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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与“解构”——徐复观与钱鍾书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不同范式

王守雪
内容提要 徐复观和钱鍾书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形成两种典型的范式,他们有不同的学术立场、思想旨趣、研究重心、研究方法和成果形式,这不仅来源于他们不同的个性和学养,也基于港台与大陆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他们皆致力于激活中国文化,将中国传统文化引向世界。研究其不同的路径,对整理中国20世纪学术史及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文化的建设会有一定意义。徐复观先生的研究以保留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纲维为前提,重新打造中国文化;钱鍾书先生则是搜取中国文化中的因素以接通世界文化。
关键词 范式 学术立场 思想旨趣 研究方法

 

徐复观(1903-1982)与钱鍾书(1910-1999)两位先生,是中国20世纪学术界的大师级的人物,惜一居港台,一居大陆,并无许多个人的交往,只有些许书信交流。近年来,先生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关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受到学术界极大的关注,但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尤其是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至于钱先生,或被捧为“文化昆仑”,或被贬为中国学术界的“无能表现”,[1]抑扬皆不得要领。知言者少,令人戚然。本文认为,二位大师对于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皆有巨勋,且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人文诸学科,都达到了博大精深的高度,特别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方面,跨越中国20世纪,具有范式的意义。但限于篇幅,这里只略同存异,从二人的学术重心、思想基础、研究方法和学术体式诸方面之异加以探讨,认为徐复观先生立足于中国思想史,着力清理中国文化的独特系统,显示其价值,以参与世界现代文学理论的创造,具有“重新打造”的意义;钱鍾书先生则立足于文学艺术之公心,不再认定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立系统,着力抽绎古今中外相通的理论因素,姑且以“解构”称之,但自与“解构主义”之“解构”有一定区别。

 

一、学术立足点与古代文论研究的重心

徐、钱二先生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都不是点滴的、随机的、感发的,都是系统的,有计划的,其分量都很巨大。先生之《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文学论集》、《中国文学论集续篇》,虽多是专题研究,却涉及了中国古代文论几乎所有重要内容、重大问题,通贯来看,体系井然。先生之《管锥编》、《谈艺录》更是汇集了中国古代文学重要典籍、重要作家与诗人进行研究。其研究皆非局于域内、局于古代、局于文学,其博大与宏放皆富于一种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建设的现代性意义。但是他们有各自的学术立足点与研究重心,这些构成他们学术的基本特征。

徐复观先生是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为世人共知的,其学术基点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他曾经自述其治学历程:

我从一九五○年以后,慢慢回归到学问的路上,是以治思想史为职志的。因在私立东海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时,没有先生愿开《文心雕龙》的课,我只好自己担负起来,这便逼着我对中国传统文学发生职业上的关系,不能不分出一部分精力。偶然中,把我国迷失了六七百年的文学中最基本的文体观念,恢复它本来的面目使其复活,增加了不少的信心。……我也想借此机会,写一部像样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中国文学批评方面,只有一、二、三三次的简单而未成熟的讲稿,及一九八○年加印到《中国文学论集》四版中的十六篇文章。我常常忘掉自己的年龄,还想在《两汉思想史》告一段落时,也用独立论文的方式,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选择若干关键性的题目,写成十篇左右深入而具有纲维性的文章,以完成这一方面的心愿。及去年在台北发现胃癌后,知道这一切已成梦想。《续篇》中所收《陆机文赋疏释》及《宋诗特征试论》,是计划中的一部分。今后假定侥幸多活几年,按原定计划再写几篇,加到《续集》的再版中去,那便太幸运了。[2]

徐复观先生基本实现了他的心愿,现在的《续篇》,也已经有近十篇大文,和《中国文学论集》、《中国艺术精神》等相辉映,覆盖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关键性题目”,显现出其“纲维”,诸如《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传统文学思想中诗个性与社会性问题》、《释诗的比兴——重新奠定中国诗的欣赏基础》、《中国文学中的气的问题——文心雕龙风骨篇疏补》、《中国文学中的想象问题》、《西汉文学论略》、《儒道两家思想在文学中的人格修养问题》、《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说试评》、《陆机文赋疏释》,等等。他进行的文学研究,处处表现出思想史家的眼光,决定其文学研究的重心所在。

钱鍾书先生是一个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他的研究虽也波及众多学科,但基点却是文学。早在20世纪40年代先生在《谈艺录》中开篇第一句就称:“余雅喜谈艺”。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他说“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在其完成的《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取向。特别是《管锥编》,乃其晚年呕心沥血之作,选目从《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到《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据《管锥编》“序”中说“初计此辑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大有囊括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之意,他要将中国古代文学典籍中一系列理论问题、纽结加以破解,作“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

因此,当二位大师进行具体的研究中,徐复观先生表现出“思”的学术重心,钱鍾书先生则表现出“艺”的学术重心,先生每将问题落实于“思想”、“人格”,先生则注重于“艺术构成”、“技术”的分析。这是否意味着前者“只重思想不重艺术”或后者“只重艺术忽视思想”呢?绝对不是,如果那样,不只是贬低了某一位大师,而是贬低了两位大师。学术重心固然和他们学术基点相关,但学术基点仍不是最始初的根源,本源在于社会的激发和他们学问的养成。

 

二、思想旨趣与取向

徐复观先生是思想家,其思想之博大精深是无可争辩的。对于钱鍾书先生,有人却有疑词,说钱鍾书的书里,只有引证,没有思想。这种说法是令人不敢苟同的,关于这种论调,学者已有人力加驳斥,此不赘述。[3]但是,两位大师的思想却大异其趣,在文化建设的高度而又相通相应,此实不可不辨。

徐复观先生《中国文学论集续篇》,在其中《陆机文赋疏释》一文后有这样一段附记:

因钱先生《管锥篇》中亦论及《文赋》,而见解颇有异同,故托陈毓罴先生将此文转请一阅。先生于九月七日来信谓:“注则训诂精博,疏则解析明通。”而以两人“释虎济伟诸节,冥契尊见。独学无友,闭门造车而竟不孤有邻,出门合辙,又窃以自壮也”云云。先生以风骨及宏博为国内外推重,其谦冲若此。惜无缘相识,又地隔山河,不能多多请教也。谨识数语,以资纪念。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晨六时[2]

徐复观先生说二人“见解颇有异同”,那么分歧在哪里呢?汇集众多疏解分歧,大约有如下几点:首先是关于对《文赋》的地位和意义的评价。先生认为,陆龟蒙对其先祖大作的评价是过高的,除了“十体”较实,其余“略同谀墓”,又引陆云的信和刘勰《文心雕龙》的评语,认为《文赋》“不清”、“巧而碎乱”;而先生则认为,“有四百多年制作历史的赋,到陆机的《文赋》出而始有一篇完整的反省性的文章。”“这是一篇以赋为主,而可通于其他文学制作的意味精深、组织完整的一篇文学批评的作品,可以说是曹丕《典论·论文》后进一步的大发展。”[2]其次是关于陆机文学观念的把握。钱鍾书先生认为,陆机讲他的创作经验,中心是“表达”的问题,认为陆机讲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也就是“内、外”关系,“心、手”的关系,“内外通而意物合矣”。继而理解“词藻”为语言形式,认为“机以词藻为首务,风气中人语也”。[4]徐复观先生在这些地方皆与之相左。认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八字是实是《文赋》全篇的核心,而一“意”字更是关键。至于如何得到“意”,涉及到对“伫中区以玄览,瞻万物而思纷”句的理解,钱袭五臣之一张铣注“玄览”为“远览文章”,将此二句理解为“室中把书卷,户外玩景物。”徐认为大谬,应从李善注“中区”为“区中”,即“区域之中”,注“玄览”为“深远地观察”,并引申为“站在时代活动的中心来玄览此一时代”,这样说来,一狭一广,一贬一褒,结果大不相同。另外在对原有注本的态度上也有不同看法,先生多用五臣注,而先生认为“李善注最佳,五臣注最劣”。这一系列的分歧是有复杂的原因的,而思想旨趣应该是主要原因。

在对待中国传统学术的态度上,钱鍾书先生主要是“破”的态度,或以新说加以推翻,或以众说打通加以消解,力求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的生命,给僵死的思想界注入活的灵魂。敏泽曾概括其为学特点之一为:独行其是,不顾人非,既不拾别人唾涎因袭陈言;更不托飞腾之势,仰人鼻息。先生自己也说:“我侪谈艺论文,一秉至公,极力消除势力门户之见。”[4]徐复观先生深感于中国传统文化之沉沦,又感于现代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迷失,因而肩起重建中国文化的大任,拾坠绪,开风气,对中国学术传统,主要采取“立”的态度。因此,在先生贬斥《文赋》形式化倾向的时候,在清理传统注疏的时候,郑重站出来维护其地位,肯定其思想性,从正面阐发其积极意义。在其他众多古代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中,都可以明显地得到这种印证。比如:在释“诗”的定义时,先生将诗之三训“承也、志也、持也”打通,消解“抒情言志”的权威,强调“歌非哭也”,以“持”解为“抒情通乎造艺”。而先生强调诗是“问题的感情化”,突出诗的社会意义,和儒家“诗言志”的传统相应。论诗之“兴”,先生就赞成徐渭“天机发动,触物发声……决不可以意义说者”的解释,[5]先生则运用心理学知识将比、兴细致区分,强调二者皆是感情的产物:“比是经过感情的反省而投射到与感情无直接关系的事物上去,赋予此事物以作者的意识、目的,因而可以和与感情直接有关的事物相拟。兴是内蕴的感情,偶然被某一事物触发,因而某一事物便在感情的振荡中,与内蕴感情直接有关的事物,融合在一起,亦即是与诗之主题融合在一起。”[6]“兴”有了感情的根,意义便不同。先生解“离骚”为“排遣忧愁”,贬《天问》缺乏艺术性,先生释“温柔敦厚”的“温”为理性的作用,强调“文体”的“体要”之体,等等,皆可以从中体味二人不同的思想旨趣。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体式

于两位先生的研究方法,在他们自己的著述中或当代学人的研究中多有提及。

比如关于钱先生,陈子谦有厚厚的一大本《钱学论》,其中专列一编——“钱学方法论”,分四章:“以实涵虚的批评方法”、“一与不一的辩证方法”、“思转自圆的思维方法”,还有一章专论《谈艺录·序》——“作为方法论的一篇序言”。很全面、系统,但如果说到具体的研究方法,没有先生自己说得简明:

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说诗解颐,为赵岐之乱思系志。掎摭利病,积累遂多。濡墨已干,杀青鲜计。苟六义之未亡,或六丁所勿取;麓藏阁置,以待贞元。时日曷丧,清河可俟。古人固传心不死,老我而扪舌犹存。方将继是,复有谈焉。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盖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流布四方,可征气泽芳臭。(《谈艺录·序》)

这一段话里,值得注意的有四个要点:第一,学术扎根社会人生。钱鍾书先生暗以司马迁自比,以匡衡、赵歧析文论诗自期,忧时伤国,感愤至深;第二,积累。先生《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皆非一时之作,而是层叠积累,反复取证,在读书中有感辄录,如滚雪球,如炼金器,渐久渐富渐精。第三,考论。这是其研究方法的主干,基本上继承了前人考证的方法,但又不能单纯理解为考证,考中有“论”,“论”中方有思想,有大端,这实是他超出前人考证的地方。第四,打通。“打通”二字,近几年学者们谈论得最多,由此引出“比较文学”什么的,先生生前对此不着边际的理解就深感不满。这里他说得很明白,为什么“打通”,怎样“打通”,他认为,引用异国的资料来作考证,并不是单一为用而用,不是为了证明中国的优越而特加引用外国的资料来作旁证,更不是为了证明外国的“真理”来引用中国的资料,而是为了由博而“一”,为了交流,交流就包含着“互相流通”的意思。中外资料汇聚在一个题目上,见出真正纯粹的“诗心、文心”,举一反三,同是此理,结论能被所有的人来接受。他不拘守中国古代文论的系统,当然也并不拘守西方文论的系统,而是打破、抽绎,见出精纯,这正是其“解构”的意义。

徐复观先生在《中国文学论集续篇·自序》中也谈到他的治学方法:

我把文学、艺术,都当做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来处理,也采用治思想史的穷搜力讨的方法。搜讨到根源之地时,却发现了文学、艺术,有不同于一般思想史的各自的特性,更须在运用一般治思想史的方法以后,还要以“追体验”来进入形象的世界,进入感情的世界,以与作者的精神相往来,因而把握到文学艺术的本质。

先生的话包含两个要点:其一是“穷搜力讨”;其二是“追体验”。这二者皆是大方法。“穷搜力讨”就是尽量搜集丰富的资料,追根寻源,使问题“深切著明”。乍看和钱先生的广泛取证相仿佛,其实不然,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先生文化研究的背后,有一个系统的“中国思想史”,他的一切研究结果,都将和他对中国思想的研究相吻合,甚至是他思想史的一部分,因此无论他取材取到天涯海角,终究回归到他对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的认识上。当然这种认识并不是先验的、不是简单的标签,他要提炼出中国文化的精华,贡献于国人,也贡献于世界文化。这一点要涉及到二人的学术立足点,先生立足的“艺”,可以是世界性的,是人类性的,无边无际,无门无派,无国无邦,而先生立足的“思”,却是有体系的,甚至是有宗派的。所以他的取证,主要就是为了证成其结论,也就是为我所用。“追体验”的方法,先生颇有心得,他作为一位思想家、学者,研究文学、艺术,非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粹逻辑思维,而是力求进入作家的境界,得到真正的“诗心、文心”;而作为文学家、作家的钱鍾书先生,“追体验”是自然而然的,不必强调。至于钱先生提到的“时日曷丧、清河可俟”的时代感,提到的“积累”,“打通”,对于徐先生也大体可通,只不过内涵有一些区别而已。

基于以上二人的学术立足点与学术重心、思想旨趣与取向、研究方法的差别,二者学术成果的体式很不相同,先生主要是采用专题论文的形式,他要显出中国文学理论的“纲维”,且要“深切著明”,论文问题集中,层次清晰,令人便于抓住要点。先生主要是采用读书札记、笔记的形式,翔实精炼,力避空言,耐人寻味。徐复观先生的文章富于一种超越精神,给人以思想的启迪;钱鍾书先生的著作趋人务实,使人视野开阔,思维灵活。先生在港台,感受最深的是价值理性的迷失,是思想界非理性的思潮潜滋暗长;先生在大陆,感受最深的是社会的闭塞、浮夸和空虚。二人皆以学术矫正世风,不愧大师的称号。

徐、钱二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构成了两种典型的范式,代表了20世纪中国对中国文化参与世界文化创造问题的两种思路。徐复观先生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志在将中国传统文化刮垢磨光,而保留其内在的结构与生命,显示其精密的思想系统以及与西方文论的理论接口,对中国古代文论具有重新打造的意义。钱鍾书先生立足于“艺”,志在发明“诗心”、“文心”的普世意义,搜取中国文论中有价值的理论因素,与西方文论会通一体,这种“打碎——挑取”的方式,代表了将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另一思路。他们的研究皆将中国文化接通世界和人类,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将发生重大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洪岩,范旭仑.为钱鍾书声辩[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2]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续篇[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

[3]敏泽.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纪念钱鍾书先生[A].钱鍾书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三联书店,1999.

[4]钱鍾书.管锥编(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钱鍾书.管锥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103.

 

作者简介:王守雪(1963-),男,河南滑县人,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生,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从事文艺学研究。

 

 

原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发言者:??发表时间:2011-7-12 9:32:00??IP地址:113.14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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