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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辩证法”是钱鍾书治学之本

贾永雄
内容提要 善联想、重联系是钱鍾书治学的特点。钱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在学术上的辉煌成就是与他深谙和擅长辩证法分不开的。务实、求同、思变是钱的作风,也是“中国辩证法”的精髓。
关键词 中国辩证法;钱鍾书;《管锥编》;《谈艺录》

 

 

一、“中国辩证法”是钱鍾书治学之本

钱鍾书贯通古今,融会中西,取得辉煌的学术成就,是与他深谙和擅长辩证法分不开的。他的著作体制,思维方式以及许多精辟的见解,都体现了他对“中国辩证法”的独特理解和巧妙运用。

善联想、重联系是钱鍾书最显著的思维特点。联想、联系是创造性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内核。由“彼彼此此”到“由此及彼”,从孤立、静止的观点到联系、发展的观点,这是人类思维质的飞跃。任何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现都是联想和联系的结果。钱鍾书从小博闻强记,古文英语俱佳,中外文史典籍广泛涉猎,含英咀华,加之留学英法的经历,使他具有一种包容古今,超绝中西的文化视野和学术气度。而治学与创作的“两栖”生涯,又使他兼具学者和作家的才学和性情,在博学多识之外别有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妙悟,最易沟通理性与感性、学理与人情。先天禀赋和后天学养,造就了一代博学鸿儒。对东方智慧、“中国辩证法”的参悟和自觉运用更有助于钱鍾书臻于戛戛独造的学术境界。《管锥编》引用中外典籍上万种,作家达4000余人[1],其征引之广博,实为罕见。但读钱著,人丝毫感觉不到材料之散乱、堆砌和杂沓,反而触类旁通,时有会心。钱鍾书在纵横摔阖中有一种游刃有余的风度,关键在于他能“通”,且能“化”。通古今中外为无町畦,化书卷见闻作其性灵。真正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笼万物于笔端。《谈艺录》和《管锥编》的体例是对诗人作家及古籍的点评和漫谈;由点及线,由线到面,由面成体;侃侃而谈,煌煌之论;锥指管窥而见大千世界,锱积铢累而成无尽宝藏。这种看似松散、自由的体例,其系统性是潜在的。形散而神聚。这“神”即是“中国辩证法”,它统摄着全书。《谈艺录》和《管锥编》的潜结构是由“东海”与“西海”、“南学”与“北学”等对比关系或矛盾关系组成的网罗。横是作家典籍和时代先后的顺序,纵则是古今中外各种学派及文、史、哲、心(心理学)、语(语言学)各种学科的联系与沟通。前者显,后者隐。

 

二、钱鍾书对“中国辩证法”的扬弃

《管锥编》从《周易正义》写起,开篇“论易之三名”即阐发中国语言文字中蕴含的辩证法,实在可以看作是“开宗明义”。而全书中直接阐释辩证法有多处,间接论述涉及这一问题的,更是比比皆是。钱鍾书对中国传统的辩证法的阐发和批判,可归纳几点。

(一)殊途同归:《周易·系辞》下:“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钱释为“思虑各殊,指归同一。”复引《象山全集》卷二二《杂说》:“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进而阐发为,“心同理同,正缘物同理同”,“思辩之当然,出于事物之必然,物格知至,斯所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耳。”[2]同而异,异而同(质);一而多,多而一(量)。这正是事物和思维的规律。一方面,理一分殊,正如一轮明月照百川;一方面,万物同宗,正如条条大道通长安。能认识到矛盾的统一性、同一性,这是辩证法重要的一面。心理源于物理,则是钱唯物的生发。

(二)相反相成:《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3]《国语·郑语》:“声一无听,物一无文”。事物皆可一分为二,都由矛盾所构成;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万事万物,概莫能外。而矛盾的两个方面是互相依存的,《管子·宙合》:“五音不同声而能调,五味不同物而能和”[4];也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老子》五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5]钱言:“(《老子》二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等六门,犹毕达哥拉斯所立‘奇偶,一多,动静’等十门,即正反相待之理。”[6]钱还慧眼独具,认为《周易》中筮卦“噬、嗑、亨”“为相反相成之象”,“比拟亲切,所谓‘近取诸身’也”。“盖谓分而合,合而通:上齿之动也就下,下齿之动也向上,分出而反者也,齿决则合归而通矣。”[7]借牙齿啮合论矛盾,形象而又生动。他还援引赫拉克利都斯之言“和而不同,谐而不一”说明矛盾的两面既对立又统一、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8]。论述“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语甚精微。“‘变易’与‘不易’、‘简易’,背出分训也;‘不易’与‘简易’,并行分训也。‘易一名而含三义’者,兼背出与并行之分训而同时合训也。”所谓背出分训(“反训”),“两义相违而亦相仇”;并行分训,“两义不同而亦不倍”。这种语言学现象隐含的哲学道理即是“变不失常,一而能殊,用动体静”[9]。相违相仇,相当于对抗性矛盾;不同不悖,庶几乎非对抗性矛盾。

(三)物极必反:钱解释《老子》四十章“反者道之动”更是精妙。“《老子》用‘反’字,乃背出分训之同时合训”。“‘反’有两义。一者反正之反,违反也;二者往反(返)之反,回反(返)也。”“故‘反(返)’、于反为违反,于正为回反(返),黑格尔所谓‘否定之否定’。理无二致也。”“‘反者道之动’之‘反’字兼‘反’意与‘返’亦即反之反意,一语中包赅反正之动为反与夫反反之动而合于正为反。”[10]他还谈到《老子》中的惯用语,“正言若反”的“冤亲语”或“翻案语”(一译“矛盾语”,或“悖论语”——引者),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成若缺,大直若屈”、“上德不德”之类,说“若抉髓而究其理,则否定之否定尔。反正为反,反反复正;‘正言若反’之‘正’,乃反反以成正之正”[11]。矛盾在向对立面转化时是对自身的背离,同时也是回归;否定之否定为肯定。一语而双关相反相成两义,似非而是之言蕴含正反合之理,这是钱鍾书对汉语言文字特性的重大发现,也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精神的积极发扬。

综上所述,钱鍾书对传统辩证法的阐发已显示了辩证法的两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值得一提的还有他对《老子》三九章“故致数舆则无舆”的辨析。他把此句和《庄子·则阳》相参:“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今指马之百体而不得马,而马系于前者,立其百体而谓之马也。”因言“盖老、庄摧破名学所谓‘分散眢论’耳。以辐若毂之不可称舆也,遂为无舆;以蹄若尾之不可称马也,遂谓无马;执散而为各一,以破合而成同一。似是而非,故老、庄辞而辟之。”他列举佛家等只见局部不见全体,从而否定整体存在的“范畴错误”,指明“充数车、指马之道,有睹于分,无见于合,则不足以知量之增减可致质之变化。”[12]则是对辩证法又一规律即质量互变规律的揭示。此外,矛盾的对立面的同一和转化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是实在的、还是幻想的,这是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法的分野。钱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对佛、道的“绝对待而泯区别”[13]、抹杀矛盾的批判,说他们“只泯正与反而等之,不综正与反而合之”[14],“欲消除而融通之,乃一跃以超异同,一笔以勾反正,如急吞囫囵之枣,烂煮糊涂之面”[15]。因此,钱鍾书既看到了传统哲学中朴素而深刻的辩证思想,又认识到其“聪明的唯心主义”的一面,他的辩证法是经过扬弃、经过去芜存精的出神入化的辩证法。

 

三、钱鍾书对“中国辩证法”的运用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对辩证法的掌握一方面必须心领神会,一方面应当相“机(几)”行事。《周易·系辞》下:“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周易正义》注:“‘几’者,离无入有,是最初之微。”[16]“几”即“机”,是矛盾转化的萌芽状态,是量变到质变的夷希征兆;亦可理解为事物与事物之间,事物内部微妙的联系。为道屡迁,变动不居;因此,对辩证法的运用也要机动灵活。钱鍾书对辩证法的运用有许多经典范例,兹拈出几点。

(一)诗分唐宋:《谈艺录》:“诗分唐宋,唐诗复分初盛中晚,乃谈艺者之常言。而力持异议,颇不乏人。”而钱跳出藩篱,超越众说,另辟蹊径,别有新解:“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而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这是以文学为独立自足的系统,就其自身内部分析问题。因而,他进一步谈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17]这是简明扼要的风格论。文以气为主,而气有刚柔清浊,故诗文亦可呈现不同风格。钱在此既看到时代对文学的影响,又看到作者对作品的制约,对旧说有认同又有否定,见解新颖而不失全面。

(二)言、意之辩:钱对《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二句的解释既细致入微,又明白晓畅,首先考释“名”,因古人往往误“名”为“字”,于是就“名”与“字”辨其异同:“名皆字也,而字非皆名也,亦非即名也。”二者概念不同,范畴不一。“曰‘字’,谓声出于唇吻,形著于简牍者也;曰‘名’,谓字之指示称物”。“字取有意,名求副实。”接着又训释“道”字:“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三两‘道’字为道理之‘道’,第二‘道’字为道白之‘道’,如《诗·墙有茨》不可道也之‘道’,即文字语言。古希腊文‘道’兼‘理’与‘言’两义,可以相参”。合而言之,即不知其名而强为之名,“不可名故无定名,无定名故非一名”[18]。名是名称、命名;道是道理和言说两义。“道常无名”,“道不可言”,道是难以名状、不可言说的。这是道家重要思想。但又不得不言、不得不名,因此钱指出其道与名或言与意的矛盾。对《老子》五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诠释中,钱对比分析了儒、道、释三家对言意关系的认识,认为道家之“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与佛家之“心行处灭,言语道断”,都是过于将思维或本体神秘化、绝对化,夸大了语言的局限性,从而陷入一种言、意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自解,只得贬低和否定语言。钱评价道:“《易·系辞》上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最切事入情。道、释二氏以书与言之不能尽,乃欲并书与言而俱废之,似斩首以疗头风矣。”[19]则承认言、意之间确实存在矛盾,同时批判了神秘宗的唯心论和虚无主义。

(三)哲学之象与文学之象:《易》“立象以尽意”,钱说:“是‘象’也者,大似维果(一译维柯——引者)所谓以想象体示概念,盖与诗歌之托物寓旨,理有相通。”然而相通并非相同,故钱曰:“然二者貌同而心异,不可不辨也。”二者的本质区别是:“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着于某象,舍象也可。到岸舍筏,见指忽月,获鱼兔而弃筌蹄,胥得意忘言之谓也。词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是。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离者勿容更张”[20]。格物致知之难处常在一些似是而非、形同神异的问题中间。哲学之取象与文学之取象,不同处一是手段,一是目的;一是推理为主,一是想象为主。钱鍾书能同中求异,识小辨微,从而揭示出哲学思维与艺术思维、常语与诗语的根本不同。

此外,钱著中关于人与天、情与景、诗与画、禅与诗、文与笔、体与用、有与无、渐与顿、性情与才学、得心与应手、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精炼与含蓄……等等关系的论述,颇似《六祖坛经》之“出语尽双,皆取对法”,作者总能在联系中研究、比较中鉴别,从正、反两方面分析问题,相互参证,相互生发,辩异同、评是非,分条析理、钩沉发微,思维圆赅而见解精拔,表现了他翔实、周全、稹密而又空灵、新颖、独到的学术风范,无不闪耀着辩证法的智慧。

 

四、钱鍾书的“中国辩证法”的特点

钱鍾书的辩证法是批判地吸收和创造地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国辩证法”。一方面,他融汇各家各派,取长补短,如对范缜《神灭论》中“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名殊而体一”、“形神俱灭”的肯定(但他不认为范缜即是“唯物”的)[21]与上述对佛、道唯心主义的剔除;一方面,借他山之石,攻自家之玉,援引黑格尔、马克思,映证或校正中国哲学和传统思想,如用“精神鸦片”说说明或批判宗教之愚民[22]。钱能“和为贵”又“和而不同”,“执其中”而以变应变(而不是“以不变应万变”),继承和发扬了“中国辩证法”的神髓。

(一)务实:佛、道辩证法是聪明的唯心主义,智慧的空花,钱对它的爬罗剔抉、刮垢磨光,都显示出他的唯物主义精神。这种唯物精神具体表现在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经世致用的历史使命感和真才实学。他的创造,是建立在大量的材料(许多是第一手资料)基础之上的,他的妙理玄思来自超人的扎实功夫和长期的对世道人心的体察。他的做学问绝非一味闭门造车,也不只求修身养性;他的著作“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23]。钱一生从不参与无谓的论争,并非消极隐遁,而是无为而有所为,只争朝夕、埋头耕耘,切实做有益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实事。“识小积多”、“锥指管窥”,“敝帚之享,野芹之献,其资于用也,能如豕苓桔梗乎哉?或庶几比木屑竹头尔。”[24]谦谦之意,拳拳之心,可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语)可用以评价先生。文化大厦,固由无数零木散竹构成;医民之愚,其煌煌巨制,又岂止“小补”?《谈艺录》成于战乱,《管锥编》始于“文革”,但钱并未因时势而稍稍偏移其纯粹而独立的学术品格,不改其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真正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实在是难能可贵。

(二)求同:“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是钱鍾书对中西文化以及各种学术流派的基本观点。学术,天下之公器也。因此,钱著“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钱自言“非作通人,稍通骑驿”[25]。钱实际上是通人,通才,他沟通东西文心,打通文学、历史、哲学、心理学和语言文字学等学科,突破各家各派的学术疆界,纵横驰骋、如鱼得水。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的今天,一切井蛙之识、门户之见,都是有碍于学术和文化的发展的。学问之事,无非求异和求同。求异,乃认识事物之自性、特性;求同,则是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共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新文化建设计,求同似乎尤为重要;也只有求同,才能求异。而求同,是钱鍾书治学最显著也是最大的特点。博,才能约,才能专,才能精;通,才能有所见,才能有所悟,才能有所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就是当年的“汉唐风度”。这种风度使钱具有了一种自由境界,一种游戏精神——“滑稽”。钱致周振甫一信中说:“故拙著不易读者,非全由援引之繁,文词之古,而半由弟之滑稽游戏,贯穿潜伏耳。”[26]《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史记索引》注:“邹诞解云:‘滑、乱也,稽、同也。……谓能乱异同也。”钱引申之,说:“盖即异见同,以支离归于易简,非智力高卓不能,而融会贯通之终事每发自混淆变乱之始事。创造心理论者谓之‘两事相联’:俳谐之设譬为讔,机杼莫二。”“康德常言,解颐趣语能撮合茫无联系之观念,使千里来相会,得成配偶。”[27]读者已从《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及《围城》中领略过钱的联翩奇喻和连珠妙语,叹服其超群的联想能力和出众的幽默性情,这种才华在其学术著作中仍能时时流露,钱总能出人意想,在别人看不到联系的地方发现相同的东西,“突然接通”,“化异为同”、“胡越肝胆”、风马牛可以相及,别具慧眼、辩才无碍,令人豁然复灿然。这简直是他特殊的天赋,当然也是他对辩证法出神入化的领悟。正象他的不刊之论“通感”,各种感觉“彼此交通”,各个官能“不分界限”,在学识上,钱鍾书是一个最具“通识”的“通人”。

(三)思变:儒家“执其两端用其中”的“中庸”式辩证法,认识到“过犹不及”,主张适可而止;但同时尚静、求稳,甚至畏变;“天不变道亦不变”则恰是其“过犹不及”的谬见。钱鍾书更注重“变动不居”、“变则通”、“生生之谓易”的思想,认识到唯变斯定,变不失常的道理。这是一种尚动、求通、思变的辩证法。《谈艺录》、《管锥编》的结构即体现了他这种思想。没有固定、静态的“理论体系”,不作架空之论,只是一些随意的、零散的考释、评述。《读<拉奥孔>》言:许多理论著作“是陈言加空话”,“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体系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倒是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因为体系极易成为大而无当的东西,极易变为造作、僵硬和死板的东西;往往为了局部的见解符合于整体而削足适履,让活泼泼的观点失去生机、锋芒突出的思想没了棱角。而随感、妙悟一类零星的思想火花,因其无拘无束、自由灵活,却可能如禅宗所言之直指本心,言下顿悟,凭直觉逼近事物、把握其真谛。后者是具体而微的,变动常新的。《谈艺录》、《管锥编》就是一种化整为零的宽松结构,同时又化零为整,成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同时又自足的宏大结构。每章每节、每段每句,自成天地,读者简直可以当作辞典去查阅所需辞条;而章与章之间,乃至句与句之间,又相互映证、相互发明;有时,花开几枝,同一问题,多处论及;有时,叶叶交通,几种现象,一以贯之;触类可资旁通,举一得以反三。就象一个有纲有目,能张能驰的巨大网罗。“变则通,通则久。”钱著以其博大精深、以其自由灵活,必将长存于人间。

 

参考文献:

[1]舒展:管锥编是怎样一部书?.解放军报[N].北京:1987-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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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钱鍾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1-5.

[23][25]钱鍾书:谈艺录·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4]钱鍾书:管锥编·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6]季进:论钱鍾书著作的话语空间[J].北京:文学评论,20002.

 

作者简介:贾永雄(1965— ),男,陕西绥德人,榆林高专中文系讲师。

 

 

原载:《榆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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