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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女尊而男卑,……”——《管锥编》中有关女性及男尊女卑现象的议论

孙小著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钱鍾书先生所著《管锥编》中有关女性的诸多议论在学术思想史上有重要价值。为此指出,钱氏对“甚美必有甚恶”论的驳议、对“色衰而爱弛”一语的阐释以及对“男尊女卑”现象的思考,都是其以人道主义为基调的学术思想的重要表现。
关键词 《管锥编》 钱鍾书 “男尊女卑”

 

 

已故钱鍾书先生作为一位文学巨匠,人们对他在《围城》中有关女性的一些细致入微的描述多有了解与赞赏。可人们未必清楚,《管锥编》中对妇女问题也有一些颇值玩味并颇资警世的论述,它同样显示了钱鍾书作为学者与思想家的睿智卓识。

 

一、对女性的同情:驳议“甚美必有甚恶”论

应该承认,人类的历史确是一部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的历史。但在已经过去的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中,社会是男性的社会,文化是男性的文化,因而可以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男性文化发展史。我们知道,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思格斯也赞同用女性的解放程度作为衡量某一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尺度。[1]P412)钱鍾书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的思想中既有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也始终是其学术活动的既定目标。因此,对历史上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及其所受到的男性文化氛围的压抑与束缚,钱氏在《管锥编》中一直给予极大的关注与同情。

例如在论及《周易》所述老夫娶少妻与老妇嫁少夫现象(“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亦可丑也”)时,他即指出《周易》的作者对女性存有偏见:“于老夫则奖之,于老妇则责之。”[2]P24)在言及明末史惇《痛余录》记辰州(湖南沅陵)“弃妻”之俗时,钟对史惇所记将本来是男方“弃妻”而“退婚卷中”却写成“妻绝(其)夫”的口吻这一现象,他问道:“岂立券作程者袒护男而加诬女之曲笔耶?”[3]P1273)而在论及妇人作诗却屡被指责这一历史现象时,他一面反讽性地指出:“制礼者为周公而非周姥,宜有此等女诫闺训”;另一方面又指出妇女戒“诵读”或“辄戒绝女子亲笔墨”为“中外旧俗同陋”,而且特别指出德国大诗人席勒也未能脱此陋俗:“席勒嘲一妇以诗名者,托为妇之夫慰友日:‘汝自伤汝妻有外遇,吾方妒羡汝也;汝只与一人平分春色,吾则与举世共吾妇,不啻为名妓之绿巾夫矣。’”[4]P809-812

钱氏此类之论在《管锥编》中并非罕见,但更能表现出对女性同情的还是他对所谓“甚美必有甚恶”或“美色必有恶心”之类论调的驳议。在这方面,不论是在《管锥编》或在《谈艺录》中,他都“力持女祸不至倾国,厥过实在男子” [5]P213)的观点,指出某一王朝的衰亡与其君主是否宠爱某一妃嫔并无关涉。然而他的论述并非止于对唯心史观的批判这一层面,而是由此一方面用事实说明“美”无罪,美与恶并无内在的联系,另一方面又严肃指出,从“甚美必有甚恶”的逻辑出发,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美丑颠倒的荒唐现象。这里先说后一方面。

在《管锥编》中,钱氏从《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一事切入,指出叔向之母先后所说“彼美,余惧其生龙蛇以祸女(汝)”与“甚美必有甚恶”之论,不仅不是基于宫中妃嫔“妒美”的痼习,而且是一种影响久远的封建正统观念。为什么呢?因为在叔向之母或持与之相似之论者看来,某一王朝及其君主之所以走向衰落与昏庸,盖缘于美人祸国,因而叔向之母也只是一个生理上的女性,其思想早已认同了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钱氏告诉我们:“叔向之母殆主张无貌即是有德者,既持此论以斥其夫之小妇,及为子择新妇,复申其说。”[2] (P214)没有疑问,所谓“无貌即是有德”也就是将对美丑的观察转变为一种伦理的判断,因而“叔向母之苦心”自然就是视美为恶、视美为仇。

需要指出,虽然这里的“美”首先是指那些像貌姣好或才貌双全的女子,但这种文化氛围清楚不过地说明女性处在被审视、被禁锢之中,由此无才而又无貌者自然也会被合乎逻辑地认定为女子之有德者。钱氏在述及清人沙张白将嫫母、无盐氏、孟光与诸葛亮之妻这几位历史上著名的或其貌不扬、或恭敬其夫的女性奉为美女而吟咏一事时,就接过前述话题进一步指出:“盖既臆断有貌即无德,推之则以为无貌即有德,更进而昌言有德即有貌,故四妇皆被‘美人’之号矣。”[2]P215)钱氏的行文风格历来是点到即止,不作渲染,但仅仅据此人们即可以看到,由视美为恶到认丑为善再到认丑为美,这就是封建伦理道德造成的美丑颠倒的荒唐现象。

至于“美”是否就意味着“恶”,某一王朝(例如幽王的周朝或夫差的吴国)的衰亡是否就是祸源于美人(例如褒姒或西施)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在《管锥编》中我们看到,钱氏不仅反复引述诸如“宰嚭亡吴国,西施被恶名”或“美人实无罪,溺者自亡身”之类的诗句,而且还就评论南朝江淹的《丽色赋》而借他人之口以指出:“天下美妇人多矣,岂尽亡人之国者?吕雉、贾南风,一老一短黑,以乱天下有余也,使遇文王、周公,(褒)姒虽美,宫中一姬耳。”[3〕(P1410)应该说明的是,这里所引之论并未为钱氏全然首肯,而且他对女性的遭遇及其社会地位的低下也并非仅仅止于同情这一层面,但确如他在赞誉南朝人江淹时所说:对“历古相传、几如金科铁案”的“美色必有恶心,女宠足以倾国”之论,钱氏与江淹一样“独敢触犯不韪,力破陈言。”[3]P1410)应该说,这就是钱鍾书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对女性的理解:阐释“色衰而爱弛”的实质

钱鍾书对女性的同情与对女性的理解紧密相关。这里我们不妨看他对女性行为特点及心理活动过程的描述。

让我们首先从有关情爱的话题谈起。《管锥编》中在述及醉酒能使人进入归真返朴之境时,钱氏认为在这方面“色功德堪比酒功德”,就是说纯真的爱情同样可使人的道德升华(“精神如夫妇之欢合,此乃真境界也”)[4]P526-527)。不过,虽然情爱涉及的是男女双方,但钱氏仍然重在赞誉与理解女性的一方。在这方面,值得玩味的还是钱氏对所谓“夫征不复”而其妇不得不改嫁这一行为的理解与议论。在《管锥编》中,钱氏借释《周易》中“夫征不复,妇孕不育”之论的含义,指出王弼对之所作的《注》(“夫征不复,乐于邪配,则妇亦不能守贞矣”)“颇切世情”。进而他又举出中外文学史上多条史实并据之指出:后世文人“赋咏思妇闺情,辄描摹孤芳孑处,矢志蕴愁”并非尽为事实,相反,“征之于实,则远役长离,不保无其事”[2]P35)倒是屡见不鲜的。

然而,钱氏对女性的行为特点及心理活动过程的理解又具体体现在哪里呢?我们看到,他在论及晋人陶潜《闲情赋》中“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数句时,指出所谓“流眄”就是指女性的“口无语而目有‘言’,唇未嘻而目已‘笑’”,同时引出“西方词章”进一步阐释这一“眉语”:

西方词章中惯道:目睑即唇吻,盼睐亦语言,默默无声而喁喁不止;双目含情,悄无言而工词令,无声而具辩才。所睹警策莫过莎士比亚剧中称女角云:“咄咄!若人眼中、颊上、唇边莫不有话言,即其足亦解语”;又十七世纪一诗人(引按:此指英国诗人沃恩[Henry vaughan]),1622-1695)云:“诸女郎美目呢喃,作谜语待人猜度”,更酷似洪亮吉所咏“眉梢眼角禅”矣。[3]Pl221-1222

因此,我想可以认为,对“眉语”的解析应该是钱氏洞悉女性行为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须知这一洞悉仍然与其对女性的同情紧密相关。因而他在论及一种所谓“恩德易忘,怨毒难消”的社会现象时,即力辩此种现象“人情皆然,无间男女”,进而指出那种将“妇女心性”概括为“感恩不到底,虽怀德而不能逾其少日;抱恨无尽期,苟蓄怨即将宿至老年[2]P191)的看法是错误的,也是没有根据的。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钱氏为释《诗经·卫风·氓》中“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含义而论及人对爱情的追求时,却又特别强调女性追求爱情的态度、程度与男性的截然不同:“爱情于男只是生涯中一段插话,而于女则是生命之全书。”何以如此呢?钱氏认为女子与男子有别:男子“情之所钟”可以通过“登山临水,恣其汗漫,争利求名,得以排遣”,女性则不同,因为古代女子“闺房窈窕,不能游目骋怀,薪米丛脞,未足忘情摄志;心乎爱矣,独居深念,思蹇产而勿释,魂屏营若有亡,理丝愈纷,解带反结,‘耽不可说’,殆亦此之谓欤?[2]P94)换言之,这也就是《诗经》中所谓“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说”可释解脱之义)的真实含义。

至于钱氏对女性心理活动的理解,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汉武帝宠妃夫人的言行举止的阐释上。据《汉书·外戚传》记载:夫人病笃之际,汉武帝曾去其寝宫看望,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汉武帝一再坚持并许之金钱、官位而要再次一睹夫人的芳容,但夫人就是“蒙被”转向,不愿与汉武帝见这最后一面,以致不仅弄得汉武帝大失情趣,也使宫中的妃嫔大惑不解。但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待汉武帝离去之后,夫人才对她的宫中姊妹道出了自己的用心与苦衷:

所以不欲见帝也,乃欲以深托兄弟也(引按:指夫人为其兄李广利向汉武帝求官一事)。我以容貌之好,得以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恋恋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貌)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6]P3951

据此,钱氏画龙点睛般地指出:夫人之说“发挥‘色交’之犹利交,几无剩义。”钱氏就此再次显示了他的学贯中西的渊博,为证夫人此说为东西方社会所习见之事,他在《管锥编》及《管锥编增订》中给我们引述了众多中西文学家和史家之论,但结论却颇值我辈须眉者深长思之:“女蓄深心,即征男易薄情矣。”[2]P325-326

 

三、对“男尊女卑之世”的思考:症结在于“制立两套伦理”

《管锥编》中有关妇女问题的议论不仅排比史事,观察入微,从而对历史上的女性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与理解,而且对男尊女卑现象作出思考,探讨这种现象何以能够历久而不衰。应该承认,钱氏此类之论既显示了博学也显示了思想家的深邃。

首先,钱氏对历代古籍中包含或渗透的有辱女性的内容给予极大厌恶。例如在论及《诗经·邺风·谷风》中有关诗句(“宴尔新婚,如兄如弟”)时,他指出从《诗经》到《三国演义》,不论是儒家经典还是稗官说部都“谓兄弟当亲于妻室”,而且还将兄弟比作手足,将妻子比作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2]P84)),从而含蓄表露了自己对那种视女性为男性所有物的封建文化的厌恶。而在谈到何以封建礼法能够“苛责女而恕论男”的现象时,钱氏一方面指出“男女之别尊卑”与“王庶之判贵贱”的内在一致性[7]P865),同时一改惯常的议论不形于色的风格而指出:“男尊女卑之世,丈夫专口诛笔伐之权,故苛责女而恕论男,发言盈庭,著书满家,皆一面之词尔”。须知钱氏此论尚不止于此,他还以汉字的结构去分析与揭示历史上的男性歧视与贬抑女性的文化痕迹,指出男性从不知“引咎分谤”而只是一味地“归过嫁罪”,因而“义训之不美不善者,文多以 ‘女’旁,‘奸’、‘妒’、‘妄’、‘妖’之属,凡一百六十八字(徐珂《康居笔记汇函》之二《呻余放言》),其理不言可喻。使苍姞造字,如周姥制礼,当不若是矣!”[7]P1034

次之,钱氏还指出一种未见前人论及的文化现象:修行学道对男子要其守贞,不可破了色诫,对女子则要其放荡。《管锥编》中为此举出的例证包括元人杂剧《度柳翠》与唐人小说《续玄怪录》中马郎妇的故事等,钱氏据柳翠等遭遇既尖锐斥责了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中外伦理习俗视女性为玩物、为泄欲之具的种种表现,又进一步揭示了阶级社会的文明为男性(首先当然是剥削阶级中的男性)所控制的实质:

是则修行学道,男期守身,而女须失身,一若与“周公贻孽”之“女戒淫邪、男恕风流”(李渔词语)大相迳庭者,而其实乃重男贱女之尽也。盖视女人身为男子行欲而设:故女而守贞,反负色债,女而纵淫,便有舍身捐驱诸功德。释氏之金沙滩头马郎妇,基督教之圣姑娜非沙(Santa Nafissa)、圣姑埃及女玛利亚(Santa Marica La Gitana),皆此物此志。[2]p26

再次,钱氏对男尊女卑现象的思考与抨击从未将古希腊以还的西方文化视为例外。除了前已顺带提及者外,他为证所谓“甚美必有甚恶”之论其道不孤,指出“古希腊最古诗歌早指名艳女为‘美丽之祸殃’”而美女为“祸”乃至“倾国倾城之说亦习见于古希腊诗文中”[2]P215);而在论及儒家文化氛围中妇人作诗而屡遭贬议这一历史现象时,他不仅指出德国大诗人席勒也未能脱此陋俗,而且为之提供诸多史实:“如十七世纪法国文家(引按:此指Guez de Balzac1597-1654)云:‘宁愿妇人须髯绕颊,不愿其诗书满腹’;再“如古波斯人以妇女作诗为牝鸡之晨:‘牝鸡而长鸣,当断其吭’”;以致在“十九世纪”的西方,“男子以诗文名者,辄戒绝女子亲笔墨。”[4]P811-812)然而,更有趣的还是他对中西文化中有关夫妻年龄差距的比较及由此透露的钱氏好恶。

在这里,钱氏从汉人杜钦有关“男子好色,五十未衰,妇人四十,容貌改前”等数语说起。指出不仅中国古代有这种为老男娶少女而作辩护的“浮世薄俗”之论,古代乃至近代西方也是这样。例如“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云:‘男女同年,不宜婚配,以男血气之刚较女容貌之美为经久”’;而大名鼎鼎的“亚理士多德则欲制律:‘女十八而嫁,男三十七而娶,则将来可以同时衰老’”;就连十九世纪的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也“谓夫与妻衰老之期相差十五年”。钱氏在引述多则诸如此类之论的基础上指出:其“用意均不异《周官》、《礼记》”,而且特别强调“此类见解实缘男贵而妇贱耳,倘女尊而男卑,又当别论。”[7]P943-945

换言之,男尊女卑现象并非仅为古代中国所特有,而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一种并未“文明”的现象,至于这种现象何以能够成为代代相传的传统,钱氏引小仲马剧中人的话可谓一语破的:“男子自恃强权,制立两套伦理,一为男设,一为女设。”[2]P25)因此,妇女解放应从争取男女平等始,而男女平等则应首先废止“双重两性道德”,不仅合乎逻辑,顺乎情理,名符其实的男女平等无疑也应成为现代文明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钱鍾书作为当代中国第一博学鸿儒,他对中西文化的精深了解及其学术贡献早为海内外学人所公认。然而通过本文所述我们还看到,钱氏较其同辈的又一个突出方面就是有关妇女问题的一系列论述。这些论述既是其对社会和文化问题的重要见解,也是其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为此虽然作出了一定的探索与归纳,但若要将钱学研究不断推向深入,我们显然还有很多工作可做,也值得去做。

 

参考文献:

[1]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钱鍾书.管锥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钱鍾书.管锥编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钱鍾书.管锥编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钱鍾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班固.汉书·外戚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钱鍾书.管锥编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作者简介:孙小著(1949—),安徽六安人,安徽皖西学院副教授,自学成才,近年来主要从事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代表作有:《从严译名著按语试探严复的改革思想》、《人道主义:钱鍾书学术思想的基调》等。

 

 

 

原载:《皖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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