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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

唐弢

我早就想写一篇文章,纪念久已逝去的二老——我的祖母和外祖母。

前些日子,浙江省谭震林主席来到上海,招待过一次在上海的浙籍同乡,介绍了八个月来全省的政情,从剿匪、反霸到征粮,一件件讲得很详细,很清楚。他说的当地地主和农民的情形,正和留在我心头的印象吻合。一别二十年,故乡的影子又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接着,两个满头白发,深深地刻着生活痕路的脸庞,也在眼前晃动。我明白了:她们的形象是和勤苦的农民生活分不开的,她们是和广大的土地分不开的。我不知不觉地低下头去了。

平凡,我确认平凡的伟大的意义。

留在我记忆里的最早的祖母,已经是一个六十开外的老人,她清健、勤快,仿佛生命的活力并没有随着急流的岁月消逝,她永远保有着那股劲。从早到夜,和儿媳妇一块操作,一块劳动,一天几次跑往田间,替在田里耕耘的男人们担饭提水,独自在一尺多宽的田塍上走,轻快得和年轻人一样。每到收获季节,她头戴白布,成天冒着太阳,在晒谷场上忙:耙草,翻谷,赶麻雀。傍晚,她在场地中央站定,举起手,试一试风向。

“快扬谷呀,起风啦。”她大声叫。

仿佛这便是集合号,我们全体象兔子似的从屋子里冲出来。

祖母披上围裙,站在白木凳上,我们从篾簟里畚起谷,倒入她双手捧着的筛子,她看定风向扬起来。圆筛转动,周而复始,这是一种相当费力的劳动,或者有助于她的筋骨的舒展吧。倘使我不是很早流浪他乡,或者流浪他乡而有机会经常回家,将我见到的事情告诉她。都市里有一些人,事事假手别人,但在酒醉饭饱之后,为了舒展筋骨,活动血液,往往向着空际指手划脚,打几通这样那样的拳,然后开口向人,自以为独得养生之秘。我想,她大概会听不懂,或者听懂了而呵呵大笑的吧。

在她看来,人活着就为了劳动,这是怎样地浪费了可贵的精力呵。

祖母扬谷的时候,常常一面扬,一面给我们鼓气:

“上劲呀,上劲!看谁畚得快!”

谷重,孩子们力小,一不留神,容易在篾簟上滑交。看看摔下去而又平安地爬了起来的孩子,她总是带着庆贺的口气安慰说:

“不要紧!跌一回,长一块!跌跌翻翻,翻过南山!”说着,便大声笑起来。

祖母是个愉快的人。爽直,爱劳动,好管闲事,从来不知道休息。我没有见她打过孩子,但似乎也不过分疼爱。黄昏过后,在晒谷场上泼些水,摇着蒲扇,坐上竹椅纳凉。这种时候,孩子们特别欢喜她,就象赶集一样凑近她身边去,因为她会讲故事。满脑袋装着有趣的山歌:

萤火虫,小灯笼,

飞到西来飞到东,

夜里读书照相公,

相公苦出头,

只有穷人呒话头。

看到萤火,即景生情,她便边说边唱,和孩子们一齐唱卉了。祖母唱的山歌很多,我记住一些,却并不完全懂得,例如她唱的“雨打蜘丝哀哀动,风吹荷叶冷冻冻”,究竟是不是这么写,我无法肯定,倘说是这么写,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不过大多数山歌是明白的,可以懂得,它们表达了农民的朴素的感情:

天上星斗,

地下猪狗,

塘里菱藕,

小孩爬走,

田老板家里烟酒,

种田人的心中呀——苦愁。

这只山歌,测量了地主和贫农中间的距离,同时也说明封建关系确实存在于江南的农村,给“江南无封建论”者以有力的反证。我家世代务农,祖父在世的时候,有三个儿子,个个肩阔膀粗,正在盛年,一家种三十亩田,绰有余裕,于是又租进一些,大约一共有五十几亩吧,父子四个同心合力,大小十口,衣食温饱。祖父死后,未婚的叔父也染病而亡,田一分,情形立刻改变了。首先是伯父不再劳动,跟一些游手好闲的人鬼混,他赌钱,抽大烟,不久,把分得的田地尽数卖去,一面又逼着祖母,要她拿出她的一份田契来,家里便三日两头吵架。我没有见过祖父,但对家里吵架的事情,已经有一点朦胧的印象了。

一天,伯父赌钱输了,从外边回来,将手里的短衣往肩上一撩,铁青着脸,一径奔入厨房。祖母坐在灶下烧火,拿着火钳,一把一把的将稻草塞进灶洞去。

“你把钱给我!”伯父向她伸着手。

“我没有钱。”祖母回答。

“那末拿田契来!”

“我留着养老。”

“养什么老,你明摆着贴小房!”

说着,他从祖母手里一把夺过火钳,恶狠狠地在她头上打了两下,祖母立刻痛倒在地。孩子们吓得哭了起来。伯父见肇下祸,一溜烟跑进自己房里,等到父亲从田里赶来,他已经把门下了栓,任你怎样叫骂,只是个不理睬。

幸喜祖母的伤势不重,她大哭一场,气得几乎咽了气。父亲嚷着要把伯父送到县里,告他忤逆。这时候,村长从人丛里出现了,他向房里努一努嘴,反而回过头来,教训父亲说:

“别嚷嚷啦!他寻了短见,闹出人命来,我可担当不起呐! ”

这句话提醒了伯父。房里便传出搬凳声,开抽屉声,低低地不知道是叹息还是啜泣声。大家慌做一团。接着,有人撬开房门,劝住了他。村长又出面作主,做好做坏,让祖母拿出两亩田的田契,由伯父拿去抵押了还赌账。

接受田契的入是村长的近房,也是伯父的好朋友,他们常在一起赌钱,躺在烟榻上算计坏主意。不到两年,祖父遗下的三十亩田,倒有三分之二,通过这人的手,转到了村长的名下。想起来,祖母以后一直喜欢为我们唱同情贫苦农民的山歌,也许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随后几年,我家的境况越来越困难了。伯父卖尽当绝,远走厦门,在码头堆栈里当了搬运工,再没有回过家乡。父亲受尽挫折,也终于改变主意,穿上长衫,和土地分了手。身受不平,不能诉诸当时的社会公理,索性承认这权力,正如被虐待的学徒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师傅一样,父亲努力往上爬。自然,这是终归要失败的,他便这样地走向毁灭了。

这是一条多么可怕的路途呵!

他加入了地主开设的一家米店,叫做“同义”,兼做碾米的生意。 “同义”的掌柜和会计,都是村长的心腹。父亲没有能力过问店务,却常常到店里去支钱:支二元,记三元,支五元,记十元,年终结账,他亏空了一笔很大的款子。既然叫做同“义”,当然不能同“利”了。村长便要会计天天来讨账。父亲自己不识字,记账的时候又没有过目,现在明知有鬼,然而白纸黑字,笔墨分明,人证物证,都不在这一边。吵了一场,到底还得把钱赔出去。

父亲卖去田地,又负了不少债。但他始终认为这是人的关系,人有好有坏,不幸他竟遇上了坏人。至于封建剥削一类的问题,他没有想,便是后来,也一直没有想到过。

奴隶的理想碰了壁,于是乎,托同情于虚妄,寄希望于来生,便成为生活发展的一种极其自然的后果,由于父亲的不幸和失败,祖母和外祖母常常朝山进香,敬神礼佛,成为宗教的虔诚的信徒,醉心于祷告和祈求的形式。

这也是生活吗?可怜的人类的弱点呵!

外祖母和祖母不同,她有一个艰苦的早年,性格上比较整饬、拘谨。当母亲年轻的时候,外祖父在一家糖行里当秤手,月入不丰,为了贴补家用,母女俩纺纱织布,每每熬到深夜,人们都睡熟了,四周阒寂,一灯如豆,纺车发出沙沙的声音,和织布机急促的击打相应和,合成一种和谐的劳动的音乐。母亲年轻好睡,纺车时或停顿,声音静止,往往因此受到外祖母的呵责。

外祖母持家勤俭,管教子女严厉,但对待我们一一她的外孙儿女却很慈祥。在我幼小的时候,到外婆家去是件乐事,她给我预备好爱吃的广东饼、海棠果,又无须看牛、畚谷,可以舒舒服服地玩上两三天。那时候,外祖父已经逝世,大舅父在一家南货铺里当司账,小舅父一直在外流浪,家里只有大舅母,人丁稀少,我们去的时候,容易受到欢迎,我是最被宠爱的一个。

后来,大舅父当了经理,家道慢慢宽裕了,外祖母也不再纺纱织布。可是她心底压着一个缺憾。那时两个舅父都还没有儿女。为此,她便主动地和祖母一同去进香。

神佛又如何管得了人世的事情呢?大舅父当经理一年,患了很重的肺病,终于不得不回家休息。他变得焦躁,古怪,很难侍候。外祖母耐心地照料他。老人仿佛捧着玻璃制成的希望走在冰地里一样,小心翼翼地生怕将它打碎。是的,这是她生活的依靠,幸福的寄托,几千年封建历史告诉她老来丧子的凄苦。她背人独自流泪,.祈祷神佛保佑她的儿子,来十个霍然而愈的奇迹,可是,病势却一天重似一天,半年工夫,让肺病耗尽家财,他——我的大舅父,亲手收回自己给予这个家庭带来的快乐,闭上眼撒手归去了。

这对外祖母是一个晴天霹雳。大舅父病着的时候,她想到死,却从来不相信它会变成现实。相隔不久,又传来小舅父的噩耗。离家十二年,难得通一两回音讯,不幸盼到的竟是最终的消息。人世的酷刑绞煎着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她活着,自觉还有未尽的义务。苦难没有厌倦她,不肯一下子离开,因为小舅父遗下了一个刚刚满月的孩子。

“王氏七房,只有这一线希望了!”

她设法领回孩子,自己带着,千方百计地维系这条在风雨中不断飘摇的微弱的线。

有什么东西可以比拟女人身上那种母性的牺牲精神呢?那是一种伟大的,又几乎盲目得可怕的爱。现在,一个幼小的生命正享受着两代的爱。他是七个月落地的,带着与生俱来的荏弱,不知道什么痛楚使他昼夜啼哭,不安于襁褓。外祖母和小舅母轮流看守,给他喂乳,给他哺食,费尽心血,却终于没有留住这小小的——在外祖母看来却是无比巨大的生命。

他活了八个月零十天。

老人完全绝望了,痛苦使她麻木:整日不言不语。

这一回,父亲没有象大舅父去世的时候那样,帮她做收殓的工作,因为这仅仅是一个婴孩。还有,他自己也病了。自从和地主合伙经营“同义”失败,欠了一身债,父亲总是在极度的穷困下挣扎。大舅父一死,连暂时可以调动、告贷的门路也断绝了,他陷入深深的苦恼。两三年来,父亲一直在主持办学、铺路、修桥、疏浚河道,同时又不分昼夜,为人义务治病——他有一手祖传的针灸技术,很受贫苦农民的欢迎。病人住得再远,深更半夜,他也愿意提着灯笼带上长长短短的银针赶去治疗,他的唯一的报酬:是病人脸上从痛苦转变过来的一丝衰弱的微笑。他一直以此自豪。不幸的是:这个铁铸的人终于垮了,风吹雨打,内忧外伤,他终于在悲愤痛苦中病倒了。

春天的某一个早晨,他刚起床,一切都和平常一样,却忽然大声笑了起来,他叫: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说着,他独自狂笑。

母亲觉得有点异样:头一晚听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仿佛没有合过眼,她连忙告知祖母,看看究竟犯了什么邪。

“你找到什么啦?”祖母问。

“很多钱,很多很多。……”

“你胡说!”

“很多钱。他们骗我的,欠我的,我看见了,向他们要去,向他们算账!”

“你少寻些事吧!”

“算账!算账……”

他霍地站起来,往门外走。祖母和母亲赶紧拉住他,他摇动身体,甩开了,一直往外冲。祖母大声叫喊,母亲恐惧地哭着。一家人全给惊醒了,死命地拉住他,把他按在床上。他猛力挣扎,叫喊,眼球充血,一闪一闪地放射出令人战栗的凶煞似的光焰。

他疯了!

“算账!算账!……””他叫着,不分白天黑夜地叫着。

这些日子里恐怖淹没了我的可怜的家庭。母亲侍候病人,默默地对着他饮泣。祖母比较硬朗,她指挥家务,烧饭煮水,打发临时雇来的“忙月”下田,那时正当春耕季节,不能让田地荒掉。

算起来,那一年祖母已是六十九岁的高龄了,但她依旧热爱工作,操劳不歇。外祖母小她三岁,远不如她强健,自从舅父去世,外祖母因为过度悲伤,流泪太多,目力远不如前,觉得眼前只有白茫茫的一片.但她还是经常拄着拐杖,从家里出发,独自步行三里路,来探望父亲的病。

从外祖母家到我们村子,稍稍绕一点路,便可以经过我们种着的几亩田。外祖母关心庄稼,每次总是绕道而行,她一个人在田塍上踽踽走着,走近了,田塍高,两眼看不清田里情形,她便手拄拐杖,慢慢地蹲下身去,双膝跪在田塍上,左手撑住身体,右手往下摸,她要试探一下田里有没有水,量一下庄稼长得多高,一切都清楚了,这才放心地爬起身,拉正衣服,重新拄着拐杖赶路。

她象爱护儿孙一样爱护农作物。

父亲的病情时好时坏,足足拖了三年,直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一个静静的冬天的中午,他最后咽了气。他是带着“算账!算账!”的感情离开人世的。他不知道,这还不是让他算账的时候,他毕竟早走了二十年。

父亲死后,留下两个白发萧萧的老人,在几千年的封建势力影响下,祖母和外祖母都伛子背,生活把她们的腰脊压弯了。但是,她们依旧活着,倔强地活着,外祖母比较萎顿,憔悴,她没有忘情于劳作,重新把织布机装了起来,祖母呢,她已经没有力气扬谷了,却依旧保持那份明快的性格,烧饭担水,一如往昔。她说:

“土地是穷人的命根子,不能放手!”

她常常缅怀祖父,缅怀祖父在世时比较安定的日子。

长期的封建习俗刺激着外祖母身上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她死去了儿孙,断绝了宗嗣,成为这个世界上某些人公认的最孤独的老人。不过祖母也并不比她好些,她身经苦难,眼见儿子死了,仅有的田地被剥夺了,整个家庭日益穷困下来。她无力解释已经发生的一切。她们,我的祖母和外祖母,觉得似乎有一种不可知的东西在前面等着她们,它的名字叫命运。多么变化莫测的命运呵!可是,岁月不断流去,年轻的农民逐渐唱起了这样的歌谣:

田头赤链蛇,

村里出恶霸。

毒在心,

咬人不出声,

毒在舌,

杀人不见血。

这是真的吗: “江南无封建”?

祖母活到八十岁,外祖母更比她迟死四年,她们早已安静地躺在地母的怀里了。这一回,当我重新记起她们的时候,农村的形势发生了急遽的变化,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变化。她们躺着,就连这躺着的土地也在咆哮了呵!

我仿佛又听到了祖母的山歌,那是洋溢着愉悦、满足的情绪的山歌。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五日

原载:《生命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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