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读史与学文

唐弢

我没有念过私塾,那时教育制度已经改革,实行的大概是壬子癸丑学制①吧,现在也说不准确,但不会是光绪二十八年最初颁布的壬寅学制却可以肯定,全部学程分五个阶段;初小、高小、中学、预科、大学。初小有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到高小才加上理科、本国史地和读经。我也没有较多的读书的机会,从高小到初中,三易其校,读了四书中的两部:《论语》和《孟子》。

清代章实斋(学诚)说过:“六经皆史。”最初教我四书的老师把《孟子》看作文章轨范。认为这部书在四书中最有特点,笔墨酣鬯,气势磅礴,可以从中学习作文的方法。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对的。后来我读到章实斋那句话,以及《文史通义》对桐城派的批评,觉得气势之类很空疏。桐城自称宗韩,而韩愈的文章又师自《孟子》,渊源分明,难怪有些人要将它们串连起来,表示深深的不满了。

我没有去研究文章轨范,却很欣赏“六经皆史”这句话,以为这是经过分析与思索的恰当的判断。但我又想,既然“六经皆史”,那么,读经课所教的后来列入十三经之内的这四

书,不也正是历史吗?应当把《孟子》当作历史读,应当把《论语》当作历史读。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果然发现许多原先没有注意或者注意得不够的材料:生动,有趣,充满着社会生活的细节。譬如说“出疆载质”,它告诉我历史上“宫迷”们奔走钻营的法门, “瞰亡往拜”,则又描出了官场酬应的勾心斗角,至于“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那简直是装聋作哑, 自欺欺人,昧着良心说瞎话了。然而这的确是历史一白纸黑字的活生生的历史,可以用来解释古书上许多没有解通的疑难。它们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因此佩服章实斋的《文史通义》,也佩服同样是研究史学的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以为它们虽有缺点,却仍然不失为研究历史的名著,在往后的岁月里,一直是我时时翻读的两部书。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是,从那时开始,我对历史发生了兴趣。我在自修生活中一度舍哲学而就历史,后来又少写杂文去做编写文学史的准备,都和这点有关。一九三四年底,上海有家期刊征文,题目是“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我填了韦尔士的《世界文化史》,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声明在所读的历史书籍中,还没有遇到心爱的书,比较可以看看的只有这两部。最近翻到这本期刊,回想当时,大概我已经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开始在阅读历史了。

感谢鲁迅先生的关怀。我的答复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号期刊上发表以后,同年四月十九日,他在写给我的信里,把《清代通史》和他认为“还好”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并论,但又指明: “大约萧一山的那一种,是说了一个大略的。”接着提出《清代文字狱档》那样的原始材料来。鲁迅先生是重视政治的。在这句话里,显然还保持着他慨叹“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②的基本观点,同时,也说明他不满于一般历史书只记概略,而不写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的缺点。

就说我提到的那两部历史吧。萧一山专治清史,十九岁到北京,博览群籍,受知于新会梁任公(启超)。任公介绍他到清华教书。少年得志,睥睨一世。我读到的《清代通史》,推荐时还只出版了上、中两卷,平心而论,在新编的历史书中,这算是资料丰富的一部。倒是韦尔士的《世界文化史》,比起我稍后读到的伊冈,福利得尔(Egon Friedell)的《现代文化史》来,似乎逊色一点。后者从欧洲文艺复兴谈起,时间较短,材料集中,写来精辟周详,文采斐然,的确引起了我对历史的更加强烈的兴趣。

其实鲁迅先生的关怀也不是突如其来的,许多伟大人物都主张读史,他同样认为青年人应当读一点历史。我最初和他见面,向他请教自学方法,他学过马克思主义,却谦虚地说自己不懂理论而喜欢历史,如果有一点理论基础的话,也是从学习历史经验中得来的。因此,鲁迅先生也很注意执笔者的立场和观点,告诉我《唯物史观世界史教程》对初学者颇有好处:简单,明了,容易接受。我很想读这一类书,渴望从书里学习研究历史——乃至整个治学的方法,因为我知道方法论不单单是方法上的问题。可惜那时这部书还没有中译本,我又没有能力阅读原文,常常为这点而感到苦恼。

《文史通义》之外,我读得较多的是刘知几的《史通》。作者认为史学家应兼有“史才”、 “史学”、 “史识”三个长处,而以“史识”为最要,他还提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主张。一个生活在一千三百年前封建统治时期的古人,能有这样见解,我觉得十分难得,虽然他的“史识”不一定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立场和观点,但以客观的态度从众多的事实中选取自己所需要的材料,提要勾玄,去芜存精,总不免和执笔者的主观修养有关,那该是必然的吧。刘知几的最大毛病,看来也和章学诚一样,虽然立论妥帖,但到具体论述一部史书的时候,有时精辟,有时却流于诡辩。章学诚被讥为刑名师爷,刘知几写了《申左》,以袒护《左传》闻名,他指出这部编年体史书的许多好处,最后连缺点也说成优点,而对纪传体史书却多所责难,对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的开创性意义,不仅说得不够,相形之下,甚至有点不公允和不恰当,他走了偏锋。

《史记》有的材料采自《世本》,体例也有承袭《世本》的,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不过司马迁还是采录公家文献,进行实地采访,对原有事例多所增益。在《陈涉世家》里敢于肯定群众起义的作用,依我看,主要是采访的时候听了民间的传闻和叙述。 “文惟恐其不出于己,史惟恐其不出于人”,正是中国的传统。《史记》承用旧文,不事改饰,刘知几认为作者不过“整齐故事”,虽非毫无根据,却说得过分了一点。编年以时为纲,纪传以人为纲,司马迁着重经营的是人,通过人来表现事的衛变与发展,而我们觉得真实生动、富于文采的片段,也往往正在列传、世家那些篇章里。

由于司马迁的文才,中国古代文史不分的现象,到《史记》更为突出。这部历史名著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就文艺修养而言,在这之前,我已经读过诗,学过画。诗,一开始因为惑于“美人香草”之说,读的是王次回的《疑雨集》和《疑云集》,后来觉得他格调不高,转到唐人温(庭筠)、李(商隐)一派。但我不能忘情于清人黄仲则,一部《两当轩集》常在手头。读了《史记》以后,文学的兴趣转向汉魏六朝,尤其喜欢曹孟德父子和陶渊明,虽然抒发性的诗歌仍不免流于空疏,但就思想感情而言,从色彩到音调,都已褪去了象《都门秋思》诗那样的衰飒、忧郁与凄苦,尽管黄仲则艺术上韵举重若轻,潇洒自如,直到今天,还使我惊异和叹服。

我的艺术感情的确起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更大地表现在我对美术的关系上,我完全放弃了对中国画的学习,中止画画,使自己成为仅仅是美术的鉴赏者。我年轻时学过画,当初认识一位老画家,他是个回族,生性朴讷,态度和蔼,擅长山水画,是清末名画家陆廉夫的门人。我和他的儿子同学。星期天到他家,进门一阵寒暄,老人二话不讲,便从柜子里取出裁好了的一尺见方的高丽纸,一面展纸,一面磨墨,提起笔来作画,他全神贯注,伛着腰,嘴里“喏!喏!”地向我示意。我目不转睛的看定纸面,随着笔端的移动,有时出现一拳怪石,有时出现几株远树,格局简单,自成片段,一幅幅都是意趣盎然的速写。至于怎样皴,怎样点,运笔侧正,着墨浓淡,他从来不讲,只是“喏!喏!”地让我自己去观察,去思索。

但他是严肃的,一丝不苟。我要上去给他磨墨,他不许,给他添纸,他也不许,只是让我站在一旁,屏息静气地看他运笔。画完之后,我将这些带回住处,照样临摹,下次连同摹本一起送过去,他反复端详,一一为我指出不合格的地方。

可惜这样的日子不长,终于因为职业关系不得不停顿了,但我并没有中止学画,或者倒可以说更加用功些。我很喜欢王石谷(翬);有正书局玻璃版印的画册买不起,又不知石谷有什么文字著作,只得找和他同时驰名的王原祁《雨窗随笔》和恽寿平《南田画跋》来读,后一书里果然有不少是题石谷山水的,而且引了两人之间论画的原话,我对“追踪先匠”、 “直逼古人”之类没兴趣,只有一处,论及临摹古画,题跋说:“其最不同处,最多相合。李北海云: ‘似我者病’,正以不同处同,不似求似。”我觉得这段话很好,说出了临摹的要点。直到读了《史记》,才又将“摹巨然”,“师黄鹤山樵”等等根本否定。心里想:司马迁用文字写一部历史著作,尚且要游览天下名山大川,使文章有奇气,我画山水,怎能老是跟着古人,从书本讨生活,弄这些纸上烟云呢?我决定放弃学画,正如向古典诗歌吸收营养一样,也向美术品——后来还加上西洋的:米开朗基罗、鲁本斯、伦勃朗、罗丹、马蒂斯和毕加索,汲取自己需要的东西,以培养感情与兴趣,我于是成为一个美术——不,应该说是艺术的鉴赏者。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日

注释

①壬子、癸丑为民国元、二年的干支年号,指辛亥革命后公布的新学制。

②《算账》。见《花边文学》。

原载:《生命册上》
收藏文章

阅读数[4580]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