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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记》的评价问题

何其芳

出现于我国14世纪的有名的戏曲《琵琶记》是一个内容比较复杂的作品。在它里面,两种矛盾的成分,对于封建道德的宣扬和对于封建社会封建道德的某些方面的暴露,概念化的弱点和现实主义的描写,同时存在,而且它们是那样紧密地交错在一起。去年六月,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了关于这个作品的讨论。讨论中的意见是很分歧的。最近,《琵琶记讨论专刊》出版了,我读到了讨论会上的全部的发言。这些发言对于《琵琶记》的矛盾的两个方面都作了相当详尽的考察。正因为《琵琶记》的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得到了相当充分的揭露,它的面貌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些了。

在这里我打算写出一点我对于《琵琶记》的看法。我是试图把有些分歧的意见统一起来。我想,既然两种矛盾的成分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作品之中,由于这种矛盾而来的有些分歧的意见也就应该有得到统一的可能。

《琵琶记》里面有宣扬封建道德那样一个方面,是无法否认的。这个戏一开场就批评了“佳人才子”和“神仙幽怪”的故事,说它们“琐碎不足观”,然后就提出一种创作主张:“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表面的宣言,也不只是到了结尾才又出现了对于这种主张的呼应,而是一种贯穿在全剧里面的思想。有些话本和戏曲,的确头尾常常有一些封建套语,而它们的正文却表现的是另外的内容,甚至是相反的内容。《琵琶记》不是这样。它的主要情节就是描写了“子孝共妻贤”,提倡了“孝义”。所以“一门旌奖”的大团圆就成为整个剧情的必然的结局和有机的组成部分。它的作者高明正是以封建最高统治者的旌表来作为他的肯定和赞扬的结束。然而这个作品所描写的几个重要人物,他们的处境都是困难的。一个是自己过着富贵的生活而父母却在家乡饿死的迹近不孝的孝子;一个是独立支持荒年的家庭而且实际上类似为丈夫所抛弃的遭遇悲惨的孝妇和贤妻;还有一个被称为孝义兼全的人物也是处于矛盾重重之中,她嫁了一个“强就鸾凤”的夫婿,她要接受丈夫的另一个妻子的忽然的出现,而且还要远离自己的暮年的父亲去为已死的公婆庐墓三年。作者要通过这种种困难的处境和复杂的遭遇来写出他的人物的值得赞扬,就不能不写到封建社会的多方面的生活,不能不写到封建道德的本身的矛盾。这些描写虽然并不是没有草率和虚伪之处,不少部分却是写得认真的,有真实感的。这样,这个作品就在它的宣扬封建道德和与之相联系的概念化的弱点而外,同样无法否认的,还有它对于封建社会封建道德的某些方面的暴露和与之相联系的现实主义的描写。

剧中的主要人物自然是蔡邕和赵五娘。蔡邕是历史上的一个实有的人物。根据《后汉书》的记载,“邕性笃孝。母亲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十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有兔驯扰其室,傍又木生连理。远近奇之,多往观焉”。他本来无意于仕途,但后来还是做了官。他曾因向皇帝进言,触犯了一些权贵,几乎被杀。董卓当权以后,慕他的名,强迫他再次出仕。这一次做官的结果就更悲惨了。董卓被杀,蔡邕叹息了一下,王允要治他的罪。他哀求“黥首刖足,继成汉史”,也不被允许。他就是这样地死在监狱里面。这样一个有文才的值得人同情的古人,到了后代,却在民间戏曲里面成了坏人。南戏《蔡二郎赵贞女》把他写为“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高明也是一个崇奉孝道,并且在仕途中碰过一些钉子的人。他在《琵琶记》里面把蔡邕加以改写,使这个人物重又能够获得人们的同情,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他给“弃亲背妇”的情节作了翻案。所以蔡邕就成为这样的人物,“他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表面上好像“三不孝逆天罪大”,然而实际上却是他不肯赴选,他父亲不从,他要辞官,皇帝不从,他要辞婚,牛相不从,“这是三不从把他厮禁害,三不孝亦非其罪”,就是说实际上他还是一个孝子。

《琵琶记》是很触目地描写了蔡邕的孝的。他最初出场的时候这样唱:“十载亲灯火,论高才绝学,休夸班马。风云太平日,正骅骝欲骋,鱼龙将化。”他并不是没有仕进之意。但接着他又自己和自己问答:“沉吟一和,怎离双亲膝下?且尽心甘旨,功名富贵,付之天也。”他思想中的矛盾就这样解决了。但他终于被逼赴选。等到中了状元,他又被逼重婚相府,留官朝中。他在家乡的父母却遭遇到饥荒的年景,朝不保夕。他的母亲发现赵五娘暗中吃糠,悲痛而死。他的父亲在病得快死的时候,也十分气愤,要赵五娘把他的尸骸暴露,好叫旁人责骂蔡邕不葬亲父;要她在他死后休要守孝,早早改嫁;并且给张广才留下一条拄杖,要他等蔡邕回来的时候,把这个不孝子打将出去。单就这些片段而论,是写得强烈的,动人的,带有民间文学的泼辣的色彩的。然而从全剧看来,这却不过是误解罢了。蔡邕身在相府,心还是在亲闱。《南浦嘱别》以后,他每次出场,差不多都要提到他对于家乡的父母的怀念,而且有不少出都是以这种怀念开场。他曾托人捎信和金珠回家,不过为拐儿所骗罢了。他曾打算和牛氏一起回家去侍奉双亲,牛相没有同意,却也派人去接他的父母和赵五娘来做一处居住,不过时间晚了一些罢了。这真是像许多戏剧里面的错中错一样,最大的差错是他的父母不巧碰到了饥荒的年岁。等到他最后见到了赵五娘,知道他的父母已死,马上就辞官回家了。他庐墓三年,直到全家得到皇帝的旌奖。在全剧快结束的时候,赵五娘和牛氏都满足了。赵五娘对她长眠地下的公婆说,“今日呵,岂独奴心知感德,料你也衔恩泉石里。”牛氏也高兴“今日见公姑无愧色,又得与爹行相依倚”。这时候只有蔡邕还是有些含悲饮恨:“可惜二亲饥寒死,博得孩儿名利归”。这种悲恨在大团圆的欢乐声中留下了一点缺陷,点明了并不十分圆满,这是作者写得高明的地方。但这也仍然是写他的孝。

蔡邕在牛府里面怀念他的父母,有些时候也同时想到了赵五娘。他想到赵五娘,常常是和孝联系在一起的。他这样说:“天那,知我父母安否如何?知我的妻室侍奉如何?”或者这样想:“思量那日离故乡,记临歧[1]送别多惆怅,携手共那人不厮放,教他好看承我爹娘,料他每应不会遗忘。”甚至他从梦中醒来也是这样:“几回梦里,忽闻鸡唱,忙惊觉,错呼旧妇同问寝堂上。”蔡邕是一个孝子,他就必然首先要求他的妻子是一个孝妇。因为按照封建伦理,如牛氏所说,“娶妻所以养亲”。当然,剧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写到蔡邕对于妻子的感情。“俺只弹得旧弦惯,这是新弦,俺弹不惯。”“我心里岂不想那旧弦,只是亲弦又撇不下。”这些说白表明了他对赵五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然而这位主张“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作者是不能用更多的笔墨去描写男女之爱,甚至是合法的夫妇之爱的。因为在他看来,那样也就会“琐碎不堪观”。他的头脑里面还没有爱情这个概念。在封建道德里,夫妇之间不是平等的爱的关系。对妻子要求的是严格的贞节;如果说在理论上丈夫也负有一定的相应的道德义务,那也不是叫作爱情,而是叫作义。在蔡邕身上,作者是写到了这种义的。虽然如他自己责备自己的,“比似我做个负义亏心台馆客,到不如守义终身田舍郎”,他实际上还是很讲究这种义的。牛氏试探他:“且如你这般富贵,腰金衣紫,假有糟糠之妇,褴褛丑恶,可不辱没了你。你莫不也索休了?”蔡邕怒道:“夫人,你说那里话!纵是辱没杀我,终是我的妻房,义不可绝。”他又说:“古人云,弃妻止有七出之条。他不嫉不淫与不盗,终无去条。”赵五娘不但不淫不盗,而且是并不嫉妒的。她和牛氏互相谦让,都愿作次妻。所以按照封建道德,蔡邕就没有抛弃她的理由了。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义和爱情的区别。

高明就是这样把“弃亲背妇”的蔡邕改写为孝子,改写为并非真正负义的丈夫的。但写得最突出的还是孝。孟轲曾经说:“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他所列举的前面那个公式固然并不是适用于一切时代的一切人,然而人的一生的爱慕有所变化却是正常的,合理的。终身像小孩一样只知爱慕父母,倒未免太简单太奇怪了。那恐怕并不是真正的活人而不过是孟轲的空想。《琵琶记》里的蔡邕,就其主要方面说来,倒似乎是相当符合大孝的标准的。然而这个人物却常受到有些读者的非难。在封建社会的读者,是因为他的动机和效果的矛盾,是因为他嘴里和心里的对于父母的经常的怀念都无补于他的父母的悲惨的死亡。在今天,我们完全离开封建道德的角度来看问题,如果也对这个人物有所不满,倒不是从这里着眼,而是感到作者通过他来宣扬孝道实在太频繁了。应该说这个人物在这一方面是写得有概念化的缺点的。然而我们也不能说整个形象都是不真实的。在封建社会里面,本来也有笃信封建道德的人。而且整个说来,作者还是写出了这个人物的一定的复杂性。不仅《丹陛陈情》、《琴诉荷池》、《书馆相逢》这一类的场面把蔡邕的感情和心理写得比较细致动人,有真实感,而且如有些同志在讨论会上的发言和发表的文章中所指出的,作者通过这个人物还写出了忠和孝的矛盾。写出了一种菲薄名利的思想,因而这个人物就更像一个活人了。按照封建道德的体系,忠和孝是在共同巩固封建秩序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在实际生活中也并不是经常都发生矛盾。但在某些具体情况之下,它们的确又很难两全。这就不仅暴露出封建道德体系的裂痕,而且还表明了忠和孝都有它们各自的不合理。像《琵琶记》所描写的那样的情节是相当特殊的,而且它们还有一些无法补救的漏洞。但是,尽管那些情节虚构得不大近情理,它们也仍然是反映了封建社会里本来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全忠全孝”的蔡邕的确是并不怎样忠的。“日晏下彤闱,平明登紫阁;何如在书案,快哉天下乐!”你看这还不是他因为想念父母而愁眉不展的时候,然而他感到快乐的却仍然是读书的生活。这就说明了他仍然是一个书生。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更直接说出“我穿的是紫罗欄,倒拘束得我不自在;我穿的是皂朝靴,怎敢胡去踹”;“我口里吃几口慌张张要办事的忙茶饭,手里拿着个战兢兢怕犯法的愁酒杯;倒不如严子陵登钓台,怎做得扬子云阁上灾”。这真切地表现了封建社会里的那些对仕宦淡泊的读书人的共同心理。凌濛初翻刻的臆仙本,多蔡邕、赵五娘和牛氏奔丧途中一折。这一折的最后的合唱是这样的:

好向程途催趱,渔翁罢钓还。听山寺晚钟传,路逐溪流转。前村起暮烟,遥望酒旗悬。且问竹篱茅舍边。举棹更扬鞭[2],皆因名利牵。

竹篱茅舍旁边的行路人竟都是忙碌于名利,作者在这里是深有所感

了。

赵五娘完全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这种虚构是采取了民间戏曲的某些情节的。在好几种元人杂剧里都提到赵贞女罗裙包土筑坟台[3]。从这个情节可以推想原来的民间戏曲应该就有蔡邕的父母为赵贞女所独立奉养以及终于不免死亡这一类的故事。然而如果因此把赵五娘这个人物的塑造完全归功于原来的民间戏曲,那就还是根据太少了。更近情理的想法是高明对于这个人物也作了许多的加工。这种加工可能一方面在她身上增加上了一些封建色彩,另一方面却又把关于她的某些情节写得更为细致动人了。她和蔡邕离别的时候正是新婚不久。按道理是应该多写他们夫妇之间的感情的。但作者却把她写得有些吞吞吐吐,说了半句“夫妻恩情”就一定要回到公婆年高,蔡邕走后无人看管。她是不赞成她的丈夫去应试的。然而主要的并不是因为两月夫妻,难于分舍,而是因为亲在远游,违背了“孝经”“曲礼”。她对蔡邕批评了一句蔡公,“你爹行见得好偏”,但理由也是“只一子不留在身畔”。她和蔡邕一起反复地合唱:“为爹泪涟,为娘泪涟,何曾为着夫妻上挂牵。”当蔡邕埋怨他的父亲“不从儿谏”的时候,她还要批评他:“官人,你为人子的,不当恁的埋怨他!”这就比蔡邕还要孝谨了。我想这并不是因为她新婚不久,羞于表白感情,而是按照作者的创作主张,赵五娘应该是一个诚恳地这样想着这样说着的人物。如果用更多的笔墨去描写她对于丈夫的爱情和依恋,那也就成了‘‘不关风化体”, “琐碎不堪观”了。别离以后,有一出《临妆感叹》是写她对丈夫的怀念的。她感叹了“画眉人远”, “朱颜非故”,但她却又说:“妾身岂叹此,所忧在姑嫜。”这一出还写了她竭力奉养公婆的决心。她的想法是“一来要成丈夫之名,:米要尽为妇之道”。饥荒的岁月来了。她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有把钗梳首饰之类典些粮米,来供养公婆。她认为如果公婆受饿就是增加了丈夫的罪过,她就无脸见他。十分困难的时候,她曾打算投井,但想到丈夫临别时候的叮咛嘱咐,叫她看管爹娘,她又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这样,赵五娘就不仅是孝妇,而且是贤妻了。然而随着困难的日益加重,遭遇的日益悲惨,这位贤妻也不再是一个说话吞吞吐吐的柔弱的女子了。她叫出了“教人只恨蔡伯喈”,“怨只怨结发薄幸人!’’从《勉食姑嫜》、《糟糠自厌》到《祝发买葬》这样一些对于赵五娘的描写,都是感动人的。这是由于这一段生活本身的悲惨就很令人同情,而且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压中又透射出来了赵五娘的怨恨。这种怨恨虽然表现得并不多,也仍然是强有力的。它使这个人物和这个作品都带有了一些人民的气息。但是,就是在这些部分,也是这种冲破了封建主义对妇女们要求的奴隶式的驯服的呼声和作者一贯的对于某些封建道德的宣扬夹杂在一起的。这些部分也写了赵五娘对于公婆的孝。她给公婆吃饭,自己吃糠,固然是孝。她的婆婆怀疑她背地里独自吃好东西,她说,“便做他埋怨杀我,我也不分说”,这更是写她非常之孝。她的公婆埋葬以后,她说:“我死和公婆做一处埋呵,也得相伏侍。,’她决心去寻丈夫,也是怕她的公婆绝后。她身上背的是她公婆的真容,她口里唱的是行孝曲儿。除了孝而外,作者还写了她的贞节。蔡公临死的时候,写下遗嘱要她早早改嫁。她却说,“自古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奴家生是蔡郎妻,死是蔡郎妇”。等到她和蔡邕团圆,重又回到她公婆的坟墓前,她更为蔡邕辩护了。她对公婆说:“百拜公姑,望矜怜恕责我夫。你孩儿赘居牛相府,日夜要归难离步。”这就完全回复到戏剧开始时候的那种温柔敦厚的贤妻的性格了。

在封建社会里面,像蔡邕和赵五娘那样的人物,要他们完全没有封建思想,那是不可能的。然而他们身上的封建色彩那样浓厚,那样单调地在心里和嘴里好像一刻也忘不了一个孝字,却显然是作者要用这两个人物来提倡这种封建道德。然而人们却不顾赵五娘身上的封建性,深深地同情她,为她的遭遇和行动所感动,比较蔡邕更能获得一致的肯定,这又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她的那种孝行不仅仅是由于她头脑里面的封建思想,而且也是为客观环境所逼成,她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道路可以走的缘故。我们只能设想她可以少孝谨一些,不能设想她抛弃八十多岁的公婆不顾,不能设想她在公婆死后不去寻找丈夫。这样,她的境遇的悲惨,行为的坚忍和她在这一段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怨恨不平,就在读者的心灵里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而她嘴里所讲的那些封建教条以及她行动上对于这些教条的实践,在封建社会里固然可以获得人们的赞扬,就是在今天,我们也不忍去苛责她了。《琵琶记》在不少出里还有这样一个特色,尽管其中的人物喜欢嘴里讲一些封建教条,不少重要的具体的情节却常常是写得认真的,有生活实感的,因而是动人的。描写蔡邕的《琴诉荷池》、《书馆相逢》等出是这样。写越五娘的《糟糠自厌》、《祝发买葬》等书尤其是这样。吃糠本来是写赵五娘的孝。然而写到吃糠的时候,却不但描写了糠的难于吞咽,而且赵五娘以糠自比:

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嗄住。糠那,你遭砻被春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

再下面就是历来相传的神来之笔了:

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扬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相见期。丈夫,你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没寻处;奴家恰便似糠呵,怎的把糠来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

尽管最后一句又回到了公婆甘旨,又回到了孝,我们仍不能不为这些抒情的句子所感动,而且感到这里面所表现的内容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孝的限制了。这主要是一个经历了千辛万苦、和丈夫相见无期的妇女的沉痛的自白。剪发本来是为了埋葬公婆,也本来是写赵五娘的孝。然而写到剪发的时候,也不是轻轻放过,而是开拓出了另外一些动人的内容:

一从鸾凤分,谁梳鬓云。妆台懒临生暗尘。那更钗梳首饰典也,头发,是我担阁你度青春,如今又剪你资送老亲!剪发伤情也,怨只怨结发薄幸人!

思量薄幸人,辜奴此身。欲剪未剪,教我先泪零。我当初早披剃入空门也,做个尼姑去,今日免艰辛。咳,只有我的头发恁般苦,少甚么佳人的珠围翠拥兰麝熏!呀,似这般狼狈呵,我的身死兀自无埋处,说什么剪发愚妇人!

堪怜愚妇人,单身又贫。头发,我待不剪你呵,开口告人羞怎忍;我待剪你呵,金刀下处心疼也!休休![4]却将堆鸦髻舞鸾鬟,与乌鸟报答鹤发亲,教人道雾鬓云鬟女,断送他霜鬟雪鬓人!

尽管这三支曲子用了一些陈旧的词藻,而且有些部分不够工整,仍然妨碍不了这些抒情的句子的动人。这里面不止一次地说明了剪发是为了资送公婆,但整个的内容却也远远地超过了孝的限制。这主要是写了一个艰难得只有剪头发卖、而且从这想到了她的全部的不幸的遭遇的妇女的慨叹、怨恨和悲泣。她想到了长期的离别。她想到了生活的艰辛。她想到自己的茫然的前途。她不得不剪发,而又依然表现出一个妇女对于自己的头发的爱惜。她对头发说,是她耽误了它的青春。她叹息只有她这种贫穷的女子的头发才会遭遇这样苦的命运。这种曲折的描写,是比直接地悲痛她自己的青春的虚度和愤慨人间的贫富的不平更为动人的。《琵琶记》的这种特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了或者说冲淡了它的从头至尾都有的封建说教。正是因为这些有生活实感有真实性的描写,这个戏剧才没有完全成为一个概念化的作品。而对于赵五娘这个人物,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尤为同情,尤为着力去描写的。所以她成为作品中的最成功的人物,而且她身上的浓厚的封建色彩也并不能妨碍这种成功。此外,在展开赵五娘的悲惨的遭遇的时候,作为背景还写出了封建社会的荒年的景象和封建统治下层的凶恶,这也应该看作是作者忠实地描绘生活的一个部分。

次于蔡邕和赵五娘的第三个重要人物应该是牛氏。紧接着剧中关于蔡邕家庭的人物的介绍,牛氏在第三出就出现了。在花园里面连秋千都不准打的牛相的家里,她是个独生女。“珠翠丛中长大,倒堪雅淡梳妆;绫罗队里生来,却厌繁华气象”。她很像是作者理想中的富贵人家的女子。但这一出却把她写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在春光明媚的日子,她禁止丫头游戏。她说,“妇人家不出闺门”。她说,“纵有千斛闷怀,百种春愁,难上我的眉头”。到了牛相要强迫蔡邕为女婿的时候,她却比较近人情了。她怕勉强成婚,将来不和顺。再以后就是写她既贤且孝或者孝义兼全了。她发现了蔡邕的秘密。她说服了牛相。她设法使赵五娘和蔡邕相见。她和蔡邕赵五娘一起到公婆的坟墓旁边守三年之丧。这个人物的处境其实也是相当困难的。然而作者却按照封建道德把她“理想化”了,她太容易地通过了这些困难,几乎什么内心矛盾也没有。她和赵五娘在剧中被称为“两贤”。在作者看来,这两个人是易地则皆然的。但到底因为她们的境遇不同,作者对她们的描写也有差异,结果赵五娘得到了一致的同情,而牛氏却成为一个大家公认的概念化的人物。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作者的封建思想,更多地看到了他的封建思想对于艺术的真实性的破坏。但是,和作者的主观意图相反,我们今天从这个人物身上,却也看到了作者不知疲倦地提倡的孝这种封建道德的虚伪。作者是把牛氏也写得很孝的。她要对已死的公婆尽孝,但她又不忍离开她的白发的独身的老父。她临别时唱道: “觑爹爹衰颜皤鬓,思量起教人泪零。爹爹,我进退不忍。我待不去呵,误了公婆,被人讥评。我待去呵,撇了爹爹,没人温清。”以后她在途中也是常常慨叹“老亲衰暮年,难与我承看”[5],“这般天气呵,谁人将护,将护我家中亲父”[6]。这和蔡邕时刻想念他家乡的父母,赵五娘经常想念她死去的公婆一样。但是,我们却忍不住要问,她既然这样不愿意离开她的白发的独身的老父,为什么一定要跟着蔡邕和赵五娘到已死的公婆的坟墓旁边去行孝呢?对亲生的父母要孝,对已死的公婆也要孝,而前者又必须服从后者,这样,作者所歌颂的孝的封建性质及其不合理就十分明显了。

《琵琶记》里还有一些次要的人物。这些人物也写得有一定的性格。但这个作品对于人物的描写好像是这样的:主要的人物或者重要的人物的性格是写得较为统一的;次要的人物却多少带有一些听任作者随便给他们分配任务的性质,因而他们的性格就不免有时有些前后不大一致了。张广才是次要人物中写得性格比较鲜明的一个。他的性格的基本的方面就是作者所赞扬的义。用我们今天的更适当的话来说,就是他的热心帮助人和富有正义感。他多次对赵五娘的援助以及他后来当着李旺对蔡邕的泼辣的责备,都表现了这种性格。但他最初的出现却是为了给蔡邕的赴选增加一个条件,却是为了解除他怕父母无人照管的顾虑。这样,作者就把他写为一个蔡公逼试的积极的帮手了。他不但也用一些封建大道理来压蔡邕,而且在蔡邕临别生悲的时候说:“丈夫非无泪,不洒别离间。”李卓吾批评本在这里批了一句:“胡说!”这实在不能不说作者写得有些过分了。到了最后,他在剧中的任务已经完成以后,这个人物又成了一个很庸碌的人。蔡邕回家拜父母的坟墓的时候,他对蔡邕说:“你今日荣归故里,光耀祖宗,虽是他生前不能享你的禄养,死后亦得沾你的恩典。老夫苟延残喘,又得相见,侥幸侥幸!”我们不再感到这是一个很有血性的人物了。蔡公和蔡婆写得时而令人反感,时而又令人同情。牛相更是时而横不讲理,时而又很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显然都是作者任意驱使这些人物的结果。

从《琵琶记》的一些重要人物重要情节看来,我们不能不承认“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确是作者高明有意识地提出的创作主张,而且他在作品里也的确是努力实践这种主张的,并不像讨论会上有的同志说的,那不过如有些戏曲一样,“主要是招徕观众”[7]的套语。但作者在这个作品里面,也并不是歌颂了全部封建道德。他最热心提倡的是孝,其次是义。节不过附带写到了一下。至于蔡邕的“全忠”却实际上是一种被迫的痛苦的服从。和这种被迫的痛苦的服从相比较,作者自然是更倾向于一种菲薄名利和仕宦的思想的。作者的思想体系是封建的,但由于现实生活的教训,他仍然可以对封建社会的某些事物怀抱不满。封建社会的现实是比封建道德更加矛盾百出的。他曾经历了一些仕途的风波。他曾看到了一些在一个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的人看来也不能不反对的事实。而且就是那些恪守封建道德的人,在封建社会里也仍然常常要碰到一些困难和痛苦,这样的事实他也很可能是深切地感到的。所以他把蔡邕的“全忠”写成了那样,而且描画出来了灾荒年岁的残酷的景象,里正社长这一类人物的没有心肝。在赵五娘身上,在通过她来宣扬孝道的同时,他更集中地写出了封建社会的许多妇女的共同的悲惨的命运。这些都应当看作是生活对于作者的狭隘的观念的补充和修正,看作是作者对于现实的一定程度的忠实因而开拓和丰富了他的作品和内容。而且这样,作者也就达到了他在戏剧开场时候所提出的一个不容易达到的艺术标准:“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这个作品是能够感动人的。这当然不仅仅是由于艺术技巧,更根本的还是由于它的内容。然而现实生活的教训是还不曾动摇作者对于孝义这一些封建道德的信奉的。相反地,他很可能以为这些封建道德正是医治封建社会的药方。所以他还是宣扬孝义或子孝妻贤到底了。他不知道孝不但不能补救荒年到来以后寻常人家的饥饿,而且也不能依靠它去取得家庭的真正的和谐。义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问题。赵五娘那样孝,那样贤,加上张广才那样义,蔡公蔡婆还是死了。而且到了快要饿死的时候,婆婆还是对媳妇那样责骂和猜疑。赵五娘那样贤,牛氏那样义,蔡邕也并没有负义,但这也只能在纸面上或者舞台上取得团圆的结局,在实际生活中这或许正是问题的开始。这种对于孝义或子孝妻贤的宣扬不能不给作品带来了许多概念化的成分,许多漏洞。虽然从这种宣扬中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出封建道德的不合理,正如我们从二十四孝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到不合理、虚伪、甚至丑恶和野蛮一样,但这已经不是作品的正常的客观效果,而是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作出的和作者原意相反的结论了。

除了《琵琶记》而外,我们还可以读到高明的一些诗文。关于他的生平也还有一些材料可以考查。有些诗文和材料是可以和《琵琶记》的某些思想内容相印证的。《宋元学案》卷69的《沧州诸儒学案表》,把高明列在朱熹门人徐侨这一学派的系统下面,作为黄滑的门人。《新元史》卷206《黄溍传》说:“溍性至孝。营冢墓,有驯虎之祥。”《琵琶记》所写的蔡邕,他的孝心感化了野兔;而高明的这位老师,他的孝心更感化了老虎了。高明也是很重视孝道的。刘基在《从军诗五首送高则诚南征》里,第一句就说他“少小慕曾闵”。曾参和闵子骞是名列二十四孝中的人物。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中列有《闵子骞单衣记》,注明也是高明所作。不过这篇南戏已经失传了。他还写过<华孝子故址记》和《孝义井记》这样两篇文章[8]。华孝子名宝,《南齐书》卷55记载他的孝行是这样的:“父豪义熙末戍长安。宝年八岁。临行谓宝曰:‘须我还,当为汝上头。’长安陷虏,豪殁。宝年至七十不婚冠。或问之者,辄号恸弥日,不忍答也。”这完全是愚孝。但高明却对他大加赞扬,并且说当时做官的人如果像华孝子终身守着父亲一句话那样“奉君命,恪官守”,那么东晋就不会改朝换代为宋,宋也不会改朝换代为齐了。在这篇文章里他更把孝和忠统一起来加以提倡。孝义井的故事是说一个人因为他祖宗的坟地没有遭到当地老百姓打柴放牛时候的践踏,而这个山上缺水,他就打了一个井来报答他们。所以这个井兼名孝义。高明为处州录事的时候,还曾亲自为一个孝女请求旌表。这个孝女叫陈妙珍。宋濂的《丽水陈孝女传碑》记载了她的行孝的故事。她十四岁的时候,因为祖母害病,她割腿上的肉来给祖母吃。祖母的病好了。但知道了是她腿上的肉治好的,祖母很悲伤,病又复发了。后来梦见神人告诉她,要割肝来给祖母吃才能好,并且指点她从右胁下开刀。她割开了右胁,肝就从那里掉了出来。祖母吃了她的肝,病真的马上就痊愈了。这样一个充满了迷信和野蛮的色彩的故事,高明却信以为真,还为她请求旌表,可见他对于孝也是信奉到迷信的程度了。高明在他的诗里不仅歌颂过孝,而且还提倡过节。他写过一篇《王节妇诗》。还有一篇《昭君出塞图》,那就更使人反感了:

竟宁阏氏[9]出塞城,鼙婆[10]声断凄龙庭。边云竟与汉日隔,野草空作春风声。汉庭公卿无远举,却使娇姿嫁夷虏。岂知刘白与杨樊[11],复把丹青罔入主。当时国计无足论,佳人失节尤可叹。一从雕陶莫皋立,回首不念稽侯珊[12]。纲常紊乱乃至此,千载玉颜犹可耻。蛾眉傥不嫁单于,灭火安知非此水。良工妙画不必观,勿因一女讥汉元。宫闱制驭苟失道,肘腋变起非一端。君不见,玉环自被胡雏污,岂是丹青解相误!

歌咏王昭君的故事的诗是很多的。但像这首诗这样,对这个古代的远嫁异域的女子没有同情,而且激烈地责备她失节,连匈奴的落后的风俗习惯也要她负责,大叹“纲常紊乱”,甚至认为王昭君不远嫁,反而可能会害得汉朝灭亡,却实在是一种很少见很奇怪的议论了。

高明的有些诗里面也流露出来了他的菲薄名利和仕宦的思想,这和《琵琶记》也是可以相印证的。《柔克斋诗辑》中《次韵酬高应文》,《送朱子昭赴都》等诗都明显地表现了这种思想。《宋元学案》卷70说高明“自少以博学称。一日,叹曰:‘人不专一经取第,虽博奚为?’乃自奋读《春秋》,识圣人大义。属文操笔立就。登至元乙酉第”。这说明他最初是并不菲薄功名富贵的。但等到做了小官以后,他却如《宋元学案》所叙述的,“数忤权贵”,或者如赵汸《送高则诚归永嘉序》所说的,“意所不可,辄上政事堂慷慨求去”,他就尝到做官的滋味了。赵访送他归永嘉的序就是作于他做官不如意之后。序中记载了高明临行时的一段话:

君设俎豆觞客。酒行,笑谓座中曰:“前辈谓士子抱腹笥,起乡里,达朝廷,取爵位如拾地芥,其荣至矣;孰知为忧患之始乎!余昔卑其言,于今乃信。虽然,余方解吏事归,得与乡人子弟讲论诗书礼义,以时游赤城雁荡诸山,頫涧泉而仰云木,犹不失吾故也。”

再经历了一些这种忧患之后,他就坚决不愿做官了。不但方国珍强留下,他力辞不从;后来朱元璋派人去请他,他也佯狂不出了[13]。我们了解了高明的这样一些思想和传记材料,对于《琵琶记》带有浓厚的宣扬封建道德的色彩,而又不是毫无保留地肯定整个封建社会,就不奇怪了。作者的主观思想和作品的客观内容是有区别的。高明头脑里的全部封建思想并没有在《琵琶记》里充分地表现出来;他的生活经验和他对于现实生活的某些忠实的描写又使作品的内容突破了他的封建思想的限制;而且文学艺术的形象地反映生活这一特点更使作品的某些部分的客观意义和他的主观意图相违反。但是,如果只强调这种区别,而不承认作者的主观思想和作品的客观内容之间的密切的联系,那也是不能正确地说明《琵琶记》这样的作品的。只强调高明的“只看子孝共妻贤”的意图,就会简单地把《琵琶记》看作是一个典型的封建说教戏;只强调它的内容的可以肯定的一方面,就又会荒唐地把它说成“是具有非常强烈的反封建意义的作品”[14]。其实如果不把这两方面强调到不可并存的地步,如果不夸大一方面去否认另一方面,这种矛盾并不是不可以统一的。只强调作者的意图和这种意图在作品中的表现,固然并不完全符合《琵琶记》的客观面貌,也无法解释它的客观效果。只强调它的内容的可以肯定的一面,并从而把它的主题思想归结为是对于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官僚制度的揭露[15],或者说是表现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安乐生活的破坏[16],那也必须要遭遇到无法获得圆满的解释的困难。如果不加深究地去看《琵琶记》的情节,蔡邕的痛苦,赵五娘的悲惨的遭遇,蔡公蔡婆的死亡,好像都是由于蔡邕的“三被强”,而“三被强”又好像是由于科举制度、官僚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存在。但是这个“三被强”或者“三不从”就“做成灾祸天来大”的情节,历来都是受到非难的。历来都认为有许多漏洞。这些漏洞还不仅仅是细节问题,针线不密问题,而主要是由于这些情节有不真实的弱点。中科举和留在朝中做官,同父母妻子的悲惨的遭遇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相反地,它们倒是可以使父母妻子也过富贵的生活的。皇帝不让他辞官,“难道不能走一使迎之”[17]?牛相不放他回去,“难道差一人省亲,老牛也来禁着你”[18]?后来的情节说明,牛氏和牛相都并不是使蔡邕和父母和赵五娘不能见面的真正的原因。只要蔡邕早吐露心腹,问题早就解决了。可见被逼重婚也并不是灾祸的根源。说到最后,只剩下饥荒的年岁一项了。但第二十一出又说:“这般荒年饥岁,少什么有三五个孩儿的人家供膳不得爹娘。”那么蔡邕就是没有去赴选,又何济于事?而且剧中虽然写张广才也曾请官粮,好像他家中并不很富有,但更多的情节却又写他总是有办法的,只要他一出现赵五娘的困难就可以解决。那么如果他更主动更经常地帮助蔡家,不是也就可以度过荒岁?第三十八出张广才说:“原来他也是无奈,好似鬼使神差。”这个戏里面的悲惨的情节的形成,真有些像是鬼使神差了。这就是说,它是经不起认真的分析的。作者的原意不过是要洗雪蔡邕的被谤。他虚构的种种客观原因都是为了开脱蔡邕的“弃亲背妇”的责任。如果我们也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许多漏洞可以看作只是一些情节上的问题,不必太重视。如果我们把作者的这些虚构看得过于重要,认为它们就是全剧的主题思想,认为它们就是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官僚制度,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安乐生活的破坏,那就反而给作者带来了新的责难了。那就不能不使人感到,这种揭露不但不深刻,而且是不大真实的了。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看到,作者的主观思想和作品的客观内容是不可分割的。世界上很难找到有这样的作品,作者的主观意图是要宣扬封建道德,而作品的主题思想却是强烈地或者深刻地反封建。《琵琶记》里对于封建社会的统治的描写是并不统一的。它有时批评,有时又歌颂。它不但在《义仓赈济》里描写了里正社长的贪狠,而且较早的本子在《一门旌奖》前还多牛相在途中一折,其中描写衹侯及兀刺赤勒索站官两次分例,甚至剥他的衣服,而牛相却管不住[19]。但在《杏园春宴》里却又说:“太平时车马已同,干戈尽戢文教崇”,“时清莫报君恩重,惟有一封书上劝东封,更撰个河清德颂”,又很像是一个太平盛世。这也是因为作品的主题本来不是歌颂或批判封建统治,作者在这方面的描写就较为自由的缘故。我们对于《琵琶记》的主题思想的说明,是不能把它本来存在的两种矛盾的成分抹杀一种而只强调一种的。应该同时承认,它宣扬了子孝妻贤或孝义这样一些封建道德,但它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的全部意义却更为丰富和复杂,其中又包含了对于封建社会封建道德的某些方面的暴露。

有些同志为了要更多地肯定《琵琶记》,但又无法否认其中对于子孝妻贤的反复不已的描写,于是就把这些封建道德说成是人民的道德。有一位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区别封建道德和人民的道德的标准,说不问你是否愿意,你非遵守不可,那是封建道德;从自然的感情出发,由于自觉自愿,而不由于强迫,那就是人民的道德[20]。按照这样的标准,蔡邕和赵五娘的孝就成了人民的道德了。有些作者又把赵五娘的孝说成是人道主义的同情[21],或者说孝是各个社会所共有的东西[22]。最近的报纸上的杂文,更有提出“社会主义的孝”的说法的[23]。这样把封建道德和人民的道德和我们今天的道德混淆起来,道德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也就模糊了。区别封建道德和人民的道德的标准不是强迫和自愿,而是看它到底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还是为当时的人民的利益服务。愚忠愚孝正是出于自觉自愿,而不是由于强迫。臣对君要尽忠,子女和媳妇对父母和公婆要尽孝,妻子对丈夫要守节,这都是封建社会关系在伦理上的表现,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社会的秩序,都是不平等的片面的要求,它们的封建性质是无可怀疑的。封建社会制度废除了,君臣的关系不存在了,也就没有了忠这种封建道德。我们现代语言中还有“忠实”这个词儿,但它和封建道德中的“忠”根本是两回事。封建社会制度废除了,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今天还是存在的,子女对父母仍然会有也应该有感情,而且对于年老的不能劳动的父母,子女仍然会有也应该有供养的社会义务,然而这不能叫做孝;媳妇和公婆的关系今天也还是存在的,如果生活在一起应该和睦相处,然而这也不能叫做孝;妻子和丈夫的关系今天也还是存在的,应该互有爱情,互相忠实,然而这也不能叫做节。这都是一种新的人和人的关系,一种平等的各有各的独立的人格的关系,因而这也就都是和封建道德根本不相同的新的道德。虽说蔡邕的孝也包含有子女对于父母的自然的感情,赵五娘的孝更和客观环境的逼迫有关,但他们头脑里和嘴里的孝的观念,他们对于孝道的实践的行动,却是封建性的。《琵琶记》里所提倡的义倒的确比较复杂一些。义也是封建道德所标榜的。封建社会里表扬所谓义仆义犬,那完全是提倡奴隶道德。然而过去的农民战争的领导人物也常常用义来团结和号召群众。这说明义的内容比较广泛一些。封建统治阶级在某一些意义上提倡它,而人民却又在另外一些意义上运用它。《琵琶记》里所描写的牛氏的义,所谓“罔怀嫉妒之心,实有逊让之美”,当然是封建的,蔡邕对赵五娘不愿负义,这种义是封建社会对男子提出的和女子的贞节相对等的道德,虽然并不平等,应该说还是有它的一定的合理性。张广才的义,如果它的内容仅仅是“救灾恤邻,万古之道”,这是封建统治阶级也可以提倡的;如果把它理解为正义感,理解为对于患难中的人们的热心的帮助,这就又和人民的要求接近了。

许多同志好像有这样的想法:以为充分地承认了《琵琶记》的封建性,就不便于肯定它。其实这个矛盾是可以统一的。承认它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仍然可以适当地肯定它。这是因为《琵琶记》的内容本来就有可以肯定的一个方面。如果再从南戏的发展的历史来考察,我们对于《琵琶记》就更不能否定了。永乐大典本的三种戏文,《小孙屠》、《张协状元》和《宦门子弟错立身》,可能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南戏脚本。这些脚本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还不成熟的。《琵琶记》的出现,如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所说的:“用×[24]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琵琶记》的艺术结构是很完整的。在《副末开场》以后,蔡邕和赵五娘这两个主要人物在第二出就出场了,而且同时就写出了他的赴选问题和蔡邕、蔡公、蔡婆三人之间的意见分歧。第三出就又出现了牛氏和牛府。以后就是两条线索错综发展,直到最后结合在一起。整个戏写得很紧凑,很有戏剧性。语言也比永乐大典本的三种戏文成熟。特别脍炙人口的曲词虽然不多,长处却是全剧都写得相当整齐,极少不可读的部分。大约和《琵琶记》的出现的时候相差不远的有名的南戏,还有《荆》《刘》《拜》《杀》。从作品的优劣说来,这四个戏的次序应该是《拜》《刘》《杀》《荆》。《荆钗记》的题材和《琵琶记》是很相近的。它是要表扬义夫节妇。有些情节和场面很可能是受了《琵琶记》的影响。然而它里面的主要人物比起蔡邕和赵五娘来,却写得逊色多了。他们更缺少内心矛盾。他们更为封建道德所统一。他们的性格不能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它的文采也远不如《琵琶记》。戏剧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表现生活,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语言无味,就更加显得贫乏和沉闷了。《白兔记》和《杀狗记》的文采和结构也不如《琵琶记》。曾有人因为它们的曲词不佳而大加贬抑[25]。但它们的内容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特别是《白兔记》,它富有民间文学的色彩。其中有一些动人的情节和泼辣的写法只有在民间文学中才容易读到。《拜月亭》和《琵琶记》的优劣历来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拜月亭》写的是儿女之私情,正是属于高明认为“琐碎不堪观”的作品。但因此它的封建色彩也就远较《琵琶记》为少,不喜欢《琵琶记》的封建说教的读者自然会更喜欢这个作品。它的末尾也是奉旨招亲,男主人公辞婚,皇帝下诏嘉奖义夫节妇,提倡“彝伦”,和《琵琶记》某些情节相似,但全剧的主要内容却不在此。它以战争离乱为背景。骨肉散失造成了一种悲凄的气氛。在这种背景和气氛之中,却描写了一对小儿女的奇遇。他们由完全陌生而偶然相识,而结伴相携,而旅舍成婚。他们成婚后即终身相爱,久别不改。这样的儿女的真情是使人很同情并且感到很可珍贵的。关目虽巧,并不觉得纤弱。这是因为戏剧的主要部分很有生活气息和抒情意味。过去有些人说这个作品的佳处大都蹈袭关汉卿的同名的杂剧[26],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它虽然采取了关汉卿的原作的一些情节和词句,但它写得更为曲折动人,更为文采斐然。像《子母途穷》、《招商谐偶》、《抱恙离鸾》、《皇华悲遇》、《对景含愁》和第三十二、三十四出都写得很好,而这些,绝大部分都是这个戏曲的作者的新的创造。但这个作品写得并不完整。和以上七出写得不相称的,是主要故事开始以前的十六出写得过于冗长,语言也质朴无味,而末尾六出又落入常套,读起来使人感到兴味索然。这就是说,在艺术的完整上它也是不如《琵琶记》的。我们把《琵琶记》和这些戏曲略为作了一点比较,就可以更为明确地看出,在元末明初的戏曲中它仍然应该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了。后来出现的《五伦全备记》和《香囊记》,有模拟它的痕迹。这两个才真正是典型的封建说教戏。它们的作者毫无保留地提倡和歌颂了全部封建道德。《五伦全备记》甚至正面描写“割肝救姑”这一类野蛮的事情。《香囊记》的主题蹈袭《五伦全备记》,而它的情节更是杂乱拼凑而成。我们不能把这种恶劣的模拟完全归咎于《琵琶记》,并从而把它们一样看待。《琵琶记》固然也有封建说教的一面,但那并不是它的全体,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它同时对于封建社会道德的某些方面也有所暴露,而且在艺术方面更有它的独创性和新的发展。它的封建说教的一面自然是有它的副作用的,但这种副作用在封建社会里可能大得多。在我们今天,封建道德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了,只要我们不把它里面的封建性的糟粕说成是人民的东西,而且适当地加以指出和批评,我们的读者和观众是不难辨别,不难剔除的。

1957年2月3日深夜



[1]通行本作“临期”,据《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和陆贻典钞校《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校改。

[2]原作举掉更杨鞭,笔划当有误。

[3]《剧本》1956年8月号黄芝冈《论〈琵琶记〉的封建性和人民性》: “在元曲《金钱记》、《老生儿》、《铁拐李》、《刘弘嫁婢》、《村乐堂》等剧里也同样都提到‘赵贞女罗裙包土筑坟台’。”(“土”原作“上”,当是误字)《老生儿》第一折:“但得生忿子拽披麻扶灵柩,索强似孝顺女罗裙包土筑坟台。”《铁拐李》第二折:“你学那守三贞赵贞女,罗裙包土将那坟茔建;休学那犯十恶桑新妇.彩扇题诗则将那墓顶掏。”《刘弘嫁婢》第二折:“方信道赵贞女罗裙包土可也筑坟台。”《村乐堂》第四折:“放着你那筑坟台女赵贞。”此外。《潇湘雨》第四折还有:“你大古里是那盂姜女千里送寒衣,是那赵贞女罗裙包土。…‘守三贞”的情节已不见于《琵琶记》。但从这可以推想原来的南戏中的赵贞女也是有封建色彩的。

[4]诵行本无休休二字,据《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和陆贻典钞校本补。

[5]见凌刻臞仙本第三十九折。通行本没有这一折。

[6]见《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第四十出《玉山供》第三支曲。凌刻臞仙本文字略有出入。通行本这一出没有《玉山供》四支曲。

[7]《琵琶记讨论专刊》,第264页,王季思的发言。

[8]《孝义井记》见《黄岩县志》卷三孝义井下。《华孝子故址记》,《柔克斋诗辑》后冒广牛附记云见《苏州府志》卷32,我见到的是《常州府志》卷34所载。

[9]匈奴称单于嫡妻为阏氏。王昭君以汉元帝竟宁元年归呼韩邪单于。

[10]即琵琶。

[11]《西京杂记》卷二记载,因昭君事同日弃市画工除毛延寿外,还有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后来传说中的昭君故事,都说是毛延寿没有得到贿赂,把她画得丑一些。其实《西京杂记》并没有确指是谁。

[12]呼韩邪单于名稽侯珊。呼韩邪单于死后,大阏氏之长子雕陶莫皋立,复妻王昭君。见《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后汉书》卷一百十九《南匈奴传》:“后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子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13]《南词叙录》说他佯狂不出。《明史》卷二百八十五陶宗仪传后附高明小传,说他以老疾辞

[14]《琵琶记讨论专刊》,第99页,程千帆的发言。

[15]同上书,第150页,丁力的发言:“它反映了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官僚制度的不合理。

[16]1956年9月号《剧本》上发表的李长之的《从〈琵芭记>》的结构上看〈琵琶记〉的主题思想》即有此意。

[17]李卓吾批评本第十六出评语。

[18]从周订阅毛声山评本第二十四出引徐渭语。李卓吾批评本有意思相同的评语。讨论会上有这样的意见,说蔡邕不给家中写信的漏洞,只要在《强就鸾凤》一出拜堂以后,牛相用几句话吩咐家人监视蔡邕就可以补救(《琵琶记讨论专刊》第193页。第214页有类似的意见)。或许有人也用这样的话来回答这个非难。但一个“日晏下彤闱,平明登紫阁”的官为议郎的人是不可能完全被监视的,不可能像囚徒一样不自由的。而且如果这样写,就又和《宦邸忧思》所写的蔡邕还有一个心腹之人可以商量计策,可以要他去找乡里人捎信,《拐儿贻误》所写的蔡邕可以托拐儿捎信和金珠都矛盾了。《琵琶记》的这一类的矛盾是很难解决的。这是因为这些情节本来很勉强,本来就不大符合生活的真实的缘故。

[19]《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陆贻典钞校本和凌刻臞仙本均有这个情节。凌刻臞仙本眉批:“兀刺赤,元人称走站卒子之常。”明火源洁《华夷译语》人物门:“马夫,兀刺赤。”当是元时蒙语对马夫之称。

[20] 赵景深《谈琵琶记》(1956年第8期《戏剧报》)。

[21]《琵琶记讨论专刊》第37页,李长之的发言。李希凡《作家的“主观”和作品的“客观”》(1956年7月24日《人民日报》)中亦有类似说法。

[22]见柏繄《对〈琵琶记〉的热烈讨论》(1956年第8期《戏剧报》)中的报道。

[23]记得是当时《人民日报》第八版的一篇杂文。日期,作者和题目均已忘记。

[24]原缺一字。

[25]吴梅《顾曲麈谈》:“文字之最不堪者,英如《白兔》《杀狗》。《白兔》不知何人所作,读之几乎令人作呕。《杀狗》为徐口作……宜其词当渊雅矣。乃鄙陋庸劣,直无一语足取。”

[26]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明代如何良俊、臧晋叔、沈德符辈,皆谓《拜月》出《琵琶》之上。然《拜月》佳处,大都蹈袭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但变其体制耳。”又吴梅《霜崖曲跋》:“幽闺本关汉卿《拜月亭》而作。记中拜月一折,全袭原文,故为全书最胜处。余则颇多支离丛脞。”他的《中国戏曲概论》中也有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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