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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围城》的现代性策略

刘健
内容提要 钱鍾书的《围城》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部具有浓郁的现代性特色的优秀小说。它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主题表现的现代性、形象主体的现代性、话语表达的现代性、叙事方式的现代性。这四个方面的现代性正是这部小说的魅力之所在。
关键词 《围城》 主题表现 话语表达 叙事方式 现代性

  王一川先生在其《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一书中曾对“现代化”和“现代性”这两个概念作了这样的区分:

       “现代性”与“现代化”都是表述中国社会从传统时代向现代的演进状况,但与“现代化”偏重于指称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层面不同,“现代性”偏重于指称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文化价值层面。也就是说,“现代化”更多的指向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经济和政治层面,突出科技、工业、商业和政体等的重要性;而“现代性”则更多地指向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层面,强调生活方式、生存价值、道德、心理和艺术等的重要性。 [1]P10

       钱鍾书的《围城》无疑是属于在“现代性”层面的作品。有学者指出:“《围城》现代性主要还不在于艺术手法的反传统和标新立异,而在于它创造了‘围城世界’和‘围城人生’之典型性和深刻性。”[2]P75)那么,具体来说,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换句话说,《围城》到底采取什么样的现代性策略呢?通过对作品的深刻考察,我们认为,《围城》的现代性起码表现在四个方面:主题表现的现代性、形象主体的现代性、话语表达的现代性、叙事方式的现代性。

 

一、主题表现的现代性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现代性总是首先表现在否定——怀疑的现代精神。《围城》也给人这样的感觉,它“借助那无所不在的讽刺之光,看到的是一个无所肯定的世界,毫无前途的阶层及盲目地自下而上在其中的一些空虚无聊的人物,过着文学研究一种荒谬无意义的生活;我们感受最深切的是一种无所不讽而毫无保留的否定精神,一种普遍怀疑而又无所适从的悲凉心态,一种整体批判而又不给出路的厌憎情绪”。[2]P74)“而最终作者讽刺批判和否定怀疑的笔触超越了特定的历史对象而指向了整个人类存在和人生这个庄严的题目本身”。[2]P74)《围城》的题旨何在?直面存在,直面人生,直面孤独,创造“围城世界”和“围城人生”,这几乎是一个公认。“围城世界”是一个人类自下而上的困境,“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3]P179)是一个“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3](P89)的荒谬世界。“围城人生”则是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境遇,是一种无所归依的恐惧和失落的荒原,是一种与社会与他人隔离的孤独和绝望的人生。

        《围城》表现作家对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的哲学思考,主要是通过方鸿渐的个人戏剧性的人生经历表现出来的。方鸿渐在留学回国的各方面遭遇中,并没有找到真爱,也没有找到工作,面对的是一种腐败的社会,一种沾了洋水的无聊厚颜的依附。在《围城》中方鸿渐的人生旅途或人生冒险先后经过了教育、爱情、事业和婚姻(家庭)四个阶段。《围城》全书就是通过这最基本的人生四大阶段展示了方鸿渐这个典型的现代人梦幻的破灭和人生的孤独与焦虑。第一第二章主要以方鸿渐回国归乡这段历程为序;回溯和补叙了他过去的大学、留学生活,深刻提示了现代教育的危机及其破产的必然性。这不仅是因为它不能给人以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不能给人以生活必需的理性、理想、信仰和力量。如方鸿渐在演讲中,只能提到鸦片和梅毒这两个消极的痛处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第三章第四章紧接着以现代都市上海为背景,精彩地描写了方鸿渐等几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情场角逐及其幻灭。通过他们的种种喜剧性的遭遇、焦虑和困境及意外的错失,展示现代人在灵与肉双重难以统一的矛盾困境,人与人心理隔阂而无法沟通的情愫,命运无从把握的痛苦。第五至第七章主要以三闾大学为舞台,描写方鸿渐在复杂矛盾的人事纠葛中的事业失败的过程,揭示人与社会环境的尖锐对立,人的工作与人本身相背反的异己性这种现代人普遍的存在状况和生存危机。人好像连微生物都不如,人的生存困境让人无法面对。面对种种遭遇和幻灭,面对生存危机,面对异己的社会,方鸿渐退避家庭,退守婚姻,企图在这里寻觅一弯避风港。然而,“一向和家庭习而相忘,不懂得它藏有多少仇嫉卑鄙”[3](P296)的方鸿渐在重回上海之后,“现在为了柔嘉,稍能从局外人的立场来观察,才恍然明白这几年来兄弟妯娌甚至父子之间的真情实相,自己如蒙在鼓里”。 [3](P296)他进不了旧式家庭,而他以情感婚姻为纽带的小家庭又是另一座“围城”。第八第九章具体展现了方鸿渐和大家庭的疏离以及他和孙柔嘉的小家庭解体的全程。从根本上揭示了“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3](P8),对现代婚姻本身的意义提出了质疑。正如方鸿渐在幻灭后感慨:“现在想结婚以前把恋爱看得那样郑重,真是幼稚。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谈恋爱时候,双方本相全收敛起来,到结婚时还没彼此认清,倒是老式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得谁”。 [3](P319)至此,方鸿渐的人生四部曲以全部失败和完全的幻灭而告终。 方鸿渐的人生经历是从一个痛苦陷入另一个痛苦,以至幻灭,是一个孤独与迷失的经历。孤独是生命的一种现代性体验,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这就是钱鍾书《围城》的根本艺术思维和艺术表现方式,也是基本的哲学态度。在此,钱鍾书以形象的方式阐释了西方现代哲学,这是是其主题现代性的形象表述。

 

二、形象主体的现代性

 

       钱鍾书的《围城》之所以被称为“新儒林小说”,就在于它彰显了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困境和知识分子在现代性条件下的必然命运。现代性隐含着虚无主义倾向,而知识分子又是一个怀疑者和批判者的角色,所以在特定的环境下,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之间就存在紧张的关系,知识分子面对现代社会就表现出种种缺憾。在中国,知识分子简直被认为是现代性的象征。《围城》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欧化的知识分子形象。作为小说的主体,知识分子面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他们变成否定——批判的象征符号,他们在畸变与挣扎,表现了鲜明的现代性。

        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等同于现代人。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处世态度,反映着那个历史那个社会的整体风貌。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有久远传统和重要影响的阶层。在过去,他们是社会价值系统的提出者和阐述者。但面对现代社会的剧变,他们的这种作用弱化了,甚至被悬置起来。《围城》开始时,子爵号上“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回去为它服务”。 [3](P102)但事实上,回到祖国连自己的位置也找不到,生计也无法解决。会钻营的在无耻地钻营,不会钻营的也迷失自我,成为流浪者(onroad),成为“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的“多余人”。当钱鍾书将视线投向最熟悉的人——知识分子时,他不仅局限于知识分子,而且也涉及知识界之外的人等,将他们与知识分子放置现代“围城世界”来展现“现代人”的丰姿。“‘古典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唯精神’,‘现代人’的观念却是‘唯身体’,不再有形而上学本质,不再有共同普遍的理想,一切都在冷静的功利计算中,‘专家没有灵魂,消费者没有心肝’(韦伯),‘冲动系统造反逻各斯’(尼采),现代性‘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衰微’(舍勒),据说,还要进一步导致‘个体肉体色情化的全面解放’。”[4](P156)在这里现代人的本质被规定为唯身体、唯功利计算。其实,“围城世界”的现代人就是这样唯功利计算。 鲍小姐为自我欲望算计方鸿渐,虽然方鸿渐认为谁也不赚谁的,但还是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苏文纨为了爱情,算计唐晓芙和方鸿渐,赵辛楣为了苏文纨算计方鸿渐,将他灌个烂醉,出他的丑。三闾大学里相互算计更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连古代兵法也用上了。高松年、汪处厚、韩学愈、李梅亭和顾尔谦等人,个个卑鄙无耻,灵魂肮脏。陆子潇和刘东方等人平庸无能,但争夺名利,勾心斗角却造诣高深。方家二奶奶、三奶奶、父子之间也相互算计,甚至方孙夫妻之间也带着鲜明的“唯身体,唯功利计算”的色彩。在这里,知识分子这一主体消解了“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传统士“以天下为己任”的志道精神,所以他们俗气,他们唯身体唯功利计算。然而,他们又缺乏西方知识分子那种冲破一切禁忌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于是他们对西学深信不疑,分析与消化严重阙如,于是,制造和追赶学术时尚,以标榜自我。“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博士文凭就成了亚当夏娃下身的遮羞布。他们异变与挣扎:高松年心怀淫欲,汪处厚招摇撞骗,顾尔谦趋炎附势,董斜川、褚慎明以西方先哲自诩,方鸿渐全无用处……所有的人都庸俗不堪,丑陋极度。这就是现代人的生存格局——困境与焦虑,作为小说的主体,面对浮躁的现代社会,无人能找到独立的生存空间,最后全倒下了,可怜可悲到“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这就是“围城世界”里的现代人。钱鍾书寥寥几笔,小说主体的现代性特征便流溢笔端,这自然在于《围城》话语策略的高明。

 

三、话语表达的现代性

 

       20世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日益突出,中国文学话语的“意义整体”发生了相当程度的转型。在工业革命前的物质生产方式主要是“古老的”。手工劳动关系,人际关系传播方式主要取决于时间性的叙说,所以叙事艺术就驻足于顺时性的理性话语中。而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和社会则进入信息时代,信息的特点是“瞬间性”,这造成“一切取决于时间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现代人不再去致力于那些耗费时间的东西”,因而叙事性艺术如传统的小说出现了危机,现代艺术走向零散性、片段性、残破性、高度风格化和隐喻性。现代话语也呈示了巴罗克风格的新变,断裂、残缺、碎片、梦呓等蒙太奇的非理性话语进入现代性文学中,语言成了被玩弄的对象,成为主体显示个人癖好、个人妄想、与个人不纯洁动机的玩物。语言成为作家任意调度和任意摆布的奴隶,被现代作家异想天开地将它们生硬的不通常理地编排和组合,让读者无法忍受,只给读者莫名其妙的感觉。在现代性的探求中,作家们将语言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小说话语逃离大众,走向绝对化地强调了语言是作家本人的一种极为主观化的活动的“个人性”。这意味着主体与一般语言出现了对抗。语言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的东西,可是面对现代的瞬息万变,它好像成了毫无生命的符号。带有现代意味的象征和隐喻就从古典与现代之间突兀出来。

        《围城》产生的背景带有一种历史的错位性。西方现代性是高科技发展、高度物化的挤压空间下的现代性。但中国现代性是从摆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条件下的现代性,传统已经撕裂,而现代性方案还只是个理想,物化显得比较弱,人们所面对的世界虽有虚无,但并未缺失务实内在。因此《围城》在钱鍾书高度清醒的理智支配下,话语并没有失去历史性的叙事范式,残缺、梦呓、碎片的西式话语在此空缺,具有现代性意味的象征和隐喻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钱鍾书《围城》的话语现代性策略的最佳选择。正是通篇的象征和隐喻话语,使《围城》有浓郁的文化味,也提高到了更高层次,展现了现代哲学品格。方鸿渐等人回国时所坐的船“满载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每分钟把沾污了人气后小方水面,还给那无情、无尽的大(下转第40页)海”。 [3](P2)“船”象征和隐喻了人根本的虚无的展示,而“大海”象征着混沌无情的人生的汪洋,人生之船就在这样的人生汪洋中飘流。“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3](2)“金漆鸟笼”、“被围困的城堡”象征隐喻着人的生存困境,理想的虚无;而“住进”、“飞出”、“冲进”、“逃出”象征隐喻人的欲望本性及其自身矛盾。“适才火铺屋后那个破门倒是好象征,好像是个进口,背后藏着深宫大厦,引得人进去,原来什么都没有,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3](P89)方鸿渐去三闾大学经过的这个“破门”对人生的困境、理想矛盾再次作了阐释。方孙吵架后,方鸿渐在街上见到的那个泥娃娃也成了孤独无人关注的象征和隐喻的符号。特别有意味的是方家的那只每个钟只慢七分钟的老钟,这里一系列的象征和隐喻话语就像老钟那样“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层层不断的系列化象征和隐喻又共同构建了全篇的整体性象征和隐喻:“给人希望,但无所适从”的“围城世界”。

       

四、叙事方式的现代性

 

       吴培显在《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一书中提出了当代叙事话语的一种范式:时代喜剧中的深层悲剧叙事话语。吴先生认为这种叙事话语具有现代性或确切地说具有当代性意义。它具有当代意义是因为“时代”在这里被规定为“当代”,从泛义上来说,如果我们将“时代”延伸到“现代”,那么它就具有现代性意义。现代文学里的这种喜剧性的深层悲剧叙事话语实质上是转型期中西文化或新旧文化相碰撞而酝酿的表面喜剧而深层悲剧的叙事话语,代表性文本如鲁迅的《阿Q正传》,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等,都包含着这种表层喜剧深层悲剧因素。面对社会裂变与文化变迁,《围城》的叙事话语是无愧于表层喜剧深层悲剧叙事话语的典范的。

        钱鍾书先生往往以调侃戏谑的语式,让读者在轻松、愉悦中感受幽默的力量,造就“笑”的效果,这就构建了表面喜剧的气氛,通过这种喜剧性的整合,创造了连梦都没有、连感觉也没有的人生困境,这又让人体悟其中的深层悲剧意蕴。在《围城》里,文化与社会转型期的悲剧叙事话语随处可见。如在描写鲍小姐时,作者写道:“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ne),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28](P5)又如刻画买办商人张先生时,小说写道“他说话里嵌的英文,还比不得嘴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装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3](P39)在《围城》里几乎处处是笑语,人人是个笑话。“作者在艺术地再现现实生活时,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追求:寻觅以学识穿透凡俗生活的快意,溶知识于揶揄调侃之中,寻求抚弄学识于股掌之间的乐趣。”[5](P100)因此“《围城》走出了以往严肃的讽刺,进入了嘲笑的境界,充满喜剧精神。”[6](P178)但是当我们退去这喜剧的面纱,穿越喜剧性话语的精魂时,知识界的病态,整个人性颓败的局面便片片剥落,呈现出的完全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让读者从语言表层的虚妄的满足与迷醉所带来的彻头彻尾的快感之中,跌回到伤痕累累、到处呈现惨淡景观的现实之中,虚无、苦闷、无奈……种种悲剧性情绪,割不断扯不尽地将读者牢牢地缠定。深含于骨子里的悲剧情愫意味着:人存在着,其本质是悲剧性的,人面对社会,面对他人,面对自己,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甚至不可能克服的困境;人生其实就是一个虚无而不可跳脱的渊薮,“欲壑难堆”的人类,注定要在自己的欲望和社会之中倍受煎熬和折磨,人在表达前行的欲求时,往往总是被泥淖般的现实所沦陷,从而一切宏伟的构想都烟消云灭;偶然之剑永悬冥冥之中,人就是这剑下的玩偶……自信和欲望最后消解为社会学上或哲学上表现人的永无止境的痛苦及在痛苦之中获得的至上的悲剧性快感。面对“围城世界”,悲剧从何而生?作家也许是无意识也许是有意识地去追问。文本解剖社会,得到了一个转型时期的焦虑所带来的痛苦这个答案;解剖文化,得到文化碰撞而产生的迷茫与虚无的另一个答案。但是方鸿渐在求学、爱情、事业和婚姻的种种失败真的只能罪于此吗?其实,克林顿的美国社会与卡斯特罗的古巴社会,不也都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吗?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埃及文化或欧美文化不是同样也产生这样的悲剧吗?在这里作家告诉我们至少不能仅仅归罪于社会和文化因素,而还要回头看看自己,看看人类自身,转移到人性上来,以方鸿渐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自己都得承担一定的责任。人类自己的无能、卑微、猥琐被描绘着,人类存在的荒谬性、无聊和毫无前途被叙述着。这样一种叙事方式,突出了人的内在的空虚和外在的岸然之间的矛盾,使读者在貌似轻松、实则冲突激烈的矛盾中领会到作品的深刻意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围城》之所以能使读者的心灵引起强烈的震撼,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现代性的特色,无论是主题和形象主体,还是主题的传达形式和形象刻画的方式,都充满了现代性的色彩,这就是《围城》之魅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1]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解志熙.生存的困境与人生的勇气——论钱书《围城》的现代性[J].文学评论,1989(5).

[3].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许江主编.湖畔讲坛·人文视野[C].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5]周水涛.《围城》的戏谑性初探[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6]王卫平.《围城》与中国现代讽刺小说[J].江海学刊,1996(1).

 

(作者工作单位:广西艺术学院讲师,广西南宁530022

原载:《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29卷第2期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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