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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仪文集•序

林默涵

随着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马克思列宁主义仿佛一股清新的春风,引起了世界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也吹遍神州大地。在这举世罕见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学术文化界理应产生出不同于梁启超、王国维、辜鸿铭等旧式学者的崭新类型的学者。他们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唯物主义哲学的党性和战斗性,勤奋笃实,忠贞不渝,并作出有价值的学术贡献。蔡仪同志就是这类学者中的一位卓越的代表。

早在二十年代留学日本的学习时期,蔡仪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回国后不久即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在此后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不离手,直到暝目。四十年代初,他处身于国民党统治区,为了避免当局的著作检查,曾经使用列宁所说的在黑时间社会条件下被迫使用的“如前人所说”、“我们熟知的名言”一类措词,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称作“新现实主义”;这种方式并没有妨碍他写出崭新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积极参加毛泽东所说的反对“文化围剿”的“崭新的文化生力军”。他还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得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真研读领会,并于1945年写成《论人民的艺术》一文加以阐发。在白区的险恶条件的这些表现,显示了他的斗争意志和学术气节。这种精神品质他始终保持着,在晚年岁月里依然闪烁着光芒;八十高龄以后还写了一系列阐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学风的文章,立意深刻,见识敏锐,文笔之泼刺犀利不减当年。

蔡仪在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和著述中,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运用唯物主义反映论分析美学现象,运用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相关系的学说分析文艺;并批判了种种错误的唯心主义学术观点。他十分强调要尊重马克思、恩格斯成熟时期的著作,反对片面摘取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言论,断章取义、任意发挥;强调实事求是的端正学风。

他的学术著述以严谨独到而著称。四十年代发表的《新艺术论》(1943年版)、《新美学》(1947年版)是我国美学和文艺理论领域较早出现的大型理论著作,在出版的当时便产生过强烈的影响。这两部著作规模宏大’体系详备,逻辑慎密,富有独到见解,确立了学术上自成一家的地位。他在建国以后所发表的大量文章,尤其是晚年及身后出版的三卷本《新美学.改写本》这样的煌煌巨著,使他的学术见解得到了更加周密和详尽的发挥。

蔡仪同志的学术活动和著述的重要意义是十分突出的,我想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从学术发展来看,在我国的美学、文艺理论领域中是著书立说较早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是这个领域的一位开创者和二十世纪的重要代表。这在学术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是不可磨灭的。其次,从学术财富来看,他对美学、文艺理论领域的许多方面作了深入系统的探讨,留下了丰富的理论宝藏,例如:关于美、美感、美感教育、文艺的本质、文艺创作方法(尤其是关于现实主义》等等,都多有独特的阐发。此外,关于哲学领域的认识论;关于历史学上的一些问题,他也有所发挥。他早期的文艺创作虽不属于作品的主要部分,也受到文学史家的关注和肯定。

当然,学术上的是非是个复杂现象,个人的某种学术见解究竟处在人类认识发展的螺旋上升曲线的那一段落,需要依靠长期的百家争鸣逐渐加以辨明。蔡仪同志曾经以客观谦诚的态度宣称,自己的学术见解不过是一种科学假说,需要受到时间的检验。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值得我们学习,真理是愈辨愈明的。我想,尽管如此,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上看,这并不妨得我们认为,他的学术理论是相当宝贵的理论财富,值得后世加以继承和借鉴。这是各派学者都无法否认的。最后,从治学的品质和学风来看。蔡仪同志的表现,显然是堪称典范的。特别值得我们警醒的是,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的今天,马克思主义毋庸讳言地在世界的范围内正处于低潮,我国学坛也受到波及,蔡仪同志忠实于马克思义主义的坚贞的品质、顽强的党性和勤奋笃实的学风,就更加显得难能可贵,足以带来振聋发聩的良好影响。

因而《蔡仪文集》的出版,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也正因如此,我乐于为之作序。

蔡仪同志比我年长几岁。我与他相识甚久,可惜因各自工作烦忙,经常交谈不多,现在只能通过写序,聊表对一位战友的追慕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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