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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名与无名:接受语境的嬗变——解读《围城》之二

姜源傅 张小萍
内容提要 《围城》问世以后,即成为一定时空下的历史存在,同时对它的读解也是一个历史的存在。 特定时代的接受语境成为读解《围城》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只有理解了《围城》的接受语境,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的接受史,对它作出更接近文本的评价。
关键词 接受语境 嬗变 共名与无名

  海德格尔认为,任何存在都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存在,超越自己的历史环境而存在是不可能的。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理解不仅是主观的,理解本身还受制于“前理解”。所谓“前理解”是指理解者在理解作品时的全部前提条件,包括经验的,思想的,心理的,思维的等因素形成一种机制与定势。伽达默尔阐发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艺术作品的意义既不孤立地在对象本身,也不孤立地在审美主体上,而是存在于每一个特定的现时的理解活动中。这样,对于艺术的鉴赏和接受来说,既具有着跨越时代、超越时空的共同的欣赏趣味,也有着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接受差异。接受语境的嬗变直接影响到对作品的解读。不同时代的读者受制于阅读的“前理解”,会对作品作出不同的解读。但它们并没有简单的正误之分,而是共同建构着作品的接受史,丰富着作品的意蕴,对《围城》的解读正表现出这种状况。

        《围城》自问世以来,已经历了4个接受高潮。刚问世的20世纪40年代在国内形成第一个接受高潮,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在海外形成第二个接受高潮,80年代初“墙外开花墙内香”,又在国内形成第三个接受高潮,90年代初,电视剧《围城》的播映再掀《围城》接受狂潮,直至世纪之交,迄今不衰。这4个接受阶段对《围城》的解读有一致的地方,但更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下面我们对它们分别进行考察。

        《围城》1947年初版后即引起了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1948年再版,19493版。当时对它的评价即毁誉共存。持肯定态度的有李健吾、林海等。李健吾认为,“刊物以发表这部新《儒林外史》为荣”。[1]林海则再把《围城》与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的杰作《汤姆·琼斯传》进行比较后,称赞《围城》为“学人的小说”。 持否定态度的主要是巴人,他在《读〈围城〉》中认为,“而我们的作者之所以能撇开这已极度动荡的社会场景,甚至将后方人民生活的落后,也加以恶意的西方人士式的嘲弄(在金华路上所见的描写)而情愿抓取不甚动荡的社会一角材料,来写出几个争风吃醋的小场面”,是因为作者“只看到一切生存竞争的动物性,而忽略了一切生存竞争的社会阶级斗争意义”。[2]   

       陈思和先生在《新文学整体观》一书中提出了“共名”和“无名”两个概念:“当时代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时,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被掩盖在时代主题之下。我们不妨把这样的状态称作为‘共名’……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文化工作和文学创造都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状态,我们把这样的状态称作‘无名’。‘无名’不是没有主题,而是有多种主题并存。”[3-1]在接下来的论述中陈先生把新文学整个发展历程区分为4个阶段: 1917~1927:共名状态,主题:启蒙,提倡民主与科学; 1927~1937:无名状态; 1937~1989:共名状态,主题:抗战、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文革”、反“文革”; 1989~今:无名状态。[3-2]依据陈思和先生的时段划分,《围城》的创作是处于第二个共名状态下,文本中的故事时间也位于这一时间段。我们如果把视点回复到历史,在历史中考察《围城》的创作与接受,我们对于同时加之于它身上竟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就不会感到惊讶,而能够获得一个合理的解释。

        陈思和先生在《新文学整体观》一书中还说道:抗战爆发不仅中止了“文学的启蒙”的发展,而且也使“启蒙的文学”遭到了遗弃。但同时他通过对曹禺、师陀等人的创作的分析指出,到40年代为止,战争的硝烟仍没有完全弥盖住“五四”新文学两种启蒙的呼声。对照《围城》的文本,我们发现情况正是这样。钱鍾书先生将故事的开始设定为1937年,但这年所发生的事情(抗日战争爆发)却没有得到强化,而是迅速地淡化为背景。在整个小说文本中,战争一直作为背景若隐若现,故事文本中展开的是大量的日常生活的描写。这一点显然为巴人等批评家所把捉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对于同一文本,李健吾等批评家则发现了作者的犀利的讽刺笔触和独特的叙述技巧。两者看似相克,实则相生。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创作和批评都是在抗战爆发后的这个时代“共名”状态下发生的,在表面的歧异下,我们仍应该发现它们的共同点。无论是显还是隐,战争都给创作和批评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创作和批评共生于战争文化状态这个大的接受语境。这样,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批评家大都从反映时代的要求出发对文本进行分析,而且对思想内容的分析显然重于对艺术形式的分析。而且正反双方都采用了反映论的批评方法,只是观察者本位的差异,而结论有所不同。

        借助于陈思和先生提出的另外一组概念:庙堂、广场和民间,我们对上述现象会有进一步的认识。钱鍾书先生固守着他的学术本位的立场,创作不过偶一为之。作为一个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学者型作家,他不同于茅盾、郭沫若等作家,具有强烈的庙堂意识,向社会进行激烈的政治批评。而是退守在文学的审美立场,站在广场本位,进行着文明批评。因此他在某种程度上接续了五四作家开创的启蒙传统,但由于时代氛围的笼罩,作者的创作减少了一分形而上的思辩,而更多了一份生命的体验。持肯定态度的李健吾等正是由于和作者持相似的广场本位,才专注于作品的讽刺艺术。而持否定态度的巴人先生则明显居于庙堂本位,而向作者提出应该写重大题材的要求。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批评者双方手持的武器都是社会历史反映论,而一者认为作者实现了他的目的,真实地描写了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而另一者则认为没有描写重大的社会生活,因而没有把握生活的本质,因而没有很好地反映生活。巴人的批评中体现出来战争文化的“共名”色彩更强,李健吾等的批评尽管也受着战争“共名”的影响,但表现出一定的“前理解”,即启蒙立场的延续,因而二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接下来的长达30(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国内对《围城》批评的缺席,以及同期海外对它研究的热潮更加表明接受语境的嬗变对解读它的影响。建国以后,知识分子的庙堂意识、广场意识和岗位意识平分秋色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庙堂意识的地位迅疾上升,而另两者则一步步滑向边缘。这其实在很早以前已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抗战刚刚爆发的时期。只是在“共名”状态的前期(1937~1949),少数作者还可以拒绝认同共名,有意回避时代的主题,以较强的个人因素突破时代共名的限制,在创作里完全表现个人的生活经验、审美情绪和精神立场,《围城》的创作即可作如是观。但建国以来,共名得到空前的强化,接二连三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包括一部分挤进了庙堂的知识分子都是如此。这其中《围城》的作者钱鍾书先生的地位却很微妙。尽管他一再坚持广场本位,彻底从创作中退出,专心于学术的研究,但由于与他的朋友胡乔木的密切关系,他曾一度成为《毛泽东选集》的英译顾问。这种微妙的关系为我们读解《围城》提供了某种启示。长达30年对于《围城》批评家选择了沉默,文学史也选择了规避,但这并不意味着时代对《围城》真正“无言”,更不可能说众多的研究者已经忘记了这部曾引起轰动效应的小说。“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鲁迅《纪念刘和真君》),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围城》接受狂潮,我们可以知道这30年的沉默其实是在酝酿着一场猛烈的风暴。但当时它却只能享受“失语”的命运。因为一方面由于上述钱鍾书先生的特殊地位,它得以避免被作为“大毒草”而被揪出来。但另一方面,它以前被盛赞的讽刺艺术显然不合时代主潮,评论家对它避之惟恐不及。在这种二元对立的主潮思维结构中(不是香花,就是毒草),“淡出”(钱鍾书先生语)是它最幸运的结局。

        这样,对于同时海外的《围城》研究热,我们同样可以从接受语境中找到原因。香港和远离大陆的美国等地,在1937~1945年也受到二战的影响,但到《围城》发表的1947年以后,它们和中国大陆就有了很大的区别。1945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刚刚结束了抗日战争,又开始了3年解放战争,而且这种被强化的战争文化心理在更长的时间里得到延续。阶级分析在新中国头30年的文艺批评中占据了绝对压倒的重要地位。而在欧美国家,二战的爆发引发了人们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反思。在文学批评中,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批评方法的兴起都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时代思潮。《围城》在这种接受语境中脱颖而出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一种精神上的遇合。《围城》精彩的比喻,对各种神圣传统观念的解构,对人生孤独无依的情状的描写,不能见容于国内的主流意识形态批评,却对海外的研究者散发出无穷的魅力。国外的研究者如夏志清、胡志德等都对《围城》进行了深度的叙事学分析,而这些在国内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才展开的。

        对《围城》的研究“出口转内销”直到1981年才真正展开。这一年关于《围城》的研究文章有9篇之多,而且多为大家力作,如敏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喜见〈围城〉再版》,郭志刚《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长篇——〈围城〉》等。一下子涌出这么多对《围城》的研究成果,的确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从幽宫中释放出来的《围城》可有一种受宠若惊之感?但结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就会知道这股接受狂潮虽然来势猛烈,但并非事出无端。按陈思和先生的分析,1937~1989年的中国文学处于第二个共名状态。从整体上看,陈先生的划分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文革的结束已经预示着共名状态向无名状态转变的契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这种趋势得到了加强,当然距离这种转变的基本完成还有待时日,但毕竟已经开始了。《围城》的再度复出是以钱鍾书先生的复出为基础的。19789月,钱鍾书出席了在意大利奥尔蒂塞召开的十六届欧洲汉学会,在这次会上,他会晤了法、捷、俄3国翻译《围城》的代表。19793月,他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出访美国、法国,以他的广博的学术技压群芳。这些不仅表明钱鍾书先生的学术地位得到肯定,而且也为《围城》复出创造了契机。处于对长久战争思维的反感和厌倦,《围城》对人性的书写和机智谐趣的语言使它大放异彩,饱受欢迎。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受之于传统批评方法的制约,以及当时的接受语境,尽管《围城》重新受到评论界的关注,但并不是完全开放的,而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展开。从19811987年,评论界的重点都落在《围城》的讽刺艺术和比喻手法的分析上。到1988年才有宋延平对于《围城》的结构分析的一篇文章《〈围城〉结构三谈》(《东疆学刊》1988年第3)。对《围城》主题探讨也有新的突破,李频发表的《从“围城”的符号意义看〈围城〉的主题思想》(《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5)从方法论上有了新的突破。真正在《围城》研究上取得突破到了1989年,温儒敏的《〈围城〉的三层意蕴》(《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89年第1)和解志熙的《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文学评论》1989年第5)等都从新的视角对《围城》进行解读,并刷新了以前的研究成果。这同样取决于当时的接受语境。新时期文学的开路先锋——朦胧诗引发了人们关于现代派文学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引爆了这一封闭30多年的雷区。随着“方法年”的出现,给人们提供的不仅是新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并进一步加剧了向“无名”状态转变的步伐。同时,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使知识分子的庙堂意识一枝独秀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日益边缘化,促使人们对文学承担的过重的责任进行反思,使文学成为文学的口号重新被提了出来。同时启蒙主题和战争思维的双双淡出,使人们对文学的功能和形式展开了新的思考,《围城》的多重解读就是在这种接受语境中展开的。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日益松懈,而与文化的关系空前密切。90年代的观察家将90年代的文学划分为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这和前述陈思和先生对知识分子的3类划分有所不同,但我们显然能看见这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新的“无名”时代不可阻挡的到来,《围城》的读解也再次呈现出新的面貌,对《围城》文化意蕴的解读显然可以折射出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热的身影。

        20世纪80年代关于现代主义的争论尚未落下帷幕,20世纪90年代关于后现代的争论迫不及待地粉墨登场。《围城》在90年代再次掀起接受热潮,到底是文本本身的原因呢,还是当时的接受语境使然?笔者认为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是《围城》文本意蕴契合了90年代到世纪之交的接受语境。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大,古今中外的思想齐聚一炉。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4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在中国同时呈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思想意识的混乱,但更大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在比较思考中加快与世界接轨的步伐,同时民族性的保存也被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地位进行讨论。在《围城》描写的年代里,后工业文明尚未出现,当时的时代背景与20世纪90年代有很大的差异。但作者对人性的描写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仍能激发人们对自己生存困境的思考。当人们不再以单纯的启蒙文本来要求它时,反而从中发现了有很多可以为今天所借鉴的地方。随着各种新的方法论的启用,《围城》的读解在多个向度上得到展开。就《围城》论《围城》的文章比以前减少了,更多的文章把对《围城》的研究纳入整个钱鍾书研究中,研究视野的开阔使《围城》的研究获得纵深的开展。和以前进行比较,《围城》的研究不但在领域上得到扩展,而且有了新的特色。在《围城》的形式研究方面,讽刺和比喻艺术继续得到关注,但不只是原先的个案分析,而是被纳入到整个钱著中进行分析,特别是论者们将对《谈艺录》和《管锥篇》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对《围城》的分析,大大强化了论述力度。对《围城》的结构进行分析也突破了80年代只有一篇论文的状况,而是出现了多篇竞发的局面。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张明亮先生,他对《围城》的结构艺术进行了集中关注,先后发表了《你看一盘散沙,我看一串珍珠——论〈围城〉的结构》(《贵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2)和《〈围城〉有个奇异的小“漏洞”——论小说的“僭述”与“虚构城”》(《作品》19948)等文章,由于运用皮亚杰的“结构主义”和“耗散结构”理论,他发现了《围城》琐屑散漫的叙述下隐藏的深层结构,而且指出,《围城》全局性的动态结构过程,都可以看做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故《围城》全书的情绪每况愈下。对《围城》的意蕴也由于研究方法的更新取得新的突破。倪文尖在《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上海文论》1992年第1)一文中运用女性主义视角,认为如果说《围城》是相当自觉地探究男/女权力关系的文本,那么,成为文本的《围城》叙述的只是女性“围”男性的历史,小说《围城》讲的是一个男人被女人们“围”进“城”的故事。这些成果当然都只有在国门完全开放,中西全面接轨的接受语境下才能取得。

        以上对《围城》自问世以来由于接受语境的嬗变而获得不同读解的情况作了挂一漏万的简要分析。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接受语境对于《围城》的读解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本的生成是历史的存在,文本的阅读与接受也是历史的存在。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巴人在40年代对《围城》的否定评价,他的看法是有着历史的合理性的。我们也不能一味地“厚今而薄古”,认为今天的研究更接近文本的真实,这也是不对的。每个时代的研究都受制于那个时代的接受语境,即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来说,对《围城》的文本作外部研究仍多于内部研究,各种新方法的应用在刷新前面的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方法应用失度,“我注六经”式的把文本“削履适足”强套理论的情况都还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接近文本的同时在另一程度上也许偏离了文本,如对《围城》的过度文化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就并不有利于揭示它的文本内涵。也许这才是《围城》这部优秀作品能够继续与读者互动下去的原因。我们只能试图接近它,但我们的结论难以超越时代语境的制约,我们只能在某种程度上丰富它的接受史,而不可能指望一劳永逸地得到一个终极的结论。在刚刚开始的21世纪里,接受语境和以前相比又有了新的特色,对于《围城》我们也一定能做出新的读解。

       

 [参考文献]

[1]李健吾.咀华新篇·重读《围城》[J].文艺报,1981(3).

[2]巴人.读《围城》[J].小说月刊,1948. 1(1).

[3]陈思和.新文学整体观(2)[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7174.

 

[作者简介]姜源傅(1973-),男,江西都昌人,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和诗歌研究。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1.中文系2.图书馆,江西景德镇333000)

原载:《玉溪师范学院学报》(第21卷)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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