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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理查兹在清华大学及其对钱鍾书的影响

——从I.A.理查兹的第二次中国之行谈起

容新芳
内容提要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I.A.理查兹是一位在中华民族留下深刻记忆的英国友好人士。从1927年到1979年,他六次来华访问和工作,共在华度过了近5年的时光。令人称道的是,从来没有与他有相同地位的西方学者像他那样如此频繁、如此长久地造访中国。第二次中国之行时他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教学实践不但直接影响了诸如钱鍾书、吴富恒,间接影响了王佐良和李赋宁这样的专家学者。正是这些同理查兹有着直接或间接师生关系、学贯中西的学者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他对中国学界的影响,特别是对钱鍾书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明显。
关键词 i.a.理查兹;钱鍾书;清华大学;交流;影响

 

 

 

英国著名学者、“新批评”理论的创始人I.A.理查兹1929年从英国的剑桥大学来到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写就了专著《孟子论心》。随后1931年开始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194765,他与好友T.S.艾略特、J.R.奥本海默、乔治·C.马歇尔和O.N.布拉德里一起荣获哈佛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正是在这次盛会上马歇尔宣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著名的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就是他这样一位学界名人,从1927年起,六次来华访问和工作,共在华度过了近5年的时光。1979年,86岁高龄的他最后一次来到中国。他在青岛病倒后,由中国政府派专机送回剑桥,两个月后病逝。

阿兰·荷岭沃斯评论说:“理查兹这位在他这一代非常重要和影响巨大的集批评家、学者和教师于一身的名人,只身来到中国教书和学习。”“当时大多数的西方人视中国为糟糕、混乱的弱国,甚至可能都不是一个国家时,理查兹来到中国帮助他中国的学生、同事以及其他的西方读者,慢慢构建了中国、中国文化、中国人和中国语言的良好形象。”[1]他在中国的教学和学术活动,不但直接培养了诸如钱鍾书和吴富恒,间接影响了王佐良和李赋宁,而且也使朱自清、李安宅、叶公超等中国学者受益匪浅。比如钱鍾书的《美的生理学》、朱自清的《中国文评流别述略》、李安宅的《意义学尝试论》等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了理查兹的影响。

当然中英文化间的影响是相互的。理查兹在其学术生涯伊始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曾多次公开承认中国的经历“是决定我一生的事件之一”。[2]他的传记作家J.P.拉索曾说:“中国对他具有无限的魅力。这种迷恋最早可追溯到1920年,当詹姆斯·伍德高声朗读并让他关注‘中文所含的多重意义的潜能时’,当在剑桥大学的中国诗人徐志摩‘刺激起他对汉语的兴趣时,这种迷恋便开始了’。”[3]来华后他了解了中国文化的不同层面,对此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从这里(指中国)好奇的人身上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D24 April1930[4]1930年他在《专题论丛》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再次承认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北平的生活对作者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呀!”[5]19393月,理查兹的妻子临产前一个月流产,为此他们甚至用宋玉的诗句来抒发当时悲伤的心情:“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6]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之中。

 

一、理查兹在清华大学

理查兹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是出于旅游的目的。1927年他携夫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访问了国立清华大学。这次访问不仅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还由此产生了来中国任教的愿望。这可以在1929225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二版刊登的理查兹的信函得到验证:“自从我1927年访问北平以来,我对中英文化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且我非常高兴地得到了这么一个令人羡慕的机会:来为校际合作和国际间的理解做出自己的贡献。”他在1929年清华大学的新生开学典礼上回忆这次中国之旅时,感慨地说:“二年前,我曾对清华做过短暂访问,觉得清华皇皇学府,是一所优秀的大学,所以很想再来,但那时却不敢奢望这么快便被聘来与你们一道学习和工作了!”[7]可见他对到清华大学教书是一往情深的。

理查兹自1929年开始在中国的教学实践为中国带来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在实现着他促进东西方交流的愿望:“我是二种文化的接键!这二种文化,各像永久地摧毁它旧的‘自己’,以便产生它那新的‘自己’。我是剑桥大学和清华大学二大学中间的一个使者!她俩干着同一的事业,负着同一的使命——谋‘国际谅解’和建设一个‘世界文化’的使命。”[8]对他来讲,中国之行引发了他的激情,但不是谋生之道;可如果从中国文化,包括汉语和中庸对他影响的宏观视角观察,是求学之道;如果从他后来在中国普及“基本英语”和相互影响的角度看,是交流之道;如果从授课教学角度观察,又是教学之道。

据理查兹的日记记载,他的第二次中国之行始于1929913,止于1931114。而且从19296月至8月就一直在为到清华大学任教做准备。他在来中国的路上拜访了爱因斯坦,参观了莫斯科。后乘坐西伯利亚快车到达海参崴,路途走了12天,在日本京都稍事休息后,乘船到达朝鲜。后经朝鲜铁路到达鸭绿江边,在中国黑龙江换乘火车到达北平。当他到达北平时,当时清华大学英语系主任翟孟生(Jameson)和贝内特(Bennett)已早早地在火车站恭候他了。

916是理查兹到清华大学后开始上班的第一天。对此他有这样的记载:“我们7点起床,这里离清华大学有20分钟的路程。清华大学校园是一个由围墙环绕的占地100英亩的花园。由于9点要参加学校迎新大会,所以我们吃过早饭后,就在身着白色服装的书童引领下步行出发了……校门是一座宽大漂亮的红色建筑,屋顶的琉璃瓦上有龙的雕刻,穿过门洞沿着蜿蜒的幽径前行,旁边有溪水潺潺,头上绿柳荫荫。九月的天气应该凉了,但太阳仍然很毒。七八月的北平天气很热,据说九月的天气是一年中最好的。我们开会的地方是一个能容纳2 000人的大礼堂,会场音响效果不好。大会开始时首先由一位官员宣读孙中山的遗训,然后向孙中山的画像三鞠躬,和默哀三分钟。随后是校长讲话,校长是个政治家,是被国民党政府派到这里来的,他的讲话太长了,讲了近一个小时。礼堂的四周挂满了标语口号和党旗。校长讲话之后又有许多人讲话。”(D16 Sept1929)这表明了他对清华校务的关注。919上午理查兹开始上课。当时见面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女生可能显得过于拘谨,对此他在日记中写道:“8点上课前,吴宓把我介绍给大家(其中4位女生的面部肌肉根本就没有动)。吴宓教授讲的是理解的那一部分,而我讲的是比较的那一部分。九点半回家。”他刚回家不久,“十点钟来了一个满族老师,他年事已高,但派头十足,风度高雅。我们海阔天空,聊得很开心,谈论的话题包括算术、语调、人称代词、小时和日期等,总共谈论了20多个字,花了约2个小时,然后在花园散步。秋风送爽,西山看上去很美。在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就是这样度过空余时间的。”(D19 Sept1929)他的这段写实不仅表明理查慈夫妇在北京过得非常愉快。他对确切数据的强调也衬托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东方侧重的是抽象的“道”,西方人强调的是具体的“理”。

理查兹对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非常满意。19299月他致信T.S.艾略特,对他在北平天堂仙境般的美好生活又作了一番喜不自胜的描述:“这里的生活目前是天堂仙境般美好。我们住在一个喇嘛庙样的建筑里,这里鲜花遍地,肉桂灌木葱葱,常年古柏林立,有香烟缭绕的小山和祭坛,还有带有汉白玉台阶的红亭子。我们住在这里,周围有笑容可拘的侍者相伴。”[9]

理查兹在教学工作之余,还从事科研活动。据他1025日记记载,“今天在研究《意义之意义》和‘基本英语’”,“吃了晚饭以后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定冠词的问题”。辛勤的努力使他不久就在1929年《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上发表了英文论文《〈意义之意义〉的意义》。不仅如此,他还有了在中国长期工作下去的思想,并着手长远规划,他“几乎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给伍德先生写了一个关于汉语语言学问题的详尽清单,并详细说明了在中国长期呆下去的计划”(D26 Oct1929)。出于对中国文化和文字的浓厚兴趣,他从未放松对中华文化和文字的学术研究,为此他频繁与中国学者接触。

第二次中国之行期间理查兹抓住一切机会学习,曾频频与吴宓就儒家思想,与李安宅就孟子思想、与黄子通就中国文字等,深入研讨中国文化问题。他们一起探讨“中国文字学术研究”、“中国文学现状”、“英教授法”及“中英文语句规例”之比较、“仁义正名”、“中文字文法”等等。据《吴宓日记》记载,在理查兹到达清华大学第一天的开学宴会上,清华大学的学者们就东西方哲学的异同之处进行了比较和讨论:“罗校长招宴于工字厅,新旧教员凡五六十人。宓出席,冯、金、杨诸君论老子书之真伪,及老庄思想等问题。冯友兰君谓尝以孔子拟苏格拉底,孟子拟柏拉图,荀子拟亚里士多德。殊合适。”[10]据理查兹夫妇日记记载他们俩也参加了迎新晚宴,所以一定也参与了这种讨论。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冯友兰的“孟子拟柏拉图”对理查兹产生了作用,因为理查兹后来的著述多与孟子和柏拉图相关。比如时隔不久,他便开始撰写并完成了《孟子论心》一书,并在该书最后以附录的形式把孟子论心的相关内容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翻译成英文。1942年他又用“基本英语”翻译出版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可见理查兹受到了1929年清华大学迎新晚宴上孟子与柏拉图类比说的启发,并就这一课题的相关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从他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可以发现他在多种场合多次提到、评述和引用孟子和柏拉图的思想观点。理查兹在多听的同时,还争取机会向中国学者学习,这只从他与吴宓的频繁接触中便可略见一斑。例如他在清华大学开学的第三天,就与吴宓就中国文学进行了长谈。对此吴宓在日记中多有记载:“36点在Winter室中茶叙,与I.A. Richards教授谈。Richards愿代授‘第一年英文’二小时,而宓则允助Richards君研究中国文字学术云。”[11]理查兹表示愿代授英语课以赢得吴宓帮助他研究中国文字的事实,使理查兹研究汉字的渴望昭然若揭。代授两小时的英文课至少会换来两个小时或者几倍于两小时以上的中国文字学术研究的时间,因为在高校授课时数会换来几倍于授课时数的其他时间。在这里代课不是一时之举,而是一个学期的长久之事,可见这两位东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讨是安排好的、系统的和有时间保证的。此外,两人还多次切磋长谈,对此《吴宓日记》都有记载。109“下午47点偕君赴I.A.Richards招,至其宅(寺)中茶叙,谈中国文学现状。”[12]10月29“下午三时Richards来,邀至其所居寺中,茶叙。谈英文教授法,及中英文语句规例之比较。旋君至,谈至晚七时,始同步归。”[13]11月13“1011点在图书馆,晤Richards。”[14]在短短的两个月里,理查兹与吴宓接触甚是频繁。[15]1930年1月8吴宓“为Mr. Richards诵释诗词若干首。又讨论仁义正名等问题。Mr. Richards劝吴宓将杂志编辑之事丢开,而专力著成一书,论述中国之人文主义”。1930312吴宓“晚七时,至校西寺中赴Richards君招宴。其夫人在城中。谈中文字文法。”[16]文化上的共同语言构筑了两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后来吴宓到英国学习时,理查兹曾写信为吴宓与T.S.艾略特会晤牵线搭桥。

理查兹夫妇在钻研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发现中国学生勤奋好学,这令他们颇感安慰。“整个秋天我们在这里过得都很愉快。蓝天白云,秋高气爽,乡下的颜色和生活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巨变。人们忙于上课和迎来送往,所有这些就像梦一样在北平进行着。这里的学生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上课认真听讲,举止高雅,热爱学习,工作努力,耐心,记忆力强。”“这里的学生都非常好,他们在记忆语言和使用语言的能力上是欧洲学生的好几倍。”(D8 Nov1929)理查兹在华期间从各角度观察着东西方的不同和差异,他不仅发现了中国学生使用语言的天赋,而且还了解了一些中国南方和北方同学之间的差异:“这里的学生具有在一言不发的情况下把自己欢迎和鼓励的态度传递过去的天赋。中国北方人与南方不同,一般都很自然和直率。”(D27 Feb1930)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查兹夫妇感到中国学生与西方人还存在着许多陌生感:“我们俩都喜欢中国的学生,可是接触多了就会发现,我们真的根本不了解他们。他们给外国人留下的影响是相同的。乡下人有赢得他人的甜蜜手段。”(D29 April1930)这段话一方面暗示了他们内心的“欧洲中心论”,另一方面也暗指了中国学生卓越的驾驭语言能力。

除了对中国文化和学生的关注,理查兹也在细心观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并努力做出自己的判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他本人的一些反思。清华大学的管理决定权当然也在理查兹关心之列:“现在听说我们的新校长,曹校长今天由荷枪实弹的卫兵护卫要坐车来学校。学生很警惕,在桥上贴满了标语口号:反对任命军人当校长。当他到来时,警笛响成一片。曹校长与校务会的成员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后来他提出要看看他的办公室,可办公室的门却上着锁。最后他到校友会的房间里呆了一会,生气的校长在这里签署了一个书面文件:他再也不当这个校长了。”(D24 June1930)他在有意识地了解中国复杂的政局和中国文化,他甚至会用一些中国的文化术语,比如阴阳(D28 June1930)来解释一些文化现象。

理查兹深知只从现实的中国政治和社会无法完整理解中国文化,审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古迹倒说不定会别有收获。他说:“在这里对政治最好不要关心,最好多参观一些宫殿,多看一看空中飞翔的风筝。”(D18 Feb1930)他还利用各种机会了解中国文化。他们在1929109观看了梅兰芳演出的《杨贵妃》,并在日记中不惜笔墨地认真详细地记述了杨贵妃的人生经历。10日利用国庆日到西山旅游。15日的下午又去看了一场文艺演出。19日爬西山。20日到玉泉寺观光。193012爬了长城,2月参观了清东陵,316再次游览了北平的玉泉寺,418阅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4月,途经顺义、密云,观赏了承德的避暑山庄和围场,历时10天。康熙和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的一些重要活动和外八庙的由来他都一一写入日记中。在热河他还发现了一个非同一般的藏有语言学书籍的图书馆。最后顺滦河而下回到北平(D515April1930)。927他们到北平晨光剧院看戏,1010参观了卢沟桥,11日旅游观赏了北平西南方的云水洞和接太庵,25日畅游了2400英尺高的东石岭和十三陵。1122游览了天坛。12月到山东泰安,看黄河,登泰山。1227到达济南。31日,即理查兹夫妇的结婚纪念日,参观曲阜。1931111在结束本次中国之行前,最后一次参观了故宫和北海公园。他们抓紧时间观赏中国大好河山的举动都充分表明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

理查兹明白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化还需更多时日,因此,当他们第二次中国之旅即将结束时,恋恋不舍之情溢于言表:“在这呆的越久,就越喜欢这个地方,同时也就变得更加醒悟。遗憾的是我们在这呆不到明年春天了。我们在这似乎才刚刚呆了几个月,可要看的太多了,要观赏得太多了,要买的东西也太多了。”(D21 Nov1930)“在这里我们正在或者说已经把北平的生活装进了我们的心田。我们正在打点行装,当我们准备对这个城市说再见的时候,这里的一切都变得更具吸引力——不仅是人,而且还有景色和感觉。”(D513 Dec1930)来华后理查兹一直很繁忙,离开中国前夕他的时间安排得更加紧凑。19301124他作了一场关于“美与真”的报告,次日又作了一场报告,两场讲座都有90多人参加,其中包括温特(Winter)和波利(Polly)。在理查兹直接或间接引导下,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在这样强调学术交流的氛围中培养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如钱鍾书等都是那个时期的学生。

 

二、理查兹在清华大学的教学实践及其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理查兹对中国学界的影响是从源头上开始的,因为他任教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是中国名牌大学,是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的摇篮和源泉。他的教学活动,为日后中国英语语言文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1929年至1931年,理查兹任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讲授“第一年英文”、“西洋小说”、“文学批评”、“现代西洋文学(一)诗;(二)戏剧;(三)小说”等课程。其中“文学批评”是他为三年级开设的一门必修课,这门课的学科内容还附有下面的一段说明:“本学科讲授文学批评之原理及其发达之历史。自上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至现今,凡文学批评上重要之典籍,均使学生诵读,而于教室讨论之。”[17]理查兹上课的内容包括对一些世界文学大师的介绍,其中有阿里士多德、朗吉努斯、但丁、弥尔顿、布瓦洛、德莱顿、柯勒律治、阿诺德等(D20 Sept1929)。后来他还开设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两门课。清华大学教师翟孟生根据理查兹的讲稿写成了《比较文学》一书,该书主要对英、法、德三国文学进行了比较研究。当时清华大学研究部文学课程分为文学专题和作家分析两类,“比较文学”是前一类课程中很重要的一门。理查兹丰富多彩的授课内容有时还会涉及语义学。例如他19291219日上午讲“什么是意义”的问题,然后让学生们阅读和欣赏了哈代的一首诗。下午他又兴致勃勃作了一场关于“语言和逻辑”的讲座。1929年年底,他又增加了一些教学内容,其中包括“基本英语”。他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主要是教授英语和写作课,还有‘基本英语’,奥格登的基本英语已经开始改变这里的环境,因为他是中国人最需要的”(D31 Dec1929)。由此可见,他在中国推广“基本英语”的工作实际上此时就已经开始了。

除了在清华大学授课外,理查兹“曾在1930年秋任燕京大学客座教授,主讲‘意义的逻辑’与‘文艺批评’。暇时与燕大国学研究所及哲学系同仁讨论《孟子》关于心理各篇章”。[18]实际上他为燕京大学授课远在秋季之前,因为他1930617的日记中就有“忍着肚子痛仍然6点起床赶往燕京大学给学生考试”的记载。所以从时间上推断他从1930年春季就开始给燕京大学的学生授课了。通过在清华和燕京大学的教学工作,他把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传授给了中国的学生和同事。来清华大学执教之前,他已经发表了《意义之意义》、《文学批评原理》、《美学基础》和《科学与诗》等重要学术著作和一些学术论文,其文学批评理论业已成形,并在欧美引起广泛注意。理查兹在清华和燕京大学的授课使中国学生开阔了视野,与此同时,他的文学批评理论开始了先在清华大学,后在燕京大学然后向全中国的传播。

理查兹的著作早就开始在中国传播。先是伊人于1929年翻译了《科学与诗》并由华严书店出版发行,后来曹葆华又翻译了这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4年至1937年间,“新批评”文论在中国的译介已成规模。尽管抗战期间革命诗歌、象征派诗歌理论较为流行,但是“新批评”在学院中还是延续下来了。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大公报》、《文学杂志》发表了袁可嘉的系列现代诗论、“新批评”文学理论及其作品,使其达到高潮。但“新批评”到了50年代归于沉默,60年代受到批判,70年代浮出水面,80年代趋于活跃,并获得新生。1988年赵毅衡编选的《“新批评”文集》对理查兹和“新批评”都作了总结性的概述,梳理了“新批评”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的漫长历程,结果会发现“新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一条明晰的发展脉络,而理查兹就是这条脉络的一个源头。由于理查兹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影响巨大,所以“中国学府中的学者如叶公超、钱鍾书、朱自清对理查兹的学说也是很推崇”。[19]特别是钱鍾书以其《管锥编》将现代释古学提到了新的高度。

 

三、理查兹对钱鍾书的影响

在中国,最直接受理查兹影响的人物非钱鍾书莫属。1929年秋,19岁的钱鍾书入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学习。[20]理查兹在清华大学执教期间,正好“教的是新生一年级的英语”(D4 Oct1929)。910吴宓在日记中恰好对此也有记载:“北大学生高昌运、张秉礼偕清华新生钱鍾书默存,无锡。来。钱生持其叔(嗣父)介绍函。叔即钱基博君。”[21]钱鍾书1933年毕业,他曾亲聆理查兹授课当毋庸置疑。钱鍾书在读书期间就开始了学术研究。“《美的生理学》即钱在清华读书时所作,从中可约略看出钱对理查兹理论的独特理解。”[22]从中还可以看到理查兹对钱鍾书学术上的影响最早和最为直接。

像理查兹的《文学批评原理》一样,钱鍾书的《美的心理学》也对文学批评理论采用的科学方法与概念进行了讨论,当时理查兹的《文学批评原理》正风靡西方,钱鍾书在《美的心理学》一文中对《文学批评原理》所提出的应重视心理学等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予以了充分的肯定,指出文学批评应该“籍重”于“日新又新的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和生理学”。他在文中说:“老式的批评家只注重形式的或演绎的科学,而忽视试验的或归纳的科学;他们只注意科学的训练而不能利用科学地发现。他们对于试验科学的发达,多少终有点‘歧视’(不要说‘仇恨’),还没有摆脱安诺德《文学与科学》演讲中的态度。这样看来,理查兹先生的《文学批评原理》确是在英美批评界中一本破天荒的书。他至少教我们知道,假如文学批评要有准确性的话,那么,决不是吟啸于书斋之中,一味‘泛览乎诗书之典籍’可以了事的。我们在钻研故纸之余,对于日新又新的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和生物学,应当有所藉重。”[23]像理查兹把心理学研究纳入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围一样,钱鍾书始终对作者的创作心理、读者接受心理及其日渐成熟的心理现象有着浓厚的兴趣,并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和关注。另外钱鍾书还在《管锥编》中深入阐释了“通感”,也就是“联觉”(synaesthesia)。[24]他认为,“通感”打破了人类感觉器官的分类界限,将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彼此打通,极大地丰富了审美意象的构建手段,成为激活诗人创造性想象的有效手段。钱鍾书所讲的“联感”与理查兹所讲的“联觉”指的是同一个概念,所不同的是,钱鍾书用的是文学术语,而理查兹用的是心理学术语。

理查兹在清华大学执教时,其关于语义学和有关“新批评”的文艺理论专著业已发表,这自然引起了清华学子包括钱鍾书的浓厚兴趣。王先霈在其主编的《文学批评原理》中有过论证:“钱鍾书在《谈艺录》、《宋诗选注》等著作中曾自觉不自觉地从事过新批评的实践。”“在对李贺、李商隐、陶渊明、辛弃疾等人的诗歌分析中,他对其中的一些字句的推敲、玩味和旁征博引,对于比喻中的两柄和多边的含义的阐释,都可以看到新批评的‘细读法’的痕迹。”[25]由此可见,理查兹文艺理论对钱鍾书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文学批评方法的使用上,钱鍾书与理查兹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钱鍾书在《谈艺录》中通过“细读”把各种经典中有关“衣”字的注释以及涵义作了精确的论证。其研究方法与理查兹《意义之意义》中对“意义”、“美”、“价值”和燕卜荪在《复杂词的结构》一书中对像witsense这些字的研究方法十分相像。他们都对这些看似简单,但涵义极复杂的词的“结构”进行了分析。燕卜荪把这类字逐章讨论,并详引和分析了莎士比亚、弥尔顿、蒲伯、华滋华斯等历代英国文人对这些词每因时代变迁而添增的涵义。钱鍾书所训的“衣”字,显然也是同类的“复义字”。他引用了大量中国的典故来说明“衣”的意义的变迁。他们研究处理文学作品的方法都与理查兹的教诲和指导以及思想意识上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理查兹的“新批评”强调以文学作品为主体的本体论批评,借助于语言学方法对文学文本的构成因素与构成方式作了细致的研究。“钱鍾书追踪世界文论新潮的热情不可能不读到相关的论著。更为重要和直接的证据是,钱鍾书著作中直接引述或涉猎了大量的形式批评方面的大师名著,如理查兹的《意义的意义》”。[26]“钱鍾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对艾略特、瑞恰兹、韦勒克、布鲁克斯和韦姆塞特等的著作和观点多有征引。”[27]之中提到的这几个人都是“新批评”的代表人物。为了对文学文本中词语的功能进行深入的探索,理查兹提倡以一种文学语义学(semantics)取代传统的旧修辞学,提出了一种“语境”(context)理论用于说明词汇的复杂含义。与理查兹相似的是,钱鍾书也曾清楚地表述过与“语境”理论相似的观点,“甚至还把‘语境’翻译成了‘始终’”。[28]此外钱鍾书还提出了自己的“语境”观:

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桄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辞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求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者是矣。[29]

“显然,钱鍾书的‘语境’观与理查兹的‘语境’理论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都主张突破一字一句的辨析,在更大文本语境中考察‘语词’的复义行,从而对文本获得更为真实的解读。”“钱鍾书一方面克服了乾嘉朴学的局限,坚持将‘语境’规定于整个的文本或‘辞’,另一方面又融合了现代阐释学的精义,注意到了文本语境与主体阐释的双向互动。”[30]虽然中国文化中早就有重视上下文的思想,如佛家“依文不依字”的读经要求,钱鍾书的“阐释之循环”说,是将理查兹的学说与中国文化中已有的“训诂”之法互相发明而综合起来的灵活运用。

再如钱鍾书在《论不隔》中讲到翻译上的所谓“交流理论”时,认为王国维的艺术观是“接近理查兹(Richards)派而跟科罗采(Croce)派绝然相反的。这样‘不隔’说不是一个零碎,孤独的理论了,我们把它和伟大的美学绪论组织在一起,为它衬上个背景,把它放进了系统,使它发生了新关系,增添了新意义”。[31]实际上钱鍾书在这里的所言与理查兹《文学批评原理》第四章所论述的问题是一致的,讲的是字词等语言因素的融合与和谐的整体性问题。

在钱鍾书的其他作品中还可以发现理查兹的影响,例如钱鍾书的《论俗气》一文到处都充满着“中庸”的思想。这并不是说他的中庸思想是受了理查兹的影响,而是说师徒俩人是多么的心有灵犀。钱鍾书写道:“批评家对于他们认为‘感伤主义’的作品,同声说‘俗’,因为‘感伤主义是对于一桩事物的过量的反应’(A response is sentimental if it is too great for the occasion)——这是理查兹(I. A. Richards)先生的话,跟我们的理论不是一拍就合么?”[32]的确,钱鍾书与理查兹在思维和写作方式上有许多的一拍即合之处。钱鍾书的这种对情感冲动的分析与理查兹的《美学基础》和《文学批评原理》的分析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怀有中国情结的理查兹在上个世纪长时间跋涉在中国大地上,撒播着学问的种子,成为中西文化学术交流的使者。他用渊博的新知识开启了华夏学子的心灵。他以对中国文化的执着与热情,在中国和英国之间架起了一座致力于真诚理解和学术交流的文化桥梁。

 

参考文献:

[1]Alan M. Hollingsworth. I.A. Richards in China and American. in R.O.C.& U.S.A. 1911-1981 Collected Paper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by the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November 21-23ed. Tung-hsun Sun and Morris Wei-hsin Tien. Taipei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1982p.140.

[2]I. A. Richards. Fundamentally I m An Inventor.Harvard Magazine197376p.50.

[3]John Paul Russo. I. A. Richards His Life and Work.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p.40533543.

[4]笔者2004年在英国访学期间曾三次到理查兹曾经工作的剑桥大学麦戈德林学院查阅理查兹的有关资料,并有幸查阅了理查兹夫妇的日记,日记每年一本共50多本(1937年的日记不幸丢失了)。据年事已高的图书管理员Richard Luckett博士讲,笔者是除了写《燕卜荪传》的John Hoffenden教授之外唯一仔细研读理查兹夫妇日记的人。下文将用D表示理查兹夫妇的日记,并在括号内加注时间,不再一一作注。

[5]I. A. Richards. Belief in Complementarities Uncollected Essaysed. John Paul Russo. ManchesterEng.Carcanet New Press1977p.24.

[6]John Paul Russo. I. A. RichardsHis Life and Workp.43.

[7][8]理查兹的演讲辞,参见《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9920第四版。

[9]I. A. Richards. Selected Letters of I. A. Richards. ed. John Constabl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Lucket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58.

[10]吴宓:《吴宓日记》第4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90-312页。

[11][12][14]吴宓:《吴宓日记》第4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90312页。

[13]I. A. Richards. Selected Letters of I. A. Richardsp.308.

[15]1929年11月1412月29的吴宓日记在“文化大革命”抄家中遗失。

[16]吴宓:《吴宓日记》第5册,第38页。

[17]齐家莹编:《清华人文学科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9页。

[18]李安宅:《意义学》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4页。

[19]吴虹飞:《理查兹与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徐葆耕、瑞恰慈:《科学与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7页。

[20]李洲良:《古槐树下的钟声》,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页。

[21]吴宓:《吴宓日记》第4册,第282页。

[22]徐葆耕:《理查兹与清华》,徐葆耕、瑞恰慈:《科学与诗》,第13页。

[23]钱鍾书:《美的心理学》,《新月月刊》第4卷第5期,1932121,第14页。

[24][29]钱鍾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83168页。

[25]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4页。

[26][28]季进:《论钱鍾书与形式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

[27]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0页。

[30]季进:《论钱鍾书与形式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

[31]钱鍾书:《论不隔》,《学文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347月。

[32]钱鍾书:《论俗气》,《大公报》1933114

 

作者简介:容新芳,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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