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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

何其芳

敏轩生近世,

而抱六代情;

风雅慕建安,

斋栗怀昭明[1]。

囊无一钱守,

腹作乾雷鸣。

时时坐书牖,

发咏惊鹂庚……

吴敬梓的朋友程晋芳,曾在一首诗里这样描写了吴敬梓的志趣和生活。六朝并非盛世,然而我国古代的诗人却喜欢称道它,把它当作一个以文采风流著名的时代。吴敬梓中年以后移居南京,那正是六朝的故都;而他在当时又是以擅长诗赋这样两种盛行于六朝的文学为人所称。他的《文木山房集》保存了他的诗赋的一部分,我们至今仍可读到。正如那集子的一篇序里所说,和当时那些把诗降低为无聊的应酬工具的假诗人不同,他写的诗“大抵皆纪事言怀,登临吊古,述往思来,百端交集”之作,就是说还是有内容的。然而,我们今天看来,他的杰出的文学的才能,他的独特的创造性,以至他的诗人的怀抱,都主要地表现在他的小说《儒林外史》里面,而并不在这些韵文。

程晋芳说吴敬梓生在清代而抱有六朝人的情怀,并非仅仅称赞他的文采风流,还有说他满肚皮不合时宜的意思。在这点上,程晋芳是对他的朋友颇有了解的。生活在18世纪初到50年代之间,生活在清代那样一个最后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对当时的丑恶的现实深为不满,不肯和它妥协,而又没有出路,于是不能不从辽远的古代选择某些信念某些人物来作为他的理想,作为他反对当时的社会的凭借,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的确表现出来了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思想支持了他对于许多丑恶的事物的批判,同时也决定了他所描写的某些理想的无力。但他的全部理想,除了这样的部分而外,还有另外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东西。这就是他的某些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思想。决定《儒林外史》的价值的并不是他的那些以复古面貌出现的理想,而是他的尖锐的对于封建社会的不合理的事物的批判,他的可贵的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思想和他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的成就。

正是由于这样,中国人民才把《儒林外史》当作自己的遗产来加以珍视、阅读和研究,并且热烈地来纪念它的作者逝世两百周年。

《儒林外史》批判了一些什么丑恶的事物呢?

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会回答:它首先批判了当时的科举制度。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用考试诗赋或经义等办法来选拔封建统治的忠实的拥护者这样的制度,本来创始于隋唐。但到了明代,这种制度有一变化,就是变为主要考八股文。八股文的特点一在于它的题目限于四书五经以内的文句,而且作者要摹仿古人的口气,不准称引三代以下的事情,不准侵犯题目以下的文字的意思;二在于它的格式是完全规定死的,甚至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这样的变化是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日益感到它的统治不很巩固,因而它的统治办法日益严厉的。这种科举制度所要求的是没有头脑的鹦鹉式的学舌者,是完全循规蹈矩的顺臣。明末清初的有名的思想家都是反对以八股取士的制度的。然而,他们不可能理解这种制度是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必然产物,因而他们常常只把它当作一个单纯的取士制度来加以补救。吴敬梓对于科举制度的根本认识虽然也不能说超过了当时的时代限制,但他通过生动的文学的形象,把这种制度的毒害揭发得很深,而且提出了一些完全和它对立的思想,因而就比某些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批评得更为彻底了。

吴敬梓把《儒林外史》的第一回的回目标明为“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这就是说他著书的用意,他所反对的和肯定的是什么,都在这第一回里提了出来。他一开头就表示不赞成当时的热衷功名富贵的人,后面更具体地指出用四书五经八股文取士的办法不好,会使读书人“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而他所歌颂的乃是王冕那样的人物。在第一回后,《儒林外史》就写了周进、范进这样两个人物。他们本来是两个比较忠厚老实的人,两个考到五六十岁还没有考取秀才的可怜虫。周进连私塾教师也做不成的时候,为了餬口,不得不给一伙商人做记账先生。但他仍然那样热衷科举,见到贡院里面的号板就悲痛得要撞死。那伙商人把他救活以后,他不住地“号眺痛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他的悲恸就是由于“苦读了几十年的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那伙商人答应凑一笔钱,替他捐了一个监生,使他取得和秀才一样可以进贡院里面去考举人的资格,他就感激得爬到地下磕头,说“变骡变马,也要报效”。范进考举人前后那一段,更加写得淋漓尽致。范进向他的丈人胡屠户借盘缠去考举人的时候,胡屠户骂了他一个“狗血喷头”,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范进终于到城里去应考了。回家时,家里已经饿了两三天,他不得不拿一只生蛋的母鸡到集上去卖,好换几升米来煮粥吃。正当他在集上“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在那里寻人买”的时候,却不料报喜人已经到了他家,报他中了举人。邻居到集上去告诉他,他还以为是开他的玩笑。直到他回家来亲自看见了报帖,看见他几十年来的希望真的成为事实,他就欢喜得“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醒人事”。他母亲把他救活以后,他就成了疯子。后来有人出了个主意,叫他平常害怕的胡屠户来打了他一嘴巴,他的神志才恢复了过来。通过这样两个小人物的悲喜剧,《儒林外史》写出了科举制度是怎样深入人心,而描写范进中举以后他的丈人胡屠户就对他完全改变了态度,从轻视变为尊敬,而且马上就有乡绅来送银子,送房屋,送田产,又有些破落户来投身为仆人,这更说明了他们为什么那样热衷科举。科举是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到达封建官僚的道路。封建官僚的剥削是很惊人的。周进没有考取秀才的时候,在乡村当私塾教师,每年馆金不过十二两银子;而作一个知县,以小说中的广东高要县为例,就一岁之中,不下万金。即使还没有考到可以做官的等级,有个起码的“功名”,也就有许多便宜可占,利益可图。在周进、范进以后,《儒林外史》还写了不少的人物,从更多的方面来揭露科举制度是怎样统治了当时的一般人的头脑,是怎样使人精神堕落,并且可以堕落到什么程度。马二先生二十多年来科场不利,但仍然把科举看作天经地义,毫不怀疑。他那样诚恳地宣传举业至上主义,宣传“显亲扬名”,“荣宗耀祖”的封建思想。“俗气不过”的鲁翰林也是举业至上主义者。他把根本不能算作文章的八股文抬高到这样的地步,他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便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在他的熏陶之下,他的女儿鲁小姐也在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八股文,正像《红楼梦》中贾宝玉所说的,“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当她发现她的夫婿并不长于此道,她就自然深为不满,难免含愁带恨了。吴敬梓十分别致地描绘出这样一个“才女”,也正是写科举制度人人之深。匡超人原来是一个心地纯厚的少年,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父母,生活在贫苦然而正直的家庭里面,但是科举破坏了他的淳朴的生活。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加上马二先生对他所作的举业至上主义的宣传,他在杀猪、磨豆腐、靠做小买卖过日子的时候,也不忘夜读八股文,揣摩八股文的作法。这样得到了知县的赏识,并且考取了秀才。但中了秀才就是他的堕落的开始。到了后来,他完全成为一个吹牛说谎,忘恩负义,不知羞耻为何物的无赖。通过了这样一个人物的故事,作者十分明白地表示出他所鞭挞的是整个科举制度,并不是某些个别的人。严贡生,不过是一个区区贡生,然而他在乡里是何等横行霸道,作威作福!他用流氓手段来掠夺别人的牲口,欺压船家和水手,霸占二房的家产,那样一些描写都是《儒林外史》里面的很生动的场面。像严贡生那样龌龊不堪,从根本上说当然是封建剥削阶级的本性的一种表现,但贡生的头衔也是他的横行乡里的护身符。经过科举的阶梯爬到了官僚地位的人又是怎样呢?《儒林外史》也给我们描写了一些贪污、糊涂、无知和残酷的知县知府。吴敬梓反对科举制度,就不能不批判到从科举出身的官僚。封建官僚政治的腐败,从根本上说来,并非决定于科举制度,而是决定于这种上层建筑本身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和特点。但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些官僚那样无知,比如中了进士、后来“钦点山东学道”的范进竟至不知苏轼为何人,那也的确是带有科举制度的特点的。吴敬梓对于当时的政治的批评,还不止于从反对科举制度出发而涉及的范围。他在《儒林外史》中写出了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萧云仙那样一些正直的人,无论是文人还是武人,无论是学者还是名士,都是不得志的,和围绕他们的环境不调和的,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他对于当时整个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都怀抱不满了。

《儒林外史》对于某些封建道德的虚伪的揭露也是很引人注目的。虽说有些封建道德,比如孝弟,吴敬梓把它们当作很重要的美德,在小说中加以宣扬,加以理想化,然而他却又从现实中感到了并且写出了两种虚伪。一种是许多在口头上讲封建道德而在行为上却刚好相反的虚伪;一种是某些封建道德的本身的虚伪。像王德、王仁,一个是府学廪膳生员,一个是县学廪膳生员,嘴里说“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但眼睛里看见的,心里想着的却是银子。他们受了贿赂,就毫无心肝地在他们的亲妹妹害病害得快要死去的时候,忙着帮助妹夫严监生把小老婆立为正室,而且替他做了一篇“甚是恳切”的“告祖先的文”,告过祖宗,然后举行扶正典礼,而他们的亲妹妹就在这“大厅、二厅、书房、内堂屋,官客并堂客,共摆了二十多桌酒席,吃到三更时分”的热闹中断了气。像五河县的那些余、虞两家的进士、举人、贡生、监生、秀才,不送自己族中的长辈入节孝祠,却成群结队地恭恭敬敬地去送“又是乡绅,又是盐典”的外姓富豪家的死人。从这一类现象,作者不能不感到封建道德在金钱和势力的面前的完全破产。写王玉辉的女儿自杀殉夫,那是尤为深刻的。按照书中的描写,王玉辉是一个“做了三十年的秀才”的“迂拙的人”,而且立志编纂“一部礼书、一部字书、一部乡约书”来“嘉惠来学”。这样的人应该属于作者心目中的肯定人物之列。然而由于他对于封建道德的坚决的信奉,他鼓励他的女儿自杀殉夫。他向他的女儿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吧!”他的妻子骂他“越老越呆”,他仍然坚持他的看法,认为这不是她所能理解。等到他的女儿真的绝食殉夫以后,他对他的老伴说:“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接着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但他到了大家送他的女儿入烈女祠举行公祭的时候,他却“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以后因为在家天天看见妻子悲恸,就到外地去游玩,借以排遣。但他“一路上看着水色山光”,仍然“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到了苏州,他看见妇女穿着鲜艳的衣服,在游船里坐着吃酒,他的迂腐的道学气使他在心里想道:“这苏州风俗不好,一个妇人家不出闺门,岂有个叫了船在这河里游荡之理。”但当他看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却又想起了他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这样一段有名的常被引用的描写,十分动人地表现出来了吃人的礼教的本质,表现出来了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烈女殉夫之类是多么野蛮、残酷,多么违反人性。作者就这样一个有道学气的人物在这样一个事件上写出了他的内心矛盾,他的精神分裂,他所信奉的封建教条和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父爱与良心的冲突,就像一把犀利的剑一样一直刺到了封建道德封建礼教的深处。

《儒林外史》的辛辣的讽刺还投向了悭吝的地主,投向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帮闲。严监生、胡三公子都是“有钱癖,思量多多益善”的人物。严监生因为心痛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费了油,以至临死伸着两个指头,不肯断气,这个场面是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不能忘记的。悭吝,那是贪婪的一种表现形式,正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性之一。作者在这部小说里嘲笑了这种剥削阶级的特性,而对于各种轻视金钱的人物却给予了同情和赞扬。和封建官僚相勾结,和高利贷剥削相结合并且本身常常也是大地主的盐商,也是这部小说里的一种嘲讽的对象。书中嘲讽了他们的冒充风雅,忌讳自己的出身的微贱,并且揭露了他们的骄奢淫逸,仗势欺人。此外,作者还描写了一批依附封建地主阶级和盐商生活的帮闲,一批“斗方名士”。这类人物的心理,可以用牛浦郎的想法为代表。牛浦郎在牛布衣的诗稿上看见题目上写着“呈相国某大人”、“怀督学周大人”等等之后,就想道:“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牛浦郎这样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厮,突然有此念头,而且从此就堕落到卑鄙无耻的地步,在描写过程上好像有些不近情理,然而作者的用意却是想通过这样一些人物,从科举制度以外的另一个方面来写出当时的社会的腐败。这样一些人物的存在,不但是由于想和达官贵人往来的虚荣心,而且由于这样就可以过寄生的生活。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群众的上面,存在着庞大的不劳而食的社会层,其中不但有官僚、地主,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寄生虫。这正是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

概括说来,《儒林外史》所批判的事物主要就是这些.虽然它还不曾对整个封建社会制度提出怀疑,只是批判了一些丑恶的事物,这些批判仍然是引向了一个总的结果,仍然是批判了封建社会。吴敬梓是以“功名富贵”,“文行出处”这样八个字来作为他所反对的和肯定的人物的分界。他认为热衷“功名富贵”就必然会看轻“文行出处”,讲求“文行出处”就必然会轻视“功名富贵”。而科举制度正是追求“功名富贵”的主要道路,也是败坏“文行出处”的主要道路。这就是吴敬梓企图通过《儒林外史》来表现的他的基本思想。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来,决定封建社会必然日趋腐败的并不是它的个别制度,而是整个的封建制度和整个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然而,正和其他杰出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一样,《儒林外史》描写的社会生活所表现出来的客观意义,是远为超过了作者的主观意图的。它通过对以上所说的那些丑恶的事物以及其他事物的批判,使人感到整个的封建社会、整个的封建统治是不合理的,应该为一种新的健全的东西所代替。这就是《儒林外史》在它的思想内容方面的最重要的成就。

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恐怖的文字狱的威胁,吴敬梓把他的小说中的故事假托为发生在明朝中叶,发生在15世纪到16世纪之间;但他所批判的实际是清朝统治之下的18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清朝以异族侵入中国,经过几十年的镇压和经营,这时它在全国的统治已相当巩固。清初的大屠杀大洗劫所严重破坏的农业和工商业这时也得到了一些恢复。然而,随着这个最后的封建王朝的政权的稳定,土地日益集中在官僚、地主的手里。对于工商业的发展,清朝统治者也采取的是压迫和阻碍的政策。这就是说,清朝的统治的巩固是不利当时的社会的发展的,它的作用不过是使垂死的封建社会的生命得到了若干时候的延长而已。而且由于不断的战争和官吏的贪污成风,当时人民的生活是很穷困的。《儒林外史》就主要是反映了这样一个封建社会的内部的腐朽。它对于当时人民的生活的穷困和地主阶级的残酷的剥削也曾略为涉及,但因为它的题材主要是“儒林”,它就着重地从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方面来批判了这个腐朽的封建社会。虽然这个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的问题和丑恶的事物并不只是这些,《儒林外史》的题材和它着重从这些方面来批判封建社会,使它在中国古代的为数很少的几部最为杰出的白话长篇小说中具有独自的特色,独自的成就,而它就以它的这种特色和成就来丰富了我国古代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宝库。

吴敬梓自己就是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生在一个“科第仕宦多显者”的家族里。他的家庭本来是相当富有的,由于轻视金钱,热心帮助别人,他没有多久就把家产挥霍光了。33岁的时候,他从他的家乡安徽全椒移居南京,过着贫苦的生活,有时竟至断炊。程晋芳在给他做的传记中说:“或冬日苦寒,无酒食,邀同好汪京门、樊圣×[2]辈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这个故事真切地写出了他的贫苦的生活和他不向贫苦低头的性格。1735年,他36岁的时候,当时的安徽巡抚曾打算推举他入京去应“博学鸿词”的考试。“博学鸿词”,这是清朝统治者为了网罗特殊的人才而设的特殊的考试。1678年,清朝统治者曾经举行过一次来收买从明朝遗留下来的有名的文人学者。隔了五十多年才举行第二次,所以被荐举去应这种考试,在当时的读书人中被认为是一种很光荣的事情,很难得的机会。然而吴敬梓却借口害病,拒绝不去。这样一个人,生活在像《儒林外史》所描写的那样腐败和势利的社会里面,生活在那样一些庸俗和无耻的知识分子中间,是会感到怎样的孤独,怎样的闷气啊!要不和卑鄙的黑暗的现实妥协,也不被它压倒,一个人必须有理想。而一个文学家,更正是由于他有理想,然后才可能站在比现实更高的地方来观察它,描写它,然后才可能正视卑鄙和黑暗,而且并不把它们描写得只是可怕,只是令人窒息。

如果说吴敬梓所批判的事物是很好理解的,他的理想和他根据这种理想而写出的一些肯定人物却就比较复杂,比较不易说明。作为理想人物来写的第一回的王冕,是元朝末年的一个真人,然而《儒林外史》的王冕的故事并非全是真事。根据宋濂的《王冕传》,王冕是以豪杰之士自负,还是颇有一些锋芒的。在吴敬梓的笔下,他就恬淡和平得多了。在这个人物身上,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他“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他的政治见解是儒家思想,主张“以仁义服人”。但是,第二,他不愿做官,也不愿见做官的人。他拒绝了元朝的知县的邀请,也逃避明朝的皇帝朱元璋的征聘。他以段干木、泄柳为他的模范。泄柳和段干木是春秋战国时候的隐居的贤士,当时的国君亲自到他们家里去见他们,一个闭门不纳,一个逾墙逃走。第三,他小时放牛为生,后来也安于贫贱,以卖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几个特点大体上是包括了吴敬梓的理想的主要内容的。除了王冕而外,差不多和那些因为热衷功名富贵而精神空虚以至精神堕落的人物在全书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作者还描写了许多肯定人物,以他们来和那些精神空虚精神堕落的人物相对照。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尊重自己的个性或理想,不愿为功名富贵而屈辱自己。但是,为了把吴敬梓的理想的性质分析得明确一些,我们还必须把这些人物加以区别。

庄绍光、迟衡山这样的人可以算作第一类。庄绍光,作者借书中一个重要人物杜少卿说,他是“我所师事之人”,又说他不耐和词客相聚。虽然他并不热衷做官,但有人荐举他入京去见皇帝,他还是去了。他说,“我们与山林隐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入京后,看到“我道不行”,才又回到南京,“著书立说,鼓吹休明”。迟衡山也轻视科举,瞧不起诗赋,他的最高理想是经史上的“礼乐兵农”。他说,“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他生平所作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倡议在南京盖一所泰伯祠。他说,“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这样的人实在很有道学气味,他们的理想不过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封建思想,道地的儒家的正统派思想。迟衡山的倡议得到了实现,用古礼古乐祭泰伯祠成为全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事件,书中并夸张为“两边百姓,扶老携幼,挨挤着来看,欢声雷震”。泰伯祠的主祭博士,书中说他是“真儒”,说他是“圣贤之徒”,按道理他的思想也应该是儒家的正统派思想,然而书中却把他写得隐逸气味很浓厚。杜少卿称他为“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这里可见吴敬梓心目中的圣贤,并不一定必须是孔孟,也可以是伯夷、柳下惠、陶渊明那样的人。博士那样的人特别被推崇,还因为他能够用自己的行动来感化人。作者借书中一个人物的嘴来说:“看博士那般举动,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样,已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礼之事人自然不能行出来。”根据向来的说法,博士、庄绍光都是以当时的实有的人物为模特儿来写的。博士说是写的当时江宁府学教授吴蒙泉,庄绍光说是写的程廷祚。吴蒙泉的为人到底如何,我们已经不大清楚。但关于程廷柞却还有许多材料可考。程廷祚是一个早年相信颜元、李塨的学说,后来却调和于颜李学派和程朱学派之间的道学家。书中写的庄绍光的某些经历是和程廷祚的生平相近的。然而,把书中的人物和他的模特儿相比,显然作者也是加以理想化的。程廷祚并非那样“恬静”,那样襟怀冲淡。他1735年,应“博学鸿词”科没有考上。1751年,已经是61岁的老头儿了,又到北京去应“经明行修”的考试,结果又没有考上,而且颇有些悻悻然,写了一封《南归留上海宁陈相国[3]书》,说这两次考试都取的人很少,这位“陈相国”没有讲话,违背清朝皇帝的求贤之意,并最后以古人“身在江湖,心存魏阙”自比。这哪里像小说中的庄绍光那样潇洒自得呢?《儒林外史》的后一部分还写了一个萧云仙。他虽是武人,却读过史书。他镇守边疆的时候,鼓励居民开垦田地,并动用钱粮来兴水利,开沟渠。然后是建立先农坛,行祭祀之礼,并且开办学堂,教居民的孩子读书识字。这个人物好像就是为了实现迟衡山的全部理想“礼乐兵农”而描写出来的一样。然而,迟衡山的古礼古乐也好,博士的以德化人也好,都一点也不能挽救当时的封建社会的腐败,而且最后这些人物也不能不风流云散,消磨殆尽;萧云仙的“兵农”也不见重于当世,只是落得了一个破产赔偿筑城费用,满怀抑郁——作者大概自己已经感到了这样一类理想的幻灭吧?

杜少卿对庄绍光、迟衡山等人是很敬重的,但他却应该算作第二类。杜少卿原来是一个豪华公子。他很重视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他瞧不起科举,说“这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他又轻视金钱,人家向他求助,以至欺骗他,他都慷慨地“大捧出来给人家用”。因此,他很快就把田产卖光了,移家南京。他又藐视当时的某些礼教和风俗,醉后携着他妻子的手游清凉山,使得两边的游人不敢仰视。巡抚荐他入京见皇帝,他却装病不去。他对他的妻子说:“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什么要送我到京里去?”后来贫穷到“卖文为活”,但却“布衣蔬食,心里淡然”,满足于“山水朋友之乐”。这个人物,向来认为是以作者自己为模特儿来写的,在生活经历上的确很像。书中对这个人物是很赞赏的,有一个人说他“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这样的人物已经和庄绍光、迟衡山有些不同了,按照严格的封建主义的正统派思想看来,他已经多少带有一些离经叛道的气味了。作者在书中还写了几个世家公子,虽然个性各有不同,在某些地方是相近的。最早出现的蘧景玉,就是一个轻科举、重孝道的浊世佳公子。由于县里的风俗非常势利,“激而为怒”的虞华轩也是一个“文行”都好的大家子弟。我们可以说,比起庄绍光、迟衡山来,作者是更爱杜少卿、蘧景玉这样的人物的。

还有第三类的人物,他们本来是“儒林”之外的市井小民,然而作者却给予了他们以正面人物的地位。牛浦郎开小香蜡店的祖父牛老儿和间壁开米店的卜老爹,作者以爱抚的笔触把他们写得忠厚淳朴,而且把他们之间的友谊也写得很诚恳动人,牛老儿死后卜老爹常常想念得流泪。戏子鲍文卿在封建社会里的地位是异常卑下的。然而他却有正义感,爱惜人才,并且很有操守,拒绝说情受贿,说“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书中人物向太守说他“颇多君子之行”,说那些中进士做翰林的不如他,这就是作者写这样一个人物的用意。这部名为《儒林外史》的小说,并非以“儒林”中人结束,而是最后写了四个市井之间的“奇人”。一个是写字的,一个是卖火纸筒的,一个是开茶馆的,一个是做裁缝的。特别是最后那个做裁缝的荆元,他居然敢于把他的“贱行”提到了和读书识字、弹琴做诗平等的地位。这样的描写,是和写王冕靠卖画为生、鲍文卿靠卖艺为生、杜少卿靠卖文为生一起,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吴敬梓的一种很可宝贵的思想的。他显然认为,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才是最高尚的,而且用这来反对那些靠出卖灵魂来取得地位、权力和财富的“儒林”中人。这样的思想,就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的观点了。

从吴敬梓的心目中的这些肯定人物看来,他的正面的理想是既有保守的部分,也有民主主义的部分的。他把礼乐这一类封建教条,孝弟这一类封建道德,庄绍光、迟衡山这一类基本上是抱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派思想的人物加以理想化,并且用它们来和当时的封建社会的丑恶的现实以及那些在嘴里或者八股文里喜欢讲一些封建大道理,但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对立起来,这就是前一部分。这一类的理想本身是并不高明的,是保守的。然而,中国古代的作家常有这样的情形,他们找不到属于未来的新生的理想的时候,就只有凭借这一类带有复古色彩的理想化的封建思想来批判当时的现实。这种情形在吴敬梓身上也仍然可以看到。但吴敬梓更为倾心的是那些更为尊重自己的个性,并且多少带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色彩的人物。这种人物也是由来已久的,并且在封建社会里时常出现的。他们普通也被称为隐逸,但他们既不是儒家的道不行然后退隐的处士,更不是以隐居为做官的捷径的山人,而是根本对当时的政治不满,因而带有牢骚不平、愤世嫉俗的特点。吴敬梓把下层的市井小民写得比当时的达官贵人可爱可敬,就正是表现了他的牢骚不平,愤世嫉俗。当然,这也由于他中年以后坠人贫困,接近了一些下层的人民,从实际的生活中发现他们具有许多美德,因此他就更加唾弃那些精神堕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人物,而把赞扬给予了这些自食其力的小民。这种赞扬对于他所隶属的阶级来说,是一种大胆的叛逆性的思想。但应该指出,在他的赞扬中也仍然未能完全摆脱他的阶级的偏见。他所推崇的鲍文卿的“君子之行”,除了以上所说的那些特点而外,还有一条,就是的文卿坚守他的“卑贱”的身份。他所歌颂的荆元等人,也并非仅仅因为他们以劳动为生,而且因为他们虽是市井小民,却会弹琴吟诗,下棋画画,爱读古书,有了这样一类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的文采风流,然后取得了“奇人”的资格。这是他的时代和他所从出身的阶级给予他的限制。但是,他生在两百年以前,却能够在《儒林外史》中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社会的丑恶的事物,提出了尊重个性的思想,并且认为靠劳动养活自己才是光荣的高尚的事情,而且在艺术的表现上达到了古典作品中的很高的水平,这就仍然是十分杰出的贡献了。

如我们在开头所说的,吴敬梓本来是一个诗人。在他的《文木山房集》中,是有一些有情致的短诗的。在《儒林外史》中,我们也间或可以读到一些有诗意的片段。比如,第一回所写的王冕,就是被安放在一种带有田园诗情调的背景里面。第八回的末了,写到娄家两位公子回家的时候,有这样一段文字:

两公子坐着一只小船,萧然行李,仍是寒素。看见两岸桑阴稠密,禽鸟飞鸣。不到半里多路,便是小港。里面撑出船来,卖些菱藕。两兄弟在船内道:“我们几年京华尘土中,那得见这样幽雅景致。宋人词说得好:‘算计只有归来是。’果然,果然。”

看看天色晚了,到了一镇人家。桑阴射出灯光来,直到河里。两公子道: “叫船家泊下船。此处有人家。上面沽些酒来消此良夜,就在这里宿了罢!”

这不很像一首古代的优美的短诗所描写的情景吗?娄三公子、娄四公子虽然昧于知人,忠厚而有些糊涂,因而后来碰到了一些扫兴的事情,也是轻视功名富贵,慷慨好帮助人,并且心怀牢骚不平的有真性情的人。所以作者在这里带着同情和赞美去写了他们。吴敬梓写他的肯定人物时,常常是用一种抒情的或者是爱抚的笔触去写的。所以我们说,他的诗人的情怀,也是在《儒林外史》里面比在他的韵文里面表现得更多更好。从这点上说来,讽刺小说之名是还不能完全包括这部书的内容的。然而,正如对丑恶的事物的批判是它在思想内容上的主要的成就一样,讽刺的确又是这部小说在艺术作风上的一个突出的特色。它的卓越的成就是和这个特色分不开的。

和世界上别的卓越的讽刺作家一样,吴敬梓描写中国18世纪的封建社会的卑鄙和黑暗的现实的时候,是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的。这种明朗的笑,像光一样照亮了丑恶的事物的面目,而且在读者的心中唤起了一种藐视它们的力量。

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这是《儒林外史》作为讽刺小说来看,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的标志。在我国的文学历史上。《儒林外史》是第一部显著地具有这种标志的小说。鲁迅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所说的“慼而能谐”,也就近似这样的意思。鲁迅又曾十分正确地认为讽刺就是对于生活的真实的描写。《儒林外史》的讽刺正是这样。在当时,正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所说的,“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这就是说,对于否定人物和否定现象的现实主义的描写,就是讽刺。《儒林外史》的艺术格调之高,可以说达到了世界上的经典性的讽刺作品的水平,因而为清朝末年一些显然受了它的影响的有名的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所不能企及,就在这里。当然,这并不是说它没有虚构,没有夸张,而是说它的人物是写得那样真实,好像并不是作者在那里描写他们的可笑、可鄙、以至可恶,而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和语言揭露了他们的灵魂的秘密一样。马二先生游西湖,是《儒林外史》中的一段有名的描写。马二先生对西湖的自然风景完全不能欣赏,只是望见好吃的东西就羡慕得喉咙里咽唾沫,看到皇帝写的字就赶快磕头,碰到游湖的女客就低头不敢仰视,见到书店里卖有自己的八股选本就高兴,并且很关心它的销路。最后,西湖的自然美对这样一个人物也不能不发生影响了,但他仍然只能用“中庸”里的话来文不对题地赞叹一下:“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通过这样一段好像毫不着力的描写,这个迂腐穷酸的人物的性格就活现出来了。

不用细膩的描写,直接从人物的对话来表现他们的性格和心理,这也是《儒林外史》的一个常常应用并且用得很好的艺术手法。严贡生刚出场的时候,向张静斋吹他如何和汤知县要好,讲了一大篇话,并且说他“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来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严贡生后一部分谎言马上就揭穿了。说话之间就有人来对他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他和汤知县要好也是谎言,要到后来才点破。这个人物的无赖和可恶,也要读到后面才越来越清楚。然而,就是从他的初出场时的一篇话,那样津津有味地描写如何迎接汤知县,而且特别虚构了一段坐在轿子里的汤知县的两只眼睛如何只看着他一人,不是已经生动地把这个人物的无聊和可鄙描画出来了吗?堕落以后的匡超人的信口开河的吹牛和严贡生很相似:

冯琢庵道:“先生是浙江选家,尊选有好几部弟都是见过的。”

匡超人道: “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各家的稿子,还有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家里有个帐,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还有个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经翻刻过三个副板。不瞒二位先生说,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

牛布衣笑道:“先生,你此言差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也。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

匡超人红着脸道:“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

牛布衣见他如此说,也不和他辩。

冯琢庵又问道:“操选政的还有一位马纯上,选手如何?”

匡超人道:“这也是弟的好友。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惟有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

虽然匡超人也俨然像一个吹牛说谎的行家,选本共九十五种,拙稿已翻刻过三次,连数字都毫不含糊,然而他到底不如严贡生那样老练,那样脸皮厚。他在先儒二字上露了破绽,而且不免脸红。至于牛浦郎的说谎就更幼稚一些了。他居然说骑着毛驴一直走到董知县的衙门里的暖阁上,而且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响,这就显出他更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无赖了。《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很善于描写这一类吹牛说谎的人物的口吻的。他不惜给这类人物以许多篇幅,这正是反映了当时这样一些社会阶层的人物的道德堕落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作者对这种现象感到了很大的憎恶。在这类人物的言论之外,我们还可以引一段几个斗方名士的对话:

浦墨卿道:“三位先生,小弟有个疑难在此,诸公大家参一参。比如黄公同赵爷一般的年、月、日、时生的,一个中了进士,却是孤身一人;一个却是子孙满堂,不中进士。这两个人还是那一个好?我们还是愿意做哪一个?”

三位不曾言语。浦墨卿道:“这话让先生先说。先生,你且说一说。” 匡超人道:“‘二者不可得兼’。依小弟愚见,还是做先生的好。”

众人一齐拍手道:“有理!有理!”

浦墨卿道:“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好了,到底差一个进

士。不但我们说,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个进士。而今又想中进士,又想像赵爷的全福,天也不肯。虽然世间也有这样人,但我们如今既设疑难,若只管说要合做两个人,就没的难了。如今依我的主意,只中进 士,不要全福;只做黄公,不做赵爷。可是么?”

支剑峰道:“不是这样说。赵爷虽差着一个进士,而今他大公郎已经高进了。将来名登两榜,少不得封诰乃尊。难道儿子的进士,当不得自己的进士不成?”

浦墨卿道:“这又不然。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儿子巳做了大位,他还要科举。后来点名,监临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掼在地上,恨道:‘为这个小畜生,累我戴个假纱帽!’这样看来,儿子的到底当不得自己的。”

景兰江道:“你们都说的是隔壁帐。都斟起酒来满满的吃三杯,听我说。” 支剑峰道:“说的不是怎样?”

景兰江道:“说的不是,倒罚三杯。”

众人道:“这没的说。”当下斟上酒吃着。

景兰江道:“众位先生所讲中进士,是为名?是为利?”

众人道:“是为名。”

景兰江道:“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

行遍天下,哪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 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说罢,哈哈大笑。

众人都一齐说道:“这果然说得快畅!”一齐干了酒。

看他们争论得多么热闹,然而他们的争论多么无聊!他们的结论也多么无聊!《儒林外史》就是这样真切地写出了这一群“斗方名士”的心理,写出了他们的精神生活。这种描写是混合着鞭挞和怜悯,嘲笑和悲哀的。在全书里面,这类地方很多,我们不过略为举例而已。用白描的手法,简洁的朴素的语言,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和对话生动地描画出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空虚和精神堕落,这是《儒林外史》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成就。

《儒林外史》里面描写的人物是很多很多的。凡是比较着重写的人物都是个性鲜明,具有不同程度的典型性。鲁迅对于这点也作了很高的评价:“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些人物,不过是为了说明吴敬梓主要批判了一些什么,又肯定了一些什么,略为举出一部分代表性的人物而已,他所塑造的人物还要多得多。通过这样众多的人物的活动,这部小说就在我们的面前展开了当时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的生活。把这样众多的人物容纳在一个篇幅并不很长的作品里面,而又像简劲的钢笔画似的用很少的笔墨就把人物的性格勾绘了出来,这必须是一个大手笔,必须具有卓越的艺术才能才可能做到的。当然,在人物方面,这样的缺点也是有的,某些类似的人物常常是大同小异,显得有些重复。在别的杰出的作品里面,次要的人物也总是难免有这样的情形的,然而,集中和概括达到了最高程度的作品,还同时应该有一个或数个主要人物,他们不但使我们读后不能忘记,而且他们一直活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他们的名字常常被我们用来称呼现实的人。《儒林外史》中的人物,马二先生是活在我们生活中间的。对于编选本的人,对于姓冯的人,对于迂腐的人,我们都有时叫他作马二先生。这说明他是一个突出的成功的人物。然而,除此而外,好像别的人物就不大在我们生活中流行了。就是马二先生,我们的用法也是不一致的。前两种用法不过是用他的职业和称呼,只有后一种用法才是用他的性格。文学人物的典型性应该依靠他的性格的特点而不是依靠别的特点。《儒林外史》在人物方面的这种情形表现了它在反映现实上的集中和概括的程度是还有限制的。文学历史上本来有这样两种杰出的作品:一种是反映的社会生活并不广阔,然而却创造出来了典型性很高的人物;一种是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人物也是有一定的典型性,不过不很高。这两种作品虽然在这两方面有些不同,但不失其同为杰出的作品。至于那种既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又创造了典型性非常高的人物的作品,在文学历史上本来就是极其稀少的。所以我们指出《儒林外史》在人物塑造方面的限制,完全无损于它在文学历史上所占有的重要的地位。

《儒林外史》的结构也有他的特点。这种特点在清末的许多小说中曾经发生了影响。它的结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它没有连贯全书的主要人物和主要故事,它的每一自成段落的部分描写一个或数个重要人物,就是以这样一些部分组成了全书。只有某些次要人物,常常在前后都出现,或者由后面的这群人物谈起前面的那群人物,谈起前面的某些事情,这样来使全书稍微有些联系,并使读者感到这一群一群的人物是生活在同一的时代之中。这种结构可能是受了《水浒》的影响的。《水浒》也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描写了一个或数个重要人物,后来都汇合于梁山泊,汇合于在梁山泊排坐位。和这种汇合相似,《儒林外史》的许多人物都参加了祭泰伯祠的典礼。然而,逼上梁山是《水浒》中的人物的必然的结果,祭泰伯祠没有那样自然那样必要,而且前面不少重要人物都不可能来参加祭泰伯祠,这样贯穿全书的作用就大了。过去有人说:“《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之无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4]《儒林外史》的这种结构和中国的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有关系,和作者企图表现的生活的内容也有关系,这种结构上的比较松懈并不能掩盖它的许多方面的卓越的成就,因而我们并不能用发展到后来的长篇小说的结构的谨严来要求它,批评它;而且上面那样的批评也有过甚之处,《儒林外史》的结构,包括它的人物和故事的安排次序,它的写法上的某些联系,以及它的总括全书的楔子和尾声,都仍然是表现了作者的匠心的,并非漫不经心之笔。但我

们今天来写长篇小说,这种结构恐怕是不宜采用的。长篇小说,有一个或两个以上的主要人物或主要故事贯穿全书,不但可以使结构不松懈,而且如果要写得更集中,概括性更高,也自然会达到了这样的结构,或者会感到这样的结构更有利一些。结构在一个文学作品中当然是一个次要的问题。结构上的缺点更无损于一个作品的主要方面的成就。但对《儒林外史》的结构的看法是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略为讨论一下。

古代的文学作品常常是难免有它的限制的。说明它的限制并不等于贬低它的成就和价值,更绝不是说我们今天的文学家艺术家就用不着向它学习了。《儒林外史》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是很多的。对于丑恶的事物的尖锐的批判,对于正面人物尤其是当时的下层人民的热情的赞美,站在比现实更高的地方来观察现实,描写现实,高度的现实主义的讽刺的艺术,运用得十分纯熟的祖国的语言,这都是我们今天应该向这部名著学习的,虽然我们今天反映的现实,我们今天要反对的和赞美的人物,我们今天要宣扬的理想,已经和吴敬梓的时候都大为不同了,时间已经过去了两百年,吴敬梓带着痛苦和热情来批判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已死亡了,而且经过了重重的苦难,已经诞生了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新的中国、新的社会。

1954年11月30日深夜初稿

后记:这是我为1954年12月11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吴敬梓逝世两百周年纪念会所写的讲演稿。现在略加修改,发表于此。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本来还打算讨论吴敬梓和清初某些思想家的关系到底怎样,并且对忽然流行的《儒林外史》表现了反满的民族思想的说法表示我的不同的意见。由于时间匆促,对清初几位思想家未能进行充分研究,结果就只能写到这里为止。现在也未能补写,仍只有俟诸异日。《儒林外史》表现了民族思想的说法,始于姚雪垠的《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然而它里面所举出的理由可以说没有一条是真正站得住的。吴组缃在《〈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一文中所持的理由和姚雪垠不大相同,但也同样肯定了民族思想说。吴组缃说吴敬梓的民族思想“表露得隐隐约约,曲曲折折,但贯串在主题,弥漫在全书,不一定枝枝节节在某一处。因为士大夫的堕落,社会的败坏,政治的黑暗,和清朝的外族统治分不开;人民与封建统治的矛盾和民族矛盾就是一回事”。我认为像姚雪垠那样牵强附会地硬把某些枝节解释为表现民族思想的暗示或影射,这固然是一种重复过去的索隐派的错误的做法;而因为《儒林外史》批判的对象事实上是清朝统治之下的封建社会,就从而武断作者的批判一定是从反满的民族思想出发,这仍然是说不过去的。清朝统治之下的作者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批判,可以由于他具有民族思想,也可以只是由于他对封建社会的某些黑暗的事物抱有不满,不能因为客观上的批判对象的一致就抹杀了主观上的出发点的不同。《儒林外史》里面既然找不出一处明显的民族思想的流露,就完全没有必要强为之说了。

1955年劳动节后一日



[1]《孟子·万章》:书曰:祇载见瞽瞍,夔夔斋栗。赵岐注:夔夔斋栗,敬慎战惧貌。这是说舜为天子以后,对他的父亲瞽瞍仍很恭敬。梁昭明太子萧统事父亦孝谨。“斋粟怀昭明”,就是说吴敬梓怀念梁昭明太子很讲究孝道。吴敬梓亦重孝道,故云。

[2]原缺一字,当为樊圣漠。

[3]据《清史稿·大学士年表一》,乾隆十六年(1751)大学士中有陈世倌。陈世倌是年三月重入阁,四月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九月,管礼部。任职至乾隆二十三年。又《清史稿·列传九十》:陈世倌字秉之,浙江海宁人。”此陈相国当即陈世倌。

[4]《缺名笔记》,据蒋瑞藻编《小说考证》561页转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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