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学者风采

钱鍾书的生存境界与人格力量

杨乃乔

一代学人钱鍾书先生逝去了,他走得如此寂默,走得也如此灿烂。他离去的寂默在于中国大陆没更多的国民愿意对他离开的最后一瞬间投入更多的关注,他的逝去消息透露的刹那间便依然淹没在世纪末的经济大潮中。因为在这个转型的时代,众多的国民在生存的本能与信仰的教化上渴望拥有的首先不是姓“钱”的“钟书”,而是“钱”。所以,绝对没有更多的国民愿意迷狂地追踪他曾行走过的足迹,自作多情地彷徨于这个“围城”般的社会,寻找“进去”或“出来”的哲学通道,因为“真理”已经是赤裸裸于钱了。不错,当代大陆学术界曾经拥有过钱鍾书,并以其学贯中西为这个民族的学人所骄傲过,但无论如何,当社会的转型重新给出了这个时代的价值判断时,在当下的国民所关注过的那些逝去者中,钱鍾书只能以逝去的“渺小”或“太渺小”来为极以数人演奏他生存的灿烂。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任何生存者,只要以一介书生的身份给出其在社会阶层中的文化定义,其命中注定无法逃避“生的渺小与死的寂默”。从既成的中国文化传统所凝固的一种思维惯性来看,无论是对于“书生”的口语表达也好,还是写出一个“文人”的书写概念,国民及学人往往下意识地习惯捡用“一介”这个数量词来作它的定语———“一介书生”或“一介文人”;这一称谓的成立,对于国民来讲,可能是他们在自己朴实的无意识深处捡拾民族价值观赋予他们的心理习惯,而对文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在能够赏玩知识的得意中流露出的最后自谦与自悲。说到底,钱鍾书就是一介文人或一介书生,别无其它。除此之外,我们无法再度给出他的另外一种与当下时代的主流价值观更为接近的时髦身份。其实,身份不主流,这便是一种渺小。   

但从理念的层面来透视,文人在数量词的称谓上虽然仅为“一介”,但其在骨子里是最为狂妄的。早在先秦时期,《左传》就张扬以“立德”、“立功”、“立言”来成就一介生命主体的功名,其实“立德”与“立功”的最终辉煌还是要依凭“立言”向千古传达永恒。所以,“立言”最终成为一介文人安身立命的皈依。上帝给予芸芸众生意义的交流与表达方法是那么地恰到好处且奏效于文人的野心,因为人与人以语言的表达最终要凝固为文字来进行思想的澄明与对抗。“立言”的文本可以盛载逝去者的思想,这一思想将可以超越逝去的“立言”者,去无尽地抚慰、感化、征服、统治后来者,正因为如此,中国文人把著书立说视为自己生存的唯一安慰。也正因为如些,当我们透过汗牛充栋的典籍,又怎能不从书卷陈积的古旧中窥视一介文人的狂妄野心呢?说到底,真正的著书者就是要成就文人自身的野心,对每一介文人来说均无一例外,其实只是成功与失败而已。无疑,钱鍾书是成功者。钱鍾书虽然逝去了,但是他为数不多的几部立言文本《围城》、《管锥编》、《谈艺录》与《七缀集》等,仍然为那些活着的企望立言者在阅读着,这些求知者以其一介书生的身份,使自己的阅读来激活钱鍾书。就我的阐释学观点来理解,阅读就是一种激活,阅读是对逝去者其思想及生命的再度激活。如没有人读解钱鍾书及其立言之文本,钱鍾书及他的精神便彻底死亡了。   

思到这里,我们又怎能不给出这样的一个设问或怎么不获得这样一种启示呢?设问在于:怎样的立言文本才可能获得后来者对它的阅读期待与阅读渴望?启示在于:大概某学人撰书、编书汗牛充栋,却最终没有拥有过一个读者,或没有拥有过一个像样的读者,那么,我们又应该著撰怎样的书呢?较之于当下那些著作等身及文章满天飞之学人,钱鍾书应该惭愧,因为他的确没有多少本著作及见诸于各种杂志小报的文章,但他为数很少的立言文本却拥有最多高品质的读者。钱鍾书逝去后的灿烂正在他以自己的功底与才华拥有众多的高品位读者,的确,正是这些读者在以自己的读解来激活钱鍾书,而钱鍾书也正是以自身的思想来征服这些阅读主体,所以钱鍾书是不朽的。但需要再度提及的是,他的不朽是建立在自己的勤奋与才华之上。   

较之于近代学术史上那些在庚子赔款后出国留洋的鸿儒们,钱鍾书还是渺小的。他的灿烂仅在于他是生存到当下学术界的一介学贯中西之文人,因为从50年代以来大陆社会的频繁动荡到当下的再度社会转型,决定这已经不是一个再出鸿儒的时代。钱鍾书的灿烂脱颖于这个不出鸿儒的时代,所以显得格外精彩。当下再称钱鍾书学贯中西,的确有着一种更为深刻的暗示,实际上,在大陆学术圈子内部存在这样一种实事,近年来留洋来的文人在操用一口流利的洋文时,却磕磕巴巴地连《尚书》、《国语》、《左传》也读不通,而那些固执国学传统的本土文人,又把洋文视为天书。其实这两种人都因为自己某方面的缺憾而倍加傲慢自己的唯一拥有,但钱鍾书正因为自己两者的共同拥有,又是那么的沉默。尽管生存着的与逝去的钱鍾书都不曾为众多的国民所识,但钱鍾书还是在极小的文人圈中自恃其傲,他的自恃其傲在于他可以营造一方最为淡泊的心境,使自己栖居在一片赞美声喧哗的边缘,对他的阿谀奉承者不屑一顾。这一点是在当下不出鸿儒的年代而特别想把自己喧哗为鸿儒的急功近利学者所做不到的。钱鍾书的傲慢也正在这一点,他正是因这一点极为受到当下学人的敬重,我想我本人对钱鍾书这种淡泊心境和骨子里的傲慢之敬重远远超过了他的学识。的确,当下再也没有第二位学人能够像钱鍾书这样以一种淡泊的心境来傲慢自己了。我们只要反顾当下学术界不正是有那么多的人在喧哗自己吗?唯恐自己不为他人所知。钱鍾书在淡泊中透露出来的傲慢是学不来的,要做到这一点是极为困难的,否则在为学的境界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钱鍾书了。最让人无尽反思的是,当下的学者大都能够耐得住贫穷,煎熬在做学问的苦闷与寂寞中,却最终耐不住出了一点成就后的寂寞,在这个意义上,钱鍾书的确寂寞得相当灿烂,因为当下学人没有一介文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我绝对不想建议那些想出名且还没有出名的学人抑或刚刚出了一点名的学人去假装钱鍾书,自作多情地去营造一方寂寞,以获得浅薄者的尊重。钱鍾书就是钱鍾书,他的学问是为他者装不出来的,他的境界也更是为他者装不出来的。

我想,钱鍾书永远不可能是一个进入后现代语境下的通俗话题,在后现代传媒机器中无限地复制。在某种意义上,他为人所知的越少,他越是文化贵族式的精品,这才是本然意义上的钱鍾书。让我最为担心的是,随着钱鍾书的逝去,在今后的未来,会有人以炒卖“钱学”来点缀自己的功名。如果我们反思中国学术传统发展史,从孔子、屈原、董仲舒、郑玄等一直到顾炎武、钱大昕、段玉裁、王国维、陈寅恪等,这些大师性学者又有多少以其姓而命其学?我想较之于这些大师性学者,“钱学”的确无法成立,也不应该成立。倘若成立“钱学”,使“钱学”成为其他文人再度寄生而获取功利的一门学问,这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剧。这也违背钱鍾书为学为人的生存境界,钱鍾书在生存的时代没有喧哗过自己,并对他者关于“钱学”的成立与研究表现出淡默。倘若逝去的钱鍾书为他者无尽地炒卖,反而把钱鍾书营造的淡泊境界颠覆了,结果反证栖居于淡泊的钱鍾书是假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许多高蹈者归隐是为入世,是为了以隐而成其名,我们可以怀疑钱鍾书的现代隐遁是否潜在着以隐而成其名的踪迹或假装以隐的淡泊来炫耀其成就与才华,但钱鍾书最终没有以隐遁学术界之外煎熬到学人一般认定的年龄与辈分后,再度返回学术圈领受后来者对他的崇拜。   

因此,钱鍾书是透明且真诚的,他的灿烂是一代学人在学术的清心寡欲中透露出来的高不可及的境界,虽然他较之于当下国民的热点关注是那么渺小,但正是这些少数文人对他的敬重,使钱鍾书从寂默与渺小中透露出一种人格力量。

  

(作者通讯地址: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邮编:100037)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
收藏文章

阅读数[2795]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