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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修生活

唐弢

已经是去年的事情了,有个朋友寄给我一份剪报,那是郑逸梅先生写的《我和唐弢的关系》,发表在香港的报纸上。文章说有人为他写过一篇事略,提到我是他的学生,他更正了这个说法,指出自己虽曾主持过上海陕北中学的校政,陕北中学的前身,是一所西人办的华童公学。华童公学才是我的母校,他到陕北任事,我早已离校, “双方是搭不着的”云云。

论年龄,论资历,论从事文艺工作的先后:郑先生都有资格做我的老师。但是,也许就因为“双方是搭不着的”的缘故吧,一谈到彼此的历史,便不免有点隔膜,譬如文章在讲述我的国文程度较好之后,接下去说: “但他的家长还以为基础不够扎实,复请了一位名师,课余加以辅导。披阅百家之编,涉猎六艺之文,探源寻本,含英咀华,足足钻研了若干年,直到毕业就职为止。”这段话大部分出于想象,不仅溢美,而且缺乏实际的根据了。

我在华童公学读过三年书,到正科二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初中二年级)为止,没有毕业。这三年也是勉强度过的。我能在那里读书,完全出于几位远房亲戚一一包括一个在南货铺里当账房的舅父的支助:他们让我住在家里,免费供给食宿;或者安排我和店员学徒同住,象征性地交纳一点房饭钱。学费则由父亲筹措。我家世代务农,我的父母都不识字。父亲由于没有文化吃过大亏,因此他诚心真意地赞同我上学。为了凑足学费,千方百计节衣缩食,甚至将几间破屋典押出去,也毫不惋惜。他决心很大。不过单凭决心,还是没有为我另请“名师”加以“辅导”的可能——他实在太穷了。

而我那时又年轻,很任性,不懂事。

曾经有过一件这样的事情。

大概是刚刚转入正科那一年吧,我课余爱好中国古典诗歌,喜欢温庭筠、李商隐一路的近体诗。近体诗讲究平仄和对仗,我读字发音不准,很想有一部既标音韵、又释字义的辞书。有一次,父亲从乡间出来,我和他同往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到了柜台面前,向一个店员说明来意,店员捧出一部上下两本、刚刚出版的《辞源》来;我一面翻检内容,一面询问定价,店员漫不经心地回答。

“四块。”

“什么?”

父亲几乎跳了起来。看来这是他有生以来听到的第一部最贵的书吧,他从来不曾想到过一部书要卖四块钱,比两担稻谷还要贵。我也暗暗地吃惊了。但当我发现这部书确实符合自己需要的时候,便又任性起来,变得很固执。在父亲的犹豫面前,我摆了许多必须购买的理由。

“能不能不买呢?”他带着商量的口气。

“买。我读书离不开它。”

“太贵呵,你再想想……”他的声音有点发抖。

我还是固执地,重复着自己的理由。

父亲以仿佛是乞求的目光向我投了最后一眼。他终于从腰包里吃力地摸出四块钱,数了两遍,颤巍巍地递到那个店员的手里。我望着他:他似乎突然间老了许多。我的鼻子一阵酸,热泪夺眶而出,赶紧抱起书,扶着他踉踉跄跄走出了商务印书馆的大门。

我见到了自己的心,多么冷酷的心呵!

那天,我一个人回到在亲戚家借住的那间小阁里,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晚上,做完功课,推说身体不适,将头蒙在被里,又独自痛哭了一个整夜。我为贫穷痛哭,为父亲的衰迈痛哭,为自己的任性痛哭。虽然新得的工具书对我是一个诱惑,然而出于内疚,出于强烈的自我谴责的心情,在开头两个多月漫长的时间里,我几乎连碰都不去碰一碰,它使我痛苦,我的创伤太深了。

我终于将《辞源》作为工具书拿出来使用,是在受了另一次刺激之后。那时我不仅喜欢古典诗歌,自己还偷偷地学着做,大部分是七言绝句,也有一些律诗,五言的比较少。我们学校有一位年纪最大的教师余槐青,大家都称他老余先生。老余先生负责中文教务工作,没有直接教过我,但他常常抽阅我的课卷,到高年级同学面前夸奖我,说我文章写得好,为我延誉。

大约是出于一种朴素的知遇之感吧,我对老余先生很感激,很尊敬,很信任,一心想将自己的诗歌习作送给他看,课余到朵云轩买了一些八行笺,将所有的诗抄写下来,订成一本。总有一百来首吧。有一天,老余先生到班里听课,窥个方便,我跑到前面,将抄本送给他。

老余先生拿在手里,没有作声。他戴上眼镜,翻了几首,立刻又从鼻梁上将眼镜摘下来,和气地、但是严肃地对我说: “你不要把作诗看得那么容易呀!”

这真是当头一棒,将我的“诗人”的美梦打破了。那天我回到住处,一发狠,把那本诗撕得粉碎,烧掉了。往后怎么办呢?摆在我眼前的有两个选择:一、从此洗手不干,不再写旧体诗,二、一切从头做起,决定攻下难关,把旧体诗学会写好。

我选择了第二条路。

从那时开始,我读了许多古典诗歌,不仅温庭筠、李商隐,并且上溯至庾子山、陶渊明和曹孟德父子。我又非常喜欢《古诗十九首》。一直没有搬动的《辞源》也在这个时候打开了。只要课余有一点时间,我就捧起自己心爱的诗集,朗诵默念,凝神结想。我从多方面探索诗歌的规律:领会每一首诗的意境,熟悉每一首诗的形式,努力加深自己对诗歌特点的理解。这样大约过了一年,我又积了近百首习作,陆续抄写下来,送给余槐青先生。余先生照旧戴上眼镜,翻了几首,这一回,他没有再说什么,点点头,把诗收下了。过了几天,他把抄本退给我,为我指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地方,有几处还作了修正。

对这位教务主任,我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一直没有忘记他。

以后虽然继续在那里读书,依旧没有力量请“名师”进行“辅导”,而且不久就离开了这所相当于中学的学校,走上社会,到邮局工作。我没有上过高中,也没有上过大学。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只是将学诗的经验推广到其它必须钻研的学问上,努力在业余时间自修,写文章。我常有这样一种感觉:由于学校教育受得少,基础知识不如别人,工作起来,比较吃力,但也因为有此感觉,自己知道自己的弱点,心中有数,可以预先做好准备。譬如说,别人两天能够做完的事情,我就花它三天,别人不需核对的问题,我就赔上一点时间和精力,多查几本参考书,多请教一些内行和专家。辛苦诚然是辛苦的,但消极失望的情绪,却从来不曾产生过。

我觉得,不承认上大学的重要性是不对的,反过来,以为上大学便能解决一切,那也是一种偏颇的见解。在长期实践中,我的体会是:因循是自修的大敌,但是,急于求成又往往会导致失败。对待学问需要有“韧”的精神,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相信时间终于会将人带上成熟的道路。

一九八〇年六月于北京

原载:《生命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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