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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矱”

——钱鍾书论《易林》述评

陈良运
内容提要 当代学人尊之“文化昆仑”的钱鍾书先生,对汉代焦延寿《易林》给予诗学意义上的极高评价:称与《诗经》“并为四言诗之矩矱”。《管锥编》立《焦氏易林》专题,论述《乾》、《坤》……《未济》等三十林,涉及林辞数百篇.先生慧眼独具,对所论及篇、句的文学价值,从“造境寓意”、“拟象变象”、“词令之妙”等方面作细致分析,纵横比较、中外沟通,使《易林》的文学意义凸显于两汉文学背景之上,亦为中国文学史之奇葩。但钱先生以“文本自足”观认为不必为《易林》姓焦姓崔“判儿猫之是非”,本文对此提出异议。
关键词 焦延寿 易林 诗经 钱鍾书

 

 

《易林》是西汉后期(昭、宣、元、成)出现的一部以《易》之六十四卦为纲而演绎的占卜书。按汉代流行“卦自为变”的方法,每卦从一爻之变到六爻皆变,六十四卦可变4096次(包括本卦),《易林》在每个本卦63次变卦之下,皆据本卦与变卦之象拟作一首占卜辞,共得4097首(《节》之《无妄》有二首)。这些占卜辞皆用四言(少数几首三言)韵语,不少具有浓郁的文学意味,是美的诗篇,自唐代以来,人们就注意了《易林》文辞优美且意味深长的特色,唐代王俞在《易林原序》中说:“辞假出于经史,其意合于神明……言近意远。”宋代文学家黄伯思在《较定<易林>序》中说:“文辞雅淡,颇有可观焉。”明代杨慎(升庵)则干脆将其作为文学作品看:“西京文辞也!辞皆古韵,与《毛诗》、《楚辞》叶音相合,或似诗,或似乐府童谣,观者但以占卜书视之,过矣!”乃至推崇为“魏晋以后,诗人莫及”的一代杰作(《升庵集》卷五三)。稍后,竟陵派诗人钟惺、谭元春在大型古代诗歌选本《诗归》中,将《易林》文辞列为“汉诗一派”,选五十三首加以评析,总而评曰“异想幽怀情,深文急响”、“其笔力之高,笔意之妙,有数十百言所不能尽,而藏裹回翔于一字一句之中,宽然有余者,其锻炼精简,未可谓无意于文也。”清代费锡璜在《汉诗总说》中也说:“《易林》奇古,亦汉四言韵语”……现代,关注《易林》文学价值并准备写进中国文学史的是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他选《易林》辞123首,冠题《易林琼枝》,列于《风诗类钞》、《乐府诗笺》、《唐诗大系》等古代诗选之间,他断然说:“《易林》是诗,它的四言韵语的形式是诗,它的‘知周乎万物’的内容尤其是诗。”由此从文学史的角度肯定,汉代文学除乐府古诗之外,《易林》是与《史记》并列的“非文学的杰作”,其“琼枝”的文学价值在汉大赋之上。(l

但是,《易林》的历史遭遇颇为坎坷。

一是自明人始就有人怀疑《易林》是西汉人焦延寿所作(唐宋时皆称《焦氏易林》),清嘉庆年间山东栖霞人牟庭相根据东汉以后人伪造的《费直<易林>序》,推断世传本《易林》是东汉人崔篆所作,有一批附和他的人;到20世纪40年代,先是余嘉锡先生在其目录学名著《四库提要辨证》(2)里,对《焦氏易林》作者考索沿着牟庭相的思路做了不少“辨证”性质的工作,倾向“崔篆”说。接着,胡适先生基本是利用余先生所提供的资料,写了长篇论文《<>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3),用法庭断案判决的方式,将《易林》的著作权不容申辩、不容商榷地断给崔篆。此文于1948年发表时,文后附有《余嘉锡先生来函》奖誉“国府委员”胡适。从此,《易林》著作权归于崔篆就似乎成了“铁案”。[1]

二是,清代以来,亦有不少人反对《易林》是诗,否定其文学价值,冯班、章学诚是代表者。由此,在20世纪内正式出版的任何一部文学史著作,乃至《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这样的大型诗歌总集,皆不论及《易林》,拒绝选录一句一题。

建国之后,第一个站出来重新评价《易林》的就是钱鍾书先生,他在《管锥编》第二册立有《焦氏易林》专题。(4

先生在总论性质的《焦延寿易林·占卜书与四言诗范》中涉及了上述两个问题。他对于作者是谁,似乎不太以为然,认为自顾炎武《日知录》中提出“《易林》为东汉人著而嫁名焦延寿”以后,“清儒欲夺之焦以归于崔”,从而嘲笑牟庭相、丁晏辈,“如讼师之争产焉”。又连举史书上还有后汉许峻亦有《易林》之作,及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引不知何种《易林》语,然后说:

焦欤、崔欤,将或许欤,胜氏偶留,而文献鲜征,荀得主名,亦似于知其人、读其书,无甚裨益。窃欲等楚弓之得失,毋庸判儿猫之是非也。

这个观点,是与他在《谈艺录》、《宋诗选注》中表述的“文章流别,初不拘名从主人之例”、“批评不是考史”、“文并不就如其人”等“作品自足”论密切相关的,即强调注重作品本文,不必旁求作品的社会历史人事背景。由此,他不提及余嘉锡的学术辨证,更不理睬胡适以“讼师”乃至自升法官的身份“夺之焦以归于崔”,他要与之一争的是《焦氏易林》是否有文学价值。

他完全赞同黄伯思等关于“文辞可观”的评价,并推杨慎使《易林》“文采始彰,名誉大起。术数短书得与于风雅之林者”,“实有功”而可称“后世钟期”;继而简述明清诗歌界有过学习《易林》为诗的小热潮,从董其昌到王士祯都卷人其中。对于否定《易林》是诗、否定其文学价值,则就冯班、章学诚之论分别驳之。

冯班认为,古代的铭、诔等文体皆是有韵之文,孔子不选铭、诔入《三百篇》,是因为“有韵之文,不得直为诗”,诗是“言志”且“发乎情”,《易林》之辞,仅是有韵之文而已,王士祯“欲以《易林》为诗,直是不解诗,非但不解《易林》也。夫镜圆饼亦圆,饼可谓镜乎?”(《钝吟杂录》卷三)先生主要针对“有韵之文”云云辩驳曰:诚然,有韵不得直为诗,然而有些标榜“言志”、“发情”的韵文也不是诗,如魏晋之玄言诗,钟嵘《诗品序》即摒为“平典似道德论”,但有些有韵却不以诗名的文辞,“却直可名诗而无害”。他举《易林》的《益》之《革》“雀行求粒,误人署罭,赖仁君子,复脱归室”等辞,“可持较曹植的《野田黄雀行》”(“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又举《坤》之《既济》“持刃操肉,对酒不食,夫行从军,小子人狱,抱膝独宿”可持较古诗《十五从军征》(“烹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等等,证明《易林》之作与诗无差;更有一些古代经典中的名句,如《易传·乾文言》的“云从龙”,《易林》铺陈为“龙渴求饮,黑云影从;河伯捧觞,跪进酒浆,流潦滂滂”(《同人》之《蛊》),先生认为:“境物愈恢诡矣。”《左传》中有“唇亡齿寒”语,而“唇亡齿寒,积日凌根,朽不可用,为身灾患”(《未济》之《遯》),则“情词加急切矣。”《易林》中“异想佳喻,俯拾即是”,如果不知道它原是卜筮之辞,冯班“暗中摸索得之,当亦直谓诗”,为何知道了它们的出处,就“觌面不相识”呢?先生批评冯班之偏见曰:“盖只求正名,浑忘责实,知名镜之器可照,而不察昏镜或青绿斑驳之汉、唐铜镜不复能照,更不思物无镜之名而或具镜之用,岂未闻‘池中水影悬胜镜’(庾信《春赋》)耶?”这就是说,没有以“诗”名之的文辞,只要具备了诗的资质特征,它就是诗!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下》说:“焦贡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经部韵言之不涉于诗也。”意思是说,《易林》是解经之作,只不过是用了韵言,不属于诗的领域。钱鍾书先生则说:《易林》之作,“主旨虽示吉凶”,但其作者“亦借以刻意为文,流露所谓‘造艺意愿’”,于是“已越‘经部韵言’之境而‘涉于诗’域”,诗人见到了,“只有愕叹不君之涉吾地也,岂能痛诘何故而坚拒之哉!”焦延寿当时确有“造艺意愿”,《大有》之《贲》辞曰:“楚乌逢矢,不可久放;离居无群,意昧精丧。作此哀诗,以告孔忧!”他确实是把那些占卜辞当作诗来写的。明于此,先生有高于章学诚的通达之论:

卜筮之道不行,《易林》失其要用,转藉文词之末节,得以不废,如毛本傅皮而存,然虎豹之,孤貉之裘,皮之得完,反赖于毛。古人屋宇、器物、碑帖之类,流传供观赏摩娑,原皆自具功能,非徒鉴析之资。人事代谢,制作递更,厥初因用而施艺,后遂用失而艺存。文学亦然……

他举了文学史上常见之例:哪道元的《水经注》本是“舆地之书,模山范水是其余事,主旨大用绝不在此”,可是“刻划景物佳处,足并与吴均《与朱元思书》而下启柳宗元诸游记”,是中国山水文学典范之作,现在已无人妄说“直不解文,非但不解《水经注》”。钱鍾书先生力排种种对《易林》异议,说了一句与闻一多先生“《易林》是诗”相呼应的话:

盖《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焉。

不知何因,20世纪有文学史著作问世的中国文学史家,竟无一家倾听了闻、钱二先生的意见,留下历史的遗憾!

先生在《焦氏易林》专题中,论述了《乾》、《坤》……《未济》等三十林,涉及六十四林作品数百篇,他对所论及篇、句的文学价值作出了比杨慎、钟惺、闻一多更高、更细致、更全面的评价,主要集中于“造境寓意”、“拟象变象”、“词令之妙”等方面。试分述如下:

 

一、“造境寓意”

《姤》之《损》辞曰:“梦饭不饱,酒未入口;婴女虽好,媒雁不许。”如果不以占卜辞执之,显然是描写一男青年单相思情态的诗,先生非常欣赏,连举后出的《楞严经》“如人说食,终不能饱”、唐代寒山诗“说食不能饱,说衣不免寒”评曰:“‘梦饭’之造境寓意深于‘说食’,盖‘说食’者,自知未食或无食,而‘梦饭’者,自以为食或可得而食也。”这一独特而深永的“造境寓意”,对欲得而不可得的心理状态的表达,有出人意外的妙处,后人诗文中连绵仿效之,宋代杨万里在《易论》中说:“梦饮酒者,觉而言之于童子,童子曰:‘奚而不醒也!’”明代李开先《喻意》诗云:“梦中有客惠佳酒,呼儿抱去热来尝;忽听鸡声惊梦觉,鼻内犹闻酒气香。追悔一时用意错,酒佳凉饮又何妨!”冯梦龙又将此演成一个笑话,载《广笑府》:“一好饮者,梦得美酒,将热而饮之,忽然梦醒,乃大悔曰:‘恨不冷吃!’”显然,“梦酒”云云,皆是从“梦饭不饱”得到启发,《易林》之前,无此造境寓意诗,是焦延寿先发的创造。

诗要表现人的感情,造境寓意当以情为本,先生指出,《易林》作者善于“推及心事与情况”。写人的欢乐之情,则将欢情拟人化而活跃灵动,如“视日再光,与天相望。长生欢悦,与福为兄。”(《大有》之《小过》)、“酒为欢伯,除忧来乐;福喜人门,与君相索,使我有得。”(《坎》之《兑》)欢乐者的心境跃然纸上。写人的忧惧愁闭之情,则阴郁萧索,如“凶子祸孙,把剑向门”(《需》之《升》)、“杜口结舌,言为祸母” (《否》之《巽》)。他特别欣赏“忍丑少羞,无面有头。耗减寡虚,日以削消”(《泰》之《观》)的心裁别出之笔:“今以抱愧含羞,为‘无面见人’,古语亦然”,有羞愧之心的人,一旦自感可羞可愧便自觉无脸见人,可是,“《易林》以‘无面’承‘少羞’,则意适相反,乃指无耻,不识羞。”他又列举了中西文学作品“没脸”、“泥面”、“铁脸”、“颜厚”、“脸皮老”等与有无羞愧之情的描写,补证焦延寿“无面有头”寓意之妙:“不知耻,不害羞,则表达愧情之颜面虚生闲置,虽有若无,是以‘少羞’等于‘无面’。‘无面’可解为自觉羞愧,亦可解为不觉羞愧,此复文同不害意也。”此诗可作为焦氏善于“推及心事”之范例之一(《易林》中还有很多拟男女表达爱情的诗作更为典型,惜先生没有提及)。

《易林》中有不少作品为表达作者忧患之意,常常采取特殊的寓言手法,如“三蛆逐蝇,陷堕釜中;灌沸渰殪,与母长诀。”(《大畜》之《观》)这是对逐利者往往自取灭亡的讽刺,是一个严峻的主题,先生曰:“取琐秽之物以譬惨戚之况,相映成趣矣。”他对“左有噬熊,右有啮虎,前触铁牙,后踬强弩,无可抵者”(《大壮》之《大壮》)的造特殊之境,有更特别的阐发。此辞是描述人陷人绝望的困境之中,如《易·蹇》所表“往蹇来连”,但《困·初六》爻辞“臀困于株木,人于幽谷”较之焦氏所作,“相形见绌”,“此则周遮遏迫,心迹孤危,足为西方近世所谓‘无出路境界’之示象”。此种境界的创造,很快被后世文人所模仿,如东汉王逸《九思》之六《悼乱》,赵壹《穷鸟赋》;为更多人所熟悉的是杜甫《石龛》之“熊罴哮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较之焦辞,“词意匡格无殊”。焦氏作此于两千年前,近代西方心理分析学家始有对此特殊心境的表述:“言人处境困绝,每遁人狂易,亦取譬于亚剌伯人骑骆驼于万山窄径中,左峭壁而右深谷,峰回路转,斗见一狮欲扑,退避不能。”由此可见,焦延寿创造此种境界亦有超前性。

 

二、“拟象变象”

“《易》有‘象’而《诗》有比,皆拟之形容,古人早已相提并举。”《易林》更是以“象”为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先生曰:“《易林》工于拟象。”又说:“多变其象,示世事之多端殊态,以破人之隅见株守,此《易林》之所长也。”现代《易》学家尚秉和曰:“《易林》之辞,无一字不从象生。”《(焦氏易林注·例言》)(5)尚氏所说“从象生”,是指《易林》所拟之象以《易传·说卦传》所列112种“象”为本,又加上不见于《说卦传》而前人注《易》时新增之象即所谓“逸象”34种。但是焦氏所拟所变之象大大超过此数。[2](6)“拟”与“变”,实可见出焦延寿有很高的形象艺术创造能力,正是有此豁目的艺术表现,《易林》所具文学价值是无庸置疑的。

鸟能飞,兔善走,“但人事离奇,每出寻常意度,足令啼笑皆非。”《蒙》之《渐》以此二物“拟象”:“鸟飞无翼,兔走折足,虽欲会同,未得所欲。”一丧其翼,一伤其足,所欲达之目标难以实现,犹如人生中常有此种烦恼,拟此受伤鸟、兔之象,直观可悟。这是先生所举“工于拟象”例之一。《淮南子·说山训》有如下描写:“寇难至,躄者告盲者,盲者负而走,两人皆活,得其能也。”《否》之《噬嗑》却另拟一象:“伯蹇叔盲,足病难行,终日至暮,不离其乡。”本来盲者可负蹇者快走(后者为他指路),可是“值其足痛不胜步武,犹兔之折足矣”。先生又博举中外文学作品及佛教典籍中,此种“一跋一盲,此负彼相,因难见巧,合缺成全”的事例,屡屡可见,《法华玄义》中称之为“智目行足”。为什么《易林》“昭示襄助唐捐之况,一破成例”呢?这样的拟象可能与作者的生活遭遇有关。还有一首,也是描写不能“成全”之事:“宛马疾步,盲师坐御,目不见路,中宵未到。”(《艮》之《鼎》)马是日行千里的大宛马,可骑者是瞎子,千里马枉费脚力,永远不能奔向既定的目标,这是不是暗喻有才华的人遇到不明智的上司,为心盲智盲的官僚主义者驱使,因而才华得不到伸展呢?这与“伯蹇叔盲”拟象又有不同,可见作者这样或那样的拟象,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同感触相关。

焦延寿为表现不同性质的事件发展造成不同的结局,用不同的形象图画予以展示,如“言合众强以破一弱”,以“三狸搏鼠,遮遏前后,死于圜域,不得脱走。”(《离》之《遯》)和“三虎搏狼,力不相当,如摧腐枯,一击破亡。”(《离》之《晋》)以兽斗之象示之。言“合众弱不能御一强”,则如“千雀万鸠,与鹞为仇,威势不敌,虽众无益,为鹰所击。”(《无妄》之《明夷》)再言“众强虽合,而谋之不熟,虑之不周,亦不保事之必成”,则如“兔聚东廓,众犬俱猎,围缺不成,无所能获。”《(蹇》之《坤》)所引诗皆具寓言性质,弱肉强食是社会上的一种普遍现象,不同层次的弱肉强食(虎、狼层次不同于鹞雀层次),出现不同的角色,这就是“世事之多端殊态”,焦延寿以“多变其象”为能事。

《易林》中所拟之象,有的成为后来诗文中的原型意象,长期流传,如《坤》之《临》“白龙赤虎,战斗俱怒”,《同人》之《比》“白龙黑虎,起伏俱怒,战于阪兆”,先生说,吾国好言“龙虎斗”,至今南方有种小食品以“龙虎斗”命名,韩愈《过鸿沟》诗“龙疲虎困割川原,亿万苍生性命存”,说的是两强之斗,祸及苍生,即《易林》之意。苏轼有诗题曰《起伏龙行》(“赤龙白虎战明日”),其辞亦同于“起伏俱怒”;他的弟弟苏辙有诗记某年久旱之时,官府取“虎头骨投邢山潭水”,果然得雨:“龙知虎猛心已愧,虎知龙懒自增气,山头一战风雨交,父老晓起看麦苗。”(《栾城三集》)这是龙虎斗的另一种效果。后来,“‘龙虎斗’乃成道流诗咏中滥熟词语”,典型者如《悟真篇》卷中《七言绝句》:“西山白虎正猖狂,东海青龙不可当,两手捉来令死斗,化成一片紫金霜。”其实讲的道士炼丹,“和合阴汞阳砂”。

《易林》中有很多令人拍案叫绝的拟象变象,是社会人事众生相,可惜先生因题所限,未能提及,我在《焦氏易林诗学阐释》一书中《诗艺领域“立象”思维之先觉》等章多有补充展示(6),此不赘述。

 

三、“词令之妙”

《易林》失去了卜筮之用,现在还有必要研究它,就因为它有与“造境寓意”、“取象变象”相生相成的优美文辞,使人们对遥远西汉文学语言的生成状态有直接的认识,尤是研究自《诗三百》以来中国诗歌语言生成、发展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就连胡适先生也说,钟惺赞其“笔力之高,语法之妙”一点也不过分,“这四千多首繇辞里,至少有一百多首可以当作清新俏丽的小诗读,其文学趣味比司马相如、冯衍、班固、崔骃的长赋要高明的多多。”(3)钱鍾书先生更是对《易林》文词极为欣赏,所论三十林,他更多地集焦于“词令之妙”。

欲观词令之妙,按唐代以来说法,作者须在“炼字”、“炼句”、“炼意”等方面下功夫,一字一句之炼而令读者耳目俱融,亦见作者驾驭语言文字不凡的功力。先生点评其妙处,颇有兴趣的读者可读原著,在此,我仅转述他几处很有启发性的点评。

《大有》之《豫》词日:“雷行相逐,无有攸息,战于平陆,为夷所覆。”此词占筮意义本于当时的占卜书:“雷鸣不绝者何?人君行政事无常,民不恐惧也!”(京房《别对灾异》,载《全汉文》)将“雷鸣不绝”变为“雷声相逐”,“相逐”二字是经焦氏锤炼而得,钟惺发现了此中之妙,说“二语尽雷之性情行径;杜诗‘隐隐寻地脉’,‘寻’字之妙本此。”钱氏更认为“相逐”之妙实过于杜诗之“寻”,他说:“《易林》二语工于体物而能达难写之状。……雷声似圆而转,故《淮南子·原道训》曰‘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古人多有以鼓声、车轮声,喻雷声者,如晋代李颙《雷赋》“轻若伐鼓,轰若走辙”,皆落焦氏之下:“《易林》以声声相续为声声相‘逐’,活泼连绵,音态不特如轮之转,抑如后浪之趁前浪,兼轮之滚滚与浪之滚滚,钟嵘所谓‘几乎一字千金’,可以移品。”用一“逐”字可抵“千金”,先生慧眼识珠矣!他又以之与一英国诗人“尝状雷如铜锣转成大片声音.平铺地版”相比较,说:“盖谓雷声似展面渐广,与‘逐’之谓雷声似追踪而远,异曲同工。”我们不要忘记,与英国诗人“同工”之“曲”的是出自中国两千年前一位业余诗人之手啊!

《谦》之《大畜》词曰:“目不可合,忧来搔足,惊惕危惧,去我邦域。”人有忧愁晚上辗转难眠,身上似发无名之痒,《淮南子·诠言训》云:“心有忧者,筐床席弗能安也。”焦氏炼出一个“搔”字表现忧人的心理状态,似是来自外部的干扰,实是内心的感觉,感觉的外化而使“忧”人化或物化(在《观》之《咸》还有“鬼搔我足”句),“忧”便是具象而非抽象了,因此先生曰:“《易林》以‘忧来搔足’达示此意,奇警得未曾有。”的确,《诗三百》中也找不到此等句例。又《大过》之《遯》:“坐席未温,忧来叩门,逾墙北走,兵交我后,交于虎口。”而在《遯》之《渐》中又有“端坐生患,忧来入门,使我不安。”比较一下“叩”与“入”,先生曰:“‘入门’不如‘叩门’之生动者,无形体之事物亦能出入,而‘叩’则如僧之月下推敲,非具支体不辨。”这就是说,一个“叩”字,使“忧”成为了有肢体之物,联系到贾岛的“僧敲月下门”,贾诗反见平淡了。将抽象感情状态形象化且动作化,是焦延寿首创的新手法,描述其他欢乐祸福也是如此,“福过我里,入门笑喜”(《观》之《离》)、“与祸驰逐,凶来入门”(《复》之《大有》)、“东行饮酒,与喜相抱”(《坎》之《震》)等等,不胜枚举。商人作买卖求利,一个“利”字,也被焦延寿巧妙地具象化,如《睽》之《革》“驾黄买苍,与利相迎。”“利”似一个人迎面走来;《贲》之《涣》“利少囊缩”,将“利”具象化为可以膨胀收缩的橡皮袋(可是汉代尚无此物),炼出“囊缩”一词,令人于眼见为实。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归妹》之《豫》:“逐利三年,利走如神;展转东西,如鸟避丸。”那位倒霉的商人前面,“利”像一个来去无迹的神人,总也追不上它,它又像鸟躲避射向它的弹丸。喻象又迭新的喻象(由“走如神”到“鸟避丸”),先生曰:“不言人求利不获,而言利畏人疾避,尤词令之妙。”

《师》之《噬嗑》辞:“采唐沫乡,要我桑中,失信不会,忧思若带。”曾得到杨升庵竭力称赞:“‘忧思若带’,即《古诗》‘去家日以远,衣带日以缓’也。”又举“簪短带长,幽思穷苦”(《复》之《节》)说:“尤为奥妙。‘簪短’,即《毛诗》‘首如飞蓬’也,‘带长’,则‘衣带日以缓’也。两诗以四字尽之,影略用之,最为玄妙。”其实,“忧思若带”、“簪短带长”的发明权皆属焦延寿,《诗》之“忧”等以“带”出之尚未见,先生释之曰:“道愁思使人消瘦。……‘首如飞蓬、簪则见短’,犹腰如削筍,带则见长。”这样炼句,避免了言情如“印板落套”。后来的诗人,仿此而作者不少,如谢朓“徒使春带赊,坐惜红颜老”(《和王主簿<怨情>》),“此亦以带示意”;又有“舍带而别以钿、钏等示意者”,如“手展流苏腰肢瘦,叹黄金两钿香消臂”(刘学箕《贺新郎》)等。……先生就一“带”字,引出一串后人沿用变化之作,真可作为研究诗歌语源学的重要资料。

西汉时期的一位《易》学家,在作占卜词时如此注意炼字炼句,能够成为后世诗人之范,可证焦延寿确有自觉的“造艺意愿”,晚于焦氏的文学家杨雄,虽然到晚年悔其少作,说作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但他长期积累养成的文学素质在,依傍《易经》所作《太玄经》,也多用四言韵语,先生说他“老于文学,惨淡经营”,《太玄经》亦有“伟词新喻”,如“赤舌烧城”、“童牛角马”、“垂涕累鼻”、“割鼻食口”、“啮骨折齿”、“海水群飞”等等,但较之《易林》,“屈指可尽,相形见绌也”。结合前引胡适之说,那就是焦延寿的文词,比两汉顶级文学家的大作,都要“高明的多多”。

先生称赞《焦氏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矱”,确非虚语,他的阐述和慧眼独具的评点之作,给我们认识《易林》的文学价值大有启发。不过,对他仅就文词之美而定其价值,认为无须“知其人”及所处时代的意见,笔者不敢苟同。说弄清作者身世及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窃欲等楚弓之得失,毋庸判儿猫之是非”,我以为此话说得太绝对了一些,如果光是欣赏一部书的文词之美,不知此书作者是谁,似乎关系不大。但即使如此,因文词美也有它的时代特征,如果对产生这些文词的时代背景一点都不了解,实际上也就不能准确把握这些美的形式,因而也就难以对其美的意义作正确的把握和判断。先生为欣赏文词之美的三十《林》妙诗佳句析例,凭其常识博富,确有不少精彩独到之处,往往不只举一反三,而是反五反十,但也有不及具体内容,说得泛泛乃至错意而产生歧义的,如《十九  无妄》一节中,将“乌孙氏女,深目黑丑,嗜欲不同,过时无偶”,与“涂行破车,丑女无媒,莫适为偶,孤困独居”、“久鳏无偶,思配织女,求非其望,自令寡处”等词并论,说此数“林”“取男女失配之象”。其实“乌孙氏女”一首另有立意,是表现汉代长期对西域征战时,长久滞留乌孙等“外国”的人,因风俗习惯不同不愿娶外国女子为妻而产生婚姻的苦恼,这可将汉武帝时江都王女刘细君远嫁乌孙后所作的《悲愁歌》作参照:“吾家嫁我兮天一方,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可见“嗜欲不同”与“丑女无媒”、“求非其望”等根本不是一回事,不宜相提并论。又如《二九  渐》赏析“鹰鹯猎食,雉兔困急,逃头见尾,为害所贼”,此诗是一个表现弱肉强食的寓言,诗人显然是怀着同情怜悯雉兔之心而描写其“逃头见尾”,可是先生由苏辙、杨綮诗、“吾乡谚”而及西方之“鸵鸟术”、《吕氏春秋》之“掩耳盗钟”、德国一文学家“小儿欲无人睹而自闭其目”等说,引申出“雉兔逃头”即是可笑的“塞耳盗钟”之愚行,这就使此诗大生歧义了,乖离了诗人作此寓言的本旨。再进一层说,《焦氏易林》有大量政治讽喻诗,使用了“苛政”、“虐政”、“浊政”、“蠢政”等词,还屡有“仁道闭塞”、“生不逢时”、“心怀大忧”等忧叹之词,怒斥奸佞“施毒”、“乱政”、“败国”等激愤之词,如果完全不考察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作者自身的人生遭遇,那么,这些“文词”更是无法理解和阐释。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以为,“知人论世”对于解读《焦氏易林》是至为重要的入门功夫,决不是“判儿猫之是非”。本人著《焦氏易林诗学阐释》一书,花费了较多精力去考订作者及其时代背景,试图更全面地论定《易林》的思想史料的价值(胡适说“它本身没有思想史料的价值”,但他在为崔篆争著作权时,举证无一不涉及西汉、王莽时代下及东汉的“思想史料”(3))与文学价值,痛憾钱鍾书先生已魂升九天,欲向他请教然否也无门无缘了!

 

注释:

[1]笔者自上世纪90年代研究《焦氏易林》作者问题,撰《一桩历史迷案的探索》等4篇论文,确认《易林》作者是焦延寿,其写作年代主要在汉元帝、汉成帝前期之间,此不赘述,有兴趣者请参读《焦氏易学林诗学阐释》。

[2]关于《易林》用“象”情况,拙著《焦氏易林诗学阐释》中篇《诗艺领域“立象”思维之先觉》第一节,有较详论述。

 

参考文献:

1)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10卷(文学史编)[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胡适.《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A].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20卷上册[C].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1948.

4)钱鍾书.管锥编: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尚秉和.焦氏易林注[M].北京:中国书店,1990.

6)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陈良运(1940—),男,江西萍乡人,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周易与中国文学》、《焦氏易林诗学阐释》等。

 

 

原载:《周易研究》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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