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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杂文

唐弢

我从一九三三年二十岁那年开始正式投稿,和文字结下因缘,到现在,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五十年不过短短一瞬,但就个人而言,却占去了生命的一半以上,不算太短。而且有很多人,正是在二十岁以后的三十年间、二十年间、乃至十年间,建立了辉煌的功业的,因为那是一生中精力最充沛、思想又趋向成熟的时期,是每个人最值得珍惜的生命的黄金时期。

我没有珍惜这段可宝贵的生命,相反地,多少有点浪掷,有点让它白白地蹉跎了。直到现在,再来回顾过去,回顾已往五十年贫乏的文字生涯,这个感受也就格外深切。

对于自己文字生涯的贫乏,我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当年居然选择了文字生涯。家庭环境和这个工作太相径庭了。我出身农民家庭,几代都不识字。整个家族以“福禄永昌隆,和良端世美,才智瑞宁聪”十五个字,按辈分取名。我们这一支从“隆”字开始,都是自耕农,没有人上学读书。我属“端”字辈,进小学的时候,老师给我取名“端毅”,端毅就端毅吧,但读了几本古书之后,我对这个名字便不满起来,觉得象是身后的谥法。清初和吴伟业(梅村)、钱谦益(牧斋)号称“江左三大家”一的龚鼎孳(芝麓),死后封为龚端毅公,但他其实是崇祯进士,先投李自成,接着又迎降清兵,以原官起用。在我幼稚的心眼中,龚鼎孳是一个汉奸,和汉奸同名,说起来,实在太不光彩了。

有一次,大约是暑假期里吧,祖母到邻县化城寺进香,我跟了去。化城寺在山麓,四周种满果树,杨梅是当地的特产。住持净戒和尚颇通文墨,我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他。他很热心,翻了许多书,给我取了个单名:楙。祖母不同意,因为祖父名东懋,字槐林(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样风雅的名和字),楙字犯了讳。净戒和尚琢磨了两天,改为歿。《说文》。 “弢,弓衣也”,也就是装弓的囊。这个和尚很有意思,他要我将长枪藏在林子里,回头又说应把大弓放进口袋去,什么武器也不用。出家人见性成佛,与世无争,要求不露锋芒,不动杀机,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对于少不更事的我,以此相勖,真该感谢和尚的一片好心呢。

说到净戒的只警武功,不诫文事,我怀疑他从祖母口里知道了父亲的心事,故意避而不谈,倒未必真有偃武修文的用心。至于我的父亲,因为不识字吃过大亏,和人打了一架。但他不等儿子练好武功,伺机复仇,却一心支持我上学,卖田典屋,在所不惜。只要我说这本书有用,即使手无分文,也要千方百计地满足我的要求,免得失去求知机会,象他那样受人欺侮。他的要我学文化,好比禅宗练习少林拳一样,大有防身自卫的意思。这在净戒和尚的眼里,很容易通过, 自然不会再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了。

不过那时对于文化的概念,尤其在乡间,似乎很笼统,只要能做文章就行,至于文章的内容是什么,无人过问,这大概还是八股时期流传下来的风气吧。我进小学是“五四”运动第二年,通行壬子癸丑学制,功课有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和体操。后来又增加一门应用文。虽然八行书、黄伞恪早已过时,而课本却选用了骈四俪六的《秋水轩尺牍》,老师教了一些怎样称呼、如何抬头之类的学问,只是内容都是请托问候的话,满纸“恭维” “恭维”,令人索然无味。倒是对仗很有意思,读起来旋律起伏,音调铿锵,和散文相比,别有一番滋味。从形式入手,我后来的接近诗歌,喜欢李义山、温庭筠,乃至爱读汉魏六朝文章,可能和这部骈体尺牍有关系。

四年毕业,我离开古唐小学,到邻村桕墅方进高小,那学校叫培玉——一个比较完善的小学。校长江后邮是剡溪有名的学者。人们愿到这里任教,据说是要向他请益,带点儿游学的性质,比如宁海黄寄凡先生,歙县程庚白先生,奉化邬显章先生,……就都是的。我在老师那里受业。程先生教我选读武林缪莲仙(艮)编的《梦笔生花》,什么《肚痛埋怨灶君》啦,《猢狲戴帽儿学为人》啦,借此活泼思路。邬先生教我多看明清以来的写意画,什么查恂叔的墨梅啦,吴昌硕的枯树昏鸦啦,借此诱发美感。我一一记住。一面又从寄凡先生那里知道了胡适、鲁迅、周作人、沈尹默的名字,知道了新体诗和白话文,知道了易卜生主义,可惜他语焉不详,因为不久就受倾轧离去了。

除了这几位老师,从别一方面给我的思想以启迪的,是一本普通的并不重要的小书,书名叫《夕阳红泪录》。

我们惯常说孔孟思想统治着中国,这话对,但不全面。从我自己的经验和体会看来,我觉得中国有很大一部分社会力量不是掌握在孔孟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孙行者、武二哥、关老爷的手里。他们讲义气,重然诺,敢作敢为,把同情托放在弱者的身上。孔孟之徒瞧不起他们,敌视他们,指为异端。但又没法消灭他们。于是让自己的思想寄生在他们的身上,借关老爷、武二哥、孙行者的势力帮助统治天下。他们做得很成功:譬如孙行者,出身花果山,大闹天宫,向传统制度挑战,结果却又被套上紧箍圈,帮助唐僧经历八十一难,取来经卷,证成了正果。又如武二哥,景阳冈打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几乎是正义的化身,结果却又杀死潘金莲,人头祭灵,维护了伦常。还有关老爷,桃园结义,手宰土豪,反对残暴贪污统治,.结果却又“身在曹营心在汉”,辅佐刘备登上大位,保卫了正统。在这三个令人钦佩的英雄身上,几乎都有孔孟思想的寄生痕迹可寻。我去培玉之前,读过一部《水浒传》,却不知道书里写的便是农民革命,只觉得这些生龙活虎般的人物,有的就在我身边。想读《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得不到书。有个同学的父亲是小说迷,失业在家,常给儿子讲故事。那位同学照样搬了来,不但讲孙行者,也讲猪八戒,不但讲关老爷,也讲“四弟”赵子龙。深受大家的欢迎。村里无论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不知道这些古人的大名。对我来说,尽管读不到《西游记》、《三国演义》,还是和书里的人物很熟识,象大家一样了解他们,一直生活在流行着原来属于他们的思想形式和道德准则的那个社会里。

上小学读书,在我的感觉中,正是要我从那个社会跳出来。庚白先生拉了一把,显章先生拉了一把,寄凡先生也拉了一把。我该怎么说呢?不管我的老师们对孔孟思想多么不满,但同那个下层社会毕竟更加隔膜些,他们借以培育我的完全是别样的东西。而我见到的《夕阳红泪录》,干脆将我的注意力从那个社会,从孙行者、武二哥、关老爷的身边拉开了。

《夕阳红泪录》是孙静庵编的一部札记小说,一九一三年中华图书馆印行。我从阅览室的一角发现它。阅览室放着一些报纸和十几本旧书,都是给小学生读的故事书。《夕阻红泪录》里却有许多掌故,特别是明末的,如李自成、张献忠、洪承畴,吴三桂,如柳如是、李香君、陈圆圆、沈云英,还有在我们家乡起义的钱肃乐、熊汝霖、孙嘉绩等等。我最佩服的是章太炎说的“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遗憾自己没有能够做个仆从侍候他的艰苦卓绝的张苍水,也极爱戴后来由郭沫若写入《南冠草》、十七岁殉难的才华无双的夏完淳。后者被执后在舟中吊他老师陈卧子的《细林野哭》诗:“呜呼抚膺一声江云开,身在罗网且莫哀。公乎公乎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字字血泪,令人恸绝。青少年重视师友之间的义气,平生风谊,肝胆照人,我读后特别受到感动。这本书不但教我怎样处世,做人,也灌输给我许多爱祖国、爱民族的思想。

现在看来, 《夕阳红泪录》其实是一部赶潮流而又没有能够赶上的小书。清朝末年,汉人反对满族统治,抵制慈禧卖国,印了不少宣扬民族大义的书籍,其中国学保存会用《国粹丛书》名义出版的,多数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禁书,如郑所南的《锦钱余笑》,谢皋羽的《晞发集》,吕晚村的《手书家训》,包括我说的张苍水的《冰槎集》、《奇零草》,夏完淳的《玉樊堂集》、《续幸存录》等等。还有国学商兑会的《国学丛选》,性质和这差不多。他们称一些具有民族思想的书为“国学”,为“国粹”,正是对清朝政府的讽刺。《夕阳红泪录》介绍抗清事迹,却出版于民国二年,显然迟了一步。不过,尽管历史不会倒退,中国的事情却又常如螺旋: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段祺瑞屠杀爱国青年。汉人的卖国本领一点也不比满人差。这就使《夕阳红泪录》那样的书,仍然能够打动当时青少年的心,而好奇如我,还进一步去寻找《国粹丛书》,寻找比《国粹丛书》更多的同一类型的书刊。

主办《国粹丛书》的是邓秋枚(实),广东顺德人,这些书大都由他选编而成,有的则由黄晦闻协助。黄晦闻是《国粹学报》的编辑。他们两个都是国学保存会发起人,国学保存会设有藏书楼,南社巨子陈去病、苏子谷到上海,就住在藏书楼里。黄晦闻和《国学丛选》的编辑高吹万都是南社社员,只有邓秋枚不是。但据柳亚子说,一九〇七年在上海最初商量结社的事情,秋枚也在场,以后又大力支持。这样,我当时精神上与之周旋的,实际上都是南社的诗人。从《夕阳红泪录》追溯到《国粹丛书》,又从《国粹丛书》追溯到《南社丛刻》,逐步推进,顺藤摸瓜,这些诗歌引起我强烈的共鸣。由于时代浪潮的冲激,在不知不觉中,我对南社的以文学鼓吹革命表示了深深的好感。

南社是一个文学团体,但和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许多成员加入了同盟会。从倾倒张苍水、夏完淳出发,我完全赞成这个方针。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消息传到乡间,我们学校罢课响应。师生自编自导,演出爱国戏剧,最受欢迎的是《安重根》,在没有女生参加的僵局中,我终于答应扮演剧中朝鲜女主角,主要也是受柳亚子编的《春航集》、《子美集》两书的鼓舞。冯春航和陆子美都是南社戏剧家,以演新剧《血泪碑》、《恨海》著名。学校的演出更加坚定了我学习文艺的信念。但对南社的作风却有许多保留。就个人而言,我比较喜欢的诗人是陈去病、苏子谷、柳亚子,但对他们酬应唱和,高呼空喊之作,那时已不感兴趣。至于为了政治而不择手段,篡改历史,牺牲艺术,简直觉得难以忍受,不在话下了。

我系统搜读《南社丛刻》和《国粹丛书》,是一九二六年到上海以后的事情。《国粹丛书》印的多数是宋、明两朝遗民的著作,有的是文集,有的是史乘。那时我开始注意历史一一尤其是明史,受到章实斋“六经皆史”的影响,不但是经,也把个人文集当作历史读,细加琢磨,倒也别有心得。我爱看太平天国的历史,有一部《石达开诗文钞》,象是印在《国粹丛书》里的吧,所收诗篇比坊间流传的多。我仔细将这些诗比较,考订,发现了许多问题,不免引起怀疑。据一个熟知内情的人告诉我,这些的确不是石达开的原作,出于政治需要,借此骂骂旗人,由陈佩宜揣摹语气,捉刀代笔,冒充石达开的诗,搀和在集子里的。我好象受了骗。对陈去病深感失望,又不无惋惜地觉得南社还是脱不了江湖气。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听说过革命可以不择手段的话。是的,这可以奏效于一时,但归根结底,得不偿失,我想,宣扬这样观点的,是政客,不是政治家,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在上海的头几年,先是读书,后是工作,一共住过四处地方,一处是远房姑父家,三处是和亲戚有关的店铺一一两家南货铺和一家西装成衣店。我和店员、学徒们住在一起。中国旧式店员的生活十分痛苦,单身在外,不带家眷,三、五年回家一次。一般都住在店铺后面的阁楼或者堆栈里,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站柜台,扎纸包,天天如此。他们中间对待生活有两种态度:一种人安分守己,下班上了排门,填饱肚子,立刻钻进被窝,蒙起头来睡觉,明天准时起来站柜台,就这样平平凡凡过了一辈子。另一种人放荡不羁,下班后对镜梳洗,打扮成浪荡公子,酒楼茶馆,赌场妓院,通宵寻欢作乐,最后是亲手毁了自己。我初来时年少,没有注意和过问这些,只是管自己读书。

最初那家铺子离学校不远,每天步行上学,大约走半个多小时。那时我没有念过英语,而学校却是英国人办的,以英语为主。读本不说,连算术、化学、体操(喊口令)都用英语。入学考试各科平均了一下,我被收录在预科二年级。为了应付功课,我补习英语,兴趣仍在本国的文史方面。在培玉读了半部《论语》,这回教的却是《孟子》。中国古代散文有一派重视文气,曹丕说: “文以气为主。”苏东坡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韩愈本人认为: “气盛而言之,高下皆宜。”他上承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下启“桐城义法”的所谓“义理”与“词章”之学,很注意行文的气势:高低疾徐,抑扬顿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讲究散文的格调和旋律,这些可以通过句子的长短、字组的骈散、虚词的变化、标点的运用体现出来,一点儿也不神秘。虽然老师没有正式这样教我,但他的确说过:《孟子》里的文章有气势。

厂这个学校自高身价,教师的待遇较优,请了不少通儒硕学和新闻界人士,曾经教过我的有王雷夏、余槐青、陈渊如、陈葆藩、王守先、汤梦吾诸先生。听说经亨颐、张歆海也在那里教过,当时还留下一个林语堂的弟弟林玉霖,在预科一年级教英语。我应当特别感谢王守先先生,他一个人住在河北同乡会,很少外出,总是仔细地审阅我的文卷,加圈加点,添上评语。别的同学每篇写五、六百字,我有时写到二、三千字,整整一本,他也耐心地批阅。守先先生没有在教学上提出象庚白先生、寄凡先生那样引入注目的见解,只是老老实实地讲课文,老老实实地改卷子,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学生的学业上。我记得的只有一点:他和他的后任汤梦吾先生一样,认为文章应当有气势。因此他们都主张光看不够,要朗诵,至少是默读。

我那时正在进一步寻求《国粹丛书》和《南社丛刻》,但无力购买。最后是连学也上不起了。恰值上海邮局招考,就投考当了邮务佐。邮局的工作时间短,又比较集中,我利用这个便利,经常跑图书馆。邮政工会在福生路(武进路的支路)办了一个图书馆,藏书本来不多,大革命失败,稍有意义的都被清理掉了。附近宝山路上,却有一个藏书丰富、全国闻名的大图书馆——东方图书馆。离我住处更近,还有河南路桥的市商会图书馆。我消磨于这三个图书馆的时间,比到邮局上班还要多。从《国粹丛书》到《南社丛刻》,东方图书馆都有全套,但借书手续麻烦,最方便的是工会图书馆,却又借不到什么。借不到就闲聊。它给我的唯一好处是:我从借书人口里,听到了许多邮政工人在三次武装起义中的故事。后来经过介绍,还认识了亲身经历斗争、已经离开邮局的沈孟先。那时,沈孟先正在做职业青年工作。他让我认识了几个人,我也参加过他组织的一些小规模活动,给我影响深刻的是,有一次在海格路(现在的华山路)开会,我们唱了国际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歌。一九三二年我和店员、学徒、邮差七、八个人组织读书会,也是在这一影响下进行的。

那时要弄到一本好书很费事,图书馆里进步书借不到。我常跑旧书摊。星期天就到汉口路、老西门、城隍庙一带蹓跶,那儿有不少旧书店,偶尔会有意外的收获。我逐渐对南社诗歌不满起来,以为太空泛。要说“美人香草,寄意深远”吧,不如干脆读李义山、温飞卿,或者索性上溯到屈原的《离骚》。白话作品更加普遍了。我也留心过一些新体诗,起初喜欢闻一多、徐志摩。有一次,在城隍庙饱墨斋旧书铺,买到两卷《莽原》半月刊合订本,非常爱读鲁迅陆续发表在上面的《旧事重提》(成书时改为《朝花夕拾》),佩服他写得生动活泼,朴素无华。读书会成立以后,我们读了他的《呐喊》、《彷徨》、《朝花夕拾》以及几本杂文,也读了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还读了鲁迅作序、林克多执笔的《苏联闻见录》。作者先在法国,后到苏联,在莫斯科电机厂做了几年工。读书会成员大都是邮差和店员,对这本书很有兴趣,希望进一步了解苏联工人的生活。本来说定由我写信给鲁迅先生,请他代约林克多,不知怎的后来改请一位姓徐的朋友直接去邀,结果林克多没有来,来的却是林淡秋。我还记得:我和淡秋在市商会图书馆见面,谈了《自由谈》的事,他送我一本不久之前出版,由英文转译过来的潘非洛夫的小说——《布罗斯基》。回想起来,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在“左联”担任职务的人,也是我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写稿以后的事情。

我想谈一谈我向《自由谈》投稿的经过。

我的父亲是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壬申除夕)去世的,在这之前,因为经济压迫,神经失常,他已足足病了三年。平日生活如常,只是见人不大说话,每天带着我六岁的小外甥,两个人到田间散步。他告诉孩子水稻间种有哪些好处,密植应到什么程度,牛的习性怎样,猪圈如何才能保持整洁。他懂一点针灸技术(主要是挑痧),过去往往半夜起身,打着灯笼到十几、二十里外为人治病。他说替人看病是行善,不是行医,因此分文不受,也不要别人道谢。他告诉孩子:下针要准,猛,深,起针要轻,快,直,又自己叹息:“现在没有人肯干我这一行了!”

在临死前半年,生活越来越拮据,我想尽办法往家里寄钱,可是连年灾荒,千疮百孔,丝毫无济于事。他负下几百元钱的债,却说是别人欠他的钱,见人就讨:

“你欠我的钱,该还了吧。”

或者:

“那笔账,你先还一半吧。”

家里怕他惹事,不让他出去。等我请假赶回乡间,在弥留中他还絮絮诉说哪个欠他多少钱,哪个的款子马上就要到期。……看着这一生辛勤劳苦、现在撒手归去的诚朴的农民,不,我的父亲(他当时四十八岁),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究竟是他欠了别人的债,还是别人欠了他的债呢?如果他说的是真话,谁把问题弄颠倒的?我困惑,我深深地困惑了。

可我还是不得不接受世俗的观念,没有能力独自否定这眼前的秩序,我没法冲破它,推倒它!

带着满怀狐疑我回到上海。那年一月三日, 日军攻入山海关,华北岌岌可危,工人运动开始向救亡运动转移,我有较多的时间看抗日书报。偏偏上海又是兼旬的雨,浙淅沥沥,下个不停。我不喜欢都市。经常出现在我脑膜里的是:平原,小河,碧树,远山,我生着怀乡病,懊恼当初不留在乡间,象我母亲期待的那样当一个农民。我把这种感情曲折地写进文字,投给《申报》副刊《自由谈》,先后有: 《故乡的雨》、《海》、《人死观》、《堕民》、《怀乡病》……等,一个月内,写了六篇。

从我自己的经历,从我读过的那些杂乱无章的书,特别是从执笔时的环境和情绪测量起来,我当然不会安于对故乡的回忆。我有怀念也有憧憬,有自己对社会的议论和评骘。这就注定我与创作无缘;只配写些不入于“艺术之宫”的“鸡零狗碎”的杂文。从八月起,就不大安分了, 《以生命写成的文章》、《鬼趣图》、《偶感二章》都带些刺儿。那时大家知道鲁迅先生在《自由谈》写稿,经常变换笔名,究竟哪些是鲁迅的文章呢?猜度纷纭,莫衷一是。我初弄笔墨, 《自由谈》以外写得很少,有人就对我的文章疑神疑鬼,说长道短起来,等到《好现象》一文见报,居然一口咬定:唐歿就是鲁迅,从此验明正身,不由分说了。他们互相告语,群起而攻,表面上是说我的文章,骨子里却针对鲁迅先生。《青年的需要》引出方继的《说“说诳”》,认为问题不在有没有“需要别人说假话来欺骗自己的青年”,而在究竟“有没有只想刺激青年而说假话去欺骗他们的作家”。《新脸谱》引出陈代的《略论放暗箭》,他有意将鲁迅先生和我并论,说鲁迅反对告密而最后自己告了自己的密,我反对别人放暗箭而自己却向人放着暗箭。《著作生活与奴隶》又引出程知初的《著作生活者都是奴隶吗?》,他说我象鲁迅一样靠版税过日子,却骂拿稿费的人是奴隶,侮辱了中国文人,因此要统率“古今全体文人”, “一致起来反对”。这些是公开登在《时事新报》(孔祥熙系)、《晨报》(潘公展系)等皇皇大报上的。至于小报,争先恐后,吵吵嚷嚷,从杨邮人到张若谷,一一出马,指桑骂槐,真是欲得之而甘心了。

我的稿件因此比较容易发表,没有多碰编辑的钉子,应该说是幸运的;但从此拉稿的人日益增多,读书时间相应减少,不能扎扎实实地多打基础,浮在上面,一知半解,却又可以说是我一生的最大的不幸。至于学习鲁迅先生,我不同意那些流行的传闻,我自有我自己的看法。

鲁迅先生是值得学习的,应当好好学习。不过要学的是鲁迅的精神,而不是文字上的一点皮毛。如果没有鲁迅丰富的阅历和深邃的修养,恐怕连皮毛也学不到。对于后来引起争论的“鲁迅风”杂文,我也是这样理解的。精神一致,花式多样,不能斤斤于形骸的相似。人应该有他自己,文学艺术更不能没有自己的个性与创造,这种个性与创造正是一个民族艺术风格成长和发展的因素。如果千篇一律,并无不同,我写的也就是鲁迅写的,那么,天地间又何贵乎有我这个人,何贵乎有我的这些文章呢?

不过,我确是佩服鲁迅的。认真地读过他的作品,主观上却没有想要模仿他。有人说我刻意模仿鲁迅,这不符合事实。回想起来,只有一段时间,当我的《好现象》、 《新脸谱》,《尽信书》……等,都被当作鲁迅的杂文而受到围攻的时候,我看看文章,摩摩头皮,心里想:这真是“和尚在此,我却何往”了。当时存心捣乱,要试一试那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鲁迅语)的人的“嗅觉”,到底如何。因此刻意模仿,连续写了《略谈英雄》、《从江湖到洋场》、《宫刑及其它》、《拍卖文明》等等,换一个笔名,在《自由谈》发表√后来徐懋庸告诉我, 《略谈英雄》一篇最象,几乎也瞒过了他,但黎烈文却说《从江湖到洋场》、《拍卖文明》两篇写得舒展。有趣的是:在大小报纸的文坛消息上,竟把这些全都当作是鲁迅的杂文,看来他们长期重伤风,祸延鼻子,病入膏盲,终至什么也嗅不出来,无可救药了。

听从鲁迅先生的劝告,除通常“千字文”外,我也写了一些较长的杂文,如《雨夜杂写》、《释放四题》、《私议二章》和《文苑闲话》一至六篇。其中引起纠葛,使刊物不敢发表、书店不愿承印的,是六篇《文苑闲话》,因为得罪了许多有声望的作家。但又有人偏爱它们,说是这个写法好。乐山乐水,各异其趣。至于我自己,鲁迅先生劝我写较长杂文的时候,曾经指出:作为思想斗争或者文艺斗争的武器,最好写得从容舒展一些,列举事实,多加申说,稍为长点也无妨。我做得不好,但主观上确是这样做去的,在个人写作生活中,也许有点值得纪念的意义。稍后的《东南琐谈》、《马士英与阮大铖》、 《渍羽杂记》等,则是因为过去看过明末史料,它们突然又在眼前活了起来。我看到了新的权贵,新的偏安局面,新的无穷无尽的摩擦与排挤。我们有张苍水、夏完淳的抗战派,也有方国安、谢三宾的投降派。褚胡子(褚民谊)表演的踢毽子、放风筝、唱大花脸戏,较之阮胡子(阮大铖)的《燕子笺》、《春灯谜》、自度弋阳腔,文采不如,而厚颜无耻则过之。历史无情,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我的杂文,以“孤岛”时期为最多,短兵相接,不容或懈,真切地感到发挥了杂文的匕首的作用。这些文字,大部分收在《劳薪辑》和《识小录》两书里。不幸就在同一时候,我的家庭横遭变故,七个月内,亲自收殓了四个人,我写了一些抒情散文,写了一些叙事散文,借以驱除个人的痛苦和寂寞。在这动乱不安、悲怆欲绝的日子里,我没有闲却一直和我患难与共的杂文的笔,涤荡蛆沫,扫除蝇矢,这些虽不过历史插曲中的渣滓,却也是生活的一时一地的记录。

《投影集》出版的时候,感谢许多评论家给以介绍,曾经引起一场小小的争论,这就是杂文的风格问题。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宗珏同志,他认为“由于生活的关系”,当时的杂文实际上在存着“两种倾向”,一种是以周木斋为代表的“思辨性的杂文”,一种是以我为代表的“感抒性的杂文”(也有人称之为散文化),认为这些都是“战斗的”,都是“在‘鲁迅风’的影响下,一步一步在发展其独特的风格”。黑丁同志同意这意见,新矛同志表示反对,他认为: “杂感的战斗的内容,极难在散文这一形式中发展。”当北社版《短长书》出版的时候,我在《序言》里插入一点说明,这篇《序言》没有收入《唐強杂文集》,现在将有关一段摘录下来:

“近两年来, 我的家庭生活的颠簸,多少影响到行文的风格,使散文的倾向渐趋于浓厚。不过也只是渐趋于浓厚而已, 我的杂文之有这一成分,却是由来已久的。我有一点粗浅的认识, 以为杂文之所以异于一般的短评,就因为前者是文艺的——加以缩小,也可以说是诗的和散文的的缘故。试一翻检鲁迅先生的杂感, 我们不免要神往于《写于深夜里》的悲愤,《为了忘却的记念》的沉痛,以及短篇如《秋夜纪游》、《现代史》、《夜颂》之类的郁结和回荡,在高度的战斗精神中,别有一种使人颠倒的魔力。这是一首首的诗,一篇篇的散文。然而果真是诗和散文吗?却又似乎并不是。——这末一着,就决定了杂文的独特的形式。”

后来张乙帆同志评论我的杂文,也提到风格问题,把我上面这段说明概括为: “杂文,一面是思想之不离开社会现实的批评,一面是形式之不离开形象性的感染。”我觉得这说得很扼要。当时的所谓散文化,指的是狭义的散文,和诗相似,也即要有艺术性的意思。我认为杂文试图将复杂的社会现象集中于短小的形式,从而展开多采的场面,不能不讲究艺术表现的方法与手段。我在这方面是拘谨的,笨拙的,自知不够放手大胆。不过根据内容的需要,从生活出发,也曾作过种种尝试:意境也,韵味也,格调也,旋律也,气氛也,色彩也,一个都不放过,目的是使重点更突出。我很欣赏岳飞《满江红》词里产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这两句,前一句激昂,后一句消沉,相反而实相成,没有后面的悒郁就显不出前面的高亢。所以我在那篇《序言》里还说: “我个人常注意于作品里的环境的制造,在百忙中插入闲笔,在激动的前面布置一个悄静的境界,这手法尚在试验之中。”我是说我并没有放松从各方面试验对风格的追求。但接着又立刻声明: “这些往迹,并无可供留恋的地方。一个作者的最大的敌人,正是他自己铸成的模型,他必须时时努力,从已定的模型里跳出来。为了解脱这灵魂的羁绊,我至今还在挣扎着。”

这挣扎是没有完的,到现在还这样。

这本选集算是我五十年杂文生涯的一个小小的结集。从六十年代开始,我的工作岗位改变了,不过对杂文仍然怀着深厚的感情,有时还情不自已地涉笔一下,不过愈写愈没有出息。对自己这些粗疏、贫乏、浅薄的东西,白头话旧,惭愧呀,我只有惭愧。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日记于北京寓次

原载:《生命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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