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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怀念

——悼郭沫若同志

唐弢

一九七七年八月四日,在何其芳同志追悼会上,郭沫若同志指名要尹达同志和我去见他。我赶往休息室。郭老坐在进门靠右的沙发上,我一面握住他伸过来的手,一面弯下身去问他近来的起居。他听不清。王廷芳同志大声作了转述,郭老点头表示在这段时间里还不错。我问到于立群同志,他指了指西首一排沙发。那儿,康克清同志、薛明同志和于立群同志坐在一起,静静地说着话。

也许那一天熟人太多,已经谈得久了一点吧,不知怎的,我总觉得郭老声音低弱,神情疲惫,自己不应再增加他的负担了。趁着又有人进入休息室来握手的时机,我直起身,走到立群同志那边去说话。不过我的思想并没有走开,依旧萦回在郭老身边,萦回在一些往事中。我想起一九六二年在海南岛天涯海角的相逢,想起一九五九年在上海锦江饭店关于《蔡文姬》初稿的谈话,我甚至还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一个人思索着,沉吟着。……

我最初认识郭老,是抗战开始,他从日本回到上海的时候。郭老归国在当时是个重要新闻,公认为一件大事情,一件有点神秘意义的大事情,所以人刚上岸,他在邮船上写的步鲁迅原韵的七律诗便广泛地传开了。几家报纸争着刊登。这首诗在老一辈知识分子中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记得张菊生、沈尹默都写了和诗。郭老的诗是:

又当投笔请缨时,

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

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

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

同心同德一戎衣。

全诗灌注了诗人伟大的爱国主义的革命深情。写来毫不夸张,说的都是事实,婉转陈词,动人心曲。就诗论诗,第一句平平而起,妙在“又当”两字,竟将参加北伐战争的历史也勾了起来。字里行间,到处氤氲着热爱祖国的强烈气氛,反映了诗人艺术创造上富于感情的特色。这种特色后来在剧本《蔡文姬》里也表现得十分深切。据说“四人帮”垮台,电台重播话剧上演时的录音,郭老听了,热泪盈眶。我想,只有了解他的全部革命生涯的人,才会真正懂得这眼泪的意义吧,那可不是什么身世之感呵!

郭老当年再度请缨,只身回到国门,奔走呼号,出入火线,决心以“此来拚得全家哭”的精神,公而忘私,对日本法西斯军人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由郭老出面,夏衍、阿英、于伶等同志编辑的《救亡日报》问世,在这张名为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报纸上,郭老经常有诗文发表。不仅传诵一时的《前线归来》、《在轰炸中来去》、《到浦东去来》等通讯报告,都在这上面连载,他还以渊博的知识,对日本“二·二六”事件以后的政局一从政党内阁走向军人内阁的必然趋势,作过深刻的剖析,通过持久战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的力量的消长,说明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前途,消除了一部分市民中间正在流行的消极失败的情绪,郭老的笔锋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

就个人的印象而言,还有一段至今时时在脑海里泛起的记忆。一九三七年十月间,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十八、十九两天,在女青年会、浦东大厦开会,第一天主办者为战时文艺协会,第二天则是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郭老两次参加,并都讲了话。他主张用集体方法,学习鲁迅,将鲁迅精神普遍化。含意深刻,态度诚恳,赢得全场一致热烈的掌声。我也深深地为之感动。鲁迅先生生前有句使许多人赞叹佩服的话,他说:“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说得多么坦率,多么质直,又多么光明磊落啊!现在我再一次从郭老嘴里听到,觉得这真是老一辈身上值得我们学习的美德。记得第二次的大会,又给周年忌以新的纪念意义。那天由陈望道先生动议,决定组织文艺界救亡协会,说到做到,四天后(二十三日)便正式成立。从文化界救亡协会到分别成立文艺界救亡协会,表面理由为克服文艺界散漫现状,实际的目的却在摒除潘公展、周寒梅之流的直接干扰,那经过,我想,夏衍同志、胡愈之同志一定知道得更清楚。

我就在这些场合初次认识了郭老。他给我的印象是:诚恳,热情,亲切。讲演起来有时作狮子吼,对待青年却总是平易近人。他住在高乃依路(现在的皋兰路)一个捷克人办的公寓里,我没有去过。一来,我知道他忙得很,文化界救亡协会能够展开一些工作,就靠郭老他们利用过去的关系,同国民党上层交涉,多多少少制止了下面那批小特务小流氓的捣乱,其次,即使郭老有点时间,我也宁愿抑制个人求教的欲望,让他腾出时间,充分休息,为广大青年和救亡运动多写几篇光彩绚烂的文章,这样才对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更有益,更实惠。因此下定决心不去打扰他。

我和郭老个人之间的来往,开始于一九四六年,他从重庆回到上海,住在狄思威路(现在的溧阳路)七一九号从事民主运动的时候。不过关系却要追溯到一九四五年,那年九月八日,我和柯灵合编的《周报》创刊,在商量第一期内容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郭老。十月初,两人联名给郭老写信,请他大力支持。信寄往重庆。不过文化界已有许多传闻:有的说,郭老动身东下,正在途中,有的说,郭老还在苏联,将从那边直飞上海。十月十日,就在我们发信后第四天,一份八开四版,名叫《建国日报》的晚刊出现了,刊头下赫然印着两行铅字, 《救亡日报》改名,发行人郭沫若。从报纸的特稿内容到编排形式,它使我相信确是《救亡日报》的后身。我禁不住想:原来郭老真的回到上海了。

不过我们很快便接到复信,证明郭老仍在重庆。至于《救亡日报》的后身《建国日报》,却仅仅出到第十五号,便以*手续不合”的罪名,被迫停刊。郭老的复信附有《天地玄黄》一文。文章和信一起发表在《周报》第八期上,信的中间一段谈到了自己的行踪:

……友辈居渝者,渴望早日东下,惟交通尚未充分复原,一时恐难成行。至弟个人颇想暂留蜀中,觅

得一机会作膏城峨眉之游, 因弟虽蜀人,此等胜地未曾去过,近来很少写东西,剪寄《天地玄黄》短文一篇,请一阅,可觇弟之心境也。……

《天地玄黄》是说时局形势混沌,好比“疟疾初愈”,“没有断根”,看去但觉天玄地黄,头昏眼花,文章自然也无从落笔。这是对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讽刺。至于信里说的友辈渴望东下,交通尚未充分复原,也和这点有关。蒋介石急于将那些为他“摘桃子”的勇士——接收大员运到山下,一切交通工具都被霸占,哪里顾得上急待回乡的老百姓。郭老当时也许还不知道,由他出面发行的《建国日报》,就因为登了一个小小的补白,说到上海人民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从地下钻出来的,袋里装的是封条,手里要的是金条。这样就得罪了蒋介石的接收大员,指为“手续不合”,违反“收复区”的出版法,终于毫无根据、蛮不讲理地将报纸扼杀了。

大约第二年——一九四六年的五,六月间吧,郭老才回到上海,确切的日子我已忘记,也弄不清他家什么时候搬入狄思威路七一九号。有一点比较清楚:从后方来的朋友,都把狄思威路看作重庆的天官府夹道,裙屐风流,座上客满,盛况不减于当年的雾都。而那幢四周有些空地的旧式洋房,一下子也在人们的心底增加了政治的份量,比如我自己,就是在郭老的寓所,第一次见到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我们这些年轻几岁的人,都把郭老当做一位前辈,一个楷模,一面旗帜。虽然正面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阀打败了,郭老的肩膀并不轻松。在这段时间里,我亲眼见过他声色俱厉,面斥自称“第三方面”代表,实则帮助反动派说话的马路政客的发言,我亲手发过他喜笑怒骂,讥刺玩弄“小骂大帮忙”、表面摆出公正面孔的二丑文人的文章。我从政治家郭沫若的身上,分明地看到了一个诗人的崇高的灵魂。我敬佩他,仰慕他,乐于向他请教。郭老也积极支持当时站在民主斗争前哨的包括《周报》在内的几个刊物。《周报》被禁,郭老送来一篇短文,诗一样美丽的短文,题日《自由在我》,现在我将这篇《沫若文集》未收的文章抄录在下面:

人呢用无声手枪打死,报呢用无声手谕查禁,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早被打死适足以证明是一位好人,早被查禁适足以证明是一种好报。

我以纪念李公朴和闻一多的心情,来纪念《周》。《周报》在民主运动史上,在反内战运动史上,将永远保存着它的令誉,就象李公朴和闻一多一样,是永远不死,而且永远发展着。

杀死了一位李公朴和闻一多,我们要挺生出千万个李公朴和闻一多;查禁了一种《周报》,我们要刊布出千万种《周报》。

书是禁不完的,儒是坑不尽的,秦始皇是快死的。从左闾里已经有篝火起来了。

自由在我,不要受伪善者的欺骗,也不要向杀人犯求饶。

李公朴、闻一多是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和十五日在昆明被暗杀的,相隔四天, 《周报》是二九四六年七月十九日在上海被密令查禁的,距闻一多被害也是四天,这是当时“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整个中国的形势。所以郭老把两件事放到一起谈。我们没有辜负郭老的期望和教导:决不向杀人犯低头,也未受伪善者的欺骗。除了恐吓信、恐吓电话、送上门来的子弹,确实也存在着伪善者的诱说词。这一切郭老知道得很清楚。然而,正如他文章里说的,“自由在我”,《周报》决定以“死”去换取“不死”,以有涯去换取无涯。停刊。

《周报》停刊之前,我已由柯灵介绍,应徐铸成之邀,进《文汇报》编副刊《笔会》。一九四七年春, 《文汇报》全面改革,开辟了《新思潮》、《新社会》、《新经济》、《新文艺》、《新教育》、《新科学》等六个周刊,郭老除了总的顾问外,还出面和其他同志合编了《新思潮》、《新文艺》两个周刊。《春天的信号》、《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便是这两个周刊的发刊词。内战越来越逼近了。《笔会》是今综合性的文艺副刊,虽然强调团结是必要的,但没有在文艺界内部展开充分批评,确实是当时存在的缺点,正在商量如何补救的时候,有个受了“左”倾思想影响的青年,已在《联合晚报》的副刊上骂了起来。先骂巴金,说他“既不敢明目地卖身投靠,又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只是空洞“叫唤”,写些“哎哟哟,黎明!”之类的散文,应当“捉来吊死”。次骂我,说我强调“团结”是“拒绝批评”的“挡牌”,不敢“抗击”文艺界的“堕落倾向”,乃是准备“向黑暗欢呼”的先兆,早在“嗤之之列”。我和巴金同志都作了答复.作者又写成一篇合骂两人的文章,给我寄来一封措词十分谦卑的私信,附着这篇态度绝顶横蛮的稿子,要求《笔会》发表。我知道这是苦肉计,登出来等于通过我骂了巴金,我不上当。他便另写一篇似乎是反对文艺界某种倾向的文章,投给创刊不久的《新文艺》,却在《附记》里将巴金和我都挂上了。稿子经过《新文艺》另一位编者的手登了出来。这种事情在文艺界本来是常有的,我并不放在心上。不料郭老却认真起来。

三月中旬的一天,郭老和于立群同志突然到西宝兴路我的寓所里来,我不在家。第二天我和沈絮云去回访,郭老夫妇也出去了。我回家时却收到一封来信,估汁是头一天就付邮的。信里提到《新文艺》上的文章,说是“牵涉到多方面的人事关系”,他决定说点意见, “文章难写,但想勉力写出。”不久,我在《新文艺》上读到《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我才知道信里说的“多方面的人事关系”指什么.一时谣诼蜚扬,议论纷纭,都为“樱桃树”而起。尽管这篇文章是自我批评的可贵表率,但我读了十分难过。我认为有些事情不应由郭老负责,也和他说的“多方面的人事关系”不相干。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明自己在这段时间内的经历、处境和心情,附带提及批评者和我个人的文字纠葛,说明这些事情和《新文艺》编者之一的他毫无关系。郭老四月八日回信谈了他正在编书译书的计划,说到上面这个问题时有这样一段话.

文笔上的一些小纠纷,不必看重它。你的处境,我是很能了解的。……一个人总要有些拂逆的遭遇才 好,不然是会不知不觉地消沉下去的。人,只怕自己倒,别人骂不倒。

我当时确实处在拂逆的环境中。从工作到生活都有一大堆问题等待解决,却又遇上了许多东拉西扯不愉快的人事。心绪烦躁,情思郁结,苦于无处告语。郭老信里那种良师和长兄似的亲切的关怀,使我激动,使我饮泣,使我感奋。我已多少年没有从别人嘴里听到这样推心置腹的话了!那一晚,我把来信反复地读了好几遍,尤其是后面那段诗一般的语言。从那以后,又是三十年过去了,在投老生涯中,每遇一点拂逆,只要想起郭老这段话,心情便开朗起来,豁达起来。真的,世上有多少人是在不知不觉中消沉下去的啊!骂杀的没有,捧杀的多得很。郭老说出了一个真理,一条生活的客观的规律。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傍晚,我听到郭老逝世消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从去年八月以来,我曾多次想去访问郭老,因为四日那天除了寒暄,什么话都没说。托人先和王廷芳同志联系,知道郭老身体仍然不好,见到熟人容易兴奋。我又象年轻时候一样,把个人求教的欲望抑制下来,下决心不去打扰他。怎么料得到郭老竟会和我们永别呢?尽管我知道他身体不好,并且已届八十六岁的高龄,但我从来没有将“死”字和郭沫若联在一块过。死?这怎么可能呢!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正需要他继续工作。在我的内心里,郭老永远是一九三七年的郭老,或者,永远是一九四七年的郭老,至少至少,也应当是一九七七年的郭老。当我低下头去站到遗体之前的时候,思绪便紊乱起来,凝固起来。 “天不能死地难埋”呵, “风萧萧兮易水寒”呵,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呵,……呵!

郭老!这不都是您近来亲自说过写过的吗?

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了。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日

原载:《生命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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