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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与虚无中的“绝望抗争”——《围城》存在主义的解读

欧阳钦
内容提要 作为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哲学思潮,存在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产物,它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有“新《儒林外史》”之称并蜚声中外文坛的长篇小说《围城》,则以寓言漫画的方式,表现了现代文明的缺失及其人生的虚无与荒诞。在此基础上,钱鍾书进一步强调了一种不畏终极的虚无与荒诞而进行自我肯定的存在勇气,这与鲁迅所倡导的“绝望的抗争”的人生态度,与冯至所倡导的“正当的死生”“正当的为人”的人生态度,可谓殊途同归。
关键词 荒诞 虚无 绝望抗争 《围城》 存在主义

  一位作家曾经说过,“一部作品暂时的畅销和轰动并不能说明什么,关键是看它五十年后,还是不是拥有众多的读者。”《围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话语,自问世以来,便在读者和评论界引起了巨大而持久的反响,而有关这部小说的评论,更是见仁见智,其说不一。然后,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围城》真正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以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脱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风范,唤起了读者全新的审美感受。

        《围城》其标题本身的命名便颇具哲学意蕴,钱鍾书的夫人杨绛对此有过一段精辟的诠释:“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1]读完小说,我们惊奇地发觉,小说的主体其实就是“围城”。如果把小说的主题简单概括下不外乎就是:人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围城”组成,当你好不容易冲出这一座“围城”之时,却又总在无意间落入另一座“围城”,周而复始,永无止境。

        回顾小说的情节,我们不难发现,方鸿渐的人生旅途先后经历了教育、爱情、事业、婚姻(家庭)四个阶段,作品层次清晰而又生动地展现了在“围城”的迷宫之中,这最基本的人生四大段是如何在方鸿渐这个典型的现代人身上逐步破灭以至于彻底崩溃的。小说前两章以方归国回乡为序,其间穿插了他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情况。但就是这样一位中西文化造就的“混血儿”,在归国的油轮上竟堕入到了与鲍小姐“肉欲相爱”中,到头来成了对方解除自己性压抑的玩物。第三、四章则以现代上海为背景,精细入微地描绘了一群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在情场上的种种喜剧性遭遇、焦灼和困境。方的遭遇尤其典型。跟唐晓芙的一见钟情,使方鸿渐重新发现了世界的美好,他努力用尽一切办法想获取这份真爱,并自认为此耗尽了所有的感情,但苏文纨的作梗却让方功败垂成。更难堪的是,“失恋”伴随的是“失业”,为谋生,更为了摆脱情感的困扰,方被迫远走他乡。第五~七章则把地点从繁华的都市转移到了偏僻的三闾大学,描述了方鸿渐由于难于应付复杂的人事纠葛所导致的事业上的彻底失败。教育、爱情、事业的一系列受挫使方鸿渐深深的绝望,在这一座座“围城”的冲进冲出中,方早已身心俱残、奄奄一息,他想找个家来避避风雨,但这“最后的防线”却是等待他的另一座“围城”。现实的家根本不是什么避风港,它时时硝烟四起,让人感到锥心的疼痛、悲凉和无所适从。方鸿渐最后无奈地慨叹道:“现在想想结婚以前把恋爱看得那样郑重,真是幼稚。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倒是老式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得谁。”[2]至此,方的人生四部曲遂以全部的失败和完全的幻灭而告终。由此看来,方鸿渐的人生经历,不是快乐的历险而是痛苦的历程,不是成功的收获而是失败的总和,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对最起码的人生价值的彻底幻灭,不是自我力量的焕发,而是自我的迷失直至最终的失落、绝望。方鸿渐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他像钟摆一样不由自主地在希望与失望的两极之间往返,进出于人生一座又一座的“围城”,他竭力挣扎,却难逃命运的捉弄,恋爱、婚姻、家庭、事业对他而言如水中花,镜中月,最终在“没有了感觉,没有了希望”之后,“只想找个睡觉的地方”。

        钱鍾书在《序》中说道:“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 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1]如果我们拿《围城》跟同样是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儒林外史》相比较,就会发现它讽刺的重心并非社会,而是灵魂;所要表现得也不仅仅只是中西文化合流孕育出的蜕变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可着落”,而是立足于“人者,无羽毛两足动物”人类最本质的平面,来表现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孤独、虚无与荒诞。作者深邃的目光早已超越了对表层意蕴的讽刺和揭露,升华到了一种哲学高度去俯视社会和人生。由此可见,方鸿渐所代表的,已不再是个人,而是“一类人”。在他身上,作为特定时代环境与社会心理表征的“围城心态”,也就不仅仅属于书中笔墨所及的方鸿渐等一大群人,也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而是属于人类所共通的“基本根性”。

        近代来,伴随着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现代文明给现代人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但与之俱来的却是人的精神的空前危机,人生目的的消解,理想的淡化,奋斗精神的衰退,人们在生活中越来越感到孤独、失落、绝望。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哲学思潮——存在主义,正是这一世界性的现代文明危机下的产物。它把人的存在作为思想基础和出发点,突出个人现实存在的孤独性,自我选择的自由性及世界的荒诞性,从而极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的困境,体现了人类的某些永恒的困惑。

        “存在先于本质”论是存在主义的全部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存在”主要指人的非理性的心理本能,即现实世界在人精神方面的极大危机所引发的现代人的孤独、厌烦、绝望、恐惧等等非理性情绪体验。在存在主义者看来,这才是人类最本真的生存状态。而《围城》正是这一状态的形象再现。深陷“围城”漩涡中的主人公方鸿渐,在婚姻的“围城”中,再爱无心情,逃离没勇气,远走无目的,留居心不甘,现实世界不断给他设置险境,让其身心在企图超越重重障碍的努力中消耗磨损,最终空留“拥挤里的孤独,热闹中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2]的慨叹。正是这高大的、空洞洞的“围城”,牢牢地围住了方鸿渐等人,使他们变得孤独、绝望、迷茫、焦灼、荒诞不稽。

        “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作为存在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二,它强调了世界的无理性,突出人命运的不确定性。主人公方鸿渐中的“渐”字,用《周易》中关于“渐”卦的诠释,则很好地说明了问题。“渐”卦下有5个义项:于干;于磐;于陆;于木;于陵。将其与“鸿”联系在一起解读,我们不难发现,主人公确像一只四处漂泊,无处落脚的孤雁。他做过银行职员,报馆编辑,大学教授……一个游历欧陆数国、跋涉东南数省的留学生,到头来竟无处立身安命,且不为世所容。相反,那些虚伪、无耻、贪婪、好色、自私、平庸的李梅亭、曹元郎、韩学愈之流,却一个个踌躇满志,官运亨通。方鸿渐所说的火铺屋后的那到道破门也许是对荒谬现实的最好象征:“好像是进口,背后藏着深宫大厦,引得人进去了,原来什么也没有,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撇下一切希望罢,你们这些进来的人。’”[2]

       存在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三是“自由选择”。它具体是指,一个真正的人不应该丢掉自己的个性,把“自己”变成“别人”;也不应该违背自己的“自由意志”,服从别人的意志,他应该摆脱一切非理性世界中荒诞外在力量的压迫,进行绝对的自由选择。人正是在这种自由的、听凭自己良心呼声的自由选择中获得个人价值。追寻方鸿渐的脚步我们看到,无论他怎样付出了努力,但他的每一步迈出与迈入都以希望开始,以失望和绝望告终,最后竟在茫茫人海中失去了选择的方向。 从他的经历中,我们确实感到了人生如“围城”,婚姻似“鸟笼”般的乏味与虚无,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如刺猬般地彼此伤害和社会如魔窟般的黑暗。

        由此可见,《围城》的创作一开始所立的标尺就是世界性的,它超前地与西方现代文学遥相呼应,从现代文明和现代意识的高度来审视人和文化的存在,从而突破了狭隘的民族范围的苑囿,使作品成了人类荒诞存在困境的本体性象征之作,因而具有人类整体感的哲学意味。

        钱鍾书在与《围城》同期创作的《谈艺录》序言中慨叹道:“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清楚地表达出身陷日军占领的上海“围城”的困苦、艰难、悲愤与无奈。钱鍾书就是带着这样“忧世伤生”的心态来写《围城》的。难得的是,《围城》虽然揭示了人存在的悲剧性——一种本体论的悲剧,但作者并未在虚无的人生和荒诞的存在面前止步不前。他虽然同情于方鸿渐对人生之虚无,对存在之荒诞的理解,但在个人如何对待这种根本的虚无和荒诞的存在的处理上,对方鸿渐那种消极怯懦的人生态度却给予了严厉的批判。钱鍾书曾严肃地说过:“人既然活着,就本能地要活得很好,更有意义。”作者正是通过对方鸿渐那种消极逃避的人生态度的批判,进而启示人们,面对从根本上说是虚无的人生和荒诞存在的处境,孤独的人没有逃避的余地,唯有鼓足自为的存在勇气,挺身反抗这虚无和荒诞,才能确证自己的存在,把自己从无意义深渊中拯救出来。这与鲁迅所倡导的“绝望的抗争”的人生态度,与冯至所倡导的“正当的死生”“正当的为人”的人生态度,可谓殊途同归。

        《围城》,作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杰出存在,它的创作渊源是相当丰厚的,既有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基因,又深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尤其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文学有着割不断的精神联结甚至达到了某种程度的超越,这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才广泛与西方现代小说相接轨的背景下,显得更加独特。

        

参考文献:

[1].围城·序[A].围城[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吴泰昌.秋天里的钱[A].罗思.写在钱书边上[C].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 欧阳钦(1972—),在职研究生毕业,文学学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桂林,541001)

原载:《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第4卷第1期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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