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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话语权下的女性知识分子婚姻苦剧

——浅析《围城》中孙柔嘉形象

孙玉林
内容提要 婚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思想出发分析孙柔嘉的人物形象,指出其存在的缺点乃是最普遍人性的反映,从一个完全人的角度来考察孙柔嘉,在批判她命运的同时加入一些同情和理解,从而说明女性知识分子婚姻苦难的根源除了自身性格外,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传统在其中起着作用。
关键词 《围城》孙柔嘉男权女性知识分子婚姻苦剧

  《围城》中,钱鍾书提供给了我们一幅知识分子百态图。他极力淡化社会环境对“这一类”人的影响,从“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食色性”角度,对人性做了赤裸裸的解剖,这群人生活与心灵的冲撞,在他笔下作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本文拟从男权主义的角度,从历史、现实的层面上,通过剖析孙柔嘉的形象,探讨《围城》所展示的女性知识分子婚姻苦剧的普遍性。

        做人难,做知识分子更难,郑板桥发出“难得糊涂”的感叹。身为女性知识分子,孙柔嘉在一群肮脏龌龊又不乏真诚的知识分子群中,在“国破山河在”的乱世中,不知不觉演绎着一场自己的婚姻苦剧。

 

一、中国女性的历史地位

 

       综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女性英雄寥若晨星,形单影孤,多以苦剧存于历史。男性则挥毫吐墨,驰骋沙场,青史留名,泽被天下。秦始皇“席卷天下,威震海内”;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成吉思汗“弯弓射雕,横扫寰宇”;毛泽东“万里长征只等闲”……花木兰只是人们意念中的虚拟与寄托,她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概只能借助男性面目出现;一代女皇武则天以悲剧收场;杨玉环是安史之乱的祸源;扈三娘,梁山泊杀害她一家,她却嫁给了丑陋的王英,替梁山卖命,是个没主脑的英雄;慈禧太后落得个遗臭万年的恶名;杨门女将,怕是历史上女性英雄最伟大的光环了,但留给后人的是无数伤痛;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内含了许多国破家亡的忧伤、沉痛和无奈。

        秉承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欣赏“女子无才便是德”,民间古谚“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是对女性直言不讳的歧视。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把女子与小人并列,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鄙夷。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如今又乘着于丹《<论语>心得》之风,继续影响着现在人们的思想。

        “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她们应安卧家中,相夫教子,让男人喋血沙场,“气吞万里如虎”,“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诗经》云: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生命,她们可以借助出嫁摆脱不济的命运,钱鍾书借方鸿渐的口说“丈夫是女人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1]P54)。中国历史上,聪明伶俐的女性因婚姻失败而红颜薄命的为数不少,且不说文学作品中崔莺莺、杜十娘、杜丽娘、李香君、林黛玉、曾树生等鲜活的人物,单是蔡琰“悲愤诗”,卓文君当垆卖酒,秋瑾“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萧红“旷野的呼喊”,就令我们感慨而潸然了。中国女性往往把希望寄托在婚姻上,不幸的是,婚姻并没有给大多数女性带来幸福,她们在自织的婚姻中作茧自缚,没有冲破这道网的勇气与能力。“好女不嫁二夫,烈女不事二主”,中国的贞节牌坊里面有太多屈死的冤魂,辛亥革命前,中国女人是裹脚的,“三寸金莲”是美女的标准之一,为此许多女子忍受着身心的煎熬。男子能三妻四妾,朝秦暮楚,女子只能从一而终,类似祥林嫂捐门槛的悲剧不可能出现在男人身上。钱鍾书无意揭示中国文化的男权主义倾向,《围城》也不在于揭示女子的苦难命运,但他也无法忽视现实地发出了“妻子如衣服”[2]P55)的感概。

        我们与西方比较一下。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从宗教的沉迷中唤起个人觉醒,莎士比亚笔下有鲍西娅、贝特丽丝、薇奥拉等一系列光辉女性形象,而同时期中国汤显祖的笔下只有一个为情而死的杜丽娘(《牡丹亭》);斯托夫人为废奴运动呼号呐喊(《汤姆叔叔的小屋》),而李汝珍笔下只有一个个虚拟的巾帼奇才,无一点现实基础(《镜花缘》);皮拉尔为西班牙自由而战(《丧钟为谁而鸣》),而中国只有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交际花陈白露(《日出》)。中国女性一向就是软弱、无能、遭玩弄的代名词,她们身上烙着历史的印痕,地位低下自古如此。

 

二、孙柔嘉的洞察力

 

       孙柔嘉,一个外表并不美丽的女子,“长脸,旧象牙色的颧骨上微有雀斑,两眼分得太开”[5]P152)论性感不如鲍小姐,论才学不如苏文纨,论纯情不如唐晓芙,在这场爱情角逐中,她靠装傻获胜了。她搅出了一场“闲话风波”,精心筹划了“家信计谋”,机警地抓住“路遇良机”,这种诡谲不察的进攻搞得方鸿渐“如在云里,失掉自主”,以致“身心疲倦,没精神对付”,最终与她的关系发生质变。即使我们觉得她的表演过于蹩脚,她的装痴作傻过于虚假,但对她我们确实很难指责。

        孙柔嘉对自己的把握是准确的,对方鸿渐的认识是清晰的,“知己知彼”。她的装傻展示了她的智慧,她知道自己不像唐晓芙“兼有女人的诱惑力和女孩子的朴素”,才气不及苏文纨,出身不是富裕得令人眼红,也不会有下贱到鲍小姐的性感,她是凭“计谋”最终实现了同鸿渐关系的确立。

        孙柔嘉清晰地对己对人的把握,扬长避短,最终获胜,对处于激烈竞争中的当代人不是一种启示吗?机遇,往往只垂青那些有准备的头脑!

 

三、主动追求婚姻

 

       孙柔嘉说不上漂亮,透过柔顺的外表,她为自己的幸福努力着、抗争着,她像大多数女性一样求助于婚姻,借助于婚姻。

        孙柔嘉很现实,不把幸福寄托在虚无飘渺的幻想上,而是实实在在地营造自己的幸福之网。苏文纨清高矫情得令人敬而远之,唐晓芙是徒有“清纯如水”外表的轻佻女子,鲍小姐的性感赤裸得肉麻,比较而言,柔嘉则主动追求幸福,当选准了目标后便想方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一丝忸怩作态。

        孙柔嘉大学毕业后,有一份工作,她追求方鸿渐,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谈不上恬不知耻。当我们苦苦抱怨时,我们已经在浪费青春了。我们要善于并敢于争取把握幸福的机会,即使有时我们得不到别人的认同。世界本来是多元的,我们谁敢自信地宣称“一生无愧”,即使磊落坦荡如巴金先生,也有晚年的《忏悔录》。

       

四、悲苦的遭遇

 

       孙柔嘉装傻蛮可怜的,如孙膑装疯,这里面蕴藏的辛酸自不必说。在家里,她不得父母宠爱:“对女儿的事淡漠得等于放任。”[6]P371)孙柔嘉以一个弱女子的身躯,独自在外闯荡,忍受住了侯营长的“这也不带”;在三闾大学,忍受住了学生的“I am your husband. You are my wife.”的羞辱;放弃了三闾大学的职业,和鸿渐一道回上海。她对方鸿渐的爱是真诚的,为了追求方鸿渐,她费了很多心血,她爱得很累,“一直把恋爱看得很重很重”[7]P393)。她对女佣说:“你应当尽量给姑爷吃,他们男人吃量大。”[8]P380)然而,她得到的却是:方鸿渐根本就一直没爱过她。一个女人,想尽了方法,以致“千方百计”追求自己所爱的男人,最终得到了他,但这个人内心却一直没有真正爱过她,并且潜意识里还惦记着以前的恋人,这是一种怎样的钻心,且方鸿渐是在面对李梅亭、陆子潇的冷嘲热讽后,“忽觉身心疲倦,没精神对付”而坚定了与孙柔嘉“联盟”的决心。我们不应该苛求她并不太光荣的手段。

        孙柔嘉对方鸿渐的爱痛而苦,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无结果的,对于方鸿渐,是迫于舆论,且是忘却唐晓芙爱的一种寄托而接受了孙柔嘉,是一种心痛的转移与暂时忘却,而孙柔嘉却要独占鸿渐,环境造就了他们的婚姻,性格毁灭了他们的幸福。孙柔嘉能忍受家人的不重视,能忍受侯营长的歧视,甚至能忍受学生的羞辱,但在方鸿渐“猛推她的胸口”时却“倒在沙发里心酸啜泣”,但即使此时,她仍“不愿姑母来把事闹大”。

 

五、可原谅的缺陷

 

       孙柔嘉作为普通人,缺陷是可原谅理解的。张爱玲不讳言自己是一个“俗人”,并感到“自己胸前佩着小市民这样的红绸字条。”(《童言无忌》)柔嘉当然也是一个俗人,爱慕虚荣,“终生大典,一生只有一次,该像个样子”,“洞房花烛夜”,总该让它留下美好回忆。这种虚荣不像范小姐那样愚蠢,女掌柜一声“小姐,是不是在学堂里念书”,她就“高兴得走路像脚心装置了弹簧”。

        孙柔嘉对方鸿渐的爱有太多自私成分,但爱情本身就具有排他性。在民族处于生死危难关头,她不像秋瑾那样“只身东海挟春雷”,而是一心一意钻营自己的小家,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秋瑾的那种女侠风度,柔嘉没出卖民族和国家,也没存心陷害任何人,她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们应用普通人的眼光来要求她。

        把身心埋在家的温馨中,在乱世里过简单、朴实、宁静、纯美的日子,这就是孙柔嘉渴望与追求的。按理说,出身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一愿望是可以实现的,可孙柔嘉却为此付出了心与血的代价。从这一点看,柔嘉的命运是悲剧的。

        孙柔嘉敏锐地对人对己的认识,立足现实、脚踏实地的精神,在苦难中顽强抗争的意志,是值得我们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的。我们从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食色性,从最现实的生活层面上来看,对孙柔嘉会多些怜悯与同情。因为,孙柔嘉一直在追求,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抗争!

       然而,男性把握着话语权,男性主宰着中国历史,传统的根深蒂固,在孙柔嘉身上再次得到鲜明体现。孙柔嘉的婚姻苦剧与其说是性格和环境的苦剧,不如说是中国知识女性苦剧的一个缩影。

        

注释:

[1][2][3][4][5][6][7][8]书:《围城》,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参考文献:

[1]倪文尖.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一一《围城》拆解一种[A].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二卷)[C].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7.

 

(作者工作单位:孙玉林,合肥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传媒出版系230601

原载:《现代语文》2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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