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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蔡仪先生

——纪念蔡仪先生百年诞辰

杜书瀛

第一印象

知道蔡仪先生的名字,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听文学概论课,老师提到蔡仪先生,充满着尊敬、仰慕,说他是我国有数的几位文艺理论家之一,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当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且是最高级的价值判断;而能被称为文艺理论家(不是文艺活动家、不是文艺官员、不是仅仅传授文艺知识的教师,而是文艺理论家)的,也不很多;两者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其可贵则可想而知。

后来就到图书馆去借了蔡仪先生的著作,《现实主义艺术论》。——噢,理论文字是这样写的。

那时正好赶上美学大讨论。蔡仪是核心人物之一,名字经常出现。噢,原来更引人注目的,蔡仪是著名美学家,是一个美学流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美学,对我来说这个名称那么神秘,因为神秘,就更具诱惑力,也就时时找些文章来看。对那场讨论的是是非非,当时我其实不甚明了(所谓“外行看热闹”);而且即使当时我自认为明了,现在想来也幼稚可笑。但参与讨论的人物,却引起我很大兴趣。

大学毕业,我决心报考蔡仪先生的美学研究生,全国考生有七十七名,我居然有幸考中,而且是唯一考中的一个。

赴京前,文学系副主任吕慧娟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款言细语嘱咐我这、嘱咐我那,就像姑娘临出嫁上轿前妈妈嘱咐一席话那样,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到文学研究所报到,是一天下午三点左右。人事处的高智民同志接通蔡仪先生电话,说了两句,回头对我说:“蔡仪同志刚从所里回到家,他说马上就过来,你稍等。”

大约二十分钟后,人事处门口出现了一位温和的长者,稍高的个儿,瘦瘦的,短头发,不分,穿一身旧的但洗得很干净的蓝色咔叽布中山装,脚上是一双黑色圆口布鞋,微笑着向我走来。高智民同志说:“这就是蔡仪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从蔡仪先生所住的建外宿舍到文学所,至少走二十分钟——那就是说,蔡仪先生放下电话马上就折回来。正像我迫不及待想见到导师那样,蔡仪先生也迫不及待想见到他的第一个研究生。

我亲眼看到的蔡仪先生与我想象中的蔡仪先生很不一样,与我看到过的一些教授、学者差别相当大。譬如,我们山东大学的陆侃如教授,给我们上课时穿一身咖啡色西服,皮鞋擦得亮亮的,风流倜傥。来我们学校讲学的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先生,头发梳得光光的,举手投足都显得那么有派头。而蔡仪先生呢,简直就像那个年代到处可见的机关干部。如果你到政府部门或党的机关办公室看一看,你会碰到无数蔡仪式的装束、打扮。那时的文学研究所,从何其芳所长到研究员,也都是类似蔡仪这身“行头”。

第一次见到时的蔡仪先生,不过五十八岁,腰板直直的,头发好像也还没有怎么白。说话带着湖南口音,语速稍慢,声音轻轻的,——不像后来见到的何其芳同志那样说话连珠炮似的,像是一口气要把所有话说完,也不像王燎荧同志那样粗声大嗓,豪气夺人。

从此,我在蔡仪先生身边开始了我的研究生生活,那是在文革前,还没有后来的什么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就分配在文学研究所工作,而且就在蔡仪先生为组长的文艺理论组。

那时因为大家都很“革命”、很“政治”、很“党性”,所以对像蔡仪这样的党内专家,都互称同志:蔡仪先生称我为“杜书瀛同志”或“书瀛同志”,我称他为“蔡仪同志”(文革以后称他为“蔡老”);早我而来的跟唐弢先生读研究生的金子信,也称唐弢为“唐弢同志”,而唐弢称他为“金子信同志”。对何其芳、毛星、朱寨、王淑明这些延安来的或解放区来的专家,也都“同志”相称,从没有称过“先生”。你不要以为这是不守师道尊严,是对老师大不敬。不是的。那时的人们认为,只有“同志”两字才亲切、才亲近,如称“先生”,那就显得太“外道”,他会感到你心里不承认他是党员、是党内专家,你把他推出去了。“同志”二字,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荣誉”、一种“待遇”。如果称贯了“同志”而有一天忽然不称“同志”了,那可坏了,可能灾难降临了。只有对党外专家,如钱钟书、俞平伯、余冠英、王伯祥、孙楷第、吴世昌等等,才称“先生”。在当时,先生二字虽说是尊称,但也是一种疏远的称呼。“先生”是统战对象。如果对那些一直被称为“先生”的人,忽然称他“同志”,他会认为你是在看重他;如果是一位党的领导人称他为“同志”,他会“受宠若惊”,心中窃喜:“我终于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了,被认可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你感到奇怪吗?然而这就是那时的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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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新文学史料》200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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