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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巨人钱鍾书

刁生虎

钱鍾书先生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兼擅独到艺术与精深学术的一代学人。因此,了解其生平著述、探讨其成功经验,对今世学人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生平小传

 

钱鍾书、小名“仰先”,又作,“仰宣”,学名“钟书”,字“哲良”,后改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于19101121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

先生出生后,因伯父基成“无后”而被“出嗣”过去。并很早就随伯父接受教育。期间学习和阅读了《论语》、《孟子》、《毛诗》等经典著作和《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唐》等文学作品。

1920年伯父去世,先生改由父亲钱基博亲自教育,之后更是阅读了大量的古诗文,国学基础逐渐深厚。慢慢地,他开始代父亲写信甚至做文章了。其中国学大师钱穆《国学概论》一书的序文,便出自先生之手,而且一字未改。可见其少年时一代已是才华横溢。

1929年,钱先生破格考入清华大学,立志“横扫清华图书馆”,此间就以超人才华获得“人中之龙”(吴宓语)和“天才”(冯友兰语)的盛誉。

1933年,钱先生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受聘至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任讲师。了

1935年,钱先生与杨绛结婚,之后共同留学英国。1937年夏,先生从牛津大学埃克赛特学院英文系毕业,以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获文学士学位。之后转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法国文学。

1938年秋,钱先生受聘为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9月回国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1939年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1941年滞留上海直至全国解放。在此期间,曾任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上海图书馆英文馆刊总纂等职。

19499月,钱先生受聘北上,出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同时负责外文系研究所的工作。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他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1956年该所改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独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先在外国文学组任研究员,后被文学所所长郑振铎先生借调到古典文学研究组任一级研究员。

十年动乱期间,先生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划为“改造”对象。1969年被“下放”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1972年以“老弱病残”者身份调回北京。后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文学所研究员等职。期间曾出访过美、法、日本等国。

先生于19981218与世长辞,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

 

文学创作

 

钱鍾书先生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虽然在数量上不算多,但在质量上却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写在人生边上》是先生的第一个作品集,也是其著述生涯中唯一结集出版的散文著作。该书由杨绛女士编订,上海开明书店194112月初版,194610月再版。除《序》之外,这本书收录了《魔鬼夜访钱鍾书先生》、《窗》、《论快乐》、《说笑》、《吃饭》、《读伊索寓言》、《谈教训》、《一个偏见》、《释文盲》、《论文人》等10篇随笔作品。虽然全书不到3万字,但却以哲学的思辨、深刻的幽默和智慧的语言对现代文明的弊病及现代精神的危机予以揭示和批判,通过悖论的方式表达了作者独特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人·兽·鬼》是先生唯一的一部短篇小说集,1946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到1949年已出了三版。这本书共收有《上帝的梦》、《纪念》、《猫》和《灵感》等4个短篇小说。其得名首先来自于其中所收4个短篇的内容:所谓“兽”,即是指驯服的“猫”;所谓“鬼”,实际既指天府的“上帝的梦”,又指阴曹的“灵感”;只有《纪念》是纯粹表现“人”的。但从深层来看,这个书名与小说故事过程相合,似乎更多地蕴含“人性、兽性、鬼性”相通相转的寓意,无论是兽还是鬼,归根结底都是“人”的化身。因此,《人·兽·鬼》是一本既针砭时弊又开掘人性的短篇小说集。

《围城》是先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夏志清语)。先生于1944年开始创作,19462月~12月在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月刊上连载,19475月由晨光出版公司正式出版,以后又多次重版和印刷。该书以审美价值为核心,构成了一个多元价值系统,其中既有广泛的世态讽刺,又有深刻的社会解剖;既有深刻的文化反省,又有深邃的人性开掘。揭示了一个现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悲剧性困境。

《围城》自诞生之日起,就因其所提问题的尖锐性和普遍性,所蕴含哲理的深刻性和穿透力,以及所采用表述方式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广受关注,一度出现“洛阳纸贵”的风潮。

《槐聚诗存》是先生的一部旧体诗集。由先生于1993年秋冬之间整理删订,杨绛女士工楷抄写,于19945月由三联书店以线装影印的方式出版。19953月,三联书店又印行平装本,同年9月重印。《诗存》收录先生1934年~1991年间创作的诗作。其中四言诗6首,六言诗8首(含卷末《无题》七首之一),五古16首,七古4首,五言绝句5首,余者七绝、五律、七律等139首。这些诗作主要涉及记游、唱和、论诗、题画、怀亲等内容。表现了作者“忧世伤生”(杨绛语)的情怀。

另有1996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记述先生60多年前与陈衍先生谈话的《石语》,1997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钱鍾书散文》等作品,限于篇幅,不再细说。

 

学术成就

 

相对于文学创作来说,钱鍾书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不仅用力更勤,而且成就更大。

19486月,钱先生的《谈艺录》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49年再版。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补订本《谈艺录》。它主要以文言的形式、札记的写法,对中国古代尤其是唐宋以降直到近代的诗人和诗歌,予以沿波探源、旁征博引、中西对照式的论述和分析,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国学与西学素养、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法论视角。该书被誉为“是中国诗话里集大成的一部巨著,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洋批评来诠注中国诗学的创新之作”(夏志清语)。

19589月,钱先生的《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上承《谈艺录》、下启《管锥编》的学术专著。一共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297首诗作。该书以生动形象的文笔,创造性地把注释和评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既增强了学术著作的可读性,又是对同类著作传统笺注模式的突破。该书被誉为是“迄今为止全部选本中最好的”(小川环树语)和“难得的好书”(夏承焘语)。

1979年钱先生的学术巨著《管锥编》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共分4册,近百万言。1986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第二版,1991年第三次印刷时,又把《管锥编增订》和《管锥编增订之二》合为第5册,1994年再次印刷。书名采用《庄子·秋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之典,以喻自己虽然视野有限,但却自有一片天地。《管锥编》是一部以古雅文言文和札记形式写成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术专著。内容涉及《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10部中国古代重要经典。不仅如此,该书作者还以此书为基点,追根溯源,贯通中西。中间涉及英、法、德、意、西、拉丁等众多语言和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而且引证中西著作4000多种。因此,《管锥编》实不愧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煌煌巨著皇皇巨著。

除此以外,先生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尚有以下数种:《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9月出版,收有《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等4篇文章,并附有《卷头语》和《附记》等内容;《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3月出版,收有《诗可以怨》、《汉译第一首英译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谈艺录补丁>选录》以及《序》、《附识》等内容;《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2月出版,由《旧文四篇》全部和《也是集》中的三篇论文合并而成。

 

成功经验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不难看出:涉猎创作,先生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从事研究,先生成为享誉全球的学者。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他如此巨大的成就,我们又能从中受到什么启发呢?

一、家学的浸润。良好的家庭环境和独特的成长经历为个人的成功提供了不容忽视的外部条件。先生巨大成就的取得即与其深厚的家学渊源密不可分。江南钱氏家族是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钱福炯就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秀才。父亲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被称为江南才子,是近代著名国学大师,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等校教授。钱基博先生学识渊博,经史子集无所不通,有《周易解题及其读法》、《四书解题及其读法》、《老子解题及其读法》、《读庄子天下篇疏记》、《经学通志》、《版本通义》、《现代中国文学史》等著作多部。他深厚的国学造诣为钟书先生打下了坚实的旧学根底。不仅如此,钱基博先生治学十分严谨与勤奋。据吴忠匡先生《毕生勤奋读书著述的钱基博教授》记载,为了撰写《中国文学史》一书,钱基博先生遍读了古今诗文集数千家,写有提要者不下500家,像《全唐诗》、《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等大部头的总集也都通读,并对每个作家都做出评论。正因如此,钱基博先生对儿子的管教也极其严格。在父亲的严格教育和严谨治学态度的影响下,钟书先生慢慢走上正途。所有这些,为其以后成为蜚声海内外的“通人”学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天才与勤奋。良好的家庭环境只是为个人的成功准备了外部条件,真正关键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在于个人的天分和努力程度,在成功的链条中,前者只是一个非主导的外因,而后者则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内因。而先生更是如此。他首先具有异乎寻常的天分。这主要表现在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超常的领悟能力。据其同学郑朝宗先生回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无论怎样艰深的书,他读起来都不怎么费力。这可见他的悟性。他的记性尤不可及,当他在高谈阔论时,忽然想起一句王荆公或黄山谷的诗,或者在改英语作文时,忽然想起一位古罗马作家的名言,他只伸手向书架上抽出有关的书认真翻几下,立刻便可找到原文。世间一切给记性差的人准备的引得之类的东西,对他似乎完全无用处。”(《忆钱鍾书》)不仅如此,先生更有超乎常人的刻苦精神。自青少年时代开始,先生便开始数十年如一日,与书为伴,刻苦攻读,手不释卷,博览群书。正是这种“读书破万卷”的刻苦精神,才铸就了他“下笔如有神”的奇迹。

三、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是治学成功的门径和法宝。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社会科学尤其如此。先生对此十分注意。他不仅精通哲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美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众多的理论,而且发明了“打通”这一具有丰富内涵的治学方法。具体说来,其“打通”方法又涵盖如下丰富内容:

一是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打通。也就是所谓“自运”与“评论”打通。先生对“比喻”、“通感”等修辞学的论述与运用;对“即物生情”、“执情强物”、“写景手法”、“若即而离”等创作论的论述与运用;对“以文拟人”、“注明诗旨”、“寄托说”等鉴赏论的论述与运用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

二是不同学科的打通。先生毕生致力于“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谈艺录》)。正是基于这种追求,其著作由探讨“诗眼”、“文心”出发,基本打通了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学科,从而使其著述获得了专治一学的学者所不可能拥有的思路和眼界,也因此而使其著述更易达到发人深省的独特效果。

三是时间上的古今打通。先生一贯主张:“古籍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里的现实意义。”(《古典文学在现代中国》)比如在论述“诗可以怨”这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时候,先生联系到的西方的近现代作家和理论家就有弗洛伊德、黑格尔、歌德、海涅、雪莱、爱伦坡、济慈、缪塞、费歇尔、韦勒克等一大批人士。

四是空间上的中西打通。先生主张“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序》)。“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系辞下》)。比如《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一文便是中西打通方法的典型运用;又如他把《药地炮庄》论梦和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论梦相沟通,把薛伟化鱼的故事、“同向春风各自愁”的传统诗词情景和卡夫卡的小说、存在主义的“群居孑立感”相参照印证(《管锥编》二册),更是对中西打通的灵活运用。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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