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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西谛

唐弢

十月二十日早晨读报的时候,突然看到西谛遇难的消息,我不禁惊叫起来,一遍又一遍地,我重读这条新闻,想从里面找出一点破绽,一点漏洞,来证明消息可能还不那么肯定。可能还留着一线希望。我用自己的幻想向死亡提出抗议,结果却失败了,新闻里每一句话都告诉我,西谛和其他十五位同志,以及四十九位外国朋友一起遇难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白天的忙碌挽救了我,晚上回到宿舍,灯下展开文件,我象往常一样开始阅览,不知怎的,文件模模糊糊,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我换了一本小说来读,还是不行。人们都睡熟了,四周的鼾声起落着。我只得披上外衣,轻轻地溜出宿舍。

我独自在街上踯躅,走进一个通宵服务的邮局,往北京拍出唁电。

一种奇怪的念头依旧控制着我。我巴望自己做的是一件傻事,也许西谛十七日并没有动身,也许飞机出事,他和其他同志降落在卡纳什地区的什么地方,有一天,也象他过去写纪念胡愈之先生的文章那样,西谛忽然在我眼前出现,他大笑着,亲自宣告我发那份唁电是闹了个荒唐的笑话。可是,消息一次又一次地否定了我的幻想。廿二日读到靳以同志悼文里铸版出来的遗墨一一上飞机前发出的亲笔信,我不禁打了个寒噤,热泪夺眶而出,再也抑制不住几天来的感情。是的,他到最后还在关切我,关切许多同志,政治的关怀是友谊的最高的标准,这种殷殷的情意使我感动。老实说,西谛所期望于我们的,也正是我们期望于他的,他的任何一点思想上的收获,都曾使我们暗暗地为他高兴。近一年多来,从来信中,我发现他过去那种坦率和天真的性格,逐渐地向政治方面开展,信里经常以热情横溢的字句,歌颂党的方针,祖国突飞猛进的建设,并且絮絮地叙说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从来不忘记策励别人,惟恐别人不象他那样想。自己进步,大家进步,这是他最大的欢乐。一种新的东西正在他的头脑里萌芽.我曾对几个熟悉的同志说过:西谛变了!可是,谁又料到:就在这个紧要关口,就在他准备以成熟的余年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时候,西谛遇难了!……

我捧读着他最后的遗信:“全民在党的领导下,一日千里地向共产主义前进,我们将怎样赶得上呢?将怎样站在这个时代的前头呢?文艺在这时代最能,且最应该发挥宣传、鼓动的作用。得写点什么出来才好呢!”我分明感到:这不是一封私人信件,这是一个遗嘱,这个遗嘱也不是对几个人说的,而是对所有文艺工作者提出的。难道他真有什么预感吗? “如果提前几天动身,……”嗬,西谛!你想得太晚,可是你死得太早了!

我们都在期待你!西谛,我为这个期待痛哭!

大约是《文学季刊》停刊,西谛从北平转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天,我在书店里遇见阿英同志,他兴奋地告诉我: “西酣来了,他这回打算在上海长住。”可能是由于阿英的介绍,我才和他认识起来的。但我很早就是他所主编的《小说月报》的读者,也曾听到鲁迅先生不止一次地提起他。一九二。年顷,西谛在北京和瞿秋白一起编《新社会》旬刊,提倡社会改造运动,后来还出了一期《人道》月刊。西谛每期写稿两三篇。他反压迫,争自由,大谈人道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他当时的主导思想,也由于这一点,使他后来成为中国济难会的发起人之一。在文学活动上,人道主义同样是他的起步点,他的歌颂托尔斯泰,介绍泰戈尔,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解答。西谛对文学的兴趣极为广泛,但早年却倾心于俄罗斯文学,他介绍了不少俄国作品,力主《小说月报》出《俄国文学研究》。还和耿济之等合编过《俄国戏曲集》,共出十册。一九二三年,为了给中国青年们以较有系统的俄国文学的知识,他写了《俄国文学史略》,这本书曾由瞿秋白校订,并补写一章,介绍十月革命后年轻的苏联文学的情况。正是由于这些渊源,西谛的早期活动就紧密地联系着当时的进步思想,给青年们以良好的印象。我的乐于接近他,不仅因为在文学上他是前辈,可以有所请益,从我当时肤浅的认识和要求出发,也很受了这种力量的鼓舞与影响。

可是西谛并没有因为我的年轻和浅薄而厌弃我,我现在能够清楚地记忆的,是已经坐在他的上海庙弄的寓所里,看他在书堆里转来转去,彼此毫无拘束地谈论着一切了。他热情,正直,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令人一眼就可以望到心底。我们几个年轻人,在背后常常戏呼他为“老天真”。赤子之心未泯,他的确显得很单纯,很天真。在熟人中间,象他那样襟怀坦率,精力充沛的,我还没有见到过第二个。他嫉恶如仇,可又不惜以最热烈的言词,来称赞别人,如果被他认为是好人的话。他的评价有时出于直觉,不免为自己的忠厚所蔽。譬如他爱买书,往往撇开市价,从书的作用上着眼,因此虽为书贾所欺,只要买到了就自以为得计,逢人便津津乐道。和西谛相处,我有一条这样的经验:凡是西谛认为坏人的,我能够立刻相信他确是坏人,凡是西滞认为好人的, 自然,我也希望他真是好人,但有时却不免要侧着头,再来一番仔细的思索了,因为他是习惯于道长而不说短的。西谛做过不少研究工作,从这方面看来,我又觉得他具备了更多的诗人的气质——一个拜伦式的爱抱不平的诗人。

就民族意识来讲,我以为尤其是这样。西谛在这方面给我的印象很强烈。抗日战争开始,他积极参加文艺界抗敌工作,并且大写其宣传和鼓动的诗歌,后来和“五卅”与“一·二八”时所作的诗篇,结成一集,名曰《战号》。上海沦为“孤岛”,所谓“大道市政府”成立,当时他在暨南大学教书,风传教育界有些人将出任“新贵”,他碰到他们,总是直言不讳,以民族大义相责,这些人也向他矢口否认,说了一套“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之类的话。他很快相信了。过了几天,就是那些他所认为“好得很”、“好得不得了”的人,终于改变初服,袍笏登场。我去看他,他正瞪着金鱼眼,坐在破沙发里,一个人默默地在生气。

一见到我,他跳起来,大声说:

“岂有此理!陈某当了汉奸了,他还骗我!”

有时候,他又皱紧眉头说:

“糟糕透了!张某又在昨天走马上任,这个坏东西!”

时代的熔炉正在锻炼着每一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每当政治的变动剧烈时,总有一些渣滓要被淘汰,被抛弃。西谛明明知道这一点,可是他把人们想得太好了,自己就不免为此痛苦。他原来在编《中国版画史图录》。每次我到庙弄,总见桌上堆着一叠叠彩色的或者单色的画页,其中包括他和鲁迅先生合编,原来作为《版画丛刊》的《十竹斋笺谱》等几种。从那时起,他又开始写《民族文话》,想通过“往古的仁人、志士,英雄、先烈们的抗战故事”,来激发民族的气节,他还支持几个进步刊物,和朋友们合办复社,编印《鲁迅全集》。当时,党团结一批上层爱国人士,组织了一个外围组织,西谛也是这个组织的参加者,不久,这个组织的成员、和西谛相当熟悉的刘湛恩先生被暗杀了,张似旭先生被暗杀了。恐怖笼罩着“孤岛”:报馆经常被投掷炸弹,电线木上出现高挂的人头,青年们失踪的消息不断传来, 日本特务清水还到旧书店里,指名道姓的打听西谛的行踪。可是西谛照常工作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 日本军队进驻“租界”,大约一星期以后,我突然得知一个消息,说是许广平同志被捕了,日本宪兵还从她家里抄去许多书籍。我立刻想到《鲁迅全集》,想到复社,想到西谛。当天就偷偷地溜到陈西禾同志家里去。西禾和广平同志住在一个里弄里,前后不远,却什么都没有听到,也不知道广平同志是否被捕。我们商量之下,觉得不管怎样,得通知西谛。用什么办法呢?去庙弄,不行,打电话,不行。最后还是西禾出主意:找高君珊——西谛夫人高君箴的姊姊。可是我们都不知道高君珊的寓所,西禾只有一点间接的关系,就凭这点线索,两个人到处乱闯,足足跑了半天,转了五六个关系,居然找到了。我们相对舒了口气。隔不了几天,西谛通知我,他已经搬到西区一个僻静的地方,离我的寓所不很远。

我去看他。他的新居的确很僻静,进去时转弯抹角,要绕过许多平房和菜园。这是个普通里弄,我找到号码,直奔二楼。屋子里堆满书籍,中间放着个煤球炉,炉火熊熊,西谛高卷着袖口在做菜。虎口虽险,谁又禁得了我们此时的一点欢乐呢?于是两个人又象往常一样快谈起来。我劝西谛离开上海,他正在着手编印《明季史料丛书》,针对当时笼罩在中上层阶级的一股失败主义的歪风,说明“历史昭昭,若此有史之民族,固终不可亡也。”这和他写《民族文话》的意思是一致的。他也有离开上海的打算,却又决定要等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再考虑。

过了一些日子,我忽然收到西谛送来一个纸卷,打开一看,是用旧纸古墨,给我写的一张条幅: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他写的是的参军《拟行路难十八首》里的第四首。我心里想:西谛不走了。好吧,长夜漫漫,斗争还待展开,我们就再来它几十个,几百个回合吧!从此,每隔一个时期,我就到他那里转一次,他有一些书翰文件,要逃过驻在邮局里日本特务的检查,由我转发到外埠去。直到汉奸周佛海迁入他寓所对面的大宅,四周戒备森严,我们才改变方法:由我去的少,由他来的多了。我是不大赞成他到外面走动的,可是为了瞒住四邻耳目,他还是每天挟着皮包,入市“办公”,以示有职有业。去的地方多半是固定的,有时也往旧书店,据我所知,他的确“办”了不少“公”。上海沦陷以后, 日本人千方百计,掠取我国珍本古籍,席卷以去。西谛痛惜这些书籍将流散域外,运用上层爱国人士的经济力量,高价吸引书贾,取得了优先选购权,这方面的争夺战非常激烈。在书贾的合作下,他确实为国家保存了许多好书。只可惜有些书籍,后来还是落入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掌握,被运往台湾,又成为美帝国主义垂涎百尺的目的物。前门堵狼,后门揖虎,这是西谛的初料所不及的。 ’

一九四五年夏,敌宪追索加紧,我不得不离家避居,就这样和西谛隔绝了。八月, 日本投降,大家又欢聚一起,我和柯灵同志合编《周报》,西谛是积极支持的一个。他自己也编了一个同类性质的周刊: 《民主》。西谛接连为《周报》大写《锄奸论》。国民党包庇汉奸,那些“落”了“水”的走狗,此刻摇身一变,又成为“接收大员”们的爪牙,西谛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主张彻底肃清冯道式的官僚无耻主义。这几篇文章发表后,据我所知,颇有人辗转讽示,威胁利诱,要他笔底留情。西谛不为所动,一笑置之。

他主编《民主》,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后来又办《文艺复兴》,为了商讨进行,经常在会议上碰到。我觉得他似乎又恢复了编《新社会》时的劲头,构思迅速,落笔敏捷,在争民主的战斗中,的确写了不少意气风发的文章。而且随着和谈破裂,他的文字也更趋激烈。西谛豪于饮,这一时期喝得更多,有两三回,在小酒店里和朋友对酌,终于酩酊大醉,只得由我扶他回去。一次,在归途上,他酒醒了,忽然对我说:

“昨天几个人在一起谈话,木生忽然嚎啕大哭起来。”

“为什么?”

“无缘无故的嚎啕大哭。”

“那更要问为什么?”

“很难理解。我看这是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小资产阶级的没落感,十字路口,惨透了!”

我庆幸他说“很难理解”,但又奇怪怎么会有“惨透了”的感觉,我的庆幸和奇怪交织起来,却又完全符合于一个我所了解的真实的西谛。是的,这就是西谛!他的人道主义,他的天真的理想,他自己也知道的从阶级出身带来的沉重的烙印,现在正在经受着严格的考验。这已经不是他过去所想象的社会改造运动,他必须从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跨开步去。西谛清楚地懂得这一点。可喜的是他豁达,洒脱,勇于接受新事物,纵然感情上还有千丝万缕的牵缠,然而在大目标上,他愿意向前,毫不犹豫地一往直前。

一九四八年,西谛从香港转道北上,临行的前一夜,他约我到家里。虽然这还是他原来的家,还是我们一直高谈阔论的地方,而且屋子里并没有第三个人,西谛却郑重其事地把我拉在一旁,带着充满感情的声音告诉我:

“明天我就出发了!”

我望着这个高大的、具有希腊人脸型的正直的人。他的本来有些灰白的头发似乎突然转黑了。一丝喜悦和兴奋的神情飞上眉宇,真的,我还从来没有发现他这样年轻过。我分享着他的快乐,我祝福他一路平安。

与西谛订交二十余年,我一直以一个后学的身份和他接近,向他请教。前十五年从患难中过去了,这种患难琢砺了我们的友谊,使彼此肝胆相照,互为关切,西谛曾经引喻《庄子》里“涸辙之鲋”的故事,称这一段生活为“相煦以湿,相濡以沫”。可是庄子又说: “不若相忘于江湖”。后十年,祖国解放了,我们沉浸在幸福的环境中,安定地生活,愉快地工作,舒展自如,也确乎象是凫泳在浩瀚的“江湖”里。虽不至彼此“相忘”,但由于有党的领导,有党的关怀和教育,不需要再象先前那样牵情挂虑,渍羽濡沫,却是实在的。纳小我于大我之中,难道不正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吗?然而深厚的友谊长存。一九四九年我一到北京,不知西谛从哪里学来一套洋式的礼节,两手拥抱,几乎把我举了起来。相见之下,不觉大笑。一九五一年我在华东文化部工作,我们有过一段愉快的旅程,一起考察了杭州、绍兴,宁波的文物。此后每一会见,也还是畅谈无餍,然而决非过去的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我总是以激动的心情,倾听西谛洋洋洒洒地叙述即将推行的宏大的计划,而为之欣喜不置了。

二十余年来,从西谛那里,我的确得到了许多教益,学习了许多东西,回顾自己,又以什么来还答西谛呢?他山之磋,我知道西谛对我是有期待的,以我自己政治上的幼稚,专业上的浅薄,曾不能稍稍有助于西谛,抱恨负疚,固不仅对西谛个人而已。几个月前,看到报上对他过去学术著作的那些未必恰当的批评,他自己对此的虚怀若谷和光明磊落的态度,我不禁暗暗高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文学史上,在版画史上,在考古学和版本学上,西谛搜集了丰富的资料,积累了广博的知识,一旦掌握新的科学观点,以西谛所表现的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我深信,必将为学术界放出鲜艳夺目、绚烂无比的光彩。

是的,我期待着冲天而起的火中的凤凰。

然而我万万没有料到:西谛,我会要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文章!你所耿耿于怀的对党未完的责任,现在已经落到我们大家的肩上,同时也成为我们大家对你应负的责任了。你的步伐是向前的,你的归宿是光荣的!我们将以遗言为鉴,而永远永远地记住这一点。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五日

注释

①一九四五年,盛传胡愈之先生在南洋病故,西谛曾作《忆愈之》一文,发表在刊物上,后来证明愈之先生健在,所传不过是“海外东坡”之谣。

②《庄子·天运第十四》: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煦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原载:《生命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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