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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迁

唐弢

英国散文家韩特(Leigh Hunt)在自传中说: “如果教会学校对我没有一点别的好处,但一回忆到在这学校里结交过的友情,和第一次神圣的爱的滋味时,也永远使我对这学校亲热了。”每次我读到这段话,就不免记起自己的学校生活,当时环集于周遭的师友,以及他们所曾给我的温暖的友情来。

池鱼故渊,旧梦是很难忘却的。

以最初的记忆而论,四年小学生活似乎特别平淡,那是在本村的祠堂里过的,除了正面排着祖宗的牌位外,两廊是寄存着的寿材——也即老人们准备百年后成殓的空棺,然而看起来已有一点鬼气了,我就不大愿意跑近去,上课下课,大家挤在一个教室里。说是教室,其实就是祠堂的大厅,又因为学校还没有蜕去私塾的形式,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全都混合着教,简直是个无奇不有的大杂院。

我就受着这种“大杂院”式的教育,而且一年一年的升上去, “地位”也日见其重要了,因为已经是高班生。班里十几个人,背后各有一群小喽罗,彼此分立门户,互相倾轧起来,那盛况,比起今天的衮衮诸公来,真也不遑多让的。

而且气度又似乎特别大。

这种倾轧,那时候有个专门名词,我记得叫“立国”。有时也当作动词用,如说某甲和某乙“立国”了,实际就是斗了起来的意思。我虽然没有谋王篡位的野心,可是却立过“国”,包有过二三十个好公民。大概是因为听讲《三国演义》,又受到戏文的影响吧,我总以为我的对手是曹操,一个奸诈得面无人色的大花脸,想起来不免义愤填胸,仿佛自己真是兴汉灭曹的刘备,决计和他拚上一拚了。可惜二三十个公民里竟没有诸葛亮,张飞、赵云都还拖着鼻涕,不用说运筹幄算,冲锋陷阵,连可以动动笔,重要关头发个通电,声明拥护到底的起码文人也没有,所以只好在野地里摔一回角,对骂几句,大家亡“国”拉倒了。

我说大家,因为亡的不只是我的“国”,连“曹操”他们也都在内的。并且也无须开圆桌会议,装个鬼脸,就解决了所有的争端。

四年便轰轰烈烈的过去了。

大概是父亲不愿意我做“刘备”吧,修毕初小,我就拜别祖宗的牌位,被送到十几里外的一个小学里面去。其时我还不足十二岁。母亲暗暗地淌着泪,说是年纪这样小,到外面去寄宿,一定要遭别人欺侮的。可是父亲的意志很坚决。我呢,为了逃出那些族中长辈的冷嘲,什么“赤脚人的儿子中状元”呀, “石狮子翻身”呀,也颇有离乡唯恐不远的感觉。这么一来,走是终于走定了,家里便忙着替我备行装。母亲偷偷地塞给一元钱,让我肚饥的时候买零食。姊妹们哭红了眼睛,一直送到屋后大路上,然而我却不这样,我觉得自己是个大丈夫。

大丈夫也会落泪吗?

我想一定不会的,所以我不哭。

直等搬进宿舍,排好铺位,连同来的挑夫也都回去以后。

我才知道自已是投入了一个陌生的人群,大丈夫的威严颇难维持了。第一个坏消息是功课难。五年级的英文要读第二册,还有什么理化和卫生。把教科书领来看时,卫生书上印着希奇古怪的图画,课文是白话的,又冗长,又疙瘩,我便拉住一位瘪嘴的同学,不管他旧生新生,怯生生的问道:

“卫生书要背吗?”

“背。一个字不准脱!”

我大吃一惊。心里想:这怎么行呢!一面脱口把这个意思说出来。瘪嘴的同学白白眼,又把鼻子缩几缩,仿佛叭儿狗嗅到自己的尿臊臭。然后掉一掉头,走开了。

我便坐在宿舍里,独自思量着这难题,懊恼来此读书,我怕真要被那些长辈笑着呢。于是便想起母亲,想起姊妹,想起我的张飞和赵云,觉得连曹操都是好人了,我愿立刻赶回“大杂院”,抱住他们,告诉他们此后决不再打架。

然而我能够吗?

在我眼前的是一个陌生的人群,正以年轻的心,采撷着各自的欢乐。而我呢,我是寂寞的小又渐渐地发现旧生的气焰凌人。他们多半是六年级,也就是所谓毕业班,看人时斜睨着眼睛,走起路来则又撑开肘弯,恰好是“螃蟹式”的姿势,碰上去,那是当场就要吃亏的。这些英雄的年龄已经到了十五六,正是初解人事的时候,年轻漂亮的低级生,跑过走廊,他们便傘冷不阵的从暗角里跃出来,抱住了亲个嘴,然后大模大样的走开去。

我厌恶他们,以为这才是真正的恶棍。

然而另一方面,对这学校却逐渐发生了好感,首先是功课并不难,瘪嘴说的是谎话。英文诚然是第二册,却允许课外补.应付正课,我还有绰绰余闲,可以消磨在图书:馆和校园——我最喜欢的便是这两处。

校舍的建筑是西式的,明朗宽敞,寝室有上海的通厢那么大,每间住着四人至六人。除开图书馆,还有仪器室和体育馆,操场分晴雨两部,校园在正屋的南面.种得最多的是冬青。我常坐在草地上,采蒲公英的籽,听云雀向竹林唱歌,那些日子里我正做着陶渊明的梦。

然而使我难忘的却不是自然环境,而是身所浸沐的教养。首先我应该感激黄寄凡先生,他是被称为宁海才子的,书画金石之外,还做得好诗,而且又周情新文化运动,常常为我们讲解胡适的思想和新诗。这是陶渊明的天下里一个大霹雳,即使孩子如我.也不能不为之震动韵。先生又竭力为我的作业延誉,至于公开说是门人里面得意的一个。

这宣布,对我确乎有些好处的,第一是旧生不敢欺侮我。而我也终于从纷扰里安静下来了,半年里倒真的读了一些书。

我说纷扰,因为这里也还是《三国演义》式的天下,联甲攻乙,联乙攻丙,几乎没有休止的时候。我在他们里面是客卿,虽受拉拢,却还有置身事外的自由。谁使赤子生攘夺之心的呢——这些明天中国的主人?

我想,寄凡先生是一定明白的。

寒假近来了,他为我刊了一个石章,又送我一幅屏条,我就高高兴兴的带回家里去。可是他却从此辞去教席,不再来校了。听说他去的地方是南边,服务的所在是军队, “十年养志”,这或者是他自己的选择吧,所以我虽觉惋惜,山面也还替老师在庆幸。

我以为他走得很不错。

到后来,才知道这是被激而成的。据一个同学告诉我,寄凡先生在校的时候,凡所作为,常受地方绅士的非难,同事又乘间进谗,早已不安于位了。寒假的第二天,为了某种问题,和那个进谗的同事冲突起来,他怒极了,把桌上的石砚扔过去,没有扔着,只打碎了窗上的玻璃。……我确信这报告的真实,这一击,正是他忠实于自己的人格的表现。

我从此有点惘然了,虽然仍旧以为他走得很不错。直到北伐成功,革命的队伍重新和绅士携起手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先生怎样想?我呢,我是实在为他难过的。

继寄凡先生而来任教的,是歙县程庚白先生,奉化邬显章先生,他们的屈就,多半是为了仰慕校长江后邮先生的名声,带着一点游学的意思的。后邮先生是剡溪有名的学者,那时怕已将近七十岁了吧。一绺银白的胡须。平居好静,他自己说是在养仁。有一次,为了我所作的一句什么古怪的句子,他把我叫到校长室,剀切地教训了一顿。我对他只有敬意,所以一句也不辩,怕的是伤了他的仁。

庚白先生却就不同了。他认真,然而有风趣,似乎不大赞成白话文,但也决非食古不化的人物。他很佩服武林缪连仙(艮),常常让我们选读《梦笔生花》里的文章,什么“肚痛埋怨灶君”呀, “猢狲带帽儿学为人”呀,我就读了一大堆。自然,以文章为游戏,那态度是很可斟酌的。然而一不肉麻,二不拉扯,又决没有什么“不愉快的消息传来,火车龙头出毛病了”①之类的名诗。在浅薄如我那样的人看来,实在是很感激的。

因为我从这些文章里读到了一点世态,一点被压制的真实的人情。

可是时代却把我从这些拉开了,那一年正是民国十四年。将近大考的时候,上海发生了惨案。“五卅”事件。到六月初,罢课的风潮便蔓延开来,这小村也被波及,我们是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了。师生一致,立刻成立了一个后援会。决议两项:一,组织演讲队,二,化装表演。于是派定工作,分头进行。写标语,借道具,买募捐的竹筒。大家忙了一通,什么都有了,这才开始来排戏。

一排,困难就来了,剧本里是有个女角的,邀女生,大家都忸忸怩怩不肯上,似乎很迟疑了广会,最后便决定由男生扮。好吧!然而谁来扮呢?化装团的成员多是六年级,五年级的只有我一个,他们便“一致对外”,说是应该由我扮,还加上一段爱国必须力行的大道理,封在我的嘴巴上。

我自然是反对。小英雄们平日嫉视着,这回自以为得了间儿,如何肯轻易放过?公议抽签,不知弄了什么鬼把戏,抽到的仍是我。这是无法分说的。我提出两点,一要修改剧本,二是不准在台下闹玩笑。条件总算通过了,理由是尊重“女”权。大家便突然忙起来。

我忙的是背台词,学台步,最后还装上假发,拖了一条大辫子。

演出的地点在本村。订期一周,成绩很不坏。于是又长征到他村去,剧本也换了好几次。半个暑期,师生们乘着乌篷船,到处流浪,仿佛真的成了走江湖的班子。团体的精神非常好,事事认真,这一点是我至今不能忘记的。工作使玩笑转为严肃了。

到结束,我们汇出一笔为数不小的款子。

世事又如何问得究竟呢?我们总以为尽了力,却不知道惨案是怎样解决的。暑假一过,大家又坐在讲堂里,听庚白先生打着徽腔,讲他的杭州竹枝词了,国事呢,交给衮衮诸公去。

孩子们总是这样洒脱的。

这一期,我们是六年级,同学间枭厉之气没有了。我是学生自治会的会长,会却不常开。除了宿舍里间或闹鬼外,课余的活动少,因此也不大有生气。

闹鬼的历史是颇为悠久的,也不仅宿舍里。根据前辈同学的传说,这校址原先是刑场,罪犯处决,杀下头没人认领,就葬在东首墓园里——那就是现在的操场。天一阴雨,鬼魂就出现了,忽而在操场角落,忽而在走廊暗陬,哈,哈,哈,声音恰象鸭子叫。

我也听到过,但那是狡猾的同学捣的鬼。他们有时还戴着纸糊的高帽,躲在床底下,半夜三更,才摇摇摆摆的走出来,使胆小的吓一跳。鬼神也何预人事呢?然而孩子们是天真的,他们偏爱玩弄这些,又连自己也为这些而惊怕。

鬼的故事就这样制造出来了。

但在另一方面,这学校也确乎有鬼的。大考刚到一半,庚白先生又和寄凡先生一样,被谗离校了。其时我实在很愤慨,提议大家跟着一齐走。结果是庚白先生不答应,别的几位老师又出来圆场,勉强结束了考试。可是同学之间却产生一个协定,宁愿牺牲文凭,下学期决不再来校。

寒假到了,后邮先生知道这密约,又把我叫到校长室,照例是一顿剀切的训导。这一次他似乎很激动,他说他是为我的前程惋惜着:

“你不能半途而废.答应我再到这里来!”

望了望他银白的胡须,我低下头。

“你是说不来了?”

“来的。”我说。

后邮先生满意了。

我欺骗了他,欺骗了这位白发萧萧的老人。第二学期开始,全班三十几个同学只剩下六个,这一回,我怕果真碰伤那久已养着的仁了。有什么法子呢?我尊敬后邮先生,却更爱我记忆里的学校——一个有生命的集团。谁毁了它?谁使这班年轻人爱它而又终于不能不离弃它呢?

也许我的鲁莽是无可原恕的。

第二年我就到上海,考入一个旧制中学的预料。校长以及主要教员都是英国人,这回所受的才真是“教会式”的教育。除因乡音未改闹过许多笑话外,我已力自检点,磨尽先前的棱角。而引以自豪的却还是所获的友谊,情爱是一种重累,它压着我。

往事远了,什么时候我再能重温到?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注释

①汪精卫于十一月一日死于日本名古屋。这是汉奸诗人路易士悼诗里的一句。

原载:《生命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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