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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谛先生与书目工作

陈福康

西谛(郑振铎先生的笔名)先生是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学者和藏书家。他为了我国进步文化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即从书目工作这一方面看,他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绍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化财富。可以说,在现代作家屯学者中,没有一个比他开列过更多的书目了。然而,对他的这一份业绩,后人却缺少全面的整理,已有不少资料被湮没,或被人淡忘了,近年来开始受到重视,也出现了少许论述文章,但仍有重大遗漏。(如19821月广西《学术论坛》熊光荣《郑振钎对古籍文献的搜集和整理》、19833月《武汉大学学报》张厚生《郑振铎在目录学上的成就和贡献》等。)今据笔者搜集、研究所得,作些整理、介绍与评述,以期引起更多的研究者的重视,共同将西谛先生的这一业绩和精神发扬光大,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服务。

书目工作之于西谛先生,可以说是终其一生的。从二十年代初到一九五八年他因公牺牲,近三十年间他编撰、收集、整理、题跋了大量的书目。这虽是西谛先生一生事业的一个小的组成部分,但于此可从一个侧面见出他的一生经历,反过来说,我们也只有联系西谛先生一生走过的道路以及现代中国文化学术史,才能体会出他的书目工作的意义及特点。为了论述方便起见,我们将西谛先生的一生大致分为前、中、后三期。

 

(一)

 

我们将一九二七年西谛先生出国以前,算作他的前期(三十岁以前)。这一时期,他的书目工作主要是在社会学、俄国文学、文学理论与古典文学各领域中进行的。

周恩来同志在论述郭沫若一生文化事业时,曾指出:“一出手他就已经在‘五四’前后。……他的事业的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我要说的话》,19411116《新华日报》)同样的,西谛先生的一生事业的发端,也是起于“五四”。他一九一七年到北京求学,正是“五四”前夕。当时,他业余大量阅读新书籍,吸收新思潮,并结识了瞿秋白等人。他爱好文学,但一开始并不把主要精力投于文学活动,而是致力于爱国宣传活动和研究社会科学。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他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了《新社会》旬刊,由他主要负责。在二十年代的第一天(1920年元旦),《新社会》编辑同人在西谛先生住处召开编辑会议,就提出了《新社会》首先应“注意社会学说的介绍,每期应有一篇社会研究的著作”的评述。(见《北京社会实进会消息》,1920111日《新社会》第8期)后来,这一工作就由西谛担任。当时,他曾拟撰了一份西方社会学家的著作书目。这大概是西谛先生一生最早编写的一份书目,也可能是我国在这方面最早的一份书目。他并打算“仿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办法”,“出一种单行本的社会书目提要”(见《书报介绍》,1920211《新社会》第11期)。可惜,这份书目今已遗佚,拟出的单行本也没有出版,但我们从《新社会》第11期起至被迫停刊前看到西谛亲自撰写的《书报介绍(关于社会科学及社会问题的)》专栏内,就介绍了吉丁斯的《社会学原理》、白拉克麦的《社会学要义》、海士的《社会学》、爱尔和特的《社会学与近代社会问题》等专著,于此可见一斑。

当时,他不仅大声呼吁社会改造,而且热烈向往社会主义社会。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给了他无限的希望。他从当时的国外进步刊物《苏俄》、《俄罗斯》、《阶级斗争》等上而翻译过列宁的文章,以及介绍苏俄革命、建设、军队、文化等方面的文章。他还专门、编撰了一份《研究劳农俄国的参考书》的书目,连续发表于他主编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185日至12日)上。这份书目是当时国内可能找到的最完备的参考书目了,主要介绍了国外对苏俄的正反各方面的反映,对于我国人民了解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政治状况有重要的帮助,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激发了西谛先生对文学的爱好。一九二一年一月,以他为中心人物,在北京正式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大型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他当选为书记干事,负责日常会务,并负责主编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历史最长久、数量很多、影响极大的《文学研究会丛书》。该丛书的第一批书目,即是由他为主拟定的。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学灯》上,刊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预告》,实际即是一份书目,五月二十七日的《民国日报·觉悟》和八月十日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又分别刊出了《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这三份书目各列出八、九十本著作,在当时来说是空前的,气魄不可谓不大。虽然三份书目内容略有不同,且与后来正式出版情祝也有不同,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共同的一点是,除了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创作、著述之外,还包括了这样两方面的翻译著作:一是俄国文学以及被压迫民族文学作品,二是外国进步文学理论书籍。而这两个方面的翻译及介绍评论,正是西谛先生在我国新文学运动前期的两大贡献。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现实主义的俄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最重大的影响。这一点,鲁迅、茅盾等人均已深刻地阐述过了。西谛先生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早在一九二○年四月的一封信中,他就说过:“我现在对于俄罗斯文学,感极深的兴趣!我想:中国想创造新的文学,非从俄国文学方面下研究的工夫不可。我同耿济之、瞿秋白、沈颖诸位朋友,正打算极力的介绍俄国文学到中国来!”(《致张东荪》,1920422《时事新报·学灯》)虽然,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或提及西谛先生的这一功绩,但他确是俄国文学最早的介绍者之一。他除了亲自翻译、研究俄国文学,并在《文学研究会丛书》、《共学社丛书》(他参与编辑)等书目里列入了不少有关俄国文学的书,而且还专门开列了不少有关的书目及简介,例如:《陀思妥以夫斯墓作品一览》(载19211121日《文学旬刊》第20期)、《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载19238月《小说月报》第14卷第8期)、《阿志巴绥夫的重要作品》及《俄国文学年表》等等。

《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这份书目,后收入西谛的《俄国文学史略》一书。虽然主要限于英文及日文书籍(因俄、德、法等文西谛不懂或当时无书),但仍属当时这方面最为详备的一份书目。内容分三大类:一、一般的研究,二、英译的俄国重要作品,三、中译的俄国文学名著。第三类共列九种、二十八本,墓本上包括了到当时为止最初二三年被译进中国的俄国文学书籍,今天看来是很珍贵的出版史料了,而其中就有三本是西谛先生译的,还有五本是他作序的,山此亦可略见他在这方面的贡献。

在其他优秀外国作家、作品的介绍中,西谛先生还曾开列了有关印度太戈尔的作品书目和研究书目(见《太戈尔传》附录等)、有关丹麦《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见19258月《小说月报》)等等。

关于文学理论书目的介绍,西谛先生山也是一个先导者。他很早就指出,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首要任务便是“极力介绍”“正确的文学原理”,使之“能够普通的灌输于大家脑中”〔《致孙祖基》。19211112《文学旬刊》)。在当时这样明确而且反复提到这一问题的人确实很少,如空谷足音,因而曾引起陈望道等进步文化工作者的共鸣。西谛先生不仅在《文学研究会丛书》的书目中将《文学的近代研究》(英·莫尔顿著)、《文学的原理与问题》〔美·亨德著)等书列在最前面,并拟定自己亲自来译,而且还精心编撰了《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的专门书目,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开始,一直到当时国外刚出版的新著,一共介绍了外国五十来种文学理论著作。其中包括象托尔斯泰的《艺术论》这样的名著,但主要则是为了适合当时中国文学界及一般读者的普遍水平而“以通论文学原理的书籍为限”。每一种书都由西谛先生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与评论。这份书目虽然不能说是很系统很全面了,但这是向我国新文学工作者开出的第一份这样的书目,而且又发表在《小说月报》(1923l月西谛开始主编的第14卷第1期)这样有影响的刊物上,这在当时是起了较大的作用的。

西谛先生从二十年代起,就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他用新的观点与新的研究方法,对传统的旧文学观进行了大胆的怀疑与批驳。这方面最突出的是他对《诗经》旧注的批判。他不仅写出了《读毛诗序》这样重要的学术论文,而且还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十分完备的《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这后一篇书目分“关于诗经的注释及见解的书”、“关于诗经的音韵名物的研究及异文的校勘的书”、“关于诗经的辑佚的书”、以及“附录”等四大类,每一大类又分若干小类,每条书目著录书名、著者或传笺者、版本等说明,为研究《诗经》的人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同年,他又写了《关于中国戏曲研究的书籍》(见19237月《小说月报》)等文。

在这期间,西谛先生也开始了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他曾以“Y.K.”的笔名,从一九二五年五月起,在《时事新报·鉴赏周刊》上连载发表《中国小说提要》。他当时自述“颇有野心欲对于中国小说作一番较有系统的工作”,但可惜这一份书目提要后来因故没有完成,从已发表的二十本小说的书目来看,作者主要只述及了“讲史”类小说。但从这也可见他原来雄心之大了。这篇书目后来作者曾收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文学研究》等集中,可惜大概因为原报缺损,只收了十二则,漏收了后面八则。

西谛先生在这一期间撰写的古典文学研究书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二四年一月《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这是全面介绍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书目,共有二四七种,最后一种介绍的是鲁迅先生刚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在这份书目的末尾。作者声明:“我们非‘为藏书而藏书’的藏书家,非以书为玩物的,只求实用,不求珍贵;所以不必购什么宋版元钞,只要购最完备最无错误的校刻本。”这反映了西谛先生开列这些书目的一个重要的特点。由于这篇书目是用“子汉”笔名发表的,且未曾收入西谛先生的集子里,因而长期不曾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此外,这一时期,西谛先生还曾撰有《四库全书中的北宋人别集》、《缀白裘索引》、《中国文学年表》等等书目或与书目有关的文章,这里不一一列述了。

 

(二)

 

西谛先生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了五卅反帝运动和商务印书馆工会罢工运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又亲自参加示威游行,并领衔签署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因此,大革命失败后,他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便不能安身,在亲友的催促下五月间匆匆往欧洲避难、游学(一年半后回国)。我们把这以后直至解放前,算作他一生的中期。这一时期,他的书目工作主要涉及古典文学、民间文学、历史考古学、版画史、以及目录学本身等等方面。

西谛先生在欧洲游学期间,也没有停止他的书目工作。例如,我们今天从幸存的西谛先生在英国的日记残页中即见到,在他三十岁生日的那天,他也在埋头撰写《剧作家索引》。他还在法国撰写了《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等专文,开列了不少书目,开阔了国内研究者的眼界。而在他归国以后,成为了全国闻名的教授与文学史家,他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遂压倒了他的其他(如作家、文艺批评家等)方面的成就。他的藏书也越来越多(在抗战期间曾损失不少),因此,他还专门定制了印有“西谛书目”、“西谛钞藏”字样的稿纸。而他撰写的不少书目,也就大多取自其自己费尽心血收购的藏书。

关于戏曲书目,他从一九三○年一月至翌年十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发表《元曲叙录》,就论述了七十五种元曲,这在当时是相当丰富的一份专门书目了。后来,他还自行影印了《清人杂剧》初、二集等,附录了《西谛影印元明清本散曲目录》、《西谛所印杂剧传奇目录》等书目。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他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了《元明以来杂剧总录》的大型书目。一九三七年六月、他又在《暨南学报》上发表《<词林摘艳>里的戏剧作家及敞曲作家考》,文中附录了《<词林摘艳>引剧目录及作者姓氏索引》等书目。“七七”抗战爆发后,西谛先生为了防备被敌寇的炮火所毁,曾手书雕版印行了《西谛所藏善本戏曲口录》与《西谛所藏散曲目录》,并在其后作了题跋,这两份木刻出版的书,目如今成为珍贵的文物了。

一九三八年五月,西谛先生历尽艰辛,在日军的战火中抢救了一部他取名《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的巨著,在中国戏曲研究领域,一下子提供了二百多种从未见过的元、明二代杂剧。这与他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从苏州购得的一百多种钞本传奇与杂剧相比,意义更加重大。正如他自己说的:“这个收获,不下於‘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劫中得书记》新序)而这二次发现,他都及时地写了文章,并详细地开列了书目。特别是关于后一重大发现,他在《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专文中开列了“黄荛阆阙失古今杂剧目”、“汪阆源阙失古今杂剧目”、“元人杂剧目”、“明人杂剧目”等等书目。

关于民间讲唱文学,他也是一个极勤奋的开掘者与研究者。例如,《佛曲叙录》、《西谛所藏弹词目录》(均发表于19276月《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上),都是这方面的第一份书目。这些作品为历来文人、研究者所不屑一顾,而西谛先生却费心将他们搜集起来,后来又因战争而损失不少,因而在今天更具有不可忽视的文献价值。另外,他在一九三二年七月燕京大学《文学年报》上发表的《宋金元诸宫调考》,开列了诸宫调的书录,也成为这方面的一个“发端”(西谛语)。

一九三五年,西谛先生在鲁迅、茅盾等人的支持下,主编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当时被称为“中国文坛的最高努力”。该文库“有伟大名著的翻译,有孤本秘笈的新刊。是文学知识的渊源,是世界文化的总汇。”原拟月出一册,第一集共刊行六十至八十册。虽在解放前未能实现西谛先生的这一宏愿,但我们读了西谛先生当时开列的《世界文库》第一集选日等书目,有谁能不为他这种气魄和事业心所探深感动呢?

西谛先生解放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考古所所长、以及中国史学会理事等,但他对历史考古的爱好与研究却早就开始了,同时,也就开始了这方面的书目工作。例如,1928年当他在英国游学时,即撰写了《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一书,介绍世界重大考古发现。该书1930年在国内出版,书后即附有这方面的参考书目。四十年代,他在编选《中国历史参考图谱》时,也曾开列过一些书目。

关于木刻的提倡与版画史的研究,在中国现代除了鲁迅先生之外,就当推西谛先生了。一九四○年起,西谛先生开始以选影印《中国版画史图录》,规模雄伟,为西谛先生二十余年来搜集、研究的结晶。西谛先生在序中说:“所得、所见、所知,自唐宋以来之图籍,凡三千馀种,一万余册,而于晚明之作,庋藏独多;所见民间流行之风俗画、吉祥画(以年画为主),作为饰壁与供奉之资者,亦在千帧以上。”在编例中,他又说:“参考书目在三千种以上,引用书目亦在一千数百种以上。”为了编好这一部中国版画史上的宏伟巨著,他先后撰写了《长乐郑氏所藏版画书目录》等书目(均未刊),还正式发表了《中国版画史引用书目一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一时期西谛先生在书目工作方面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历代书目著作作了大力搜集和研究。自然,他搜集书目不自此时始,他曾说“予收书始于词曲小说及书目”(《清代文集目录序》),但以此一时期为更多。例如,他在日寇侵华的劫火中,抢救了《鸣沙石室秘录》、《敦煌石室真迹录》等敦煌书目专著,并作了记载,还在所购《医藏目录》、《宝礼堂宋元书目》、《艺风藏书再续纪》、《算沙室全藏目录》等书目专书上题了跋语。对近代书目学专著如《目录学发微》、《中国目录学史》、《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诸书,他也作了认真的研究,一些见解大多散见放他的题跋中。他还收藏友人所撰书目,例如,一九四一年三月阿英先生将柳亚子先生所撰《磨剑室革命文库目录》赠送给他,他即视如珍宝,并亲题跋语。他还对一些书目作了修订补正以及摘录整理。例如,一九三一年八月,他在宁波访书时,即手抄姚梅伯《今东府选》书目一卷。一九四○年五月,罗子经、施韵秋先生以刘晦之《远碧楼经籍目录》呈示西谛先生,目凡十二册,分三十二卷,录经籍近二万四千部,七、八万册。西谛先生以其翻检不易,且眉目难分,遂穷数日夜之力,为写定善本书目五卷,内容以宋元刊木、钞校本及明刊精本为主。西谛先生亲撰的这部《远碧楼替本书目》未刊稿原本今珍藏于北京图书馆待藏室,是西一啼先生精勤于书目工作的一个动人的见证。

他还编撰了不少自己藏书的书目,大多均未曾发表过。(这一工作也不自此时始,这以前他即撰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所得书目等。)例如,一九三一年八月,他即撰有题为《不登大雅堂书目钞》。一九四四年八月撰有《纫秋山馆藏清代文集目录》,计收自藏清代戈集八三六种。一九四五年三月撰有《纫秋山馆书目》,计收书目九一二种。此外尚撰有《纫秋山馆行箧书目》(计二三二种)、《纫秋山馆鬻馀书目》、《玄览堂书目》、《幽芳阁藏明本书目》、《西谛所藏善本书目》、《新收旧版书目》(1947l月)等等。这些幸存书目手稿,不少珍藏于北京图书馆。

值得提及的是,以上不少书目是西谛先生为了防备藏书被侵略战火所毁而撰写的(如前己捉到的《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等)。此外他还撰写了《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现》等专文,根据自己的追忆记下了被毁于日帝炮火的涵芬楼、长洲吴氏、周氏言言斋等处原藏的重要戏曲书目,尽管这只能是极不完全的,但它们是帝国主义罪行的见证,其意义是很深的。西谛先生还有一些书目,则是为了卖书目而撰写的。例如,据他的日记,在日寇侵占上海时期的一九四四年二月、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一九四六年六月等,他都撰写了这样的书目。我们知道,书对于西谛先生来说,是比衣帛食粟还重要的,须臾不可离开的。他大量出售藏书,实在是因为生活逼迫所致,他心中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因此,他的这些书目也是对于帝国主义及反动派的强烈抗议,写下了中国书目史上特殊的一页。

 

(三)

 

新中国成立以后,西谛先生担任国家文化工作的领导职务。他在一生后期的九年中,满怀信心,大展抱负,辛勤工作,为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正当他积极准备作出更大的成就时,却不幸因飞机失事而牺牲!这一时期,他的书目工作涉及了文化艺术各个领域,气魄更加宏伟。因为他不再以个人的收藏、爱好、研究为主,而是从整个国家的文化事业着眼来从事这一工作的。

一九五二年,在他的主持下,北京图书馆举办了“中国印本书籍展览”,通过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书籍的展览,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图书印刷的辉煌历史。其中展出了西谛先生提供的他收藏的珍本近三十种,在展出的书籍中还有不少是解放前西谛先生主编的书刊。同时,西谛先生还主持编撰了《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并亲撰了该书目的引言。解放初期,为了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辉煌的历史文化以及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他还曾仿效书目的写法,撰写或主持撰写《参加苏联中国艺术展览会古代艺术品目录》(亲自写序)、《新中国图片展览目录》等等。

我们知道,抗日战争期间,西谛先生为了抢救祖国的文化遗产,曾奋不顾身地在上海收购古书。后来,他经手收购的这些珍贵的古籍有一部分在蒋介石王朝被推翻前夕被他们用潜水艇偷运至台湾!这帮民族败类还企图将这些民族文献倒卖,这使西谛先生极为愤慨与担忧。解放后,他曾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局局长的身份,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发布《为制止美蒋盗卖现存台湾的古文物图书档案、资料告在台湾的文教科学工作者们》。我们从今存他的遗物中,发现了《香港君葆寄还前中央图书馆书籍目录》等,表明了解放后西谛先生一直在追查被国民党反动派窃运去的珍贵古籍的下落。

在他解放后的遗物中,我们还看到他保存着《司格脱夫人珍藏书目录》、《蒋氏硖石老宅及祠堂内藏书目》、《金石书目》、《昆曲粹存目录》、《百衲本全唐诗所用刻本书目》、《五石斋顺康两朝集部目录》、《楚辞书目略》、《历代书法名画存世闻见表简目》、《滂熹斋藏书目录》等等抄件,还发现历代名家藏书及书目的序践、历代艺文志的序跋等的抄件,可以看出,他虽担任十分繁重的工作,但一直未放弃对书目的研究与搜集的工作。他的这一工作涉及的而是如此广泛,甚至连国外的藏书,以至国内私人藏书都注意到了。

除了以上这些他主持编写、或作序跋、或搜集保藏的书目以外,这一时期西谛先生主要是亲自编撰了大量的古籍书目。从今存手稿中可见,这些书目包括普及、整理、参考、徵访等各种类型。

一九五○年,中央文化部就着手组织编辑中国古典文学的两套大型丛书。一是《中国古典文学》,由西谛先生主编,共三十余位专家参加,一是《中国历代诗选》,由西谛先生与郭沫若、艾青主编,共十余位专家参加。这后一种,显然是普及读物。今在西谛先生的遗物中,我们看到了不少他亲自撰写的为普及古典文学而开的书目。如《文学基本丛书目录(初稿)》,从《诗经》、《楚辞》,一直到《自雪遗音》,共三五○种。又如《中国文学读本目录(初稿)》,从《诗经选》、《楚辞选》,一直到《聊斋志异》,共五十二种,等等,无不浸透着他的心血。

解放后,西谛先生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并兼任该委员会领导下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负责人之一。他为古籍的整理工作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今我们从他的日记与手稿中发现,他在一九五八年初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一月二十一日至三月二十日),就整理撰写了《唐人文集目录》,《宋人文集目录》、《明人文集目录》、《清人总集目录》等等书目,以及《元人集目录》(未知撰写日期),这是何等勤奋的工作!这又兄何等宏伟的气魄!此外,我们还见到了他编撰的《清词集(附词话集)目录》、《清诗文评目录》等等。

西谛先生还开列了不少拟编、拟印的内部参考资料书目。这些方面的面也相当广。例如,我们看到他亲拟的《内部卷考资料》目录手稿,其中就包括从《古本戏曲丛刊》到《清代诗文集丛刊》共二十种。在他一九五七年的工作笔记上,也记有他打算整理影印的《古本戏曲丛刊》、《古本散曲丛刊》、《古本小说丛刊》、《古代园艺学丛刊》、《古代考古学丛书》、《再续古逸丛书》等等书目。这些丛刊,有的在他生前已出了一些,但并未完成计划;有的则至今尚未出版。我们认为,西谛先生的这一遗愿,现在是应该让它实现了!(按,1983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的十二项具体计划中,至少有五项就是西谛先生生前规划的!)

解放后,西谛先生仍然大量搜购图书。不过与解放前大不相同的是,他更多的是为国家图书馆搜购图书;即使是他私人搜购的书,他也多次说明是准备最后献给国家的,不过是放在手头研究方便一点而已。在他牺牲后,他的家属即遵照西谛先生生前遗愿,把近十万册珍贵藏书全部献给了国家。西谛先生在生前,还撰写过不少徵访书目,我们从他的遗物中即见到《徵访宋人集目录》(1958830日作)、《徵访元人集目录》、《徵访丛书目录》、《访购书目》等等。另外,我们从西谛先生生前友好那里,也曾见到过一些徵访书目。

西谛先生对于美术史、版画史的研究与爱好在解放后也未中断。在这方面,他拟定了《中国绘画史资料丛刊初编》的目录,计划中共有一百种(写出九十三种)。他继续搜购版画书籍,在他的遗物中有《版画书录》,记的是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日起新收的书目。一九五六年。他应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之请,开始编辑“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初编)》,他预计将收五百种左右,而“初编”的计划中即有三十六种,九十余册。今在他的遗物中,还存《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初编目录(初稿)》。这套丛刊虽然后来并未出全,但出版社逆着当时文化界越来越“左”的势头,在西谛先生牺牲后终于出版了五大函共四十册,也略可告慰于西谛先生了。

在历史学方面,他打算对自己解放前编选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作进一步的补充。曾撰写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续编目录》,补充增加从袁世凯、北洋军阀时代至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的内容,还撰写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补编目录》,补充增加先秦等时期的内容。

西谛先生不仅自己编撰了大量的书目,还鼓励有关同志认真从事此工作,提出不少课题。例如他在给上海图书馆潘景郑先生的信中,就谆谆嘱咐他作好书目工作,建议他编集历代重要题跋、清人诗文集目录、清人笔记目录等等,并表示自己愿意尽力支持。而从他自己的日记中看,他准备编写而未完成的书目,还有《石渠宝笈综编并索引》、《寰宇访碑综录并索引》等等。他在牺牲前,亲自主持制定了《19581967年整理出版中国历代文学著作的规划草案》,并亲撰了序言。他在给潘景郑的信中曾说:“薪尽火传,承先启后的事业,正待我辈从事之也。”他是怀着无比强烈的事业心来从事书目工作的。他的赍志以没,是我国文化事业的重大损失!

从上述西谛先生三个时期的书目工作来看,有这样几个突出的特点:

首先,是他的首创和启蒙的价位。这主要表现于他的前期。如上所述,我国有关西方社会学、俄国革命史、俄国文学研究、西方文艺理论、以至小到《诗经》研究专著的书目,均是西谛先生第一个开列的。即如其中、后期,有关民间讲唱文学、版画史研究等方面的书目,也是他首开的。一个学者在这样多的领域里给后学者作先导,这在文化史上还是不多见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称“导路之南针,迷路的明灯”(《<中国小说史料>序》)。

其次,西谛先生从事的书目工作而极广泛,涉及古今中外、文史各科;即使每一个专门书目,他也力求其齐全。我们读了他开列的《世界文库》书目、版画史书目、特别是解放后开列的唐、宋、明、清各朝文集目录等等,深为他的宏伟的气魄所感动!

再次,是他的从实用出发、为读者着想的精神。这是贯穿他一生书目工作的重要特点。他从不是“为书目而书目”,而是根据各种不同的需要,针对各种不同的对象,开各种深浅不同的书目。他特别重视普及、入门的书目,在他最早开列社会学书目时,他就说:“因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程度之幼稚,所以我们起首只能先拣那些普通的,入门的先介绍,……然后慢慢的引入高深,专门的一面。”他在后来开列文艺理论等等书目时也是如此。这使他开列的书目具有实用的特点。

西谛先生的书目工作还具有及时、慎重(有不少书目他开列后并不急于发表)、经得起时间考验等特点,我们不再一一论述了。此外,西谛先生关于书目工作还有不少专门的、具有理论意义的论述,值得我们认真整理和研究,因限于篇幅,容当另作专文。

 

一九八三年四月至六月作。

原载:《文献》第19辑(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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