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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锥编》的英译与中西文化的异同之争

刘华文
内容提要 语言间的翻译和文化间的比较不可避免地要处理好“同”与“异”的关系。翻译是在译入语中寻找到对异质文化的相同的表述基础,而比较则旨在对两种文化进行同异互参。在对《管锥编》的英文选译的分析中不难看出翻译和比较的不同价值取向。同时,这种分析也彰显出了发生中西文化异同之争的原因,即争论双方出发点的不同。
关键词 《管锥编》 中西文化 异同

 

 

一、绪论:从翻译到比较

钱鍾书先生的《管锥编》集中西学问之大成,引语出处遍及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子史经集,包罗万象,无所不涉。与此同时,他还把西方的东西也拿来作为参照,中西方相互比对。面对这样一部浩繁之作,《管锥编》的英文译者Ronald Egan也只能选择其中的部分篇什进行翻译,取名为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这部英译本共用六个主题串联起来,分别为美学和批评的基本问题、隐喻、意象和感知心理学、语义学和文学风格论、论老子以及佛教等神秘哲学、论鬼神,最后是社会与思想。从这六个主题的排序上可以看得出,这部译文集重点翻译的是钱鍾书在美学、文艺理论以及有关语言方面的论述。《管锥编》试图打通古今,架桥于东西方之间,对接受比较的中西两端等量齐观,尽管在表面上看中西方文化在接受比较时还是有着主从之分的。

Ronald Egan翻译的《管锥编》中,有一个主题谈论的是语义学和文学风格(semantics and literary stylistics)。其中的第一篇文章译者为它起了一个题目,叫作“阐释的循环(The Hermeneutical Circle)”。从表面上讲,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在中西方的阐释学之间寻找共同点,即“阐释的循环”。在钱鍾书看来,中西方文化之间应该有同有异,但是先生的著作似乎更强调两者在本质上多“同”少“异”,而“异”只是停留在现象层面。这种比较的目的也为张隆溪所秉承,体现在他上世纪末出版的英文著作《道与逻各斯》一书中。这两本书在内在纹理上非常相像。所以,也就难怪先生在上个世纪末会站出来反驳法国汉学家于连关于中西文化“异”多“同”少的看法,由此两个人展开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中西文化异同观的争论[l113-137]。我们今天不妨依然拿这场争论作为背景,看一看《管锥编》的英译特点及其所反映出的中西文化关系的定位问题。

 

二、《管锥编》英译中的同生而异隐

在“阐释的循环”这一节中,钱鍾书巧妙地利用了汉语中一字多义或异字同义的现象来阐明单字或词因语境的不同而生发出不同的语义:

两文俪属,即每不可以单文孑立义释之。寻常笔舌所道,字义同而不害词意异,字义异而复不害词意同,比比都是,皆不容“以一说蔽一字”[2170]

钱鍾书在这里强调的是汉语中汉字语义的非独立性,汉字语义的滋生是依靠跟其他汉字的搭配而出现的语言现象。这种语义的滋生方式是汉语中所特有的,也是汉语区别于西方语言的异质性特征。如“不…不…”句式可以表示因果关系:“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不义不富,不义不贵”(《墨子·尚贤》;也可以表示两端并列关系:“不丰不杀”(《礼记·礼器》)、“不将不迎”(《庄子·应帝王》、“不即不离”(《圆觉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心经》),等等。Egan在翻译“不…不…”句式的时候,由于英语中没有相对应的句式,所以在直接把汉语的这个句式挪移过来的同时还对其内在的含义进行了意译: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If he is not wrought-upI do not enlighten him. If he is not in a frenzyI do not show him the way.

不义不富,不义不贵:Those that are not moral will not become wealthy. Those that are not moral will not rise to high office.

不丰不杀:[Some ceremonies]should not be made more lavishwhile others should not be diminished.

不将不迎:He does not escort things as they go or welcome them as they come.

不即不离:[This wisdom] does not approach and it does not depart.

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The emptiness of the myriad dharmas] is not created or extinguishedit is not dirty or cleanand it does not increase or decrease.[3195-196]

汉语中的这些“不…不…”结构在表面上看来是含混不清的,歧义性很强,必须放在一定的语篇语境中才能甄别出其中的含义。但是一经英语译出,就显得彰然明晰。钱鍾书由此来说明“阐释的循环”原本非常有说服力。然而,这些句式所对应的英语句子因为在语义上的自足性远远强于原文,不需要上下文的帮助就能兑现自身的语义内容。所以,相比较而言,从

对“阐释的循环”这个阐释学概念的解释力上来讲英语就明显地低于汉语。Egan之所以把汉语的这些句式一一罗列出来,也是因为汉语的句式和它们的译文虽然在意义上可以达到对应的效果,但在对“阐释的循环”的解释力上则后者弱于前者。钱鍾书所给出的汉语的例子非常到位地表达了“阐释的循环”的这个概念的含义,也就顺理成章地道出了这一阐释现象的特点,从而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西方阐释学中的“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这个概念:

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2171]

Egan的译文:

The Plain Learning Movement of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1736-1820) taught that one must first know each other’s gloss in the ancient commentaries before one could discern the meaning of an entire lineand that by thus understanding each line one would come eventually to grasp the larger sense of an entire piece of writing and from there go on to discover the drift of the whole book in which it is contained.[3198]

这是所谓的在阐释的循环过程中的其中一个路径。接下来钱鍾书又给出了另外一条反方向的阐释路径:

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2171]

Egan的译文如下: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sense of the entire piece and the drift of the entire book(zhi ) in order to ascertain the meaning of any particular line(ci )and from thus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the entire line to ascertain the gloss of a particular word(wen ).It may also be necessary to appreciate the author’s general purposes in wanting to writethe prevalent literary fashions of the dayand the influence of form and genre upon the style of expression in order truly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 of the entire piece or book[3198].

从“字之诂”到“全书之指”,再从“全篇之义”或“全书之指”返回到“字之话”,阐释者完成了整个循环过程。对于学理上进行的论说阐发,翻译基本上能让译文传达原文汉语的意旨,这种跨语传达上的到位要归功于中英两种语言所共享的“同”。而在语言的表层或者语言的形式层面,两种语言之间的相异之处则很大。我们在上文中也已经借译者把“不…不…”句式及其英译文的同时给出说明了两种语言在语言结构上的差异以及不可转化性。也是在同一篇什中还有一段翻译同样能说明这种相异性:

苟蓄愤而诉“满腹委曲”,学道而称“探索微词”,处刑而判“兵法从事”,读“弃十五年之妻”而以为婚未成年之妇,咏“春归何处”而以为春来却尚无春色,见“落在地下”而以为当是泻地即入之水银,解“独夫丧失人心”为“丧心病狂”、“失心疯”,视“不去如何”、“如何不去”浑无分别;夫夫也不谓辨文识字不可,而通文理、晓词令犹未许在[2408]

Egan在翻译时并没有把汉语中的“满腹委曲”、“探索微词”、“兵法从事”、“弃十五年之妻”、“春归何处”、“落在地下”、“独夫丧失人心”、“失心疯”、“不去如何”、“如何不去”在译文中直接呈现出来,而只是进行了语义层的对译。这样读者很难从译文中推断出“委曲”与“委屈”、“微词”与“微言”、“兵法”与“军法”、“十五年”与“十五岁”、“地下”与“地上”、“人心”与“人性”、“不去如何”与“如何不去”之间似同而实异、时同而时异或单独义相同而语境义相异的关系来。相关汉字的孑身独立时彼此相同,而与相同的字词结合后则差异频出;或者汉字独立时彼此相异,而与相同的字词搭配起来则相同。对这些同异Egan都作了相应的翻译:

(to bend)≈曲(bent)

委屈(to be wronged)≠委曲(circuitous)

 

(words)=(words)

微词(subtle criticism)≠微言(profound words)

 

(year)=(year)

弃十五年之妻(divorcing a wife of fifteen years)≠弃十五岁之妻(divorcing a fifteen-year-old wife)

 

(army)≈兵(soldiers)

军法(military regulations)≠兵法(military strategy)

 

(to go back)≈回(to return)

春归(spring departs)≠春回(spring returns)

 

(mind)≈性(the nature)

丧失人心(to lose the people’s minds/trust)≠丧失人性(to lose your humanity)

 

或是单字异而合字同:

(above)≠下(below)

地上(on the ground)=地下(on the ground)

 

当然译文也是做了以上铺垫之后才紧接着出现了下面这样一段译文:

Imagine a person who is filled with Pent-up anger and complains that inside I feel all circuitous”,or who seeks to learn about the Way and says I am investigating subtle criticisms”,or who in imposing a military punishment says that he isapplying military strategy”,or who readshe divorced a wife of fifteen yearsand concludes that the man had married a girl who was not yet of ageor who recites the linewhere has spring gone?”and wonders why there are no signs of spring if it has arrivedor who sees the wordsit has fallen on the groundand understands that the thing has seeped into the ground like mercuryor who takes the statement alonehe has lost the people’s trustto be the same ashe is crazed and has lost his mindor who does not see any difference betweenwhat if we don’t go?”andwhy don’t we go?”Such a personit must be allowedpossesses some degree of literacy and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But you would not say that he comprehends the meaning behind words or knows how to carry on a conversation.[3198]

这段翻译所涉及到的上述几对汉语表达式的英译文乍看起来让人一头雾水。读者在阐释这一段的时候也需要启用“阐释的循环”,也就是把这一段跟前后部分联系起来才能把其中的译文同汉语的表达式对应起来。两种语言所指层面虽然对应了,而在能指层面则难以对应。这也就是在学理的阐述上两种语言可以相互阐发,找出其中的相同来;而在现象层面即语言层的相互表达上则可能会迂回曲折得多,甚至难以最终通达。

 

三、从《管锥编》的英译看中西文化的同异之争

张隆溪和法国汉学家于连在上个世纪末所展开的中西文化异同观的争论,主要就是围绕《管锥编》展开的。后者对钱鍾书的《管锥编》的研究方法有些微词,认为是“某种寻同的比较主义”[1129]。对此张隆溪先生难以认同。对于一些读者来说,《管锥编》表面上给人的感觉就是把中西方的文化资源凑起来,目的是找出两者的共同之处。如我们在这里所选的这一篇就是想说明中西方之间在阐释学方面的相同之处。于连所得出的这种印象式的“寻同”结论,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了《管锥编》在探询中西方的文化异同方面更侧重“同”。其实,先生是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表面上似乎是在寻求中西方之间的文化类同,而实则是同中显异,最终目的是异同互参。判断这种做法的标准应该是两者之间的“异质”和“同质”哪一个是规定性的。如果前者是,那么这种做法就值得肯定,否则就会引起混淆。这样看来,《管锥编》的西文译者更要小心,不能把书中呈现的中西之异给消弭掉,否则会更加助长译文读者得出《管锥编》一味求同的印象。

《管锥编》之所以给人以“寻同”的感觉,是因为钱鍾书先生在书中进行中西文化对举的过程中是以两者之间的“同”作为出发点的。他对中国之“道”和西方之“logos”的比较阐述方面就给人以混淆之感。这两个核心范畴应该是对于中西文化特别是中西方的哲学和诗学有着质的规定性的核心范畴。在它们之间做“异同”关系的处理也因此总领着整部《管锥编》的中西文化异同观念。在先生看来,“道”和“logos”不仅可以相参,甚至可以等同。中国的“道”兼含“道理之道”和“道白之道”,与兼具“理论”(ratio)与“言”(oratio)两义的“logos”颇为相似。但是,先生并没有给出这两者之间的本质上的相异之处。“道”是面之所向、足之所之。这是从整个中国文字的象形体系的意义上来讲。如果从“道”所兼有的两个含义上讲,道理之“道”需要用肯定兼否定的形式言说,而“logos”只需要理性上的正面推说即可。我们在读《管锥编》时决不能简单地把中西二元等同起来。这二元之间的异质性有时是难以用言语道断的,汉语所负载的异质性的思想内容也相应地难以用西方语言完全表述出来。这也说明了为什么Ronald Egan在翻译过程中时常会让汉英同现的原因:

“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三两“道”字为道理之“道”,第二“道”字为道白之“道”,如《诗·墙有茨》“不可道也”之“道”,即文字言语。古希腊文“道”(logos)兼“理”(ratio)与“言”(oratio)两义,可以相参,近世且有谓“人乃具有理性之动物”本意为“人乃能言语之动物”。[2408]

To return to the opening of the classic:“The way that can be spoken of is not the constant Way(Dao ke dao fei chang dao 道可道非常道).The first and third dao mean Way or reason”,as in the expression daoli 道理.The second dao meansto speak”,as in The Book of Songs line,“[the affairs of inner chambers]cannot be spoken of.In ancient Greeklogos designates boththe inward thought(ratio) andthe word by which the inward thought is expressed(oratio). This is comparable to the use of dao in this Laozi passage. In recent timesit has been argued that the proverbial statement thatman is the one animal capable of reasoningoriginally meantman is the one animal capable of speech.This is also comparable.[3257]

在原文和译文的对比中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先生在原文中把古希腊文的logos等同于“道”,或者至少在他看来两个概念是可以等量齐观的。而在译文中译者却并未给出同样的对等关系。从这一点上讲,先生在对中西方哲学这两个概念的对举过程中应该有着两者趋同这样一个意识的。

 

四、比较与翻译:“同”与“异”的角力场

翻译用“同”表“异”会遇到一定的难度,Egan在对《管锥编》中“阐释的循环”的一节的翻译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翻译不能为“同”而失“异”。至于如何去得“同”存“异”则是译者需要倍加小心的事情。在中西文化比较中也同样存在着对两者“同”和“异”的态度。张隆溪和于连之所以陷人“同异之争”是因为双方没有搞清楚各自比较的出发点是什么。对于连来讲,他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出发点应该是求“异”,比如他对汉语的认识就不同于对西方语言的看法:“汉语是避免紧逼任何‘对象’的,而是更喜欢让话语是游动的、含蓄的、蔓延的……”[410]

而张的比较的出发点则是寻“同”。由于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出发点不同,于连和张隆溪在处理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上也就有了不同。

于连曾经引用巴特在《帝国符号》一书中的话暗示自己对中西文化的态度:

在一种新的语言里,确实地去认识折射出的我们自己的语言的那些不可能性;学习不可思议的系统思维;在其他划分、其他句法结构影响下,砸烂我们的“现实”;发现话语里主语的难以置信的位置,移动其地位;总之一句话,进入到不可译性,感受其震撼而不要缓冲,知道我们内心深处,整个西方在动摇,直到我们的父系语言权利动摇……[416]

可见,西方学者主要是拿中国的异质性的东西来攻垮西方的文化堡垒。当然,中国文化的异质性内容在他们那里也会发生被误解甚至扭曲的现象。比如,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异托邦”。福柯就在他的《物的秩序》一书中引用了博尔赫斯的滑稽的中国式的分类法[528]。这种分类完全是博尔赫斯自己想象的结果。赛义德在使用中国这个异质物来解构东方主义也同样是有失恰当。他“将‘中国’归人其他东方地区的‘持续’被侵略历史中,显然是为了凸显他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但他这种将‘中国’刻板化、平面化、解历史化和他者化的做法对中国论述来说却是十分有问题的。”[544]除了上述这两位西方人“变形”地使用了中国的形象对西方文化予以解构之外,像詹姆逊、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等,都分别在他们的后现代文化理论、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所形成的后现代主义解构大潮中不同程度“扭曲”了中国的形象,藉此对西方文化进行挑战和质疑。尽管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解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但也不能肆意地妄加想象,人为地制造出一个西方的“他者”来。因此,如果意识到了中国在西方论述中的图像这样受到扭曲,那么就需要对这种“中国图像”拨乱反正,还西方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图像”。站在这个背景中,当时的旅美教授张隆溪先生就在他的《道与逻各斯》一书中“主张超越东、西方文化与历史的差异,确认文学和批评传统中共通、共有和共同的东西”[6291],力图把中西方的文化拉到一个平台上进行平等的对话。而这种平等关系的确立又似乎是以两者之间的“同质”关系作为前提的,因为“那被确认为共同之处的,却不过是理解和解释的种种不同,是审美体验和文学批评中的阐释差异”[6191]。由此可见,张隆溪是与钱鍾书先生秉承一脉的。他们俩为中西方文化搭起了平等对话的平台,仅此一点也都功不可没。不过,中西方之间的共同之处如果是各自文化在规定性意义上的“质”的话,那么就必然会抹杀掉两者之间的“异质性”,让彼此不分你我,这样的后果也是相当危险的。法国汉学家于连意识到了钱鍾书先生的《管锥编》中所存在的这一倾向,并加以指出,这样做也无可厚非。

 

五、结论:翻译与比较——“趋同”和“寻异”的不同取向

对于翻译抑或是比较,“同”与“异”都会难以避免地用来界定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翻译是在寻“同”的过程中求找以“同”表“异”的方法;而比较则是在显“异”的同时找出两者之间的契合(即“同”)。如果在翻译中过分夸大“异”,翻译也就不可能得以实施;而在比较中过分夸大“同”,那么也就没有了比较的必要性了。

传译异质性内容理应是翻译的重要任务之一。译人语所负载的文化内容需要包括质的规定性的内容,否则它所传递的信息就很难被译出语文化所认同。相比之下,文化比较的重心则应放在同与异共参互证的基础之上。但是这种文化比较还要根据对比的不同出发点来确定比较中趋同或寻异的取向。不然,关于异同的争论也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参考文献:

[1]张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钱鍾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1.

[3]Qian zhongshu. 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C].translated by Ronald Eg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4][]于连.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5]朱耀伟.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张隆溪.道与逻各斯[M].冯川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3期
发言者:??发表时间:2013-2-17 21:37:00??IP地址:123.119.243.*
对钱先生而言,将中西文化放在天平上予以比较,只是手段而已,并非目的。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种语言代表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语言绝非仅是作为一种人际沟通的工具而存在,她还有着超越性。某种意义上,中西语言的差异往往直指着人心深处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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