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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围城》流浪意识界说的另一种批判

艾涵
内容提要 《围城》具有多元的象征意味和文化视角,一些学者以此试图寻找并论证方鸿渐等知识分子身上中国作品所缺乏的流浪意识。笔者认为这是“形式”且是肤浅的,没有进行综合的环境分析,不能看清异质文化碰撞下所带来的现代性的文化断层,因此,亟待客观的辩论和反思。
关键词 围城 环境 断裂 颓废 形式

  《围城》既是中西合璧的产物,也是时代的畸形儿。它产生于一个炮火纷争的年代和上海这座“孤岛”之上,从中透露出知识分子复杂的命运和深刻的人生哲理。今天,我们既可以从单纯的现代阐释中领悟到一种终极关怀,又需要能回到历史过去去窥探中西文化在炮火中的另一种碰撞和人物的另一种命运。

 

一、“围城”释意

 

       和文本中许多新颖而独特的比喻一样,“围城”本身作为一个比喻或象征也具有丰富的内涵,对《围城》各种问题的研究也常是“围城”所带来的多重意义开始的,它能引起我们对文本的思想、语言等开始的全面观照,以便使文本的内在意蕴能更大限度自由的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对“围城”释意客观需要首先了解它的由来。许多人认为它来自一个法国词语———fortresseassiégée(被围困的城堡),但同时人们也从中找到其中中国意义根源,不过钱鍾书在文本中的透露就显得更有价值。方鸿渐一次在与朋友喝酒中刚喝一点就先醉了,在迷糊间听到别人在说话,李坤先生将这段对话这样描述———“我想引用一句英国的古话说,结婚仿佛是一个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进去,笼子里边的鸟想飞出去,结果结了离,离了结,没有了局。苏小姐听后也描上一句话,她说法国也有这样一句话,不过说的不是鸟笼,是困境是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1]229。钱鍾书在这里的描写是有包括婚姻围困在内多种人生困境的,但在不同时期的读者对其阐释也不尽相同,而这些甚至超过作者一时一地的经验。

        爱情和婚姻是小说展开的第一座“围城”,对此,汤溢泽先生对钱鍾书的文本有这样的阐释:“没有结婚的想结婚,从而冲出围城,结了婚的又想分手,以便逃离围城。”[2]123方鸿渐和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等在小说的开头有过一段感情的纠葛,但之后最终方鸿渐未能与理想的爱人唐晓芙结婚,两人最终积爱成怨,以致分手:最后方鸿渐又草草地与孙柔嘉结婚,却也始终想冲破这道爱情的牢笼。心爱的人不能最终在一起,而最后在一起的那个人又不是自己钟爱的人,这里充满对爱情的无尽哲思。

        故事发展到第五章以后,在爱情上失败的方鸿渐和同样失落的赵辛楣双双冲出了爱情的牢笼,他们由假想的情敌变成了真正的挚友,于是两人开始在三闾大学任教。但方鸿渐对事业充满太多的幻想,在三闾大学的明争暗斗中,方鸿渐终于也被迫走出这座事业的“围城”,此时的方鸿渐充满无尽的失落和无奈。

        从这种无奈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人的悲剧,也能窥探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这便是一部新的《儒林外史》,他们的命运与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们固执的表现着知识分子清高与孤傲,却在对待现实上过于软弱和保守,以至同流合污。方鸿渐带着一身的洋气,但骨子里却存有着封建劣根性,使得满腹才能只能浪费在这个浑浊的年代里。

        从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而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时,我们能看到方鸿渐等人身上透露出来的流浪意识、寻找意识以及对这种向前看的寻根意识里体现出的终极关怀。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里,到处漂泊的方鸿渐处于一种流浪的状态这只是一种外象,而方鸿渐对爱情、事业等不可求而生出的一种虚无、迷失感就体验出一种更深层次的流浪意识。

        根据上述浅谈的几种阐释,我们可以将之归结为另一个大的“阐释”,这便是“欲望”。人心是一座监狱,人因为生活的欠缺而有所追求,得不到时人会异常的失落,等得到之后,也不过是短暂欢愉,之后便是对所得的东西产生厌倦而开始新的追求。爱情、事业以及居无定所等等都是人的追求,但人必须知足常乐,因为人生总会有残缺,否则就会陷入自己设置的一座“围城”。

        与这些“围城”相对的还有一座“围城”,这座“围城”与《围城》中的个体没有太大的关联,而似乎直接的牵连着一个整体,这便是异质文化冲撞下,整个文明现代进程断裂所形成的一个大环境。方鸿渐是一个中西文化的产儿,从他口中中外夹杂的语言文字也看到这点。他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却在归国后无法拥有独立的人格。在封建势力面前妥协,方鸿渐只是一个时代的简影,如果把时代与背景相等的话,方鸿渐等人的命运就代表着当时整个国人的命运,而他们就共同生活在一个大的“围城”里。

        《围城》文本是极具开放性和生成性的,因而对“围城”的阐释众说纷纭也就合情合理。但本文重点关注的还是对《围城》作为流浪汉小说这一观点的辩驳和论证。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人的思想里,人们更多追求一种实用价值,却很少关注人的精神家园。许多小说也如《红楼梦》般的典型的“居家”型的,对这部小说“流浪”式的小说的关注是试图用西方理论来对中国小说进行缝合与嵌套,这都有其内在合理的价值,但其不合理之处是需要不断澄明与探讨的。

       

二、“流浪”界说

 

       流浪小说源于西班牙,因小说《小赖子》而得名。这部小说在欧洲盛极一时。五四运动以来,随着文化上的“文艺复兴”,在中国的小说也开始进行革命,在古典小说中引入西方因子,从而开始小说的现代化历程,艾芜的《南行记》就是流浪小说中一例。

        这种小说是在一个漫游的模式中由主人公将一串前后没有必然逻辑联系的时间串联在一起的文学样态。“它的主人公大多是无业游民,作品通常在描写城市下层人民生活不幸命运的同时,也写他们为生活所迫而进行的欺骗、偷窃和各种恶作剧,表现了他们消极的反抗情绪。”[3]56随着西方现代小说阐释的深入,人们能从中挖掘寻找意识,流浪意识等等。但对《围城》的流浪性的特征的描述,是值得进一步的商榷的。

        环境在《围城》中是一个大因素。在流浪汉小说里我们总能看到主人公颠沛流离或拜访贵人或沦为流氓,总之以此来获得众多反村的图景和心灵的哲思。但《围城》这部小说是缺乏这样充满冒险而激动人心的场景的,相反我们只能观察到方鸿渐与女主人公打情骂俏的对话表演,哲理性的比喻、机智的反讽以及其中的延宕。

        有学者抓住方鸿渐从归国之路到国内(香港、上海、湖南)转展的描写,也能看到方鸿渐在爱情、事业上的失败而一无所获的情景,来草率地论断这是一部流浪汉小说,显然是片面的。小说只是“形式”上保留了流浪汉小说的特点,而在内容实质上显得相去甚远。这与作者关注的重心有关。钱鍾书先生并没有刻意地凸显人物颠沛流离的那个战争时代和人物不断失意的心境,也正如作者在小说序言里说的:“在这部小说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部分人物。”[4]1这“一部分”便是生活在抗战中的知识分子。作者只是单纯的将自己的经历和经验灌注到他们的身上,而没有让文字染上更多战争的硝烟。

        此外,还有很更重要的一点,便是作者过于重视语言而淡化叙事。钱鍾书具有学人风范的比喻,机智的反讽等都是令许多人望尘莫及的,但他没有过分地专注于小说情节的发展变化以及为达到各种效果的有意安排,因而文章显得有点散漫,他笔下的方鸿渐也缺乏流浪者典型的艺术品格。方鸿渐总是处于妥协或被动的抗争状态,最终与世同流合污,对他的“寻找”抑或“流浪”只是一种矛盾和怯弱的表现。

        对于知识分子的这种颓废之态,其实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比比皆是,不是非要将其放在“流浪汉小说”的语境里来进行研究。小说的环境很特别,虽然这个“环境”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隔膜,但对于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特别是心境,作者把握得还是很到位的。文人情绪有时与时代环境相融合,但更多的时候是相互矛盾的。感时丧世、忧国忧民等古代中国的文人就以这种种“多余人”的形象存留在历史的长河里。

        在这个时代里,知识分子的“颓废”是与环境有关的。那时的中国不仅要经受炮火的攻击,而且还要直面西方“文化霸权”的暴风骤雨般的冲击,中国自足的文化体系最终结体以致出现断层。人在救国救民的运动中,也试图革新落后的文化。只不过照搬的文化会使本土文明就此断层,而人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也就出现“分裂”抑或变成另一种颓废。方鸿渐在这个中西混杂的大环境中就奇怪地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围城”中而身不由己。 由此可见,这部小说的重心并不在于从一个人看到整个人类的心灵的流浪意识,而更多地从一个时代去观察一部分人的另一种独特的生存状态其中的文化意识。

        

三、“形式”自辩

 

       我们发现许多学者对《围城》流浪汉小说的界定还与他们形式主义批评之风有关。他们干脆抛开小说外部环境来进行针对文字本身的内部研究。这种做法是站在现在“我”的视点上来进行观察的,因而无法获得历时的体认,也违背了小说的原意阐释,是有害于小说的内容极其理解的。

       上文提到“围城”的众多阐释,但最容易也最难引起注意的一点便是环境的“围城”,也就是战争。人们在对《围城》进行现代阐释时,会自觉地去关注其中有关“人”的意蕴,而忽视其间的文化意识。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西方的文化理论先驾于《围城》等作品之上然后再加以“寻找”并分析,而忘记历时地追问作品的古今联系和意义关联,这是一种阅读和阐释上的“围城”。

        对于“方鸿渐”,人们有一种形而上的合理解释。“一个压根儿就不认识自己精神盲流,当他失去精神的自我时,就变成了荒原坟地的孤魂野鬼,没有支撑,随着无方向的风。飘忽之游荡,这便是钱鍾书之为主人公取名‘鸿渐’的微意,与‘围城’二字相互呼应构成一个无奈而悲悯的意象。”[5]134对于“方”字,李洪岩继续引经据典,得出“方”即“不圆”,不能很好入世的结论。杨绛先生也曾这样评价方鸿渐:“这个人心肠软意志弱,略有才学,却不能干。他的性格是被动的,什么也不主动,他反抗一下老太爷,被骂一下,就一声不响的坐下来。”

       方鸿渐就是处于这样的一种“无路可走”的“围城”境地之中的,他的希望来自于生活的“欲望”,他的失望来自于对生活的虚无与失落感。方鸿渐总是处于进城与出城的轮回之中,但却一直无法找到一条正确的自我救赎之路。

        但不管怎样,他只能代表着一部分归国后生活在香港、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的命运,因而无法扩展到广泛的时代典型性,也无法从“特定”的环境中找出人物鲜明的特征。相反人物的命运正昭示着特定环境下的文化意识,而非流浪意识。

        《围城》的文化意识既体现在这部分知识分子身上,也体现在乱世之中文明的断层下,现代与古代,中西之间矛盾加剧的社会大背景之中。“《围城》是中国现代杰出的讽刺小说,对现代化进程过程中中国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立与冲突,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尴尬,予以深刻的关注和深广的表现”,“写尽了处于历史转型时期中国在文化、价值方面的断层、错位与冲突”[6]289

        五四之后带来的是文化觉醒的年代,但随之而来的矛盾也在加剧。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许多有志青年片面的把传统文化作为现代化的对立面。他们认为:“中国现代化的阻力来自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而不是不平等的世界体系),这一直是支配中国新文化的‘知识———话语型’。”[7]216但这种完全否定传统文化的观念是极其有害的,他们只是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当作解救国民的唯一正确的手段,这是一种认知上的幻象,何况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是很难一时被完全摧毁的。不过,在这个动荡与文化混杂的社会环境下,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格外引人关注。

        方鸿渐之类的流浪与其说是形而上的流浪意识,还不如说是形而下的颓废与荒诞。颓废在西方指向的是生命本质和世界本体被异化之后所产生的形而上的心理焦虑和绝望,而在五四以后中国也出现“颓废”小说,如郁达夫的《沉沦》。不过,它们产生的根源在于外部环境的变化,知识分子所透露出的颓废意识是一种家破人亡、文化无依的感伤。这种感伤来自于自己无法拥有独立的人格,无法自主的驾驭命运,以及无法改变自身的颓废。这种变化的动力并不真正发至于人的内心,而根源在于强大外部环境的改变,在这一点上是与流浪汉小说是有很大区别的。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有的学者认为创作《围城》时的钱鍾书就先知的看到现代文明下人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这是断章取义,也有矫枉过正之嫌。钱鍾书先生只是单纯的对战乱中的文化和文化人的反思,而现代环境中的生存危机已不在同一个背景下,也就不能一概而论。

        综上所述,对《围城》的解读是多元的,我们从中嵌套西方原理也是合理的,但不能忽视特定的中国语境以及在特定语境下的群体心理特征。同时我们在关注文本的现代阐释时,也需要回到历史,从第一手资料中获取文本的历时体认。总之,与其说《围城》是一部西式的流浪汉小说,还不如说它更像反映中国历史文化巨作。

        

【参考文献】

[1]李坤.影响历史进程的文化名人[M].中国长安出版社,2005.

[2]汤溢泽.透视钱[M].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3]蒋承勇.外国文学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4].围城[M].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5]李洪岩.书与近代学人[M].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

[6]朱栋霖,等.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作者简介]艾涵,男,湖北荆州人,长江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长江大学《楚材苑》(季刊)主编,长江大学文联理事,研究方向:文艺学。长江大学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原载:《语文学刊》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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