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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任叔

唐弢

我怕写回忆,因为自己的记性太坏了,没有片纸只字足资证信的材料,不愿贸然动笔。许多朋友劝我写“孤岛”时期的文学活动,迟迟未敢应命,主要也是这原因。

谷斯范同志为亡友王任叔(巴人)编辑遗文,不辞辛劳,锐意经营,书函往返,时有商榷,尤其是上海成为“孤岛”以后的事情。斯范同志和我约定,要我为他所编任叔杂文部分写篇序言,任叔的孩子克平兄又从上海来信,说他和他的母亲都望我能写一点。四十几年了,烟云过眼,稍纵即逝,有的事情捉不住,有的事情讲起来徒乱人意,思之怆然,要提笔,真不知从何说起呢。

在文艺界朋友中,我和柯灵同志合作较久,过从较多,这一点大家知道,但那是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的事情了。在三十年代,“左联”解散之前,经常和我联系、约我作文的是徐懋庸,“左联”解散之后,遇事一同商量、共策进行的是王任叔。他们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和任叔虽然见面稍晚,因为是同乡,很早已经听人谈起他,从小学升入初中,和文学刚刚结下因缘,更进一步知道王任叔其人其事了。

任叔是在宁波地区试图建立共产党的最初动议人之一,曾在慈溪普迪小学教书。一九二四年下半年,我到邻村桕墅方培玉小学读五年级,住在校里。培玉校长江后邮(五民)先生,是剡溪有名的学者,专攻经学,教员中有不少奉化人,和任叔同乡,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他们曾经讲过任叔和他的二哥王仲隅。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革命浪潮汹涌,在中等城市里,中小学教师是一股很重要的力量。我到培玉第二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消息传来,到六月初,以和丰纱厂和铁路工人为首,联合四中、四明,效实等校学生,罢工罢课,纷纷响应。不久便蔓延到乡村小镇。我们在老师带领下,组织宣讲队,贴标语,查日货,化装演剧。半个暑假,师生们坐着一条大航船,在镇海、慈溪两县境内流动,真象是走江湖的草台班一样。我又从普迪学生那里听他们讲王任叔,少年朋友们都很怀念他。那时任叔因为与人联名在《四明日报》发表公开信,欢迎经亨颐任四中校长,驳斥遗老张让三的条陈,被普迪当局辞退,回奉化老家去了。我们没有见到他本人。

“五卅”的第二年,我离家到了上海,先是读书,后是工作,在很长时间里,象一段木桩似的毫无作为地被钉在这块土地上。任叔却在奉化成立剡社、举办《新奉化》、创设奉化中学,到广州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 “四·一二”后在宁波被捕,和著名共产党人王鲲、杨眉山(两人就在这次牺牲),国民党左派庄禹梅一同关在狱中,保释后转到上海,他支持白露社,与李匀之合编《山雨》半月刊,往日本住了一年,而后回到上海,南京工作。这些经历,大大地开拓了任叔的政治视野,为他后来的写作(包括杂文写作)生活提供材料,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基础。

和过去一样,我当时仍然不认识王任叔,却知道他曾和庄禹梅、杨眉山等一同关在狱中。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不识字,却很佩服庄禹梅(继良)的为人,常常“继良先生长,继良先生短”的谈到他,认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了学问就不受人欺侮。他不顾人家嘲笑和讥刺,借债典屋的让我上学,勉励我要以庄禹梅为榜样,好好读书.父亲只知道继良先生是一个硬汉,却不知道什么国民党左派或右派。我呢,那时读过继良先生以“蛟川庄病骸”署名的武侠小说,以为写侠客的人一定自己也是侠客,毫不怀疑父亲的评价。有一回,父亲从家乡来到上海,带着吃惊的口吻秘密告诉我:继良先生和三个共产党员被关到宁波监狱里,其中一个姓王,据说和培玉的教员很熟识。

那时我虽然仍在念书,和社会接触不多,却已经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含糊地应付过去了。

我和任叔见面来往,大概是一九三五年他重回上海以后,他住在虹口唐山路,经常为《自由谈》写稿,其时张梓生接替了黎烈文,实际负责人已经是吴景崧(向隅)。《自由谈》有个较大的变化。黎烈文重视社会杂感,别的稿子一多,副刊尾巴上便要挂出“编辑室”的牌子来,吁请作者投寄杂文和随笔。这时却为文艺短论所替代。好在任叔什么都来得, 《作品中底心理描写》啦, 《典型底写出》啦, 《自然描写》啦,这些正是他后来撰写上下册《文学读本》——以及终于修改成为《文学论稿》的思想的碎金。文章固然采用随笔式短小形式,谈的却是正面的文艺创作问题,在内容上,有点近于“论”而不是“感”了。

任叔大量撰写通常所说的杂文,是在上海成为“孤岛”以后。一九三八年一月,挂外商牌子的《译报》和《文汇报》出版,他自己去编了《译报》副刊《爝火》,又为柯灵同志编辑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写稿。虽然在这之前,任叔也曾为《立报》副刊《言林》、《大美晨报》副刊《早茶》写过短文,但那和他后来为《大家谈》所作的文章一样,近于短评,比较通俗。《世纪风》上的杂文却是当时引起论争的重要中心。这个副刊创刊以后,经常在上面撰写杂感的,除编者本人柯灵(陈浮)外,有王任叔(屈轶)、周木斋(辨微)、周黎庵(吉力)、金性尧(文载道)、孔另境(东方曦)、孙大可(石灵)和我,到了后期,我还介绍一同从事邮工运动的陆象贤(列车)、蒋炳勋(江渐离)参加。轮番执笔,呼应变化。任叔的特点是视野开广,思想明快,下笔迅速,跌宕有致。在几个刊物上同时写稿,应付裕如。到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在柯灵同志建议下,点了六个人的名,每人选三万字,决定出一合集。公推任叔起个书名,写篇序言,这不仅因为他写得快,也由于几个人中,他最年长,大家公认他是我们中间的“老大哥”,责无旁贷。同年十一月,作为“文汇报文艺丛刊第一种”,一册不算太薄的《边鼓集》开始问世,而且很快宣告卖完。《弁言》里有一段话说得很好。 “我们是六个人,我们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的方式,有各自思索的天地,……然而‘八一三’的炮声,把我们的心脏全都震动得抖起来了.不,是全民族的心脏抖起来了。愤怒的抖,力的抖,正义与人道的抖——直到十一月十二日,国军退出了上海,我们的心脏就抖成了一个。我们从各个的角落里流了出来,仿佛碎散的水银,融成了沉重的一块。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结集在一条战线上了。”

我虽然很早知道任叔,对他怀有好感,但因生性孤僻,不喜串门,他全家迁到上海以后,依旧比较疏远。后来情形变丁。有一阵我因悼亡,又连续死了两个孩子,生活困难,情绪恶劣,三五个朋友时来探视,最频仍的是景宋先生,其次便是任叔。后来我读他的文章,说到“隐蔽着自己的痛楚,却去解慰别人的‘同病’”,才知道这时他也死了一个孩子,但从未在我面前透露。不过我现在想说的却不是这个,而是工作上的联系。在复社版《鲁迅全集》编辑过程中,他协助景宋先生主持工作,全面安排,出力最多,我参加校对,几乎和他天天见面,我们终于在三个月内,将二十巨册、六百万言的《鲁迅全集》完成了。他还继胡愈之、陈望道,郑振铎等主持社会科学讲习所,举办文学讲座,约我主讲杂文,我尽一切力量讲好这堂课。社会科学讲习所适应青年的求知欲,培养他们的革命精神,在青年中,它的声望甚至超过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学,可惜迫于环境,不久停办。象许多美好的事物一样,讲习所已经永远铭刻在“孤岛”青年的记忆中。从那时开始,我和任叔的关系密切起来,他常来找我,我也常去找他,包括五六个乃至十几个人的小会,有时在他家里开,有时在静安寺路(现在的南京西路)东头张逸侯(满涛)家里开。逸侯的伯祖父是民国初年曾任机要局长、教育总长、袁世凯死后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吴县张仲仁(一鏖),在社会上很有声誉,那时又和曾任内阁总理的云南李根源(印泉),联名发起组织“老子军”,在报上发表了《老子军规则草案》,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尊敬。由于他的地位,也由于人们想不到一批青年人竟借“老子军”家里开会,因此比较安全。在任叔西湖坊家里开会就不同了。集合以前得在窗台上放个肥皂盒之类作暗号,风声紧张的时候,连开会也采用打麻将的形式,而且这只限于四、五个人,再多了可不行。

现在我还留下印象的有两次。

一次是女作家武桂芳(木圭)要求去新四军,准备同去的七、八人,而那边急需一个写作能力较强的青年。派来接应的是我小学时代的同学,和我极熟。武桂芳同志因为家庭反对,临时走不成。任叔约我去商量.他看一切都容易,主张照旧走,派人做她家属的工作,我说最好冷一冷,等一等,先不要勉强,关键毕竟在本人。参加谈话的人不多,也就是三个吧,我的同学不在场,记不清另一位是谁,我们谈得很平静,并无争论。不知道什么缘故,在我的记忆里,这一次的气氛似乎很紧张。

另一次是关于《鲁迅风》的事情,人数多一些。《鲁迅风》由周刊改为半月刊,也即第十四期出版之前,已经讨论过要不要换个编辑的问题,我和柯灵都反对。这回旧事重提。任叔对编者事前并未商量,发表陶亢德《关于“无关抗战的文字”》一文,深表不满,还列举各期上某些文章。说明不符合同人刊物创办当时的宗旨。他认为当前存在一种倾向,譬如徐訏那首题作《私事》的诗,说“葫芦里没有药”、“流行文章里争的都是私事”,也是对抗战中进步文艺阵营的污蔑, 《世纪风》不该刊登。在讨论中,石灵指出《鲁迅风》编者将自己的字充当封面刊头,跳脚舞手,不伦不类,也没有经过商量和研究。大概还有一些别的议论,此刻记不起来了。尽管这次气氛并不紧张,但从谈话中感觉得到,我是被看成有偏向的人,很难启齿,因此决定只是听,不说话。

这两次会面给我的印象很深。事后,我写了一封信给任叔,坦率地说出自己对他的意见。我说他热情,勇猛,有时却过于自信,由于事情未必按照他所想象的发展,结果往往失算。我们这些廖化——这是三青团报纸《中美日报》加给任叔和我们几个经常写写杂文的人的“雅号”——大概不会有资格升作大将关云长,做个合格的先锋了吧,而且,即使变成关云长,不是也有“关云长大意失荆州”这句话吗?我的意思无非希望他改变一下仓卒决定、率尔应战的我所见及的毛病。感谢任叔的好意,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表示接受这个意见,并对周围的情形有所说明,又满怀热情地指出存在于我身上的一些缺点和弱点,老朋友的话,诚恳,切实,句句打中要害。这封信很长,大约有三千字左右,我一直当作座右铭那样保存着,直到一九六七年,才和其他的书信一起,一把火烧成灰烬了。

任叔一生胸怀坦荡,嫉恶如仇,确实是商量袭击敌人的好伙伴,虽然有时带点主观,对问题考虑得不够全面,但恰如鲁迅所说, “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大概这话也适用于王任叔。因此我还想对当时关于“鲁迅风”杂文的论争说几句话。近来读到一些文章和材料,把挑起这次内部论争的责任完全推在任叔身上,我以为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本原因,确如任叔自己所说,在于他对潘公弼那篇社论的不满,杂文问题只是表面现象而已。记得《边鼓集》尚未出版, 《世纪风》已经经常刊登讽刺顽固派和打击汉奸的杂文(其实《边鼓集》的杂文大部分来自《世纪风》),招惹了三青团《中美日报》和汉奸《新申报》的忌恨,他们扬言蜀中无大将,留在上海的廖化们只会模仿鲁迅,写些迂回曲折毫无价值的杂文,并将周木斋的文章截头去足,撕裂凑合,当作不通的例子公开“示众”。不知道是适逢其会呢还是会逢其适,十月十九日,阿英同志用“鹰隼”笔名,在他刚刚接编的《译报》副刊《大家谈》上发表一篇题为《守成和发展》的纪念文章,主张“超越鲁迅”,王任叔也在他刚刚接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题目就叫《超越鲁迅》。所不同者,任叔赞成多登些鲁迅式的杂感文字,而阿英主张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时代,不再需要“鲁迅风”杂文了。要战斗的,不要讽刺,要明快而直接的,不要迂回而曲折的,要深入而浅出的,不要隐约而晦涩的,要创造,不要摹仿。笔锋所至,终于批评到了任叔已经发表的《边鼓集》的《弁言》,没有点名,只用“有人”两个字来代替。

第二天,任叔写了篇《“有人”在这里! 》作为答复,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了。不料《中美日报》和《新申报》乘间起哄,进步营垒也有人施放冷枪,论争便扩大开来。《申报》当局怕事,讽示任叔辞职,任叔呢,他说: “我偏不自动辞职,让他开除我好了!”我当时听他亲口说了这话,后来他又写入文章。语言是能传达人的性格的,这确是任叔的话,一句传达他性格上全部优点和缺点的十分典型的话。至于杂文,事实终于证明,不仅“孤岛”上海需要杂文,便是大后方重庆、昆明、桂林也需要杂文,不是直接明快的杂文(因为那不能发表),而是迂回曲折的杂文,隐约晦涩的杂文,一句话,“鲁迅风”的杂文。

约定要为任叔杂文写点序言之类的东西,却罗罗嗦嗦说了许多和杂文无关的已经过去了的事情。中途曾经想过一想,要不要改弦易辙,收转笔头,谈一谈他的杂文呢?当时决定是不改,继续写下去。因为任叔在文章里多次谈到一个信念:无以为人,何以为文,认为做人比做文更重要。那么,写到了他的为人,多少可以有助于理解他的为文吧。任叔还说: “我常常想,无以为人,何以为文。杂文尤其如此。杂文的作者必须是个坚强的战士。战士勇于杀敌,但也敢于挖掉自己身上的疮毒,然后更显出战士的光辉。杂文的存废,不在于杂文的体裁、风格与笔调,如果,这世上不缺乏战士,则总会随兴所至,拿起这杂文的武器来。”可惜他在印尼那段生活我一无所知,写不出来,而全国解放以后,我和任叔各忙各的,相见时少,对他的生活反而显得隔膜,不很了然。但是,既然说无以为人,何以为文,反过来,那该是文如其人——读其文,多少可以想见其为人吧。这样,一部《点滴集》,对我来说,恰如坐对故人,听他娓娓而谈,讲的正好是以后那段思想和生活,更多了一层亲切的感觉。

事实也确乎是这样。读《“敲草榔头”之类》、《关于“氏族社会”》、《“多”和“拖”》,恰如《遵命集》里《况钟的笔》、《上得下不得》一样,使我感到任叔思想的犀利,敏锐,精到轩豁,动人心弦,对世情的了解丝丝入扣,找不出过去那种粗疏片面的地方。而《论人情》、《真的人的世界》、《略谈要爱人》、《以简代文》诸篇,道人之所未遭,出色地反映了一个作家思想的深化与成熟,他早已不是当年故乡人们口头上传说的王任叔,也不是在“孤岛”上海地下活动时的王任叔,我看到了另一个王任叔:满头白发,垂垂老去,却依旧牢牢地保持着自己的童真。眼前这些文字,使我摸到一颗赤子之心,一颗和先前的生活血肉相连的更为淳朴的赤子之心。哪里是人类从“自我异化”转到“自我归化”的道路呢?立足人间,探首字外,任叔正在思索着,深深地思索着。

可悲的是人们并不了解他。象一切善良的人一样,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他受到难以忍受的折磨。据说,在奉化乡间,他亲手将稻草搓成绳子,试图把自己捆缚起来,嘴里叫着:“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任叔的精神分裂了。

他终于成为历史的悲剧里一个令人叹息角色!

注释

① 巴人:《生活、思考与学习·后记》。1940年8月出版。

② 收入《心太平室集》卷一,1947年9月印行。

③ 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④ 《论语·子张》。

⑤ 《遵命集·<鲁迅风>话旧》,1957年北京出版社。

⑥ 《遵命集·<鲁迅风>话旧》,1957年北京出版社。

⑦ 这是当时的传说。据克乎后来告诉我,经他调查,沒有搓草绳自缚的事,任叔梢神分裂后,冷天不穿衣服往外跑,有一次甚至在雪地里躺了一夜。临死时,口里喃喃叫着他爱女的名字。

原载:《生命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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