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学者风采

关于《围城》的文学史地位

阎浩岗
内容提要 《围城》属于叶绍钧开创的日常生存状态小说类型,其讽刺矛头主要指向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虚荣心与庸碌无为。《围城》所揭示的人类虚荣心有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虚伪属于个别人的劣迹,虚荣则是人类共同的弱点,在这部小说中,就连西方哲人都不例外,平庸者表现得则更为突出。由于所参照的是超越时代、超越普通人的一种带有某种学术乌托邦性质的更高标准,作者对于生活中和自己笔下人物的态度,均为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作品在轻松幽默的表层下隐含着忧愤之情,也表现出一种形而上的悲悯。钱鍾书的“忧世伤生”针对的不是具体的“国”与“民”,而是整个人类及人性本身。就主题的丰富复杂、人物塑造的生动、人性揭示的深刻以及艺术表现的细腻成熟而言,它当居中国现代小说一流作品之列。
关键词 《围城》 日常生存状态小说 文学史地位

  《围城》的文学史地位问题,是钱学研究中争论最多的焦点之一。对其评价反差之大,确为新文学研究所罕见:新时期之前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对它基本忽略甚至只字不提,美籍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则说它“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1](P447)。新时期以来,则有把《围城》看作可与《阿Q正传》及《子夜》并列的一流现代小说和把它看作一般优秀小说两种主要观点。

        笔者认为,看一部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应当把它与此前以及同时的作品进行比较,看它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在思想内涵与创作方法、艺术技巧上有哪些独到之处,以及在今天对读者还有哪些审美认识和启迪价值。本文试图从创作方法独特性的角度,对这部现代名著进行分析,以确定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围城》与日常生存状态小说

 

       任何有成就的作家,其创作方法与艺术风格都有其独特之处;但若从创作方法角度总揽20世纪中国小说,我们可以大致粗略地归纳为五种基本类型,即:以鲁迅为开创者的改良人生、改造国民性类型,以叶绍钧为开创者的展示普通人日常生存状态类型,以郁达夫为开创者的抒写个人经历与内心感受为主的自我表现类型,以茅盾为开创者的社会剖析类型,以蒋光慈为开创者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类型。如众所周知,受鲁迅影响的有20年代的乡土小说作家、30-40年代的张天翼、萧红,以及路翎等七月派小说家。被认为属于茅盾类型的有沙汀、吴组缃、李人,以及写《李自成》时的姚雪垠。郁达夫类型随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失去生存的土壤和气候,在进入30年代以后极少有效法者,只有进入90年代以后才在那些提倡“身体写作”的作品中依稀看到点影子,但已经变了味———除了性心理的自我暴露,不再有因国家与个人境况而生的苦闷与感伤。蒋光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无法与鲁迅、茅盾相比,但他开创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创作方法类型却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有最大数量的继承者,逐步发展为主流创作方法。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真正忠实而比较出色地继承鲁迅传统的只有七月派作家。巴金与沈从文可以算广义的鲁迅类型,只是他们个人独特风格都很明显:一个把改良人生具体化为改变社会制度的追求,一个则把改良人生的希望诉诸原始素朴人性的恢复。20年代的早期乡土小说作家中,许钦文、蹇先艾、彭加煌、台静农等人并无改造国民性的宏愿,只是在题材、风格与具体写法上受到了鲁迅影响。王鲁彦最有个人特色的作品如《许是不至于罢》、《自立》、《黄金》、《鼠牙》揭示的是普遍存在的人性之恶,似乎与国民性、民族性没有必然联系。张天翼对他笔下人物大多进行的是无情讽刺和鞭挞,他与鲁迅的区别是,他的讽刺几乎没有同情成分,他致力于“破”而没有过多考虑“立”。萧红觉得自己并不比自己笔下的人物高,甚至夸张地说人物比她自己还“高”,当然也就不以改造他们为具体目标。茅盾的社会剖析式创作方法以真实再现社会全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为宗旨,提倡客观描写包括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生活,与后来以政治宣传为宗旨的主流创作方法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后来实际上也并未被真正发扬光大。倒是叶绍钧开创的展示普通人日常生存状态的创作方法类型,虽不见有人公开明确地提倡,也无人尊叶为宗师,但自这种创作方法诞生以后,却在更长时期内得到了更多的继承和发展。

        日常生存状态小说的特点是,它以既非英雄亦非奸恶的最常见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关注和表现的焦点,除展示其生活方式、生存状态,以引起读者对这些被漠视的人物、被忽略的生活的关注和思考外,并不赋予作品以文学之外的某种更重大社会使命,尽管它必然也会发生一定的社会作用。这一类型是阵容最广大也最庞杂的一类,其余几类之外的小说基本均可归入此类:因为有个人独立社会改造宏图或对社会全貌、社会结构能宏观把握并有再现历史壮志的作家毕竟是少数,为政治服务的主流创作方法在化为强势权力话语之前也只限于为个别党员作家所运用;大多数作家关注与描写的是他们所熟悉的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由于每个作家文学观念与创作个性的具体差异,这类作品在展示人物的生存状态时各呈异彩:20年代的早期乡土小说,除了受鲁迅影响,其实更靠近叶绍钧传统:这些作家的一些代表作品实际也是展示了故乡农村百姓的日常生存状态———风俗无非就是某一地域内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等展示的是东北乡村与小城里芸芸众生的日常生存状态(即使涉及抗战的《生死场》也并未正面直接描写英雄壮举)。老舍小说展示的主要是北京下层市民的日常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抗战刚开始阶段,全国“为抗战服务”(其实也是一种为政治服务)的作品占了绝大多数,但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直至后来的国共内战时期,在解放区之外,展示普通人日常生存状态的小说又是成就最大的:巴金写出了异乎前期作品的《寒夜》、《憩园》、《小人小事》等,师陀写出了《果园城记》,张爱玲写出了她表现上海或香港普通知识女性及家庭妇女日常生活的一系列短篇。同样出现于这一时期的钱鍾书的《围城》,也属于展示普通人日常生存状态的小说。

        

二、《围城》揭露与讽刺的主要对象——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虚荣心与庸碌无为

 

       在日常生存状态小说这一大类中,由于作者具体创作对象即关注和表现的焦点的差异,以及创作原则的不同取舍,又呈现出不同形态。除了作品内容的地域特征与主人公的不同身份,有的侧重写风俗,有的擅长写心理;有的从主观感觉角度写印象,有的则客观描绘生命的形态;有的对人物寄予悲悯,有的则施以无情讽刺。《围城》与巴金的《寒夜》同于1946年连载于《文艺复兴》杂志、同于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初版,同样反映的是抗战期间知识分子的生活与爱情以及家庭矛盾纠葛,但巴金是同情地揭示中下层知识分子经济的困窘以及由这种困窘和人性本身的原因而导致的家庭成员之间悲剧性的冲突,钱鍾书则主要揭露和讽刺高级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虚荣心。

        《围城》写的是抗战期间的事,也涉及了当时社会上一些重大事件,但战争只是一个大背景,书中主人公离战争都比较远,作者也没有突出战争导致的经济问题。小说中人物均无杀身之险(除了方鸿渐等人去三闾大学途中下船时一次不大的虚惊),也基本没有衣食之忧。政治的腐败同样不是作者关注的焦点。作者真正关注的是人物的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

        虚荣表现为人刻意对自己外部形象的塑造,源于对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更好印象与更高地位的追求。注意自己的社会形象、追求荣誉是文明人的共同特征,本无可厚非;但当试图获得违反客观实际的荣耀、故意制造不合乎事实的名声时,就属于虚荣了。虚荣实际是一种欺骗,它的动机不一定在于获得具体物质利益,而主要在于维护个人的“面子”。相对于普通百姓,知识分子最在意名声,所以,虚荣现象在知识分子群里存在也更多一些。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封建知识分子大多比较虚荣,被称作“新儒林外史”的《围城》对知识分子虚荣心的揭示则更为入木三分。

        《围城》里的主要人物大多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留学生、大学教授或副教授、诗人。他们几乎无一不虚荣:苏文纨抄袭外国诗而冒称自己创作;褚慎明凭恭维一些世界著名哲学家而得到回信,又用这些回信“吓倒了无数人”,甚至谎称罗素请他帮助“解答许多问题”;陆子潇总在自己的办公桌上轮流摆放着他在行政院的亲戚给他的信和他写给在外交部的朋友的信封,以“拉大旗做虎皮”;自命清高的董斜川把自己的诗分发同席,“他等待他们的恭维”,尽管知道“这恭维不会满足自己”;甚至那些外国大哲学家也被钱鍾书顺便捎带了一笔:“忽然几万里外有人写信恭维,不用说高兴得险的忘掉了哲学”,收到褚慎明的来信后,“那些虚荣的老头子拿了他第一封信向同行卖弄”。方鸿渐与赵辛楣是小说中少有的比较真诚的知识分子,但在日常谈话中有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显示出虚荣心来:“方鸿渐也把沦陷的故乡里那所老宅,放大了好几倍,妙在房子扩充而并不曾侵略邻舍的地。赵辛楣住在租界里,不去变房子的戏法,自信一表人才,不必惆怅从前有多少女人看中他,只说假如战争不发生,交涉使公署不撤退,他的官还可以做下去———不,做上去。”可见,在《围城》的世界里,虚荣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我们的现实世界里,除了真正的世外高人,虚荣心也可以说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有之。方翁不属于现代知识分子,而是封建遗老。作者对他的虚荣心也有很精彩的揭示:他的虚荣不只对现实中的活人,更考虑到后世子孙,他的书信、日记实际也是写给他想象中的后人看的;他不留在故乡事敌,固然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操守气节,但小说着重突出他如何将这种气节操守示人。这样,钱鍾书就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了历史文化。《围城》对知识分子虚荣心的揭示具有了空间与时间的广度深度:它不属于国民性或民族性,而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普遍弱点。它不像《儒林外史》那样主要针对某种制度(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它让今天、让外国具有自审素养的人读后都会为之赧颜。

        《围城》所揭示的人类虚荣心有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方翁、方鸿渐父子以及赵辛楣的虚荣无伤大雅,董斜川的虚荣有实力基础,苏文纨、陆子潇的虚荣至多属于庸俗可笑,但韩学愈的虚荣就属于一种市侩式的欺诈行为了:他和方鸿渐都买了“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但方鸿渐只是为了用来应付父亲和名义上的岳父,并不想用它换取什么实际利益,事后还总引以为耻;韩学愈却凭它骗到了教授待遇和系主任职位,并且将欺骗进行到底,甚至迫害唯一的知情者。有意思的是,与这些知识分子形成对照,那些不具有知识分子性格或身份的人却都是令人惊讶地“赤裸裸”:鲍小姐穿着与行为都几乎是赤裸裸,她虽也曾到英国学产科,但行为、打扮与内心世界都不像知识分子,所以被船上的留学生视为异类;方鸿渐一行去三闾大学途中所住宿旅社的老板娘给孩子喂奶也是当众袒胸露乳;苏州寡妇则明目张胆地与男仆同居。可以说这两种类型的人物互相对照,相得益彰。

        虚荣不同于虚伪,虽然两者有某种联系或重合。虚伪主要是向人显示与自己本质不符甚至相反的高尚或善良,和道德密切相关;虚荣则主要表现为虚夸自己的才能、实力。作为个人品德,虚伪为少部分人之劣迹,更为可耻,虚荣则是人类中较普遍存在的弱点。鲁迅、张天翼等已对假道学的虚伪有过深刻揭露。《围城》也讽刺了高松年、李梅亭等人的虚伪,但它主要揭示的还是人类的虚荣心。

       虽然《围城》提到西方哲人也有虚荣心,但虚荣心在平庸者中更常见。苏文纨若真有诗才,就不必去抄袭;陆子潇若真有靠山,也不用总劳神往桌子上摆信封;韩学愈若有真正的文凭,就不会为“克莱登”而担惊受怕。董斜川固然旧诗写得可以,但作为军事参赞,却未见什么才能。赵辛楣在小说中算是有真才实学的,但他并无远大志向,也没有大的作为;方鸿渐人很聪明,有口才,在国内国外读过不少书,听课认真,有闻必录,所以能一言识破别人的抄袭并指明出处;但他较之赵辛楣更无具体生活目标与执着追求的精神,所以越来越沉沦、越来越畏缩猥琐萎缩。可以说,《围城》是一个庸人的世界。通观包括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在内的钱鍾书小说,我们可以说,在钱鍾书眼中和笔下,基本没有英雄:《上帝的梦》中就连上帝也很庸俗,他创造的男人女人更为自私贪婪;《猫》中李太太的座上宾虽然都属社会名流,却与苏文纨的宾客一样庸俗;《灵感》里的作家是个多产却平庸的作者,他把人物都给写死了。《纪念》中的天健按世俗观点看无疑算是个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了,但钱鍾书写的着重不是他的英雄壮举,而是他勾引表嫂的世俗行为。《围城》中方翁的民族气节也被作者解构,从而仍还原为俗人庸人。

        作者对于人物的这种态度,显示出明显的个性特征。

 

三、《围城》作者的态度:隐含的愤激与形而上的悲悯

 

       阅读《围城》,我们感到是一个居高临下审视并讽刺挖苦芸芸众生的哲人在给我们讲故事、发议论。全书充满俏皮话,从叙述语调看,作者的心态似乎相当从容平和,甚至多少有点玩世不恭。但看初版作者自序,钱鍾书在写《围城》的两年里的基本心态其实是“忧世伤生”。杨绛则说那时他“有一种惶急的情绪”[2](P340)。若依此再细读作品,我们确可发现作者某些不平和、不轻松的心理。晨光文艺丛书介绍辞的评论是:“零星片段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3](P654),我认为,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被作者同情的人物。虽然他决不等于作者本人,但与当时的作者确有诸多相似之处:兴趣广泛,读书不拘一格,知识面宽;都是无锡人,留学与回国执教的经历也较类似;口才好,谈吐风趣幽默,喜臧否人物,甚至为揭破假面而开罪于人……不同处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方处处被动而钱则进取自强,钱的学问更渊博扎实,没有买假文凭的憾事,婚恋也较顺利幸福。可以说,方鸿渐是钱鍾书将自我平庸化后塑造出来的一个形象。他本性善良正直,有学问,是个“不讨厌”的好人。但他处处碰壁、步步退缩,每况愈下,如赵辛楣所说,“全无用处”。按作品所示,导致方鸿渐悲剧命运的,除他本人的怯懦苟且敷衍的性格外,更主要是恶劣的社会环境、社会风尚。在国外留学,他所学并不逊于苏文纨;在三闾大学,他英文超乎刘东方,口才高过韩学愈,教学效果优于孙柔嘉,品格远胜李梅亭、汪处厚、陆子潇、顾尔谦之流,但最后被排挤走的却恰恰是他。他被降格为副教授,正因为他没有像韩学愈那样厚着脸皮拿出“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蒙人。赵辛楣也是正直的人,他之所以在社会上比方鸿渐更亨通,就在于他多了些世故油滑。《围城》让人感到,社会似乎不欢迎正直真诚的人。这就是钱鍾书的“忧世伤生”。

        钱鍾书的“忧世伤生”不同于鲁迅的“忧国忧民”———“世”广及整个世界,不限于具体国家;“生”包括全体人类,不是特指“国民”。钱鍾书的创作宗旨,并非奢望借小说改造社会,而是把它当作“写在人生边上”的批注,即依据个人的经历与体验写出自己对各种人生现象的看法与感受,正如叶绍钧谈自己创作时所说:“对于不满意不顺眼的现象”就要“‘讽’它一下。”[4](P194)《围城》虽然写的是“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但作者是把他们作为整个人类的象征来写的,他要揭示的是人类作为“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也就是说,作者是要借这部作品揭示人性的某些方面。

        钱鍾书小说不像叶绍钧、茅盾作品那样隐蔽起作者观点而只作看似不动声色的描写,作者的议论分量极重,几与情节比肩。但它又不像巴金作品那样情感外露,也没有老舍或丁玲、萧红对人物那么强烈的悲悯。巴金、老舍、丁玲和萧红对自己笔下的正面人物表现出明显的同情悲悯。巴金与人物一起流泪,对基本否定的人物有时也表现出某种悲悯情怀(比如对临终的高老太爷和《憩园》中的杨梦痴);老舍对他的小市民和小知识分子即使讽刺也是温和的嘲讽;丁玲左转之前的早期小说以及后来的《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则毫不掩饰对女主人公的同情悲悯;萧红虽说自己不配悲悯笔下的人物,但正是因为对人物的尊重———她甚至说人物高于自己!相比之下,钱鍾书是完全站在远远高于人物的观察点上审视众生,他对除唐晓芙之外的几乎所有人物都进行了讽刺挖苦,连轮船上孙太太孩子的长相、旅社老板娘哺乳的姿态都不放过。

        对于人物的这种态度,是由于作者远远高于普通人知识水平与人生境界,以及由个人秉性导致的与社会特别是下层社会普通人的相对远离。钱鍾书一辈子钟情于书,以从书中穷究真理为乐,他留学国外,抗战期间又曾辗转于上海与内地之间,一生经历也比较丰富,对世态人情又能以智者眼光见微知著;但他生活中基本不愿与凡人来往,即使同为著名学者,他瞧得起的也很少。孔庆茂《钱鍾书传》记载:

      他的堂弟曾说过,钱少年时就狂得惊人,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倒批评、挖  苦、调侃过不少人,说话既刻薄,又俏皮,这脾气一直未改,这些被他批评的人中有的是他的 同学友人,有的还是他的师长、前辈,像朱自清、周作人、冯友兰、赵万里、吴宓,甚至包  括他的父亲钱基博在内。[5](P9)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怎么自高自大,他更不会自吹自擂。笔者一直有一个不解的疑惑:钱鍾书毕竟是人不是神,据许多当事人回忆,他早年也有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超凡记忆力的做法。我们有理由推测,《围城》中所讽刺的人类普遍的虚荣心,他不会从小就一点也没有过。但进入晚年,当他被当作出土文物般“突然发现”时,又是那么坚决、固执甚至有些不近情理地拒绝采访和宣传自己。这应当怎样理解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位于所处时代最前沿的智者,他自信却不自满,因为他所参照的是超越时代、超越普通人的一种带有某种学术乌托邦性质的更高标准。在这个标准面前,包括他自己在内,没有人值得自满、值得夸耀。

        这样,钱鍾书的创作就与“五四”以来的平民文学以及文学大众化运动趋势大相径庭。与《围城》同时面世的巴金的《寒夜》自不必说,即使是抗战期间另一位非主流作家张爱玲,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也表现出某种同情的理解;叶绍钧、萧红对其笔下动物式生活的人们固然有批判,但更多的是悲悯。如前所述,钱鍾书对方鸿渐、赵辛楣还是基本同情的,他对其他人物也不会全无悲悯,但我认为,钱鍾书的悲悯,是上帝对自己创造的芸芸众生的悲悯,是感到人类既可怜又可笑的一种具有形而上色彩的悲悯。不论读者、论者怎样评价,却不能不承认:这正是钱鍾书的创作个性,是《围城》的思想艺术特色之一。

 

四、《围城》的文学史地位

 

       笔者认为,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小说作品一般应具备这样几个特点:()内容上提供了以前的文学史上不曾出现过的东西;()艺术上有特色、有创新;()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比较优秀之作还应再具备一个条件:思想内容或艺术特色的某一方面成就比较突出,对后世有较大影响。以这种观点看,鲁迅的《呐喊》、《彷徨》乃至《故事新编》中的大多数篇章、茅盾的《蚀》和《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生死场》及《呼兰河传》,乃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孙犁的《荷花淀》等都在优秀作品之列。但一流作品还有更高要求:()它不只在当时具有重要影响,还应具有一定超越时空的价值;()思想相当深刻,艺术上相对比较成熟圆满;()内涵上具有一定的丰富复杂性,较独到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某些方面,可以使不同时代的读者发掘出新的东西。以这种标准衡量,堪称一流的中国现代小说大概只有鲁迅的《阿Q正传》等、巴金的《寒夜》、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张爱玲《传奇》中的某些篇章以及无名氏的《无名书初稿》等少数作品了。《子夜》的内涵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艺术手法也比较成熟老练,但它主要以剖析社会结构、揭示历史发展走向见长,在探讨人性方面并未比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提供多少新的东西。《家》与《骆驼祥子》情况与此类似,他们可读性虽然更强,艺术描写也各有独特之处,但在今天看来,其历史认识价值远高过现实启迪价值。《蚀》三部曲中,除《动摇》有一定复杂性外,其他两部内容也相对单薄。《生死场》与《呼兰河传》内容与艺术风格都很独特,后者的内涵也较丰富,但遗憾的是毕竟结构不够完美。同作者乃至整个解放区的几乎所有小说一样,《小二黑结婚》主题一目了然,值得后人回味思考之处不多。《边城》与《荷花淀》风格独特,都像优美的诗篇,艺术上几乎无可挑剔,但除了展示人性或人情之美,对于揭示人性复杂性与生活的丰富性却无太多见树,只能算做“准一流”。

        即使用最高标准衡量,钱鍾书的《围城》亦可居于一流作品之列。虽然吴敬梓《儒林外史》已对旧知识分子的虚荣心有所揭示,但《围城》着眼于人类的普遍弱点,揭露得更为精彩深刻,而且就这方面而言,其成就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此外,对于自由恋爱婚姻后的失落幻灭感,虽然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以及鲁迅的《伤逝》、叶绍钧的《倪焕之》等早有表现,《围城》却赋予了它更具哲理性的内涵。在艺术描写的细腻、真实、生动方面,《围城》颇有“红楼”神韵,至于书中妙趣横生的比喻议论,早已为学界所称道,此处不必多叙。《围城》的内涵也相当丰富:其主题是研究者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人物也有一定复杂性,比如对主人公方鸿渐的评价,研究者们就见仁见智,且各有其依据。今天读这部作品,我们仍然有新鲜感,能受到新的启迪。

 

 [参考文献]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2]杨绛.围城·记钱书与《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周锦.中国新文学史[M].台北:逸群图书有限公司,1983.

[4]叶圣陶.叶圣陶论创作·叶圣陶选集自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5]孔庆茂.书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阎浩岗(1963-),男,河北吴桥人,河北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原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3卷第3期2004年6月
收藏文章

阅读数[9241]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