者顾问》栏正在开展讨论,电影《城市之夜》也提出这个问题,号召都市里的失业青年,生活不了,“回农村去”。似乎那里倒有一个世外桃源存在着。茅公写过一篇《<狂流>与<城市之夜>》的影评,接着便是两篇关于“回农村去”的文章,指出农村短少的是钱,不是人。农民要买蚕种,非但没有一块钱的储蓄,并连一块钱的债也借不动,因为他们早已押尽当光”⑨了。这不只是思想记录,也是从银行报告里搜集得来的实际材料——生活的实事求是的写照。

那么,农村一片荒芜,满目凄凉,真个回去不得了吗?

看来也不是这样。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见于《现代青年的迷惘》和《青年们的又一迷惘》中。茅公关心青年,归根结底,青年才是他大大小小作品中着力描写的主人公。根据我个人印象, 《现代青年的迷惘》和《青年们的又一迷惘》是当时两篇出色的杂感,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的矛盾和青年的苦闷。《现代青年的迷惘》从纵的方面落笔,历史地说明那些社会现象。它假定一个青年在“五四”当时吃了睡药,沉睡十年,一觉醒来,定睛四看,终于惊诧地发现:一、他所崇拜的新文化巨子大半摇身一变,从诅咒军阀官僚而变为依附他们,从卫护青年利益而变为杀戮青年,二、混乱、黑暗、残酷变本加厉,人们的忍耐力却扩大到了不合理的程度,三、当年的伙伴有的老了,只会摇头叹息,有的变了,推说今天的糟糕都是先前的罪恶,四,虽然男女社交公开,但青年们在社交场中.浓妆艳抹、吃喝玩乐的程度使人吃惊。这个青年因此感到迷惘,感到糊涂,感到悲观,甚而至于发疯。但是,历史毕竟在前进呵,文章最后告诉我们:“在混乱、黑暗、残酷的又一面,也有那反抗的势力十倍百倍于十年前”,不过应当“走出书斋,到十字街头,到农村”, “去体验铁一般的事实,青年们的迷惘才能得到真正的救解。”⑩这样,农村不仅去得、而且是应该去的了。

农村,茅公指的是革命根据地,那儿有新鲜的空气。

《青年们的又一迷惘》和前一篇不同,它从横的方面着眼,描述了当时社会的矛盾;上海阔人每季裁缝工钱几千元,而陕西河南农村里十八九岁大姑娘却没有裤子穿,长江流域各省丰收,而农民反而债台高筑,西北各地还有饿莩,陕西省有的县份每担谷价二元,运到邻县售价高达五六倍,商人加上捐税运费还是要赔钱,每年进口米麦几万万,四川云贵等省阡陌连云的全是鸦片烟,农村财源枯竭,民族工业资金匮乏,停产停工,上海各银行却又钱袋饱胀,不知怎样运用资金,将从内地逃出的游资还归农村去。至于个人方面,成为权威的人,大都尧舜其貌而盗跖其行,借昨日之功饰今日之过,以至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总之,矛盾,虚伪,欺骗,使未经世故的青年“惘然自失,以为人类不可救药”, “社会之黑暗都是坏人太多的缘故”。但是,人类真的不可救药了吗?不,文章告诉我们:“所谓坏人,也应该当作社会现象看,而社会现象的矛盾则根源于社会制度的不善”, “明白了现在社会制度之所以发生,成熟,以至腐烂的规律,则不但迷惘尽释,而且新的勇气也就有了。”11的勇气从哪里来?从农村。

农村,茅公指的还是革命根据地,那儿有人在试验新制度。

当时《子夜》已经出版, 《春蚕》、《林家铺子》、《秋收》陆续发表,连刚刚脱稿的《残冬》也将于七月一日创刊的《文学》上刊登。谷贱伤农,丰收成灾,民族资本工商业纷纷倒闭,生活的主题一变而为艺术的主题,茅公的小说起了很大的作用。据我个人记忆,这两篇千字左右的短文,由于将问题和年轻一代的生活挂起钩来,对准他们的思想,在青年中发生了强烈的震动。读书会——尤其是职业青年们组织的读书会,情绪热烈,态度激昂。不错,他们没有象第一篇文章说的那样经历过五四运动,也不一定象第二篇文章说的那样来自五湖四海,然而却读过几本历史,懂得一点地理,一经比较,国民党统治下的现状使他们怀疑了,惶惑了。尤其是,生活逼他们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城市失业,农村破产,迷惘呵,令人窒息的迷惘!许多人头脑里出现四个大字:

往何处去?

虽然当时的确有青年奔向革命根据地,但我指的却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有许多青年的思想——支配人们行动的思想,在迷惘了一阵之后(当然不只是由于茅公的作品,更不是仅仅两篇短文),所谓“往何处去?”问题有了初步的大体上的解决,尽管以后仍不免有反复,甚而至于有全面的否定。但那是另一回事情了。在三十年代初期,茅公文章一再将社会矛盾和青年思想挂起钩来,确实打动了许多青年的心,我自己就是深受激励的一个。

大约是那年的十一月吧,有人写了一篇《周作人先生》,介绍这位“五四”时候有名作家的散文,说他以平淡的语言,包藏着深刻的意味, “有时很象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话本来说得很好,不知怎的笔锋一转,却批评起青年来,文章说:“现代的青年需要的是多的和新的花样,强大的刺激和说诳,故此对于这种沉静其实渊博的言论和态度是颇非难的。”12我们那个读书会里几位青年忿忿然。我写了一篇《青年的需要》,提出反驳和辩护,隔了两天,茅公以“仲方”笔名,发表题为《不关年龄》13的文章支援我。他从“五四”谈起,认为“从前‘五四’时代,‘非难’青年们需要‘多的和新的花样,强大的刺激’的,似乎还只有老年人,……而今是连青年也‘非难’青年们了。而且还进一步,以为青年需要‘说诳’。”因此, “在‘五四’那时, ‘父与子的冲突’这句话还够用,在‘现在’,冲突的所以然不能够死板板地从年龄上去找求了。现在不是有些青年‘老成持重’之态可掬,而有些过了青年的人倒是火性很旺么?”文章又精辟地指出,人们所非难的“说诳”,实际上就是指“多的和新的花样”,他们看不惯新的东西,进步的和革命的东西。正因为这样,这些人自己才成为“真正需要说诳”的人。这一转,点到要害,可真的出于我意料之外了。第二天,鲁迅先生也以“一尊”笔名,发表《青年与老子》一文作为声援,这也是我说过的当年斗争的特点吧。但当黎烈文告诉我“仲方”就是茅盾、“一尊”就是鲁迅的时候,对于象我那样一个普通青年来说,我的感激,我的兴奋,我的愿意为文学事业刻苦耕耘,尽瘁终生,也就不言而喻了。由于这段因缘,当一九三六年烈文拉着我去访问茅盾先生的时候,我不禁欣然同往,并且完全是以一个熟识的受过栽培的后辈身份,去向长者问安与请教的。

《中流》创刊,我有更多机缘和茅公接近,以后的事情似乎也有更多可谈。但我总觉得,在这段时间里,茅公用玄珠、郎损、仲方、伯元、履霜以及由此衍化出来的种种笔名,为《自由淡》而写的许多短文,应当认真地加以搜集,这不仅是历史的剪影,思想的脚步,短小精致的艺术品,也是研究他的巨著《子夜》以及农村三部曲《春蚕》等不可缺少的参考,因为这段生活,紧密地联系着他整个创作活动,联系着他整个革命的斗争生涯,细流飘风,息息相关,正是他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四清晨写毕

注释

① 转引自鲁迅:《伪自由书·后记》。

② 见《回忆录(三)》,《新文学史料》第三辑,1979年 5月。

③ 除第一、二两篇外,其余各篇均未收入《茅盾文集》。

④ 茅盾,《速写与随笔·前记》,开明书店,1935年12月。

⑤ 茅盾:《速写与随笔.前记》,开明书店,1935年12月。

⑥ 曾今可:《词的解放运动》发表于1932年11月20日《时事新报.星期学灯》,重载于《新时代》月刊第四卷第一期。 1933年2月1日。

⑦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这次批判的总结,过去没有收集,现收《集外集拾遗补编》。

⑧ 署名“墨租”的文章《胡寄尘为印度人辨》,载《文学周报》第八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七日。 《自由谈》载茅盾(玄)复信中,误作一九三〇年。

⑨ 玄:《“回到农村去”!》,《申报》副刊《自由淡》,1933年4月24日。

⑩ 郎损:《现代青年的迷惘》,《申报》副刊《自由谈》,1933年6月12日。

11 郎损:《青年们的又一迷惘》,《申报>>副刊《自由谈》。1933年6月15日。

12 《周作人先生》,《现代》第四卷第一期,1933年11月1日。

13 仲方:《不关年龄》,《申报》副刊《自由谈》,1933年11月16日。

原载:《生命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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