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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围城》比喻艺术的特点

杨增勋
内容提要 《围城》最鲜明的艺术特色就是较多地运用比喻这一修辞手法,文中的比喻内容新奇巧妙,形式多种多样,达到了幽默讽刺的艺术效果。作者巧妙地安排语言,画龙点睛地暗喻其中,用冷峻幽默、睿智讽刺的艺术语言,刻画出了当时社会的丑恶和人性的懦弱。
关键词 《围城》比喻幽默讽刺

  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哲人亚理士多德曾经说过:“比喻是天才的标识。”在《礼记·学记》中,也有“不学博依,不能安诗”的说法。博依,就是广泛地引类取譬之意。钱鍾书在他的《管锥编》中曾不止一次地引用过这两句话,足证他对引类取譬能力的重视,用他自己的话说:“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1]《围城》作为钱鍾书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自重版以来,一直备受读者的喜爱。惯用比喻,是作品的一大特色。有人统计,在《围城》这部2 3万余字的小说中,所用的比喻竟达700多处。[2]这在中国的长篇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文中的比喻旁征博引、机智俏皮、随手拈来。其字里行间透溢着作家的机智与隽思。纵观整部作品中的巧妙比喻可以总结出三个特点。

 

一、比喻不落窠臼,形象巧妙

 

       小说如夜空繁星般的比喻中,一个最大的特色便是不落前人窠臼,形象而又巧妙,就是说本体与喻体的联系是新鲜的。“(方鸿渐)想这是撒一个玻璃质的谎,又脆薄,又明亮,汽车夫定在暗笑。”“(王美玉)满嘴鲜红的牙根肉,块垒不平像侠客的胸襟。”把撒谎比作玻璃,把牙根肉比作deonrhicesneM86IXNAADIUYEWN侠客、块垒不平的胸襟,让人觉得新鲜别致。

        当赵辛楣初遇方鸿渐时:“赵辛楣和鸿渐拉拉手,傲兀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一下,好像鸿渐是页一览而尽的大字幼稚园的读本。”这个比喻中,本体和喻体不能分开,因此才产生了让人吃惊不已的修辞效果,从而把赵辛楣既轻蔑又嫉妒的复杂感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又如,“方老先生因为拒绝了本县汉奸的引诱,有家难归,而政府并没给他什么名义,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大有青年守节的孀妇不见宠于翁姑的怨抑。”一位有名士风度的老先生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与青年孀妇的“守节”等同起来,这种比喻突兀、怪异、有很大的“落差感”,使人啼笑而非,有着强烈的艺术效果。再如:

              (陆子潇)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       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

              (高松年)把表情整理了一下,脸上堆的尊严厚得可以刀刮。

        可以看出,第一例里夹杂着拟人的手法,第二例里则融进了夸张的方法。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明显地加强了比喻的形象性和生动性,效果更强烈。除这此之外,小说中还大量采用了对仗、反衬等其他修辞手法的比喻技巧,使得其显出戛戛独创的特点,远远超出了那些平庸的比喻。

 

二、比喻手法多种多样

 

       《围城》中的比喻手法多种多样,有明喻、暗喻、借喻、曲喻、博喻等。各种手法运用得得心应手、活灵活现。 比如:“他们俩虽然十分亲密,方鸿渐自信对她的情谊到此为止,好比两条平行的直线,无论彼此距离怎么近,拉得怎么长,终合不拢来成为一体”运用的是明喻。“鸿渐想上海不愧是文明先进之区,中学女孩子已经把门面油漆粉刷,招徕男人了,这是外国也少有的”运用的是隐喻。“她(胖女人)手上生的五根香肠,灵敏得很”运用的是借喻。“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运用的是曲喻。

        钱鍾书在他的《宋诗选注》中,曾对苏轼诗歌善用“宋代讲究散文的人的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式的比喻”表示赞赏。他本人也在《围城》中作了成功的尝试。试举一例:“鸿渐没法推避,回脸吻她。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一口气连用了三个比喻。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很多,它们构成了《围城》博喻的一大特色。

        

三、比喻与讽刺幽默的结合

 

       讽刺是以蔑视与嘲弄的态度表现生活,揭破人性的丑态和恶行的,是最尖锐的社会批评,笑中带刺,是鞭挞与指责的升华。幽默是轻松、诙谐、戏谑对待人生和世界的态度,是深厚文化的沉淀和天性的延续,是博大精深哲理的折射,是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和注释。事实上,小说令人吃惊的讽刺与幽默的效果正是通过如落英缤纷般的妙喻才表达出来的。那些极富魅力的比喻形成了小说的一个十分突出的艺术特色。

        手段并非目的。比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在《围城》里它的目的便是为整部作品的幽默讽刺艺术服务。这些令人拍案叫绝的比喻手法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效果。如把方鸿渐与爱尔兰人尔虞我诈的交易当成一次“外交”,黑色讽喻了外交的欺骗性,同时鸿渐的“唯一胜利”揭露了当时中国在外交上的失败,喻示只有通过欺骗的手段才可能取得外交上的胜利。用黑色的幽默使外交上以及人与之间交往的阴险狡滑毒辣跃然纸上。

        又如:“物价像吹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得道成仙,平地飞升。公用事业的工人一再罢工,电车和汽车只恨不能像戏院子和旅馆挂牌客满。……贫民区逐渐蔓延,像市容上生的一块癣。政治性的恐怖事件,几乎天天发生,有志之士被压迫得慢慢像西洋大都市的交通路线,向地下发展。”正是这一连串形象的比喻,使得讽刺的对象即抗战初期那个病态社会的腐朽状况历历在目,触目惊心。

        《围城》中的比喻常具有瓦解超越被比喻事物的表面意思的功能,更渗入那深深的内核。如:“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文凭还是学术权威机构发给学人的一种学历和学位证明,一张博士文凭当然包含着某种权威性和严肃性,可是一旦被说成是遮羞树叶,其权威性和严肃性则大打折扣,原来是因为学问的充实,学术水平的提高,才被赋予文凭,被说成是遮羞树叶则恰恰是因为学问的空疏、寡陋、愚笨,研究能力的缺乏,精神上的赤裸裸而要用文凭来“遮丑”,这恰恰是将文凭的功能来个彻底的“颠覆”,却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代文明的产物——文凭的“误用”和“滥用”。

        钱鍾书首先是一个学者,其次才是一个作家。夏志清教授说他是“(中国)当代第一博学鸿儒”[3],在《围城》里,钱先生的博学多才的确发挥得淋漓尽致。令人惊奇的是,这种浓烈的气息非但没有给人掉书袋的嫌疑,反倒形成了他个人特有的、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艺术风格,使这部小说放射出耀眼的智慧之光。小说中大量涉及了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及掌故,提到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以及文学家有好几十个,如柏拉图、孔子、爱因斯坦、苏东坡、苏曼殊以及徐志摩等。钱先生渊博的中西文化素养也是他精致的比喻修辞实践成功的重要原因,渊博的中西文化素养给他的比喻艺术带来无穷的艺术魅力。

        

注释:

[1]书:《旧文四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 2页。

 [2]黄维梁:《与钱书论譬喻》,香港明报月刊,1 9 8 3年,第172期。

 [3]夏志清:《重会钱书纪实》,中国时报,1979年,第6期。

        

(杨增勋  河南郑州市第十一中学450000

原载:《现代语文》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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