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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圣化钱鍾书的“钱学”学者的质疑

汤溢泽
内容提要 发轫于20世纪末的“钱鍾书热”构成中国文化界一大奇观。有些“钱学”学者将钱鍾书圣化为“文化昆仑”、“大天才”、“大思想家”、“一代鸿儒”,又将其著作推至具有国际影响的巨著之峰尖。本人向来钦佩钱鍾书先生,但对前述“钱学”学者的立论不敢苟同,认为诸类圣化行为一是违拗钱鍾书先生本人意愿,二是对钱鍾书的定位超过了他对文化作出的实际贡献。从而认定当今对被圣化的钱鍾书理应卸装。
关键词 钱鍾书 “钱学”

 

 

 

20世纪的中国文化界漩涡颇多,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来加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本人作为一名看客,虽晚生但也没有错过被不同花样的热潮舞弄得眼花缭乱的良辰美景。于是数度挑起黄灯,梳理钱鍾书本人及其相关的黄卷。发现“钱鍾书热”值得深思。不可否认,在如火如荼的“钱鍾书热”中,许多“钱学”学者出发点是正确的,评论态度是真诚的,其论点不乏真知灼见,但有的充斥着圣化钱鍾书的嫌疑,使钱鍾书由一个纯粹的学者变成了中国文化界的“圣人”。比如一位“钱学”权威舒展称钱鍾书为“文化昆仑”[1],范旭仑称钱为一位“大天才、大智者、大思想家”[2],如此等等。姑且不论圣化者们动机、目的何在,那是行为学家、社会学与文艺心理学工作者耕种的责任田地,但圣化者的言辞的主论留给我们一片思辨的空间。

 

一、从钱鍾书这部个体文学史来看,“钱鍾书热”或者“钱学”学者圣化钱鍾书的行为违拗了钱本人意愿

如果我们排除钱鍾书在如潮的称颂声中怀抱一种欲擒故纵的心态的话,那么根据现今所有的文本来看,钱鍾书对于圣化者们不是欣赏,甚至连一点接受的“高姿”均未施舍给对方,有的是他对“钱学”及其言行的批评、冷嘲热讽、愤慨、抗议等不合作举措。

现、当代的传媒,威力凶猛,传媒学界以及界外人士均认为其具有立竿见影的“炮弹”功效。记者、编辑和专栏作者以及赐稿编辑部的文人们除报道政治、经济、军事诸种内容外,有关名人的轶闻、言论亦作为他们手中的“弹药”射入报刊版面。不可否认,这些文化猎手之中有的行文公允,起到良好的功能,但媒介队伍鱼目混珠,有些人士借名人以宣传自我,以树立其与名人为伍的形象。钱鍾书对此心怀戒意。被郑朝宗称誉的“最聪明的”、“却又是偏要下最笨的功夫做学问的”钱鍾书闭门谢客,不让他人捕风捉影,以免炮制与他有关的“新闻”。他与杨绛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高知楼”期间,同住此处的漫画家华君武和另一位画家黄永玉连一睹钱的风采之梦均未圆,更不用说是其他小字号人物了。钱的行为底因除却“不喜欢在无谓的应酬中虚掷光阴”外[3],唯恐“文蛆”们写出有关他的“近访”、“印象记”等篇什亦有关系。对文人如此,对于兼文人与制造文人、宣传文人的记者,钱鍾书更是“敬鬼神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如邓国治换掉身份,从新闻记者变为读者才免吃钱的那“恕不接待”的戒棒,又如林湄几经周折才登上钱的三宝殿。而有位在世界上红得发紫的美籍华人名记者带着录音机大模大样前去采访钱时,被残酷地拒之门外……。钱鍾书这些行为不为别人接受,记者们认为他架子太大,不可接近,热衷于推销自我的学人潜意识中斥其为“傻冒”。但无论如何,落索自甘的他对“钱鍾书热”没有起到火上加油的功效,而是起到“堵源”作用。

钱鍾书不但“堵源”而且努力地“截流”。当钱鍾书的名气颇具人生讽刺意义地由20世纪40年代出口至七、八十年代转内销后,许多国人马上视之为圭臬,并对其进行辛勤的挖掘。他们挖出埋在自己身边的钱鍾书这块金子,拂拭其表面上的尘埃,不禁发出啧啧称颂之声。中国大陆出现了一股钱鍾书的淘金热。钱对此很不以为然。他吃惊而自嘲地说:“考古学提倡发掘坟墓以后,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遗物都暴露了;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4]如擅长发掘“文墓”,揭开“文墓”的陈梦熊若不是钱的好友柯灵从中斡旋,他计划出版的在大陆已绝版多年的先生早年著作《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则成南柯一梦。

非但如此,钱对吹捧者们非常反感,对来自他人的赞美多次提出抗议。比如黄克在《龙的飞舞》一文中称昔日清华大学学生中有“三杰”传说,即钱鍾书、万家宝(即曹禺)和颜毓蘅三人被戏称雅谑为“龙、虎、狗”……黄克读罢钱著,对钱鍾书赞叹不已,仿佛见到钱著有“神龙飞舞,略现鳞爪”[5]之感。而钱鍾书读完黄文后他给舒展的一封信中称:“有关我的那一篇(按:指《龙的飞舞》),使我面红耳赤,尽管我知道作者一片热心”,“但吹捧气氛笼罩该版,我终觉惭惶。”“‘龙、虎、狗’一节,纯属现代神话”。[6]由此可见,在钱鍾书眼中,黄克文章以及传播黄文的《人民日报》海外版都有吹捧之嫌。

对于“吹捧气氛笼罩”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不加客气的指责,那么对于其他人的歌颂又如何呢?钱鍾书更有点嫉恶如仇,拍案痛击了。如前文已述的舒展向社会宣传钱鍾书是“文化昆仑”后,钱向舒展提出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

又如, 198810月,李希凡、黄克在京召开《钱鍾书研究》编委会议,讨论出版“创刊号”。钱鍾书对包括李希凡、黄克、庞朴、刘再复、王蒙等与会者的讲话和宣传极为恼火,他说:“我是不喜欢这类学会的,没想到自己也成为组织学会的借口。”他称这真是“人生的讽刺了”。其言语之犀利简直没给与会者一点面子,无异掴了他们几个文明的耳光。

钱鍾书憎恶崇拜者,他称“钱学”学者对他的倾倒是“倾之使倒”,具有叵测之心。同时他自己对学问从不拔高。他认为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如使之成为“朝市之显学”,其结果导致“显学”成为“俗学”。生平就是“寒士、冷板凳命运”的他自称“一遇吹捧就如坐针毡”。钱的那种否定、抨击、责备颂语声、圣化者的态度便跃然纸上,钱的那种大智海默而非小溪喧闹的风范鹤立人群。可见,“钱学”学者掀起的“钱鍾书热”是钱不愿看到或不希望发生的文学事件。但热衷于“钱学”的人们忘却了先哲“己所不欲,勿施予人”的规劝,视钱的言行为耳边风;又加上钱年老体衰病多,没有足够的精力加以抵制。最末便是钱鍾书不敌“钱学”学者,无可奈何的钱“只好不置一辞,任由别人去‘研究’了”[7]。所以说,“钱学”学者手持的“文化昆仑”、“伟大思想家”等服饰,没有遵循市场经济公平、自愿交易的原则,强制的扔给了钱鍾书或者蛮横的罩在钱的身上,颇有难人所为的嫌疑。

 

二、从理论体系的角度来分析,称钱鍾书为“文化昆仑”,“伟大的思想家”等等圣化行为超过了钱鍾书对文化作出的实际贡献

叔本华在《关于思考》一书中把思想家分为两类:一种是为自己而思想的“自我思想家”,另一种是为他人而思想的“诡辨派”。前者“认真思考”,系“真正的哲人”,而后者则“渴望他人称其为思想家,他们的幸福不是在本身,而是在他人的喜好中。换言之,他们只是热衷于投世俗之所好。”假若我们用叔本华的观点来评判钱鍾书的话,我们依藉钱的言行可将钱归入“自我思想家”的行列,但这只是建立于研究学者行为目的的基础之上。那么,作为“自我思想家”的钱鍾书其知识有机体又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从知识构成出发,可把钱归入何种学者型范畴呢?一部人类思想史昭告我们,作为学者可分为为人类思想提供了新的课题,构建了体系性较强的学问的思想家,此其一;其二又可分为知识积累型的学者,他们通过不断地积累知识,从而获得了渊博的知识,成为知识的吸纳器,复制思想的仓库,并对文化的细节问题作出了贡献。

依据以上的标准,我们可以看出钱鍾书处于“自我思想”与“知识积累型”两种学者的重叠状态。其特点在于不是为自己虚荣而研究,而是勤恳的继承、光大了注经、解经等所谓“疏通”的传统治学方式,对中国文化的知识点进行感悟、评点,重视知识的积累。比如钱鍾书的《谈艺录》之第三十一论“圆”一则,钱在此就用三千余言论述了“圆”这一文字美学,全篇皆是引用古希腊等西方文艺美学家以及中国古代诗论的要点缀成的。其他篇章均是受到同一思维模式指牵而形成的。这种治学方式显示了钱学贯中西的博学风度,但是无情的将其定格在非突破型的思想式大家的位置。

在学者如云的文化界,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层面。其一是创造了独立的思想体系并开创了一个崭新文化时代者。如中国的孔子,古希腊的米利都、赫拉克里特、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尼古拉、歌白尼,以及尔后的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卡尔·马克思;其二是创立较有知名度的某一具体学科,且对此进行体系性构建者,如社会学领域的奥古斯丁·孔德,心理学的马斯洛等;其三是对具体学科造诣较深并在细节上作出贡献者,比如中国的陈寅恪。那么钱鍾书属于何种层面呢?钱虽然以其《围城》、《谈艺录》、《管锥编》饮誉文艺创作、文化评论界,但其著作尤其是《谈艺录》和《管锥编》即使被人称为将文、史、哲融为一炉的佳作,不过也只是古典方法的一种应用,实际上仍是细节上的评点、感悟,因而无法与第一、第二层面的学者相提并论。郑朝宗先生称“这样一位博学深思的学者(按:指钱鍾书)竟没有写出一部有系统的理论著作,而只发表些类似札记,随笔性质的书和单篇论文,惹得浅见的人认为,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8]笔者本属“浅见”之辈,但钱鍾书“没有一部有系统的理论著作”已成公理。同时,笔者不持“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东西不成气候”的观点,但只是猜测为何钱鍾书类似札记、随笔性质的书和单篇论文却被“钱学”学者誉为“文化昆仑”“伟大的思想家”呢?其中怕是中国文化人特别是“钱学”学者们那种重视知识积累,轻视知识创造的心理在作怪。在他们看来谁积淀的知识愈多,谁就至高,谁就有资格立于中国文化这座象牙塔的塔尖。这种心理只能认定一些文化名人,不能推选出“文化昆仑”使中国文化人丧失向第一层面的大师级人物冲击、攀登的能力,最终酿成钱鍾书被不恰当的圣化,或者说圣化的结论超过其对文化作出的实际贡献的陋局。

许多年来,文化界患上了“美言”过甚的顽疾。出乎钱鍾书意外的“钱鍾书热”颇有此嫌。或许“钱学”学者是出自对钱的崇拜真正的走火入魔以至不顾文化存在的现实而将其妆扮得金光灿烂,或者是功利主义招安了他们,使其不惜将钱推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以展示自己发掘非凡之金的本领。那么他们描金添彩的笔锋赐予钱的又是什么样的光环呢?还是让文学事实来说话吧!

众多“钱学”学者称颂钱的作品主要指向三个标的,即钱的《谈艺录》、《管锥编》和小说《围城》。美国学者夏志清称《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还是最伟大的小说”[9],唐弢称“钱鍾书的光芒四射才情横溢的笔墨,震惊了读者以及像他一样正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行”。[10]至于称钱著为“扛鼎之作”、“盖世作品”的呼声如涛如潮。这些立论气势非凡,且由名人作出更具有说明事物的穿透力了。但仔细推敲,则使人很难全部信服。在此我们首先看一看钱本人对自己的文本的态度吧。当“钱学”学者浮在文化的表面鼓吹钱的文化产品时,钱将其少作自贬为“贾宝玉所谓小时干的营生”,并关起门扉进行补订;被国外夏志清称颂不已,又被国人誉为“现代中国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围城》,钱鍾书似乎与他们的宣传过意不去,在重版时不断列陈其中错误。钱称这部书初版时的校读很草率,留下了不少字句和标点的脱误。“我乘重印的机会,校看一遍,也顺乎有节制地修改了一些字句”[11]。嗣后他于198212月乘《围城》第三次印刷的机会,在修订一些文字时,发现“有两处多年朦混过去的讹误”,且钱不掠他人之美,称这讹误是“德译者莫妮克博士发现的”。由此可见“钱学”学者所称的伟大的作品中残留着不少的讹误,更何况《围城》存在爱国主义题材处理不当,掉书袋等情况呢?“钱学”学者的立论未免仓促了一点,匆忙了一点吧!

非但如此,钱鍾书对于他人所美化的扛鼎之作《管锥编》也孜孜的补订。他于1981年写出《管锥编增订》, 1989年又写出《管锥编增订》之二。其行为说明他的作品包裹缺陷,并非十全十美。同时钱对《谈艺录》这部少作颇不称心。其创写时时值战乱,图书难觅,资料不足,就在“钱学”学者紧锣密鼓赞美时,钱将其年轻瞧不起的克罗齐的见解融入其中;又如他对原书第十五则修正、补足后,谦虚地称,写此书时“百六阳九,检书固大不助,亦由少年学问更寡陋也。”试问连钱自己均认为少年学问寡陋时写的文本又如何能轻易地称为“盖世作品”呢?

又如,钱鍾书50年代编的《宋诗选注》,除了台湾孟今玲发文指责其中的漏点以外[12],其他如夏承焘的《如何评价〈宋诗选注〉》,王水照、内山精也的《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等等把这个选本称为“选诗上的创造”,是一部独具慧眼特识、别有学术风采的诗学专著。不可否认的是《宋诗选注》具有突破旧的笺注模式,创造性地把注释和评论结合起来等特点,但选注在被“钱学”学者们鼓吹时,却忽视不敌辛酸经历的钱在选注中留下的败笔。

钱在《模糊的铜镜》[13]称选诗“很像有些学会之类选举会长,理事等等”,有“终身制”、“分身制”。“一首诗是历来选本里都选的,你要是不选,就惹起是非;一首诗是近年来其他选本都选的,你要是不选,人家也找岔子……所以老是那几首诗在历代和同时各种选本里出现。”作者自我忏悔道:“评选者的懒惰和怯弱或势利,巩固和扩大了作者的文名和诗名。”钱迫于“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钱承认“我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也产生过错,不能归咎于那个时代的严峻戒律”。请问一下王水照先生,一个选注在受到他人的、社会的干扰等庸俗行为以及作者自身“缺陷和偏狭”诸合力下面世,又何能使之首首皆佳作呢?又何能像你们称颂的那么高扬呢?

诸如案例,我们还可以扯来一把,其行为轨迹在于“钱学”学者们急于立论,懒于论证,热衷于给钱涂脂抹粉,酿成与古时给人“莫须有的罪名”形成鲜明对照的予钱鍾书以“莫须有”的功名。而钱鍾书对著作认真修订、细心匡正、增补抽空或击倒了“钱学”学者论证的论点,使“钱学”学者们难堪不已。钱剥掉了“钱学”学者加诸他身上的外套,还原为纯粹的钱鍾书!而他头上“莫须有”的功名也成为光鲜一时的符号。钱对此根本不在乎、介意。否则,他就会行走一条家丑不可外扬的歧路,不会把书中谬误赤裸地曝光,而把缺点包装得密不透风,一丝不漏了。

至于范旭仑把钱称为“大天才”,此点更是值得商榷。关于“天才”本系老生常谈的话题。王充在《论衡·实知》中明确指出“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圣人不能神而先知”。可见世界上不存在“天才”。实践中,个体对事物、事理的认识和感悟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可是这“先后之分”的根本原因不是“天使然”而是“学使然”,即后者是通过后天实践和学习积蓄知识,发挥主观能动性,达到认识或感悟上的领先、超前。这种超前来自实践,来自经验,更来自社会行为之一——勤奋。正如爱迪生笑着批评那些称他为天才的人一样“这完全是假话!”艰苦的工作才是实在的!设若范旭仑的立论成立,那么钱鍾书少年就不要用功学习了;那么他青年时代就不必上清华、去英法等国留学求知了,晚年更不必闭门谢客,孜孜于书海了;而钱的心路历程说明他的博学,他的真知灼见全来自他对学问的执着追求,而非“受神的启示”,传达什么神的旨意。鲁迅曾称文艺家的感觉要比常人灵敏一点,“早感到便早说出来”,于是人们便恭维他是“先知先觉”。也许范旭仑称钱为“大天才”亦是一种“大恭维”吧!范实在太仰视、崇拜钱了,以至于为钱这位贤者“美”。

“钱学”学者勤于立论,为了使自己心仪的偶像更加耸立,其造神举措不惜冒学术之不韪。

钱鍾书于1962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文,提倡“通感”一说,受到学术界的好评。“钱学”研究权威郑朝宗下了断语:“通感”这个西方出产理论,是先生首先把它介绍到中国来的。尔后,许多“钱学”学者附合郑说,都将“通感”一说的发现权赐予钱。殊不知朱光潜先生比钱鍾书早26年就在其《文艺心理学》中予以了论述;钱在他的论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中,多次声明自己引用了先生的观点,而且加上注释“参考朱元潜先生《文艺心理学》第36-39页”。此举不是映证“钱学”学者懒于治学,就是证明他们发现线索视若无睹或有意隐慝的伪科学心理,不能不令人遗憾不已。

“钱鍾书热”浪潮日高,“钱学”学者蓬勃冒出。笔者对此庆幸不已,并渴望“钱学”兴旺发达,真正地成为“显学”。但钱鍾书在《宋诗选注》序之三中称“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木乃伊’,费心用力的把许多作家维持在‘死且不朽’的状态里。”此警语对“钱学”学者具有借鉴意义。本人认为学术上“木乃伊”理应挖掘,否则使文化少了让人仰止的瑰宝,但费心用力编造“死且不朽”的作家则违背了文化发展规律。同理“钱学”应兴,不过学者们治学态度还应实事求是,不应无度的溢美,无限的拔高。

叔本华在《关于思想》中说:被庸碌之辈利用和当作工具的“权威”实在是有点可悲;但这类权威却以此为荣,以为有人奉承、追随,殊不知这样一来,他们自己也落入庸碌之辈的行列中,成了跟那些奉承和追随者一样的货色。笔者认为钱鍾书毕竟是钱鍾书,他的冷静、他的深邃把他定格于不同凡人的位置,他永远不会跌入跟那些奉承、追随者等一班庸碌之辈的行列中,更何况他对来自崇拜者的言行有所警觉,视之为“倾之使倒”呢!而叔本华在同一篇中又写道:任何权威使那些庸碌之辈“以为找到了最好的护身符,振振有辞的据之而辩,发出胜利的笑声?”也就是说权威不过是思想贫乏者掩盖自己庸碌,吓唬对手的“虎皮”。那么圣化钱鍾书的学者是否有此嫌疑或者说是否被二百余年前的叔本华火眼金睛洞察出其骨髓中的底因?笔者哑然,也许“钱学”学者们自己明白。

 

参考文献:

[1]舒展:《文化昆仑钟书——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书的一封信》,随笔,1986年第5期。

[2]范旭仑:《智者的心路历程·序》,河北教育出版社。

[3]徐泓:《孜孜不倦 落索自甘——钱鍾书夫妇形象》,写在钱鍾书边上,文汇出版社, 1996年版。

[4]孔庆茂:《钱鍾书与杨绛》,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1997年版,第340352页。

[5]黄克:《龙的飞舞——钱鍾书先生和他的〈谈艺录〉》,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109

[6]舒展:《“落索身名免谤增”——钱鍾书谢绝龙喻》,人民日报,1986327

[7]郑朝宗:《但开风气不为师》,读书,1983年第一期。

[8]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

[9]唐弢:《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文学评论, 1982年第3期。

[10]钱鍾书:《围城》重印前记。

[11]孟令玲:《钱鍾书的<宋诗选注>》,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

[12]钱鍾书:《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

[13]钱鍾书:《通感》,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

 

作者简介:汤溢泽,湖南商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410205

 

原载:《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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