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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宋同志

唐弢

大约是去年春天的事情吧,方行同志从上海写信给我,谈了一些“四人帮”控制下的遭遇,并说,再过一年,就是许广平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了。应当写点什么才好,阅后怅然久之。回忆一九六六年春,我因第二次心肌梗塞,住院已将半年,除了随身陪伴的家人外,医院谢绝探视,一直过着仿佛是与世隔绝的生活。春天冉冉地逝去了,我在护士管制下一个人住在那里,什么都不准看,什么都不准读,有时心里实在闷得慌。我一次又一次地申请出院,医生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阻拦。不同意。

一天下午,景宋同志突然推门进来,这使我感到意外。原来她也患了心肌梗塞,从门诊的护士口里得知我住院,没有办理探病的手续,直接闯进病房里来。坐定以后,互道症状,我觉得她的病不重,只要赶快治疗就是。她激动地谈着“文艺批判”的情形,告诉我一些熟人的消息,过去的事情,兴致勃勃的讲了两个多小时。我只是默默地听着。直到护士送来晚餐,她才起身告辞。

我是五月下旬出院的,到六月底,接受群众审查,又象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一样,过着仿佛是与世隔绝的生活了。生命伴随着疾病慢慢地耗去。我总算学会了一点耐心等待的本领,不过遇到心绞痛频繁,情绪往往焦躁起来,也偶尔想到和自己同病的人。我不知道景宋同志的景况怎么样。一九六八年春,突然听到她逝世的消息,简直象个晴天霹雳。我给她的家属写了信,说明无法去和遗体告别的处境。两年前那次谈话又在脑海里浮现。……可是,岁月悠悠,到了十年后的今天,浮现上我脑海里的,就不止是那一次会晤,那一次谈话了。

我认识景宋同志,是在和鲁迅先生第一次见面后不久,但在哪个场合,有什么交谈,已经一点也记不起来。我记得的只是她留给我的印象:热情,爽直,态度明快,穿着随便。从个性上看,她完全是一个外向的非常开朗的女性。我甚至于想:象她那样的性格,和鲁迅先生截然不同,怎么倒会互相契合呢?这个想法证明我当时不仅不了解景宋同志,也十分不了解鲁迅先生。过了一个时期,我才慢慢地发现,在我认为是冷静、沉着、坚忍的鲁迅先生的性格里面,别有一种潜在的热情,一股看不见的踊腾奔突着的在地下运行的暖流。或者这就是他们两个性格的汇合点吧。哦,事实是多么离奇又完全合情合理呵!那时候,也许我已听到过景宋同志的故事。她愿意“忘了自己”,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尽一切力量从生活上照顾鲁迅先生,使鲁迅先生能够安心写作,为中国,为革命,贡献出更多的非她本人所能几及的功业。因此,我对于她那简单朴素,一个普通家庭主妇般的装束,非但不以为怪,反而有一种油然起敬的感觉。

不过这不等于说我对景宋同志有了了解。《庄子》里说。“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看来在鲁迅先生生前,我就是过多地被鲁迅先生的光采所吸引,:虽然怀着尊敬的心情,却没有十分注意“其于光也,不亦难乎”的景宋同志,因而现在讲不出什么关于她的事情来。只有涉及我个人的,记得有这样一件事:鲁迅先生印造《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开始,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出书,手自经营,整整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部书初版宣纸线装,共印一百零三部,其中三十三部公开发售,余下七十部由鲁迅先生分赠国内外图书馆、美术馆、专家、画师和至友。印数奇少,极为难得。我那时对美术正有兴趣,在书店里买不到,也确实不知道印得这样少,幼稚无知,贸然去要。鲁迅先生于八月二十日复信说: “《珂勒惠支画集》印造不多,在寓定为分送者,早已净尽,无以报命,至歉,容他日设法耳。”②当时已有传说鲁迅先生决定将这部书缩小版式,减低成本,仿照.《柏林生活素描》③的办法,由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印。所谓“容他日设法”,我以为指的是这个,心里也就十分满足了。不料过了些时,他却将一册亲笔题上“十二”两字的线装编号本,由景宋同志亲自送到我手里。事情完全出于意料之外。我对鲁迅先生的感激,自然不用说了,就连景宋同志在这次谈话里说到的关于书刊封面设计的意见,利用字体大小,排列方位,构成朴素美观的图案,也给我留下了前所未有的印象;从鲁迅的美学思想里进发出来的卓越的见解。

不过我和景宋同志较多来往,却是在鲁迅先生逝世以后,那时她已带领海婴移居霞飞坊六十四号。抗日战争爆发,文艺工作者纷纷离沪,有的去延安,有的去汉口或广州。不久,上海沦为“孤岛”,前一时期雨后春笋般发行的“战时特刊’,“联合特刊”统统停刊,出版方面显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精神生活一片死寂。留在“岛”上而又较常见面的,就我个人接触到的圈子说,不过西谛(郑振铎)、剑三(王统照)、柯灵(高季琳),辨微(周木斋)、巴人(王任叔)、阿英(钱杏村)等数人,景宋同志也是其中的一个。等到挂着外商招牌的报刊先后问世,生活稍稍苏醒过来,围绕《每日译报》的《爝火》(后来是《大家谈》)、《导报》的《晨钟》、《文汇报》的《世纪风》等副刊,团结和联系的面大了一点,尤其是《世纪风》。因为《文汇报》是进步人士自动结合的报纸,容易为知识分子和中上层社会所接受。以后又出现了《译报周刊》、《华美》周报、《上海周报》,以及不挂外商招牌的《公论丛书》、《文献》丛刊、《求知文丛》等综合性刊物,气氛更加活跃起来。景宋同志忙于参加《上海妇女》的写稿工作。一方面是环境关系,另一方面也由于“所执的业,彼此不同”的缘故吧,《上海妇女》先后存在两年,我对它却一无所知,直到一九四。年仿照《求知文丛》体例,出版《妇女知识丛书》的时候,我才听她说起和刊物的关系。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坚定的斗争。遇到需要共同协作的事情,例如难民收容所、寒衣运动、义卖运动等等,则又莫不一呼百应,全力以赴,这是几年“孤岛”生活的特点。景宋同志更是实践诺言,从不退缩的一人。

我不记得《妇女知识丛书》出了多少册,至于《求知文丛》,虽然困难重重,却还是改头换面,一直出版到太平洋战争发生的前夕,大概有三十册左右吧。它不象《时论丛刊》那样,直接选登抗日根据地的文章,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在个别的文章里都有反应。这些刊物确实是围城之中的思想灵光,以至今天见到它们,还会勾起我一种决非太平盛世人们所能理解的深切的感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上海形势大变,到处是烧书逮人的事件。越一周,景宋同志被捕,我立刻想到三年来轰动“孤岛”的《鲁迅全集》、以为可能是这个工作触犯了敌人的忌讳,有必要弄清事实,尽快通知和这件事情相关的几个人。我就赶往霞飞坊。六十四号自然去不得了,往访贴近的几家朋友也不方便,我就溜到住在隔开一条弄堂现在记不清几号的陈西禾同志的家里。西禾什么都不知道,也摸不准景宋同志是否被捕。怎么办呢?商量之下,我们还是通知了几个人,特别是传说日本特务正在追索而又和出版《鲁迅全集》有过关系的郑振铎。

景宋同志是第二年(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获释的,整整被囚了两个月零十六天,回家后深居简出,通知朋友们不要去看她。大家都懂得这意思。不过,在熟人中间,真相还是很快地传开了:原来被捕确实和鲁迅先生有关,但并非由于出版了《鲁迅全集》,倒是因为她是鲁迅的夫人。在日本宪兵老爷的眼里,鲁迅夫人当然熟悉文艺界的情形,和许多文艺工作者有来往,而女人总是脆弱的,威胁利诱,只要突破这个缺口,十里洋场,了然于怀,就能将文艺界的“抗日分子”一网打尽。在这个如意算盘的拨动下,景宋同志也就“华盖”照顶,厄运临头,逃不掉那段意外的磨难了。

宪兵队先是按照抄到的书籍一本一本地审问,作者是谁,住在哪里,有过什么来往。今天问这个,明天绕了一个圈子又来问这个。只要前后的回话稍有出入,立刻抓住漏洞,一点都不放松地追下去。恐吓,哄骗,诈欺,无所不用其极。……拳打脚踢不必说了,有时劈劈啪啪地一阵耳光,有时没头没脑的一顿皮鞭,打得脸青鼻肿,浑身一条条血痕。然后,又让坐下来,面前摆上一张纸,一支笔,逼着把知道的事情统统写出来。谈话,用刑,用刑,谈话。轮回进行。这就是宪兵队里一天比一年还要久长的日常生活。一个曾经死过六次(还有死过十一次的)的年轻难友告诉景宋同志:“要编好一套故事,前后口供一致,他就没有办法!你们女人还可大哭大闹。真正应付不了的时候,咬紧牙关挺住,心一横,除死无大事,那就什么都过去了。”这个办法很灵验。景宋同志和几十个难友象沙丁鱼一样睡到囚室里去的时候,她总要将一天的“功课”重新温习温习,故事编好,记牢,没有什么差池了,才放心睡去。明天在刑审室里照样背诵:一问一答,应对如流。

“你撒谎!”宪兵队长有时故意大声吆喝。

“我说的是实话。”

据景宋同志后来告诉我:她生平最讨厌撒谎,自己也确实从来没有说过谎。遇到这种场合,心里便默念着鲁迅先生的文章题目:《我要骗人》,并且暗暗地背诵他在另一篇里说过的话:“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从这里吸取力量,借此支持自己,坚定自己。她还对我说过:在她所受的种种酷刑之中,最难受的有两种,一是电刑,她被电了十几次,每次都死去活来,胃部受了伤害,吃东西要呕吐,二是用日本柔道里的摔角方式,将人抛掷出去。一个宪兵和她背靠背站着,反手将她两臂和腰部抓住,举起,越过头顶往前猛抛出去,直到两三丈远,这可以使内脏受伤,甚至当场死去。那种时候,她又记起鲁迅先生说过的话:对付酷刑,要紧的是忍住最痛苦的一刹那,过了这一刹那,人就昏迷,失掉知觉了。她想:既然如此,那就来吧。景宋同志就用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战胜了在敌人统治下的人间少有的磨难。

如果说我曾在鲁迅先生冷静、沉着、坚韧的性格里发现过潜在的热情,发现过踊腾奔突着的在地下运行的暖流;那么,现在我又在景宋同志热情、爽直、明快的性格里找到了非凡的沉毅,找到了代表我们民族的刚正不阿的伟大的冷静。当景宋同志释放不久,我和西谛一起,在她寓所附近的街头见到过她,从她的眼神可以看出,她不让我们招呼。使我吃惊的是:景宋同志已经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模样,满头白发,步履艰难,那是一位真正的老人了啊!在往后的几年里,我还多次见到她,在我的印象中,却从来没有象那一回似的既苍老,又龙钟。

抗日战争胜利,景宋同志积极投入妇女运动,民主运动。和鲁迅先生在世时不同,她现在完全以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身分出现了。不过有关鲁迅先生的事业,却仍然全力以赴,毫不懈怠。从当初的编印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出版《鲁迅三十年集》,征集鲁迅书简,保管鲁迅遗物,阻止鲁迅藏书出售,直到后来影印《鲁迅日记》,恢复鲁迅故居,在这一连串活动中,就我所知,还有许多故事和细节值得缕述,不过这些工作,早已由党和政府作了全面的安排,对于景宋同志来说,除了个人的事业外,最重要的莫过于她对鲁迅先生的了解——她写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她在上海的那段“忘了自己”的故事,时时在我头脑里萦回,将追述鲁迅先生的文章结集起来,不仅符合于景宋同志自己的愿望,我想,也该为一切鲁迅研究工作者所共同企求的吧。

要说纪念,这才是最好的纪念。白纸黑字,文证俱在,更无须我再来辞费了。

一九七八年六月于北京

注释

①《庄子·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时说的话。

②《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书信·致唐弢》1936年8月20日

③《柏林生活素描》,亨利·遮勒(Heinrich Zille)作,吴朗西选编,世界漫画选集之一,1935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印。

④《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

⑤指《鲁迅全集》二十卷本,一九三八年六月出版。

⑥这段话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这是鲁迅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而作的文章.上文《我要骗人》是鲁迅为日本《改造》月刊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日本法西斯军人指责中国人撒谎,骗人,鲁迅在这两篇文章里作了答复。

⑦据景宋同志告诉我:国民党惨杀左翼作家、追捕鲁迅的时候,鲁迅曾有被捕的思想准备,向人谈到对付酷刑的办法,常常将这段话告诉别人。

原载:《生命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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