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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钱氏学之陆机《文赋》研究

——兼论《管锥编》之学术价值

陈延嘉
内容提要 陆机《文赋》研究在《文选》钱氏学中占重要位里,特别精彩处有四:一、揭文胆;二、辨“警策”与“警句”;三、释工拙相参;四、证灵感。对李善注肯定少否定多,且有嘲讽口吻。《管锥编》是一部博大精深的经典,是粉碎“四人帮”后文化界的第一声春雷,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价值和影响难以估量;不可“臆说”。
关键词 《文选》钱氏学;《文赋》;李善注;《管锥编》学术价值

 

 

 

陆机《文赋》在中国文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具有开创性,是第一部专门研究创作的专著。钱锺书先生之《文赋》研究在《文选》钱氏学里也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管锥编》共论述中国古代十部重要典籍,涉及之面极广,而《文赋》一文之研究就占31页,计21700字,对《文赋》几乎进行了逐字逐句的阐发,这在《管锥编》中是独一无二的,可见先生对《文赋》重视程度之高。这大概与二人有共同的身份相关。他们都是著名作家和文论家,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陆机云:“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每自属文,尤见其情。”先生指出:“盖此文自道甘苦,”“以己事印体他心。”[l]先生这样说是有根据的。陆机《遂志赋》说:“昔崔篆做诗以明道述志,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斌》,皆相依仿焉。张衡《思玄》、蔡邕《玄表》、张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简而有情,《显志》壮而泛滥,《哀系》俗而时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炼而和惠。欲丽前人,而优游清典,漏(笔者按:《艺文类聚》二十六汪绍楹校云:“疑当作‘陋’。”)《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绞,哀而不怨矣。崔、蔡冲虚温敏,雅人之属也。衍抑扬顿挫,怨之徒也。岂穷达异事,而声为情变乎?余备托作者之末,聊复用心焉。”[2]《文赋》言他人之“用心”与《遂志》言己之“用心”,其实一也。这种在研究大量作品基础上总结前人经验,又现身说法,使之理性化条理化而成之创作论,实在可贵。正如方竑所言:“善论文者不必其能属文,而深于文者又每不能自道其艰曲。”[3]《文赋》兼有此长,故先生极为看重,极为推崇。他说:《文赋》“于抽思呕心,琢词断髭,最能状难见之情,写无人之态”,纵观《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很少见先生有用“最”字评价者,仅此一字已见推崇之至。他甚至说:陆机“于‘作’之‘用心’、‘属文’之‘情’,其惨淡经营、心手乖合之况,言之亲切微至,不愧先觉,后来亦无以远过。”先生以博大精深之学养,融会古今,打通中外,亦以自己之创作经验阐发《文赋》所论,也是“自道甘苦”,“以己事印体他心”,故其阐发亦“最能状难见之情,写无人之态”,成为《文赋》研究的最新、最精彩和最重要的成果。先生之《文赋》研究,钩深探赜,师心独见,进行了创造性的阐发;而且与前人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不囿于《文赋》,不局限于解释《文赋》的原意,而是更进一层,借述《文赋》以抒独得之见,以浇胸中块垒,这是前无古人的。所以我们说是“最精彩”的。

现从以下四端略作阐发,以见其精彩之处。

(一)揭文胆

关于《文赋》“在有无而僶俛,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遁员,期穷形而尽相”四句,后人的解释中存在守体说和破体说之争,钱锺书先生亦提出独得之见,他说:

按李善注:“言文章在有方圆规矩也”;何焯评:“二句盖亦张融所谓‘文无定体,以有体为常’也。”“离方遁员”明谓规越矩,李注大误;张融意谓文有惯体而无定体,何评尚膜隔一重。四句皆状文胆:“僶俛不让”即勇于尝试,勉为其难,如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无本于为文,身大不及胆,吾尝示之难,勇往无不敢”,或皎然《诗式》卷一《取镜》:“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镜之时,须至难至险。”“离方圆以穷形相”即不囿陈规,力破余地,如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六○《书吴道子画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西方古典主义以还,论文常语如:“才气雄豪,不局趣于律度,迈越规矩,无法有法”;“规矩拘缚,不得尽才逞意,乃纵心放笔,及其至也,纵放即成规矩”;“破坏规矩乃精益求精之一术”;均相发明。

张少康先生《文赋集释》征引书目除《管锥编》外,尚有83种,无一“状文胆”之注,可证“状文胆”之说乃先生的新发明。对此张少康先生持不同意见,说:“陆机这两句也包含这方面意思,但其主要意思是文章应该真实、自然地反映客观事物,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特点来描写,而不要受方圆规矩的束缚。这是和上文‘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的意思密切联系着的”,故所谓“状文胆”“只可备一说。”[4]我们与先生的着法不同。

首先,从文理上来看。先生理解的重点在“穷形尽相”,而先生的重点在“离方遁员”。其次,先生把这两句与“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相联系,固然不错;但先生把这两句与“在有无而僶俛,当浅深而不让”作为一个整体,着重点不同,所以他说“四句皆状文胆”。我们赞成钱先生的意见。

第一,《文赋》作为创作论,要解决物、意、文三者矛盾,陆机论述的全部内容都是为了“穷形尽相”:“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是为此,“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是为此,“选义按部,考辞就班”亦为此……虽然目标一致,但陆机所论各有重点,各有所用,不可混为一谈,所以,以“穷形尽相”为“主要意思”失之笼统,未击中要害。

第二,先生指出:“《文赋》非赋文也,乃赋作文也。”其文体论只是创作论之一部,此一大段内容必须从创作中如何对待文体这一角度来理解,不可游离“赋作文”这一主旨来理解。那么,创作中如何对待文体?既可守体,也可破体,陆机提出“离方遁员”,重点自在破体。

第三,破体论是文胆说提出之基础,先生正以此为切人点,提出文胆说。前述不涉及“离方遁圆”,易被接受。一接触“离方遁圆”,哪怕只是文体,立刻出现“敢不敢”的态度问题。因为习惯势力强大,循规蹈矩是理所当然,破坏规矩必招致物议,如何面对,不可回避。敢不敢是胆量问题,成功与否是才力问题。正因此,才有“僶俛不让”的问题出现,否则,就谈不上“僶俛不让”。先生指出:“即勇于尝试,勉为其难”,只有“身大不如胆”,才能“勇往无不敢”。即使有“难”,也能硬着头皮,“不囿陈规,力破余地”。

第四,就是要注意“不让”二字,这涉及到对“有无”、“深浅”的理解。先生的意思是针对“偭规越矩”而言,但他未详论。依传统之注,则指文义而言。许文雨说:“论意则僶俛有无,论辞则浅深不让。”程会昌说:“辞之有无,意之深浅,所当黾俛而不让也”。[5]李泽厚、刘纲纪说:“这两句是就构思而言,亦即就‘意’而言的。”[6]这两句与上文相联系,固然有此含义,但他们似乎都忽视了这一段的主旨:论文体。这里说的“体有万殊”也好,“辞意”也好,都是为在创作构思中如何处理文体做铺垫。我们认为,“有无”、“浅深”尚与文体特别与破体有关。“有无”指文体之有无。有,可“穷形尽相”,则遵之;无,为“穷形尽相”,则破之。此须“僶俛”之精神。“浅深”更进一层,指破之“深浅”,当破浅则浅,当破深则深。此须“不让”之态度。

第五,陆机为什么提出“僶俛不让”?这又与“敢不敢”的问题相关。先生所提之张融的遭遇有助于明了这一点。张融在《门律自序》中说:“吾之文体,多为世人所惊。”所谓“惊”者,怪而责之也。他说:“吾之文章,体亦何异?何尝颠温凉而错寒署,综哀乐而横歌当哭哉?政以属词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他只因不沿老途旧路而行,就遭到了类似“颠温凉而错寒暑,综哀乐而横歌当哭”的严厉责难,“何尝”之叹包含着他深刻的愤懑。但他不为所动,即“不让”,继续走自己的路。这就是文胆。兹补充现代一例。梁启超自谓:“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为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7]再想想上世纪80年代关于朦胧诗的争论,对此就会有更现实的认识。许多创造性的艺术都曾被视为“非艺术”,说明文胆之需,不分古今。叶燮在《原诗·内篇》中谈创作需四个条件:才、胆、识、力,“无胆,则笔墨畏缩”。而“无胆”,则不能“穷尽此心之神明”,写不出妙文。先生亦指出:“规矩拘缚,不得尽才逞意,乃纵心放笔,纵放即成规矩”;“破坏规矩乃精益求精之一术”。哈罗德·布鲁姆指出:“诗人中的强者,就是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辈巨擘进行至死不休的挑战的诗坛主将们。”[8]文学就是在冲破传统中前进的,这就要有胆识。“状文胆”,这是千余年来《文赋》注释者未认识到的,先生钩玄致远,是创造性贡献。所谓“钩玄”者,指发他人之未发,启千年之蒙;所谓“致远”者,指借陆机之文,针贬千年后之现实。

其次,从提出“文胆”问题的时代背景看。先生撰著《管锥编》之时,正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期。其时,中华大地,大批判之声汹汹然,嚣嚣然,如疯狂的山洪,像凶猛的台风;全国上下,真善美之音沈沈然,寂寂然,如齐喑之万马,像失语之哑人。如不了解这些,就不能体会先生提示文胆的底蕴和良苦用心。我们在《文选钱氏学概念的提出及其体系特点》[9]一文提出,文选钱氏学体系的特点之一是针对性。这针对性,既有文理上的,也有现实中的,“文胆”说之提出,是又一个例证。如把这一段与后文论述“恒遗恨以终篇”一段联系起来,看得就更清楚。先生在此段最后,言陆机之所未道:“《史通·自叙》:‘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则文士‘遗恨’之又一端,败于人事,非己之咎。两恨孰深,必有能言之者。”这难道只是千年前刘知几的叹恨吗?难道只是在谈文论艺吗?乃夫子自道也!又岂止夫子自道,乃现实“人事”之镜鉴也!“能而不敢”,“败于人事,非己之咎”,是有为而发;“两恨孰深,必有能言之者”,因能言者多多,无需先生明指。这无疑是对万马齐喑时代的有力鞭挞!有人不知道,当时写这样的话,如同李贽写《焚书》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读《管锥编》,须如章学诚所谓“得意文中,会心文外,其于文辞思过半矣”。前文我们所说“浇脚中之块垒”,此为一例。

(二)辨“警策”与“警句”

“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按《文赋》此节之“警策”不可

与后世常称之“警句”混为一谈。采摭以入《摘句图》或《两句集》……之佳句、隽语,可脱离篇章而逞精采;若夫“一篇警策”,则端赖“文繁理富”之“众辞”衬映辅佐,苟“片言”孑立,却往往平淡无奇,语亦犹人而不足惊人。如贾谊《过秦论》结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即全文之纲领眼目,“片言居要”,乃“众词”所“待而效绩”者,“一篇之警策”是已。顾就本句而论,老生之常谈,远不如“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等伟词也。

《文赋》这几句话,众说纷纭,一为“策”字之解,或为马鞭,或为书策;二为“警策”混同诗文之“佳句”或“警句”。前者此处不论,后者当以先生之解说最为正确最为精彩。先生辨警策与警句之别有四:一是就句与句的关系言,警句或佳句乃可以独立者,“可脱离篇章而逞精采”,可入《摘句图》或《两句集》;而“一篇警策”,却离不开“众辞”,先生以“端赖”限制之,即必须有众辞“衬映辅佐”。二是就句子本身言之,“警策”、“片言”“往往平淡无奇”、“老生常谈”;而“警句”乃“逞精采”之“佳句”、“伟词”。三是就位置言,“警句”不取决于位置,而“警策”“惊人”,关键在位置,即“居要”,是否“居要”,乃判断是否警策的最重要的标准。先生又引《瀛奎律髓》卷九陈与义《醉中》起句:“醉中今古兴亡事,诗里江山摇落时”,纪昀批:“十四字一篇之意,妙于作起,若作对句便不及”。先生指出:“正谓其联乃‘片言居要’之‘警策’”,强调句子所处位置的重要性。四是就章句是否配合得当而言,先生说:“警句得以有句无章,而《文赋》之‘警策’,则章句相得始彰之‘片言’耳。”“相得”一语至关重要。即并不是一切有章有句之“片言”皆得为“警策”。章必须是杰出之章,如《过秦论》结句前之大段论述;句必须是“全文之纲领眼目”,足以普人之“片言”,两者相映生辉,相得益彰。否则,平庸之章,即使有“全文之纲领眼目”,亦“不得谓之警策”。在此段论述最后,先生还区分了“惊人语”与“警策”之不同。他说:《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引《吕氏童蒙训》以杜诗‘语不惊人死不休’说陆机此语,有曰:‘所谓惊人语,即警策也’;断章取义,非《文赋》之初意也。”“语不惊人死不休”是杜甫形容自己创作时的心态和追求,并非他的诗篇都是“警策”。这样,经先生辨析,千余年之混乱始得以澄清,谓之“精采”,以此。

(三)释工拙相参之用

“彼榛楛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按李善注:“榛楛喻庸音也,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辞亦美。……以此庸音,而偶被嘉句,譬以下里鄙曲,缀于白雪之高唱,吾虽知美恶不伦,然且以益夫所伟也。”前两句易晓,故善注未误;后二语更进一解,善注遂含糊鹘突。前谓“庸音”端赖“嘉句”而得保存,后则谓“嘉句”亦不得无“庸音”为之烘托。盖庸音匪徒“蒙”嘉句之“荣”,抑且“济”嘉句之“伟”。“蒙荣”者,俗语所谓“附骥”、“借重”、“叨光,’;“济伟”者,所谓“牡丹虽好,绿叶扶持”,“若非培塿衬,争见太山高”。

“蒙荣”、“济夫”之句,亦众说纷纭,而鲜有探及底蕴者。李善虽为选学大家,但无创作经验,故于“更进一解”之“后二语”,注释“遂含糊鹘突”。盖“庸音”与“嘉句”并非“美恶不伦”。恰恰相反,“庸音”非“恶”音,乃“绿叶”也,“嘉句”乃“牡丹”,“牡丹虽好,绿叶扶持”,如同“警策”之待“众词”,二者密不可分。“榛楛”之不可剪,非仅“蒙荣”,亦且“济伟”,前人对“济伟”之用,认识不足。为讲清二者相辅相成之关系,先生运用连类举似之法,以大量实例加以证明。紧接“争见太山高”之后,他提醒我们:“参观《太平广记》卷论卷二一八《吴太医》。”查《吴太医》篇云:“‘黄星’、‘丹点’饰颊,以益妍要宠,事同西方旧日妇女妆点面胸之黑‘蝇’,一名‘美貌之补丁’,收烘云托月之效者。[l0]此例极有说服力。“黄星”、“丹点”、“黑‘蝇’”,是“美貌之补丁”,“补丁”乃丑物,而美人故意饰之面胸,却可“益妍”,因其有“烘云托月之效”。此例可以说明,“榛楛之勿剪”非应剪而不剪,而为不可剪,无绿叶,则牡丹不能“益妍”。为彻底弄清运一问题,先生又举大量中外之文例加以证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引《潜溪诗眼》:‘老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类如此。皆拙固无取,使其皆工,则峭急而无古气,如李贺之流是也’,因举《望岳》、《洞庭》等篇为例;吴可《藏海诗话》:‘东坡诗不无精粗,当汰之。叶集之曰:不可!其不齐不整之中时见妙处,乃佳’: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赵秉文《滏水集》卷二○《题南麓书后》:‘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几不成语,然非三字无以成下句有数百里之气象;若上句俱雄丽,则一李长吉耳’。”赵氏对杜甫《望岳》开头两句解释,充分证明“榛楛”之必要;如剪之,则无“数百里之气象”。此例亦极有说服力。先生又说:“魏际瑞《魏伯子文集》卷四《与子弟论文书》:‘诗文句句要工,便不在行。’”更以理性之言道出工拙相参之必要;此亦可证李善之“不在行”也。此后,先生又举十七、八世纪西方名家诗论六例以证之。今举三例。其一云:“通篇皆隽语警句,如满头珠翠以至鼻孔唇皮皆填嵌珍宝,益妍得丑,反不如无。”按,此语绝非夸张。前些年报载,有一妇人,为示有钱,双足十指皆著金环,唯恐人不知,穿拖鞋,不著袜。行人指指点点,而自鸣得意,“益妍得丑”现实中之实例也。其二云:“盈头益脸皆珠宝之喻,可与谈艺另一喻合观:‘人面能美,尤藉明眸,然遍面生眼睛,则魔鬼相耳’”。其三云:“近人亦谓于精意好语之间,安置凑数足篇之句,自不可少,犹流水一湾,两岸嘉荫芳草,须小桥跨度其上,得以徜徉由此达彼;真‘济夫所伟’之‘济’矣!”为充分说明此问题,先生举中国六例,外国六例。是否太过繁琐?是否为逞博学?否!因此理过难,“解人难索”,先生指出:“老于文学如刘勰,《雕龙·熔裁》曰:‘巧犹难繁,况在乎拙?而《文赋》以为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识非不鉴,乃情苦芟繁也’;则于‘济于所伟’亦乏会心,只谓作者‘识’庸音之宜‘芟’而‘情’不忍‘芟’。”骆鸿凯释此二句,全用刘氏之言。可见千余年来,此问题并未彻底解决。经先生反复论证,遂涣然冰释。近有当代作家谈文章中“闲言”或“闲笔”之必要,与此理同,惜乎不知陆机在千多年前已著此论。

钱氏不仅从创作的角度论证“工拙相参”之必须,而且从读者的角度,从欣赏的心理给予理性的解释。他说:“盖争妍竞秀,络绎不绝,则目眩神疲,应接不暇,如鹏抟九万里而不得以六月息,有乖于心行一张一弛之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移治国之道于欣赏文艺,令人拍案叫绝!此为陆机和后人所未道,是先生创造性的阐释。

工拙相参,“济夫所伟”,先生特别指出:“陆机首悟斯理”。这大概是钱氏特别重视《文赋》的原因之一吧!此问题不仅中国文人多不了了,先生所引之西方名家之论,也比《文赋》晚了千余年,相比之下,“陆机首悟”之功可不伟欤!

先生不仅辨清“工拙相参”的必要性,而且与“妍蚩混体”相区别,使其论臻于完美。他指出:“工拙相参,‘济夫所伟’与‘妍蚩棍体,累质为瑕’,毫厘之差,谬以千里。”为什么?“盖短韵小文别于鸿笔巨篇,江河不妨挟泥沙俱下,而一杯之水则以净洁无尘滓为尚。……‘偏弦’则得句而不克成章,‘混体’则勉强成章而拉杂支扯,窘状毕逞。”先生又用连类举似法,下举十四例,从不同角度以证“勉强成章”和“不克成章”之种种情况,将“工拙相参”与“妍蚩混体”区分得如同泾渭,限于篇幅,本文不复举例。

陆机“以己事印体他心”,钱锺书又“以己事印体”陆机之“心”,是他阐释《文赋》最明晰、最深入的段落之一,此样精彩之解读前无古人。

(四)证灵感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按自此至:“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一大节皆言文机利滞非作者所能自主,已近后世“神来”、“烟士披里纯”之说。

此“一大节”是陆机“每自属文,尤见其情”的生动描述,如先生所评“自道甘苦”、“最能状难见之情”的有力证明之一。非有此体验者不能道,有此体验者亦未必有此精彩之描述。先生指出:“已近后世‘神来’、‘烟士披里纯’之说。”则从性质上予以论定。“烟士披里纯”是英文inspiration的音译,即灵感。而后钱先生举中外著名文家自白以证之。首先以《梁书·萧子显传·自序》、《全唐文》卷七○九李德裕《文箴》、贯休《言诗》、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无名氏恶诗、《镜花缘》第二三回林之洋强颜自解等语六例,“莫非道此状”,证明从梁至清,千余年来之作家皆承认灵感之“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其次,以钟荣《诗品》中《谢惠连》引《谢氏家录》载灵运自称、苏轼《东坡题跋》卷二《书昙秀诗》、陆游《剑南诗稿》卷八三《文章》、《儒林外史》第二回周进与王惠对话、西人论致知造艺、或曰等语,从梁至清,从中到外,证明“‘在我’而非‘余力’”之说。

关于灵感之存在,早在1949年,先生即在其《寻诗》中有精彩描述:“寻诗争似诗寻我,伫兴追逋事不同。巫峡猿声山吐月,灞桥驴背雪因风。药通得处宜三上,酒熟钩来复一中。五合可参虔礼《谱》,偶然欲作最能工。”(《槐聚诗存》)此诗句句用典,最主要的观点在首句:“寻诗争似诗寻我”。所谓“寻诗”指无诗兴之时刻意为诗,但“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伫兴”勉强凑成之句,决不会是好诗。而“诗寻我”不大相同,此时诗兴“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正如苏东坡《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所说:“做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他不同意袁枚《遣兴》“但肯寻诗便有诗”的观点,举出多例以驳之:一、《宣和画谱》载胡擢谓其弟曰:“吾诗在三峡间闻猿声时。”二、孙光宪《北梦琐言》记唐相国郑綮云:“诗思在灞桥风雪驴子上。”三、李义山《药转》中语:“郁金堂北画楼东,换骨神方上药通。”四、欧阳修《归田录》中云做文章多在“马上、枕上、厕上”之“三上”。四、苏轼《洞庭春色》称酒为“钓诗钩”(“酒熟”指诗兴成熟)。五、唐孙过庭(虔礼)《书谱》论作书需“五合”:“神恬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五合交臻,神融笔畅。”六、陆放翁“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更是尽人皆知的名句,偶然既是突然,又是天然,即灵感袭来之时。六、杨万里《诚斋集·船过灵州》:“病酒春眠不知晓,开门拾得一篇诗。”在《宋诗选注·陆游》的介绍里,先生更以理性之语言说:“……陆游借这些话来说:诗人绝不可以关起门来空想,只有从游历和阅历里,在生活的体验里,跟现实——‘境’——碰面,才会获得新鲜的诗思——‘法’。”我们把这几段诗文与《管锥编》的论述联系起来,就可看出,对灵感之存在,先生的认识是一以贯之的,主要是因为他自己就是诗人,对此深有体会。

灵感之存在,今人皆承认,是常识,似乎无须多论。先生在《管锥编》中亦未从理论上解释灵感来去之缘由。为什么重点在此而不在彼?盖有深意存焉。要理解钱先生之意图,还须不忘历史。从上世纪60年代起,灵感就是犯忌的话题。文革中,更有甚者,提出所谓“三结合”的写作模式,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笔,三结合而写作歌颂工农兵的作品。作家如同匠人手中的刀斧,“灵感”算个什么东西!“四人帮”大肆淫戚,文人动辄得咎,在写作中,谁还敢提“灵感”?而先生从《文赋》中拈出“应感之会”一大节,举出十二例,其意图不在释字面之义,而在证明陆机之言不诬,灵感确实有。先生连类举似,大量事实无可辩驳,这种为灵感辩护的言论不啻对极“左”思潮的当头棒喝。而他随时面临着红卫兵抄家、批判的危险。(这一点,杨绛的《我们仨》有记述)

张少康先生在充分肯定陆机论述的前提下,又说:“陆认为灵感来否,主要取决于‘天机’,人自己是无法掌握的,即所谓‘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这显然有唯心主义的因素。”[11]“主要取决于‘天机’”,是否“唯心主义的因素”?对“方天机之骏利”,李善注引司马彪曰:“天机,自然也。”五臣翰注曰:“天机,自然也。”方廷珪曰:“天机,自然之机。”此三注,皆先生所引,“自然之机”如何而成“唯心主义的因素”?令人不解。陆机诚然未如现代人那样做出唯物主义的解释,如先生所释:“灵感从根本上说,乃是作家长期丰富的生活积累和辛勤劳动的结果。在丰富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受到某一种特定的生活现象的触发,爆发出某种思想的火花,涌现出极其生动的形象,这就是灵感产生的缘由。”[12]先生所言的某些内容,陆机是有阐发的。《文赋》引言之后,论述创作的准备:“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于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宜之乎斯文。”陆机没有如今人十分强调“丰富的生活积累”,他对“四时叹逝”谈得多,“瞻物思纷”谈得少,是其局限。但如果不做机械化的理解,“瞻万物”应包括于“生活积累”之内。他在《演连珠》中还说:“巧尽于器,习数则贯。”说明陆机十分了解学习修养和生活积累的重要性。在充分准备之后,有了创作冲动,乃“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前人对“慨”注意不够,李善未注,五臣向曰:“慨,叹词。”也等于未注。此“慨”字不可轻轻放过。慨者,心中有感慨也,包括诗文主旨和创作欲望二者。有“慨”才“援笔”而“宣之斯文”。而这,是与后文所描述的灵感之来有联系的,“应感之会”亦即“受到某一种特定的生活现象的触发”云云。陆机在论述创作“用心”之最后(《文赋》结语是谈“文之为用”,不属创作,故言“最后”。),才描写灵感来止之情,我们以为,陆机已朦胧地认识到这两者的联系。“宣之斯文”之后,他描写创作“其致也”之况:“情瞳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这与“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至“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一段,一脉相承,语言不同,内容却多相似,因这一段话放在最后,所以人们常常忽视这前后的联系。“其始也”、“其致也”一段,前人多论为构思之说,甚是,其实也包括灵感来袭之况。类似之理,前人已有论述,并非我们之强词。唐大圆解“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两句说:“此言文机之来不可失。昔陆放翁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方当吾人观物运思,或触物生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文思如风发泉涌之际,有妙手之文士,即能乘机援笔,写著篇章,后亦可传之万世而不朽。若尔时无妙手文士乘机捷取之,则彼文机之来,稍纵即逝,徒有当面错过,或交臂失之之叹。试思吾人有时执笔为文,方得意疾书之际,若下笔而不能自休者。忽有友来谈,将文思打断,俟谈毕再续前文,则一语不可得……以上言执笔作文以前,至开始书写之状。”[13]唐大圆对此段之解释几乎可移至“应感之会”一大节之下。其所引用陆放翁之言,即先生释灵感所引《剑南诗稿》之语;其所叙文思被打断之经历,先生引《冷斋夜话》卷四载潘大临答谢逸书:“昨日闲卧,闻搅林风雨,欣然起题于壁日:‘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不过先生是作为“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之例,如从灵感角度言,则两者相类,都是“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之表现。这两者不是有某种联系吗?陆机把这两者置于一头一尾,模糊了这种联系,自叹“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但今人唯物主义之释,虽比陆机稍进一步,其实仍笼而统之,留下很多空白。比如同为作家,都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处同一情景,或“来不可遏”,或“兀若枯木”;同一作家,无人为干拢,忽“去不可止”,“志往神留”;同一作家,同一场景,或“藏若景灭”,或“行犹响起”……原因分别何在?不仅陆机不识“所由”,今人亦未有恰当之解,这正如先生所言,这名称是够响亮的,但代替不了解释。……而只赠送了一顶帽子,给予了一个封号甚至绰号。”[14]灵感是一精神现象,比生理现象更复杂,笼而统之的解释并未彻底解决问题,故“唯物”、“唯心”之辩,意义不大。创作中之“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灵感问题更是“轮扁所不得言,非华说之所能精”。“此则时代为之,未可以今日社会情状绳古人矣。”[15]

 

对训诂,先生极重视,在《文赋》研究中,他充分通用了这个武器,取得重要成果。李善是注《文选》大权威,先生自然很重视,这从他多引李善注而很少引他人注可看出。关于钱氏对李善注之研究,复兴兄有很全面而深入的论述,条分缕析,充分肯定了李善注之贡献和长处。[16]本文只从《文赋》这一篇,对先生的李善注研究的几个问题加以介绍。

钱锺书先生对训诂有五个方面的观点值得重视:

第一,他说:“训诂是顶有用顶有趣的学问”。[17]他不仅着眼于“用”,而且追求“趣”,这就与传统的训诂区别开来,把塾师板着面孔的教训变成生动有趣的学问,为僵化的学科注人新的活力。

第二,把清代朴学的优长加以补充、改造、提高,提倡“阐释之循环”、“以反求覆”,[18] “训诂须兼顾词章义理”。[19]

第三,笺注要“通变”、“达权”。他说:“作者之圣,文人之雄,用字每守经而尤达权,则传注之神、笺疏之哲,其解诂也,亦不可知常而不通变耳。”[20]他指出:“瓦勒利反复申说诗歌乃‘反常之语言’,于语言中自成语言。”[21]故笺注者必须“通变”、“达权”,才能揭示“作者之圣,文人之雄”,才能成为“传注之神、笺疏之哲”。

第四,他重视学者之训诂,更欣赏文士之训诂,他对学究经常采取嘲笑的态度。他说:“余寻绎《论语》郑玄注,尝笑其以《子路》章为政务之‘正名’解为‘正书字’:清之为‘汉学’者至以《述而》两言‘好古’之‘古’,解为‘训诂’(参见方东澍《汉学商兑》卷中之下)。信斯言也,孔子之道不过塾师训蒙之莫(疑当作“摹”——笔者)写破体、常翻字典而已,彼尸祝孔林者以及破孔户而据床唾堂者,皆视虱如轮、小题大做矣!盖学究执分寸而忽亿度,处把握而却容廓,恢张怀抱,亦仅足以容学究;其心目中,治国、平天下、博文、约礼皆莫急乎而不外乎正字体、究字义。一经笺释,哲人智士悉学究之化身,要育妙道皆字典之剩义。”[22]他虽然不同意曹植在《与杨德祖书》所言“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之偏执,亦指出文士有“自闇所见”之弊,但他更欣赏学者兼文士特别是诗人词人之评。他说:“诗人心印胜于注家皮相。”[23]“词人体察之精,盖先于学士多多许矣。”[24]

第五,笺释的根本目的在文学欣赏,训诂只是手段,反对为训诂而训诂。他说:“好多文学研究者,对于诗文的美丑高低,竟毫无欣赏和鉴别。……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皇帝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就只怕学者们的头脑还是清代朴学时期的遗物,以为此外更无学问,或者以为研究文学不过是文字或其他的考订。朴学者的霸道是可怕的。”[25]他一再申明,“我想探讨的,只是历史上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26]先生的这些观点也表现在对李善注的态度上。

钱氏《文赋》研究中引李善注17条,其中明引16条,暗合1条,所谓“暗合”指“或操觚以率尔”李善注。先生说:“‘率尔’句亦被批尾家误解为草率或鲁莽从事,用作贬词。习非成是,积重难返”。“批尾家误解”实源自李善注:“子路率尔而对。”但先生未明引李善注。如以明引之16条计,其中直接注《文赋》者13条,有关之他篇注3条。这16条中,是者3条,非者13条。如加上暗合一条,则非者14条。而其“是”或“非”之用语也很有趣。下面摘要介绍之。

(一)是者

1.“‘抚四海’句李善注引《庄子》,是也。”

2.1)“善注‘警策’曰:‘以文喻马也,……若策驰’;《癸巳存稿》卷一二斥其误,‘策乃篇本编册也’,非鞭策。”(2)钱先生因“策”之释而联系《过秦论》:“振策而御宇内,”李善注亦曰:“以马喻也”。钱氏谓:“以马喻文,历世常谈。”“与‘策书’无关”,肯定李善注。

(二)非者

“非者”分以下几种情况:

1.李善注不确而事出有因。“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李善注:“《尚书》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钱氏指出:“二语见伪《古文尚书·说命》。唐人尚不知其赝,故引为来历;实则梅赜于东晋初方进伪《书》,陆机在西晋未及见也,此自用《左传》昭公十年子皮谓子羽语:‘非知之难,将在行之。’”

2.易解者注是而难解者注非。“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李善注:“《周易》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言文之来,若龙之见烟云之上,如鸟之在波澜之中。应劭曰:‘拢、驯也。’”钱先生评曰:“碎义逃难,全不顺理达旨。”前引“彼榛楛之勿剪”一节,钱先生指出:“前二语易晓,故善注未误;后二语更进一解,善注遂含糊鹘突。”李善“逃难”,他人未言。

3.沿旧注之误。“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李善注:“《周礼》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也’”,何焯曰:“‘六艺’谓《易》、《诗》、《书》、《礼》、《乐》、《春秋》……不当引《周礼》。”钱评曰:“何说是也,特未窥善乃沿张衡《思玄赋》旧注之误。衡赋云:‘御六艺之珍驾兮……咏雅颂之徽音’;明指《六经》,而旧注即引《周礼》,善亦无纠正。”

4.李善引词语之出典,未直接释义而隐含释义。“伫中区以玄览”李善注引“《老子》曰:‘涤除玄览’,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钱先生谓:“五臣张铣注:‘玄、远也,远览文章。’铣说为长。……或者见善《注》引《老子》,遂牵率魏晋玄学,寻虚逐微,盖不解文理而强充解道理耳。”

5.大误。对“在有无而僶俛句,钱氏说:“李注大误。”“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李善注:“‘华’、‘秀’以喻文也,‘已披’言已用也”,钱氏指出:“不甚了了。‘披’乃‘离披’之‘披’,萎靡貌,承‘华’字来而为‘振’字之反;……曰‘披’、曰‘谢’,花狂叶病也;‘启’,开花;‘振’,怒花也。”对“故夫夸目者尚奢”四句,钱氏指出:“善注四句皆谬。”对“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至“必待兹而效绩”,钱氏批李善注云:“真不知所云。”

据上述不可以完全概括钱氏对李善注是非之态度,但可窥见一斑,特别是第5项认为李注“不知所云”、“不甚了了”、“大误”、“皆误”等用语,是以前评李注者未曾用过的,有明显的嘲讽意味。这与他对笺注者是学究抑或文士的态度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在李善注被“绝对化、偶像化”(日本清水凯夫教授语)[27]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支清醒剂。

先生对李善注的评价,也包括其他问题的论述,见仁见智是很自然的,《文赋集释》对先生之观点就提出了不少商榷之见。对先生的意见,我们有同意者,有不同意者。(上文已涉及)下面仅就“玄览”问题,向之请教。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对“伫中区以玄览”句,有两种意见,一以李善为代表,二以五臣为代表,引文已见上述,故不赘。先生的意见赞同李善注,他说:“李善对首句的解释,揭示了陆机创作思想受老庄影响的历史渊源,是正确理解陆机《文赋》的关键。然钱锺书云:‘铣说为长……‘中区’,善注‘区中也。’‘区中’即言屋内。盖前两句谓室中把书卷,后两句谓户外玩风物。’这个说法,很值得商榷……《文赋》中‘玄览’之意应从陆机整个创作思想来分析。……而钱说‘中区’即‘屋内’并无任何根据。《文赋》首二句是各有含义,并非‘以次句申说上句’。”[28]其在《释义》中说:“主要讲创作前的准备,着重论述了思想感情的酝酿净化和学习前人著作增加知识学问的重要性。……‘伫中区以玄览’,即是强调创作前必须有道家那种‘虚静’的境界,不受外物和各种杂念干扰,能够统观全局,烛照万物,思虑清明,心神专一。”[29]赞成此意见者是多数,而且先生认为是“正确理解陆机《文赋》的关键”,故不可不辩论清楚。

首先,以“区中”为“屋内”并非“无任何根据”,“区”作“屋”解古已有之。《汉书·胡建传》“时监军御使为奸,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颜师古注:“区者,小室之名,若今之小庵屋之类耳。”

其次,怎样理解“创作之前的准备”和实际进入创作即“其始也”之间的关系?既然创作需要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学养,那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应感之会”即灵感袭来时,才能“慨投篇而援笔”,开始创作。而灵感“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并不是读书、观万物之后就可以创作的,不可以把准备与创作直接联系起来,这其间的关系很复杂,不可简单化,“遵四时”、“瞻万物”都说明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过程,所以进入创作状态与创作准备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这与写理论文字不同。

再次,“瞻万物”、“诵清芬”虽也能触发感慨,引起联想,但与道家之“虚静”状态不是一回事。在长期的创作准备中,就处于“老子所说的‘域中有四大’的‘域中’,也就是天地之中”[30]处于“虚静”状态,这是难以想像的。应该把即将进入创作和已开始创作所有的“虚静”状态与创作的准备时期相区别。

复次,创作处于“虚静”状态,如《西京杂记》述司马相如创作时所言:“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接。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亦即《文赋》所说“其始也”、“其致也”的状态。

第四,《文赋》各段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陆机诚然深受道家特别是庄子的影响,不仅《文赋》,其他作品更有直接的表述,但并不是每一处都如此。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文赋》各段表达的主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伫中区”一段与“其始也”一段重点不同,前者论准备,后者谈构思。“其始也”一段才进入“虚静”状态,“收视反听……抚四海于一瞬”正是“虚静”的生动描述。之后,才“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正式进入“宜之乎斯文”的阶段。陆机之论述是符合创作过程的精彩表述,不可以将三者混为一谈。

第五,先生对道家文艺思想有深湛之研究,在其《老子王弼注一九则》中有大量论述;而他不把“玄览”做玄学理解,我们认为,除理应如此外,是以他的创作实践为基础的,他的创作经验证明不是那么回事。这正是他说“词人体察之精,盖先于学士多多许矣”的原因,也是他说“见善《注》引《老子》,遂牵率魏晋玄学,寻虚逐微,盖不解文理而强充解道理”的根本原因。

总之,“玄览”不等于“虚静”,这句与“颐情志于典坟”表达同一意思,与“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一样,是骈体文写作的需要。

我们极尊重极推崇先生,但并不认为他的每一个观点都是板上钉钉,了不可移。比如他说:“李善以下醉心《选》学者于此(指“工拙相间”之必要性)茗艼无知,又不足咎矣。”张少康先生已指出其误,就是一例。也有的问题,似乎两解皆可通,一时难以定论,可继续讨论。对先生,亦不可“绝对化、偶像化”。

 

《管锥编》是一部博大精深的经典,其《文选》学研究有待我们继续开掘,我们深感真正读懂它实非易事。我们的理解是否符合钱先生之原意,是否正确,都有待讨论。但是,我们反对“臆说”。

近读龚刚先生《臆说钱锺书》[31]一文,作者自表谦虚,但依鄙见,其中确有不少实话实说。如:“有人推断钱氏所以用文言写《管锥编》,求的是深文隐曲以避文祸。我以为这纯属过度的政治化诠释。其实,钱氏习于文言写作,又对西式的体系化建构不甚认同,他以文言和札记体成书,毋宁说是一种学术范式上的复古行为,和政治环境之强压并无直接关联。于此言之,《管锥编》一书可谓对抗文学研究西化进程的个性化之作。”“复古”、“对抗”批评不谓不严厉,但他只要读读《我们仨》,就会发觉自己是真的在“臆说”,而相信“和政治环境之强压”有“直接关联”,并不是“过度政治化诠释”。至于“对抗文学研究西化进程”更是“昏话”。钱氏打通中外,早在《谈艺录》中就引进当时尚不为国人注意的许多西方文艺理论,《管锥编》更比比皆是,作者亦承认“其会通中西的学术框架”,只因钱氏用文言写作,就是“对抗”?令人大惑不解。“对抗”云云,愿闻其详。作者在导师的严逼之下,“勉力”读完《管锥编》,其“苦况”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依此而发之高论,实在大胆得可以!

现时之中国正处改革开放之新时期,亦是文化启蒙之新时期。《管锥编》之写作正值十年动乱时期,极“左”已成“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极“左”思潮已臻其极,“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淤,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32]在“人鲜敢婴之”的情况下:先生开始撰著《管锥编》,包括他的《文选》学研究,即是对极“左”思潮之“反动”,“以求建设新思潮也”。他如鲁迅一样,对国民性弱点之揭露,对封建专制原委极其现实表现之剖析,语词同样尖刻,然而,正如梁启超所说:“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炎武之排斥晚明学风,其锋芒峻露,大率类是。”[33]当然,两者时代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文革”之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张志新烈士的遭遇不能忘记。所以,如果不是从形式而从实质上看,此处把“炎武”换成“锺书”,完全合适。《管锥编》之“锋芒峻露”不表现在直斥四人帮上,而表现于对极“左”思潮历史渊流的深刻剖析上。他的笔如鲁迅先生一样,是解剖刀,是裹着谈文艺的投枪和匕首。由于本文只谈《文赋》,那些更尖锐辛辣的论述,如文革之时,“或视文章如罪犯直认之招状,取供定案,或视文章谓间谍密递之暗号,射覆索隐”[34](笔者按:当时正大搞“逼供信”,文字狱遍寰中。),如“历数秦始皇焚书……以迄于元,通前为十厄”[35]之论述(笔者按:当时有多少书籍送入造纸厂而化为纸浆,至今无人调查),十厄有百害,“又未尝或无一利焉”[36]的嘲讽……本文都不能展开,但先生示文胆、证灵感已透露那消息。当然,我们决不可对《管锥编》处处“射覆索隐”,做“政治化诠释”,但完全不承认“政治化诠释”亦非的论。

《管锥编》之意义并不止“政治化诠释”,而有其更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梁启超在论阎若璩之《尚书古文疏证》时指出:“夫辨数十篇之伪书,则何关轻重?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八岁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策,咸所依据尊尚。……自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以来,国人之对于六经,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韩愈所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若对于经文之一字一句稍涉疑义,便自觉陷于‘非圣无法’,蹙然不自安于其良心,非特畏法网、惮清议而已。凡事物之含有宗教性者,例不许作为学问上研究之问题。一作为问题,其神圣之地位固已动摇矣。今不唯成为问题而已,而研究之结果,乃知畴昔所共奉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则人心之受刺激起惊愕而生变化,宜何如者?盖自兹以往,而一切经文,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矣。……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观之,则诚思想界一大解放。”[37]试回忆当年真理标准之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命题,竟激起绝大风波,原因何在?因为它动摇了“两个凡是”,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管锥编》自无此鲜明的政治性,其政治方面的内容包上了一层学术的外衣。但《管锥编》所涉及的哲学、历史、政治、人生伦理、文学艺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政论不能比的。梁启超又说:“欧洲19世纪中叶,英人达尔文之《种源论》,法人雷能之《耶稣基督传》,先后两年出版,而全欧思想界为之大摇,基督教所受影响尤剧。夫达尔文自发表其生物学上之见解,于宗教何与,然而被其影响者,教义之立脚点破也。雷能之《传》极推挹基督,然反损其信仰者,基督从来不成为学问上之问题,自此遂成为问题也。明乎此间消息,则阎、胡两君之书,在中国学术史上之价值,可以推见矣。”[38]“教义之立脚点破也”,“诚思想界一大解放”,此论述几乎可以移评《管锥编》。当否,自待方家之论。

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学术研究日益活跃,各种理论、主义纷至沓来,如五四运动前后的情景。就《文选》学研究而言,“妖孽”之论早成陈迹,选学之兴旺令人欣喜。钱鍾书是幸运的,粉碎“四人帮”不久,《管锥编》即得以面世,成为文化界第一声春雷。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先生在撰写时“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背景和追求。廓清极“左”思潮绝非一朝之功,从极“左”转向极右,在思想方法上一脉相承。深入探索《管锥编》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我们认为,《管锥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价值和影响,就历史的长久而言,是难以估量的——但是,比较艰深的文言限制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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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延嘉(1936—),男,山东福山县人,长春师范学院《昭明文选》研究所教授,从事《文选》学研究。

 

 

原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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