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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鍾书《宋诗选注》发微

李裕民

 

 

 

我一般不买选本,而喜欢买全集。一是从研究历史的角度说,资料越丰富越好;二是选注本质量多不太高,往往是图方便,随意选的,你想看的,它不见得选,你不想看的,它倒选了许多;注释多半是词典的转移,对我这个爱查词典的人来说,没有多大的利用价值。钱鍾书《宋诗选注》,久闻大名,但从来不曾想到要买它。近年来,这本书实在叫得太响了,在同类书中,它大概是发行次数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了,偶去书店见了,下决心买一本。回家看了看,果然与众不同。其序就是一篇研究宋诗的好文章。此书是作者下了两年工夫看了许多原始材料之后精选而成的,与世上拼凑之作大不相同。它有自己的风格,所选80人的小传、诗的注释均不受题材拘束,也没有统一的格式,随意地谈开去。如小传不像一般人只说简历,他要说些别的,在徐玑传中讥讽叶适不善写诗犹如不善飞的鸵鸟,韩驹传里说苏辙有爱给人戴高帽子的毛病。如注释,往往涉及古今中外相关的或者不甚相关的内容。他善于联想,又有生动的比喻,有时辛辣,甚至有些滑稽。做学问累了,看一下它,是最佳的调节。于是,我把它放在案头,有空经常翻阅。翻多了,渐渐发现其中有作者难言的苦衷,也有他自己未必看得清的缺陷。

 

一、钱鍾书选注宋诗的苦衷

1988年钱鍾书为香港版《宋诗选注》写了个前言,特别耐人寻味,其中写道:“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又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能选的倒选进去了。”“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它当初不够趋时,但终免不了也付出趋时的代价——过时。”他自己说受时代的影响,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想法编,但又不甘心完全按他人的口径说话,因而时时表现个性。现在再版,他不想再作加工,说:“我不想学摇身一变的魔术或自我整容的手术,所以这本书的序和选目一仍其旧,作为当时气候的原来物证。”说到这里,就打住了。我说:钱先生显然是想错了,“原来”只有和现在作比较,才能看出它的特点来,只有看出时代的特点才能作为物证。这就是说,要么钱先生说清楚:到底哪些地方受时代的影响,作了自己不想作的事?又在哪些地方说了自己想说的话?这样,读者才能知道,在那个时代,一个真正的文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被扭曲了,又在多大程度上坚持了自己的个性。要么按自己的意图写出新的本子,让两个本子同时流传,读者可以从两者的比较中看出当年的学术状况。可惜,他去世了,这一意见已无法面陈,他在上面说的那些话成了难解的谜。现在可以做的,只能是猜谜了,我乐意试着猜一猜这个谜底。五十年代,我已上了大学,感受过当时的气氛,我想多少会猜中一点,现在不猜,后几代人去猜,那恐怕就会难似哥德巴赫猜想了。

哪些地方受时代的影响,作了自己不想作的事呢?这大概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书出版于1958年。那是左的时代,阶级斗争为纲,只能讲阶级压迫、斗争,不敢谈爱情。所选诗中不见情意绵绵的爱情诗,极大多数是提示农民受苦受难的诗、反映爱国主义的诗。

那时代,毛泽东的指示是神圣的,不能不引的,所以引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

宋代理学家是挨批评的对象,是不能选的,因而朱熹等人的作品一概不选。

那时代是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僧、道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的作品当然都不予收入。

哪些地方说了自己想说的话?

序的第一段里引了毛泽东的话,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7)几乎将宋人诗全盘否定。引这段话只表明他尊重最高领导人的指示,但并不表示他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他还是要说自己的话。第二段里笔锋一转,说:“批评该有分寸,不要失掉了适当的比例感。假如宋诗不好,就不用选它。”“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10)注意,“整个说来”四个字,不是非常鲜明地表示他并不同意宋人多数诗“味同嚼蜡”的提法吗?他在所选的80位宋人数百首诗的注释中,时时发出赞美形象思维的声音!如苏轼小传中称:“他有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61)梅尧臣《田家》注:“这首诗借用两个古人的名句……梅尧臣把他们的话合在一起来写农民的贫困,仿佛移花接木似的,产生了一个新的形象。”(15)这不是称道他不但有形象思维,而且有创造性的形象思维吗?连名声不算太大的刘子翚,“也能够用鲜明的比喻,使抽象的东西有了形象”。(153)则懂形象思维的人恐怕不能说非常少吧!宋代刘克庄的《筑城行》比唐代的张籍《筑城曲》、曹邺的《筑城》“写得醒豁透澈”。(252)郑文宝《柳枝词》,注:“这首诗很像唐朝韦庄的《古别离》……但是,第三第四句那种写法,比韦庄的后半首新鲜深细的多了”(4),这不是说宋人并没有与唐诗唱反调,而是认认真真的学唐诗、甚至还超越了某些著名的唐诗吗?

王安石是解放后被捧得非常高的历史人物,有的宋史专家甚至按照现代路线斗争模式,将他树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有不同意见的司马光为保守派,定为错误路线的代表,学术界谁敢说王安石一个不字,那就是立场站到保守派、错误路线去了。然而,这本书在肯定王安石文学成就的同时,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41)敢说这样的话,在当时需有很大的勇气。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长期以来被视为讲究修辞的范例,而钱鍾书举例说明“绿”字这种用法,早在唐诗中已经多次出现,并非王的新创。

在哲学史里被定为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叶适,是被充分肯定的人物,要跟形势,就应当收,但他偏偏不收,还说了一通“语气不贯,意思不达”彻底否定的话,不过不在显眼的序里,而是夹在徐玑的小传中。这大概就是他“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之处吧!

 

二、钱鍾书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

香港版前言之末还说到另一个问题:“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他在补注中列出了别人给他指正的问题,共16条。但仔细一看,这都是小缺点,恐怕够不上他所说的“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那么,这“缺陷和偏狭”究竟表现在哪里?他没有说,我想只是他自己估计有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找到,要是找到,他早就改了。这里拟作一下探讨,我想还是很有意思的。

先说缺陷,我以为作者主要的缺陷在于历史素养有欠缺,不太懂考据。他很重视历史,常从历史角度去谈诗中存在的问题,但又常常出错。如序(6)中有一大段文字批评宋诗不敢反映农民起义问题,说:“宋代的五七言诗虽然真实反映了历史和社会,却没有全部反映出来。……譬如后世传扬的宋江聚义那件事,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后世的士大夫在咏梁山泊事件的诗里会说官也不好,民也不好,各打五十板;北宋的士大夫亲身感到阶级利益受到了威胁,连这一点点公道话似乎都不肯讲……在北宋诗里出现的梁山泊只是宋江的替天行道以前的梁山泊,是个风光明秀的地区,不像元明以来的诗里是好汉们一度风云聚会的地盘。”这一评论对宋代士大夫来说实在是太冤枉了,在这里,先生犯了两大错误,一、将历史上的宋江和小说中的宋江混为一谈了。历史上的宋江只是个游寇,在河北、山东、苏北一带打游击,被称为淮南盗[1]、京东贼[2]、河北剧贼[3],最后在海州 (今江苏连云港)战败投降[4]。根本没有在梁山泊活动的任何记载,更没有将梁山泊作为起义的根据地,北宋和南宋早期的所有材料,都可证明这一点。至于元、明人将宋江和梁山泊联系起来,那是受小说影响的结果。既然宋江没有在梁山泊扎根,怎么能要求宋代士大夫凭空将梁山泊与宋江联系起来呢?二、如果稍微深入了解一下宋代的历史,就会看到,宋代实行的是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士大夫是最敢讲话的,宋徽宗招降宋江,李若水就不客气地写了一首《捕盗偶成》的诗,云:“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啖此曹无乃错。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不如下诏省科繇,彼自归来守条约。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5]

这里,公开批评朝廷招降宋江的政策“错”了,作者自知是“狂词”,偏要一吐为快,可见宋士大夫并非是不敢说“一点点公道话”的胆小鬼。钱说“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宋江之事,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严羽的《有感》:“误喜残胡灭,那知患更长……巴蜀连年哭,江淮几郡疮。襄阳根本地,回首一悲伤。”文中作了很长的注,其中说首句指端平元年(1234)宋与蒙灭金事,是对的。但解释后几句,是指宝祐六年(1258)至开庆元年(1259)蒙古攻四川、湖北等地,咸淳三年(1267)围襄阳,则全然错了。而由此判断:“这些诗大约是咸淳三年以后所作。”(268)更是错上加错了。其实,只要查一下《宋史》卷42《理宗本纪》就可以知道,后几句是指:端平二年(1235)元兵对宋发动全面进攻,矛头指向四川、京湖,次年,襄阳主将王旻降蒙,文州、成都均被攻占。嘉熙三年(1239)宋军收复襄阳。《有感》的第二首“闻道单于使,年来入国频。圣朝思息战,异域请和亲。”是指端平元年以来7年中,蒙古派使者至宋5次,宋派使者至元3次。从诗的内容看,应作于襄阳被占之后至收复之前,双方边和边战之时。如作于咸淳三年以后,其时宋想议和,而元就是要宋投降,已不存在双方议和的可能了。

152页说:“北宋中叶以后,道学家的声势愈来愈浩大。”其实,道学家的主将二程,主要活动时期是在北宋晚期,那时王安石的新学是主体,洛学是受压的,他们的影响还很小,根本不存在“声势愈来愈浩大”的事实。他们的话也很少有人听,说他们的话“变成了成文的法律,吓得人家作不成诗文”。(151)纯属想当然之词。南宋中期,道学家领军人物朱熹备受压制,道学家们被打成庆元逆党,处境非常艰难,怎么反倒“吓得人家作不成诗文”?事实上,道学到南宋晚期理宗时才取得正统地位。

要正确认识宋代诗人的作品,必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必须弄清诗人的生卒年,然后按其年代先后排列,便于看出时代的特点。这些道理,我想,先生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本书大体是在按诗人年代先后编排的,只是这方面钱先生实在太不肯下工夫了,书中至少存在下述三个问题。

1.次序先后颠倒者甚多。如欧阳修应移苏舜钦前,黄庭坚应移秦观前,陈师道应移张耒前,洪炎、江端友应移徐俯前,宗泽应移贺铸前,汪藻应移韩驹前,朱弁应移陈与义前,周紫芝应移曾几前,陆游应移杨万里前等。

2.是书在介绍诗人时常说作者的“生年死年不详”。其实有不少是不难考知的,如吕南公(10471086),晁端友(10291075),洪炎(10741133),江端友(10741134),韩驹(10801145),赵师秀(11701219),华岳(?~1221),高翥(11701241),萧立之(1203~?)等。

3.不愿考证年代,都爱作时代的比附。如秦观小传中云:“晁补之和同时的徐积、郭祥正也许是欧阳修、苏轼以后仅有的向李白学习的北宋诗人。”(76)这句话犯了时代先后混淆的错误。徐积比苏轼大9岁、郭祥正比苏轼大2岁,怎么能说他们是“苏轼以后”的人呢?这几个人的年龄,其先后顺序是:欧阳修(10071072)、徐积(10281103)、郭祥正(10351113)、苏轼(10371021)、晁补之(10531110)

对作品缺乏必要的考辨。如王安石的《夜直》(49),作者是否王安石,宋人已有异议。周紫芝《竹坡诗话》认为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所作,证据应该说是充实的,这是王安国的孙女婿沈彦述亲口对他说的,而沈看到过手稿。钱鍾书认真读过《竹坡诗话》,这条材料应当见过,如可信,应改正,如不可从,也该作考辨,然而一句也未提及,就直接定为王安石的作品了。

157说:“宋无名氏《李师师外传》说汴梁城破以后,她不肯屈身金人……”,据我考证,此《外传》乃是清顺治年间的作品,其本意是痛斥明代贪官葬送了大好河山,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如宋代一个妓女。用这样一个经过创造加工的艺术形象,来论定真实的历史人物,离真理就太远了。

有的注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如页6说:三馆指昭文、国史、集贤。按:宋代根本没有“国史馆”之称,“国史”乃“史馆”之误。

对版本不甚留意。如147页吴涛诗,选自吴沆的《环溪诗话》,没有题目,只好写了个“绝句”代题。其实《宋诗拾遗》卷15中选了此诗,题为《暮春》。

最后,说一下他的“偏狭”。

书中对道学家哲理诗是全盘否定的,这既有时代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他的“偏狭”。人们经常引用的朱熹的哲理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就是公认的好诗。书中既不选,也不提,干脆悄悄地回避了。文天祥的《正气歌》,按照他的评判标准是完全符合的,却偏说它艺术性不够,也许是因为它反映了理学家思想最高境界?此外,书中对妇女的作品均不取,难道她们没有一首好诗?这是“偏狭”,还是别有原因?不得而知了。

韩驹小传中说“苏辙动不动把人比作储光羲,也许这是一顶照例的高帽子,并非量了韩驹的脑瓜的尺寸定做的”。(114)在现在民众心目中,诗人中最知名就算是李白、杜甫、白居易了,其次是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之涣等,知道储光羲的人恐怕是很少的,拿他作比喻怎么能算一顶高帽子呢?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列举了24种唐人诗体,就没有储光羲的份。先生在注中说到:“苏辙称赞参寥的诗酷似储光羲,参寥回答说:某平生未闻光羲名,况其诗乎?”说明储光羲在宋代知名度也不高,宋人不把它看成一顶高帽子。《栾城集》有题韩驹秀才诗卷一绝云:“唐朝文士例能诗,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读君诗笑无语,恍然再见储光羲。”可见苏辙并没有把他比作知名度很高的李白、杜甫,这本身是有一定分寸的。韩驹的弟子曾季貍在《艇斋诗话》中记载:人问黄门:“何以比储光羲?”黄门云:“见其行针布线似之。”说明,苏辙是从韩驹写诗布局上作了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不是没有量韩驹的尺寸随便说的。苏辙比作储光羲就只有上述二次,这离“动不动”程度还差得远吧!说他动不动给人戴高帽子,显然已经事关他的人品了。事实上,现在能见到的宋代史料,没有证据能证明苏辙是爱吹捧、拍马屁的人,这样随意给一位名人加个恶名,难道不是“偏狭”吗?有人说钱的批评是“尖刻无情地科学”(吕嘉健《论钱鍾书文体》),我认为,就对苏辙的批评而言,只是“尖刻无情”,看不到一点“科学”性。

 

注释:

[1]《宋史》卷22,《徽宗本纪》,第407页。

[2][]方勺:《泊宅编》卷下,中华书局, 1983年,第99页。

[3][]汪应辰:《文定集》卷23,《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

[4][]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9,中华书局, 2006年,第738页;《宋史》卷353,《张叔夜传》,第11141页。

[5][]李若水:《忠愍集》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原载:《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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