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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选》看选本的力量

顾农

 

 萧统主持编选的《文选》尽管除了一篇不算很长的序言之外,并没有发表更多的理论批评见解,但是它凭借所选的七百多篇作品来发表意见,影响读者,这个手段非常厉害。鲁迅在《选本》一文说得好: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

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

  齐梁时代曾经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衰世,例如唐朝人批评齐梁文学的言论就多到不可胜数,杜甫的诗句道“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其五),韩愈甚至说“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荐士》)。其实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齐梁文学界决非漆黑一团,这时也曾出现过若干比较优秀的作家,创作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品,而更重要的则是在一个不长的时间段里连续产生了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和萧统《文选》,三部名著闪亮登上历史舞台,空前绝后,形成了一道光芒万丈的壮丽景观。

  这三部书,按现在的眼光看起来是两类完全不同的著作,前二者是理论批评专著,而萧统《文选》则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作家,古代习惯于称为“总集”。但是古人并不一定这么看,《隋书·经籍志》就把这三书都列入“总集”类,而列为该类之首的挚虞《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也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这种情形虽然似乎有点古怪,但我们只能设法加以理解,同时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虽然早已有所开始,但真正自觉总要到魏晋之后,起先这种批评往往见之于书信中或口头上,带有明显的私人性质,后来终于找到了一种更有效的形式,这就是编撰文学作品的总集:选家自己认为好的作品就选进来,而评论意见也就寓于其中了。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史家出而论文,总是将文学与政治、社会、历史的兴衰教训等等联系起来考虑;而文学家论文,则往往把理论批评与从事创作或学习写作放在一起考虑,所以后者的理论批评往往与文章学有割不断的联系,《文心雕龙》一书曾经被一部分学者看成是写作学的著作,所见虽不无偏执,但仍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并不妨碍同时承认它在理论批评方面的巨大贡献。想清楚这个道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特色便会有真切的体认了。古代文论总是从具体文学作品和体类的批评入手;脱离文学文本、脱离创作实际的纯理论,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以史为线索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著作总是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根据也在于此。在齐梁时代以至于更晚一些的时候,选家就是评论家。将齐梁三书放在一起讨论,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传统。

  萧统的弟弟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写道:“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致,敦风俗;其弊者只以烦简牍,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翘足志学,白头不遍。或昔之所重今反轻;今之所重,古之所贱。嗟我后生,博达之士,有能品藻异同,删整芜秽,使卷无瑕玷,览无遗功,可谓学矣。”可知当时编撰选集(总集)的主要任务是为读者提供写作的样板,而不是或主要不是提供了解文学史的读本,这样的选本当然应该出自专长于“品藻异同”的批评家之手,而不是学者或学究之手。

  《文心雕龙》虽然并非选本,但非常注意研究文本,书中包含了选本的某些要素。该书第六至第二十五篇,专门用来“论文叙笔”——按文体研究文本,他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序志》),其中“选文以定篇”正是选家的当行业务。把刘勰选定的各篇编排起来,就是一部刘氏的文学作品选。拿萧统《文选》同刘勰的“选文以定篇”相较,选目有异有同,从中可以获得许多理论批评方面的信息。

  按文体进行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先前的选家如挚虞早已在《文章流别论》中做过,另一位选家李充在他的《翰林论》中也曾经做过。《文章流别论》和《翰林论》都是作品选,其中附有批评性理论性的说明;这两部选本后来失传了,仅存其理论批评部分的片断。挚虞和李充在文学批评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他们正是刘勰、钟嵘的先行者。

  钟嵘在《诗品》一书中将一百二十多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分别给予简要的评论,全书的序言则深入地探讨了若干理论问题。《诗品》原书中很可能是带有选篇的,这一部分后来失传,于是就只能看到他的评论了。这种情形很有点类乎《文章流别论》和《翰林论》,都是失去了原有的选文部分,只留下了评论。好在把今本《诗品》中提到的名篇名句加在一起,也就多少可以窥见钟嵘心目中一部历代诗歌选的大概。

  外在形态同《文心雕龙》、《诗品》很不同的是萧统主持编选的大型文学选本《文选》。尽管此书除了一篇不算很长的序言之外,并没有发表更多的理论批评见解,但是它凭借所选的七百多篇作品来发表意见,影响读者,这个手段其实非常厉害。鲁迅先生在《选本》一文说得好:

  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只剩一点辑本了,而《文选》却在的……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

  选本能够比理论批评专著更有读者,更有影响,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孔夫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者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选本之厉害,也是这个道理。即以齐梁三书来说,《文选》影响最大,在唐代已是显学;而《文心雕龙》一书在唐代虽然曾有若干高端学者予以注意,但在一般读者当中影响很小;《诗品》被重视和接受的程度就更差一些。

  当时《文选》读者极其广泛,注家蜂起,李善与五臣尤为此中巨擘。“文选学”由此形成。包括杜甫、韩愈在内的大批作家都注意从《文选》吸收营养,李审言先生所著《杜诗证选》、《韩诗证选》二书举出过大量例证。钱锺书先生指出:“昭明《文选》,文章奥府,入唐尤家弦户诵,口沫手胝……正史载远夷遣使所求,野语称游子随身所挟,皆有此书,俨然与儒家经典并列……词人衣被,学士钻研,不舍相循,曹宪、李善以降,‘文选学’专门名家。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唯《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叁焉”(《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00~1401页)。这种情形显然值得深长思之。

  以《文选》一书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所谓“文选学”可以追溯到萧该,而真正成为一门显学,奠基者是扬州资深学者曹宪和他的学生们组成的学术团队,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李善。李善划时代的伟大贡献在于,他在高宗显庆三年(658)完成并上表奏进《文选注》六十卷,这部巨著不仅当时受到高度重视,实乃一举奠定了文选学的基石,历代流传,至今仍然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成为学术研究的一大对象。李善注《文选》除详细地注音以外,尤其重视释事,追寻文章中典故、词语的最早出处,引证了一千六百余种典籍,其中有不少是后来失传的。在校勘和释义方面,李善也做了很好的工作。曾经有人批评李善“释事而忘义”(《新唐书·李邕传》),事实上他并未忘义,无非是比较少一点,许多地方他大约认为读者能懂,就不作一般的释义了。李善的注本适合于文化水平比较高的读者。

  后来又出现了一部由工部侍郎吕延祚策划,由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执笔的新注本,当时称为《集注文选》,后来一般称为“五臣注”。五臣注在李善注那种学术性甚强的模式之外另辟蹊径,注意普及,追求“其言约,其利博”的效果,得到了唐玄宗的嘉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五臣注流行的程度曾经超过李善注,“世人多谓李氏立意注《文选》过为迂繁,徒自骋学,且不解文意,遂相尚习五臣”(李匡乂《资暇录》)。五代人丘光庭在《兼明书》中也提到五臣注《文选》“盛行于代”。同时代人毋昭裔刻五臣注《文选》于蜀,这大约是《文选》最早的刻本;而李善注要到北宋景德、天圣间才有刻本。此后更多的乃是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在一起的刻本,其中先五臣后李善的称为“六家本”,现在最便于使用的是影印的日本足利学校藏宋明州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先李善后五臣的称为“六臣本”,现在常用的有影印的宋建州刻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与此相比,单独的李善注和单独的五臣注则皆少见,这种情形无非表明了这两种注释本各有千秋,有一种优势互补的关系。

  到清朝,人们普遍重视学问,学术水平明显高出许多的李善注受到极大的重视,五臣注和包括五臣注在内的六家、六臣本都不再时行。近两百年来流行最广的本子是嘉庆十四年(1809)胡克家校刻的李善注《文选》,该书现有中华书局的影印本(1977)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标点整理本(1986)。这个本子现在读者最多。

  在李善、五臣之后,为《文选》作注释的事业仍然方兴未艾。开元十九年(731)及稍后,玄宗让王智明、李元成、陈居、陆善经等人组织班子重注《文选》,工作没有做完;后来陆善经独自为《文选》作了注,其书今已不传,但在钞本《文选集注》中可以看到若干遗文:由此颇可考见唐代研究《文选》的风气何等旺盛。

  与早在唐朝就有这么多人为《文选》作注的盛况相映成趣的是,为《文心雕龙》和《诗品》作注都迟至清代。选本的力量之大,由此不难窥见。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绝对不能忽视文学选本,特别是那些出于名家之手以及流行甚广的重要选本。若干流行甚广的选本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之类并非出于名家之手,其中也未必蕴涵着什么独特的理论批评思想,却往往因为观念庸常、篇幅适宜、选目雅俗共赏而得以广泛传播,这样的选本也很值得研究,例如朱自清先生曾就《唐诗三百首》发表过一些重要的意见(详见《〈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朱自清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240页);可惜这方面的工作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新时期以来,《文选》研究日益繁荣,先后开过八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已出六本,其余正在陆续出版;此外又涌现了许多论文和专著,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重视。清代大儒阮元为纪念曹宪、李善等文选学开创者而兴建的扬州隋文选楼,在第八届文选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2009年8月)举行了奠基仪式,目下正在重建之中。江苏镇江图书馆建立了中国文选学资料中心,其网站业已开通。现在已经可以说,历史悠久影响巨大的文选学,今天已经得到了全面的复兴,并将继续走向深入。

萧统

萧统辑唐李善注《文选》内页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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