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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艺录》的曲喻论和《宋诗选注》的曲喻

魏景波

 

 

 

 

在《谈艺录》中,钱钟书先生提出一种新的修辞格——曲喻。其“黄山谷诗补注”条末“附论比喻”认为:曲喻就是“假名而善喻”(白居易《鸡距笔赋》语),“在现成典故比喻字面上,更生新意;将错而遽认真,坐实以为凿空。……英国玄学诗派之曲喻(Conceits),多属此体。”(《谈艺录》22页,中华书局,1984年)在“长吉曲喻”条认为一般的比喻,因“二物相似,故以此喻彼;然彼此相似,只在一端,非为全体。苟全体相似,则物数虽二,物类则一;既属同根,无须比拟”;而曲喻则与比喻相反:“乃往往以一端相似,推及之于初不相似之他端”,属于“类推而更进一层”。(51页)

周振甫先生《诗词例话·曲喻》专意阐发钱论说:“曲喻比一般的比喻要转一个弯”,其举例阐释:

鲁迅的《阿Q正传》里写阿Q头上有几处癞疮疤,因此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乎“癞”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未庄的闲人们便喜欢跟他开玩笑,“一见面,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哈,亮起来了。’阿Q照例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他们并不怕。”这里用“亮”和“保险灯”来比癞疮疤,因为疤是光滑的,由光滑的光转为光亮的光,再由光亮的光转为发光的保险灯,都是曲喻。(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246页)

若依准此例,则曲喻不仅“比一般的比喻要转一个弯”,它还可以多转几个弯。曲喻属于触类旁通的类比性,由相似的一端,可以推及不相似的另外几端,层层相生,能推进几层。

先生《谈艺录》曾分析过韩愈、李贺、李商隐诗中曲喻,而他的《宋诗选注》则用曲喻论诗衡艺,使这一修辞格更为丰满并且得到发展。其间先生自己所用的曲喻,更值得注意和研究。其《序》说:

宋朝收拾了残唐五代那种乱糟糟的割据局面,能够维持比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所以元代有汉唐宋为“后三代”的说法。不过.宋的国势远没有汉唐的强大。我们只要看陆游的一个诗题:《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收汉唐故地》。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会把南唐吞并,而也只能在他那张卧榻上做陆游的这场仲夏夜梦。到了南宋,那张外榻更从八尺方床收缩而为行军帆布床。(《宋诗选注》l-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这里用了两个曲喻。一是借助宋太祖把北宋的国势、疆域喻作“卧榻”,再转了一个弯,由“那张卧榻”转到可以做“尽复汉唐故地”的陆游仲夏夜之梦。语带调侃地指出北宋的国势并没有像宋太祖的壮语那样宏伟。另一是南宋的“卧榻”,则由北宋的“八尺方床”收缩为“行军帆布床”,不但面积缩小,而且像“行军”一样被迫频频南移,此用“类推而更进一层”的手法,这个曲喻对南宋的一蹶不振充满嘲讽意味。两个曲喻由一个本体生发,组成一个整体,且富有变化。这种曲喻的构造,确如先生所言:“均就现成典故比喻字面,更生新意;将错而遽认真,坐实以为凿空。”有的曲喻则三言两语,简捷明快,幽默有如漫画:

从古人各种著作里生出自己的诗来,把书架子和书箱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偶而向人生现实居高临选的凭栏眺望一番。内容就愈来愈贫薄,形式也愈变愈严密。(14页)

这批评宋人“资书以为诗”的通病。“书架书箱”比喻以书为诗,由此转到宋人的诗集——“象牙塔”,再以凭塔望远的形象活画出宋代诗人对现实的隔膜。以喻带论,妙趣横生。

复杂巧妙的曲喻,在《宋诗选注》中也随处可见。在论及两宋道学家与作诗的微妙纠葛时,在“刘子翚小传”里有更为精妙的曲喻:

道学家要把宇宙和人生的一切现象安排总括起来,而在他的理论系统里,没有文学的地位,那仿佛造屋千间,缺了一间;他排斥了文学而又去写文学作品,那仿佛家里有屋子千间而上邻家去睡午觉;写了文学作品而藉口说反正写得不好,所以并没有“害道”,那仿佛说自己只在邻居的屋檐下打个地铺,并没有升堂入室,所以还算得睡在家里。这样,他自以为把矛盾统一了。(152页)

在这段话之前,先生说:“哲学家对诗歌的排斥和敌视在历史上原是常事,西洋美学史一开头就接触到柏拉图所谓‘诗歌和哲学之间的旧仇宿怨’,但是宋代道学家对诗歌的态度特别微妙。”先作了一个“诗道相妨”的铺垫,再用曲喻画出道学家企图调和矛盾的窘态。人们常把文学比作殿堂,由此平常习喻生发别致的曲喻,推波逐浪,翻卷出不少波澜,由文学房子的“一端相似”,从“自家”推及“邻家”,而“屋檐”,而“堂室”,都是原本“不相似的他端”,则节节生喻,廊回檐转,曲折微妙,以之嘲弄道学家口非心是,确是诛心之论。

先生评论宋代诗人,就像风趣人拉家常般如数家珍,趣味横生。“秦观小传”说:“在苏轼苏辙兄弟俩的周围有五位作家,黄庭坚、秦观、张诔和晁补之都有诗把这一‘门’五口儿描写在一起,仿佛是来了个‘合家欢’。不用说,一家人之间也往往分个亲疏厚薄,陈师道就觉得苏轼待秦观比待自己亲热,后人还代他抱不平。”(75页)由“苏门”现成字面,“将错而遽认真”地推到“合家欢”,再由一家人推及到晚辈间受到老辈关爱的厚薄。这个曲喻就像聊天对话及街坊邻居一样亲切。

黑格尔认为,比喻的新奇,依赖于想象力的大胆(见《美学》第二卷136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比喻贵在除去相似一点外,喻体和本体距离愈远愈佳。先生的比喻充满了想象和夸张。《序》中言及选诗标准:“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这类作品就仿佛走了电的电池,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跟它们接触,却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日的光焰来。”(20页)又说:“我们也没有为了表示自己做过一点发掘工夫,硬把僻冷的东西选进去,把文学古董混在古典文学里。假如僻冷的东西已经僵冷,一丝活气也不透,那末顶好让它安安静静的长眠永息。一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事实上只会应用人工呼吸法,并没有还魂续命丹;二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木乃伊,费心用力把许多作家维持在‘死且不朽’的状态里。”古时的好诗和废电池本来风马牛不相及,冷僻诗和人工呼吸如霄壤之隔,一旦用曲喻连接起来,趣味横生,显示出选家独到的目光。一般文学研究者,总喜欢把关注的对象打扮得花枝招展,先生反对这种流弊,再三展露宋诗的通病:“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有个流弊: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是江洋大盗还是偷鸡贼,是西昆体那样认准了一家打劫还是像江西派那样挨门排户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顾。这可以说是宋诗——不妨还添上宋词——给我们的大教训,也可以说是整个旧诗词的演变里包含的大教训。”(19页)这是由“剽窃”的熟语推衍出的曲喻,不仅化熟为生,变腐朽为新奇,而且把宋诗两个流派的痼疾揭露得淋漓尽致。

《宋诗选注》的序言和作家小传,以喻论诗,化抽象为形象,几乎到了无篇不喻,无喻不篇的境界。限于《谈艺录》的体例,对曲喻这种辞格的界定和特性,虽然在理论上的阐述不一定详赡,而《宋诗选注》的运用却变化无穷,以琳琅满目的实例阐释曲喻之妙。先生的妙喻源于丰富的学殖,更来自敏锐的思辩和卓立不群的识见,加上他睿智、幽默、辛辣的一惯风范,使曲喻这一辞格充满弹性和活力。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原载:《修辞学习》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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