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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女性形象跌落的滑铁卢

汤溢泽 李建南

一、 《围城》:一部现当代史上调侃、咒骂女人的书经

 

女性是古今社会一个重要而又与男性不可分割的集合体或个体,而何谓女人这个既古老又新鲜的命题谁也没有给予一个全面正确的概念。或曰:女性只是“与‘男性’相对的角色”,“女性的成年人”“妻子”[1],或曰:“女性是与男性相对的第二性”[2]等等不一而足。时至今日,人们尤其是男性文人对女性的兴趣陡涨。文人们通过浮现在表层上挂历、书籍和杂志的封面、插图,耍弄色彩的优势把女人从幽暗中显现出来。在一片社会价值颠序的氛围中,昔日被文人贬为“戏子”的女人今日成为大红大紫腰缠亿贯的歌星。男性日常的谈论总是离不开女人这碟海珍山味,而文学上摆列着女人眼睛(媚眼)、头发(秀发)、脸蛋(瓜子脸)、腰身(柳条的)、乳房(丰满的)、大腿(长长的)等尤物,甚至高傲的评家也屈膝为文学中的女人作评!   

可是与前面“文学现象”相左的是52年以前,关于女人这份崇高而又平凡、严肃而又放荡的考卷传至钱鍾书先生手中时,钱鍾书这位“高傲的评家”倒是没有屈膝地为女人唱赞歌,而是趋步于另一极端,使女人向男性屈膝了,即透过谩骂,调侃女人遗憾地渲泄女人们的幽暗面,而其对女人的善良、聪明、贤淑的美好面很少提及,从而构筑了中华文化史上又一文化憾事。   

笔者二十余次拜读《围城》一书,几经统计,可以疏理出书中60位有姓有名,有姓无名或无姓无名的女性来。又基于这些人物与其中主角方鸿渐情感深浅的标准,依照与方鸿渐婚恋、亲缘关系、人际交往的相异性而将她们分为以下四类:   

()方鸿渐对其有过恋情或肉体互动的的情人型:   

鲍小姐、苏文纨、已故的未婚妻周淑英、唐晓芙、孙柔嘉。   

()与方鸿渐具有亲戚关系的亲属型:   

方母、周淑英之母周太太、方家二奶奶、三奶奶、孙柔嘉的母亲孙太太、孙柔嘉的Auntie陆太太。   

()佣人类:   

方鸿渐的乳母、方家的老妈子、唐晓芙家的保姆、阿丑的奶妈,赵辛楣家的女佣人、韩学愈家中的老妈子、刘东方家中的老妈子、汪处厚家的三位丫头、方家的二位张、孙姓保姆、方与孙结婚后的佣人李妈。   

()其他类型:   

与法国人调情的犹太女人,回国的孙太太,鲍小姐的母亲,作纪录的女学生,同车的女中学生,张太太与张小姐,一位女作者,沈太太,徐宝琼小姐,董太太,赵辛楣的母亲赵太太,苏文纨的母亲、姐姐、嫂嫂,坐车时的女人,坐车的女孩,军官妻子,欧亚大旅社的胖女人与一个34岁的小孩,妓女王美玉,同车的苏州寡妇,穿灰布军装的女同志,湖南公路上的店主妻子,范小姐,刘东方的妹妹刘小姐,韩学愈的妻子韩太太,汪处厚的二位太太,刘东方的太太与女孩,打牌的王太太,赵辛楣的女友,报馆的蒋小姐,孙柔嘉姑夫的二位侄女。   

以上诸位女性之中,形象饱满且占字量较多的要数苏文纨与孙柔嘉。其他如鲍小姐、唐晓芙等均着墨较少,有的也只是像古代官员品茶时将嘴唇轻轻地在茶杯边沿意思一下。可就是在这些字里行间,却映扬着对女性谩骂、指责、调侃的字眼。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诸类糟蹋女性的丑行是钱先生所为,但至少可以得出钱先生是借助于方豚翁,方鸿渐、褚慎明、汪处厚等一邦遗老遗少的嘴而完成攻击女性的“伟业”之结论。   

首先《围城》一书是调侃女人的杰作。书中人物虽然没有主张“性爱是一个永远古老而又永远新鲜的话题”之英国作家劳伦斯和声言“床上无英雄”之拿破仑那么伟大、知名,但调侃起女人的词儿、劲儿却较后者力度更为强劲。这些调侃女人者或是经过情场失意的打击之后得出的“结论”,或是整日在花堆中滚来滚去的情种,或是一些“牡丹花下死,做鬼亦风流”的情圣,他们侃起女人来有时黑色幽默浓郁。如受到苏文纨“护产功能”的神棒敲击又对唐晓英单相思毁灭之后的方鸿渐处于失业与失恋双重痛苦抽打之时在去三闾大学的路上,当孙柔嘉请他过桥“跟着我()走,免得你望出去,空荡荡的”,“愈觉得这桥走不完,胆子愈小”[3]时,方鸿渐忽然起了感佩,那就是“女人这怪东西”体贴起人来真是无微不至,连毛孔的折叠里都给她温存到了[4]。当然这些“怪东西”———女人还可以为男人清理衣服(如孙柔嘉之对方鸿渐)。又如作者在《围城》之六中称:“男人瞧不起容易到手的女人”这句看似平凡实则非凡的语言没有与几位女人交往、互动经胜败的反复教化则侃不出来的,即使传播于众但其中鹦鹉学舌的份儿较为丰裕。而把婚姻比作“围城”,同样说明此一道理。尤其是那位唯恐自己太太移情于他人的汪处厚竟说:“有鸡鸭的地方粪多,有年轻女人的地方笑多”[5]。以鸡鸭与年轻女人,粪多与笑多这二对事件透过比兴手法把女人侃得如同家禽,只是没有用当今广东话“女人是鸡()”来喷得女人满脸赤黑了。   

《围城》一边是调侃女人,但更多的又是向女人身上无情地大泼浊水污泥式的谩骂。女人是什么?在《围城》中女人是“泼妇”,如《围城》之三中说“苏格拉底的太太就是泼妇”;是“不清洁”之物,如《围城》之四说:上海女佣有毒;是“傻瓜”,如《围城》之四说“女人傻起来真没有底的;是“懒惰者”如《围城》之四说“那些女学生只会享现成”;是男人的“累赘”,如《围城》之五;更是祸水,如《围城》之五逼丈夫为贪官赃官。总之女人不是好东西。全书对女性智慧、勤劳贤惠没有只言片语。有的只是以褚慎明为代表的仇女主义者的谩骂。   

褚慎明这位不亚于韩学愈的骗功的骗子平生“最恨女人”,即使眼睛近视得“利害也从来不肯配眼镜”[6],因为他害怕看清楚女人的脸儿。这位伪道学家委实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神经病。在这种仇女、恨女的氛围中,男人们架起机枪向女人发出一颗颗臭毒子弹:与方鸿渐等毫无怨爱纠葛的善于经营牛奶场的徐宝琼小姐被方鸿渐说成是头上长牛角的女人。更为令人绞心的是赵辛媚、方鸿渐、孙柔嘉等人在江西吉安领款毫无办法,一筹莫展之时,一位着“灰布军装”的女同志为他们打通关节后,赵辛楣却对她评头品足,历数她的丑相。这真是有点狗咬屙屎人的效应。从另一角度说明在与方、赵(辛楣)交往中这帮文人对有纠葛的女人固要臭骂一顿;没惹他们的女人亦遭侮辱,而替他们行善者亦被骂得狗血淋头。《围城》不愧是一幅女人靓面大面积烧伤的残酷图象,现当代史上一部咒骂女人的书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它归入中国传统文化中仇女、恨女的翻版之范畴。  

  

二、《围城》中女性们灰暗的“世袭领地”及其工具

 

小说《围城》没有千军万马横戈征战的悲壮,叙述的只是作为失意文人方鸿渐诸人在成堆的社会险象面前的无可奈何。即“病态文明的病态产儿”[7]。伴随这些“病态产儿”呱呱落地之时,钱先生赐予女人们一块“世袭领地”,那就是家庭、婚姻与(只是少量的)“工作”。   

从中西文化比较方位上来检察,欧美女人在工业革命之后被资本主义专业化生产所创造的大量财富固囿在闲逸生活的阵地。太太小姐们精心打扮以作为发迹的资产者的门面装饰物,因而一些女权运动者所呼吁的“女人文学”也只是在“妇道之家”和“高尚淑女”的两个集体中打圈圈。而以人伦文化为本位的超稳定结构的中华文化和深受西方文明陶冶的钱鍾书所面临的女人情景则与西方同中有异,那就是女人们不仅要在“窈窕淑女”,“为人之妇”方位上拓展深、广度,而且随着西洋文化东渐,女人们走出了家庭仅在城市中羞答答步入社会,即男女交往的概率较以前的中国有所增大但又落后于西方世界,是一种落伍式的时髦———女人们被男人“供”“养”起来,和有的女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但她们的实质地位则丝毫没有超脱男人附庸的境地。《围城》展示了她们在世袭领地上耕耘的工具即“嫁”、“刁钻”、“争吵”、“吃醋”、“偷情”和“做佣工”等等。   

《围城》分配给女人,“嫁”字上的业务是自己“嫁人”与关注他人嫁人即“做媒”两个方面。书中的方母、周淑英之母周太太、张太太走过的人生旅程先是自己被父母亲像卖小母猪一样送其到各自婆家去与男人配种。几十年后,她们又热心地为别人如方鸿渐拉扯婚事,只是方鸿渐自己不争气儿,错过了故乡二位女孩及张小姐的缘份。而那位道貌岸然的汪处厚先生的填房太太汪太太也熟谙此道。她辛勤地为赵辛楣、方鸿渐牵红线。让范小姐、刘小姐与他俩成婚。其中有渴望成为赵辛楣家中主妇的范小姐对赵更根是秋波(应为春波)频递,“爱你”信息大量输送。四人在汪处厚家吃完“见面饭”回家的路上范小姐猛操打动男人心弦的业务,如“尖叫”,后是每到辛楣住处一出门就抛出一片片脆得像养花玻璃房子塌了的笑声“以便向全校员工告示她是赵辛楣的情人”。嗣后又卖个关子在自己借给赵的藏书上写上两行英文:“To My Precious darling·From the author(给我亲爱的宝贝 本书作者赠)[8]。以吊起赵辛楣的胃 口。仿佛女人是耐不住寂寞而急切嫁出去的丑小鸭,此其一。   

其二,女人们“刁钻”即是《围城》中女人的常规武器。在三闾大学时孙柔嘉与范小姐虽然没有进行正面冲突,但心中却早已同室操戈了。范小姐在汪处厚家数举孙不讲房中整洁等“罪行”,孙小姐则对方鸿渐耳语范在背后贬低方的言行;在《围城》的年轻人中可评得上刁钻领域甲级人物的则数方鸿渐家中的两位弟媳妇。她俩先是在各自利益受损之时互相攻讦,而当孙柔嘉作为嫂子的身份降临孙家时,二、三奶奶则又组成联合战队共同伐孙。背后议论孙还不解恨,且要当面刺激孙柔嘉几下,如她们看望孙是假,打听孙的陪嫁物为真,把孙气得大光其火[9]。年轻女人刁钻,年老女人又何尝不如此呢?周太太在家中是专制的母老虎,张太太一出场就酷好鸡蛋中挑钢筋,而成重量级的刁钻人物之景观。陆太太是孙柔嘉坚强后盾,她怂恿孙不要太迁就方鸿渐了,地地道道的一位干涉他人家政的女霸!而与陆太太相比较而言,李妈在方、孙组成的两口子家庭中充当孙的保镖。做过孙小姐奶妈的李妈在给孙、方配备食物时偏袒于孙,在孙、方吵架时又旗帜鲜明地立于孙柔嘉一边,构筑了共同对付方鸿渐的孙李同盟!   

其三,“偷情”是《围城》女性们的拿手好戏。《围城》一开头就向读者展览一副女人偷情的风景画。犹太女人与法国派往安南和中国当警察的几位先生调情[10]。然后是鲍小姐与方鸿渐当众接吻,然后是同居[11]。更有年轻的女中学生春情过早地萌发,心旌早日摇曳。“那女孩子不过十六七岁,脸化妆得像搓油调脂捏出来的假面具。”“她竟然已经把自己门面油漆粉刷,招徕男人了”这在外国也是少有的[12]。最富有戏剧性的是汪太太为方鸿渐、赵辛楣等做红娘,结果自己不为“红娘”做了赵的“情娘”[13],在她与赵拉拉扯扯被汪处厚、高松年(校长)抓捕时还表现得从容不迫,沉着异常,活现其偷情老练之功。   

其他如女人之间的醋意,女人与男人的争吵,沈太太的卖国做女汉奸,方母的无知,张小姐的奢侈等等亦是女性身上不可卸掉的黑点,也就是她们在世袭领地奔命的犁耙。此类文学现象不是什么新题材的发现,倒是昔日中西方女人之家嚼口舌,干一些越轨事儿的再一次推销。从而使人出产价值观上的晕眩,即女人还是那个女人,娘还是娘(指女人)! 

   

三、《围城》中灰色女性形象个案剖析

 

《围城》中,女性的形象灰暗、朦胧。事实证明是钱鍾书这样的才子的残酷与冷漠造就女子的冤孽。有关此类信息还可以从鲍小姐、苏文纨、孙柔嘉三位着墨较多的女性行为之中予以验证。   

A、鲍小姐   

鲍的行为轨迹只局限在《围城》的第一部分。虽然在以后如第三部分中唐晓芙曾提到过她,便只是聊作泄愤的骂资。   

鲍小姐一出场身上就长满了灰色细胞。她本人是“杂种”,是一位葡萄牙与中国种杂交的产物。其姓出自《家语》“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可见鲍小姐是头号的“不善之人”。而且小说中的鲍小姐只有姓氏而无名字,小姐只是因其性别而获得的称号而已,这个符号在西洋人眼中看来,实在是男人对待女人的惯用且廉价的玩具。在此钱鍾书一方面透过语义学的类比法暗示鲍小姐的是鲍鱼,且十分蔑视她而不给其“赐名”。其次,鲍小姐出场之后便是引诱男性心旌摇晃的尤物。《围城》给描绘如下:“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所以有人称鲍为“熟食铺子(charcuterice)”,因为只有熟食店才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称鲍为“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但钱还算能体贴鲍,他说她“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其实是作者借别人的嘴)修正为‘局部的真理’”[14]。“熟肉铺子”很是性感,所以,“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与“鲍鱼之肆”相加刚好是鲍小姐使正人君子敬而远之双栖原因。用今日公关语言来说即是“形象不好”。   

这位鲍小姐非但形象欠佳,且是情场调情高手,她给方鸿渐抛去媚眼,诱惑方进入追她的方城。鲍小姐对方说:“方先生,你教我想起我的fiance(男友),你相貌和他像极了”[15]!钱氏由此指引着笔下的方走入这样的逻辑圈:“一个可爱的女人说你像她的未婚夫,等于表示假使她没订婚,你有资格得到她的爱。”或者说即使她“另有未婚夫了,你可以享受她未婚夫的权利而不必履行跟她结婚的义务”[16]。果然,方与鲍的交情像“热带植物那样飞快地生长。”此后,有方在乘船回国的向鲍小姐补上求爱一课,当船行至西贡时,他俩开始了同居生活。鲍小姐这样的人物在人们看来很是放荡,自然成为人们批评、抨击的对象。那位专事关管自己小孩的孙太太声言自己是“老古董”,惊讶于鲍小姐这位“又黑又粗”,没有什么美感的女人引诱了方先生;苏文纨小姐认为在大众目光睽睽之下与方调情鲍小姐很是“不要脸”,不仅同性别的女性贬斥鲍小姐,而且男性也是如此。同船回国的留学生讥剌她。专门清扫房间的阿刘捡到了方、鲍进行房事活动时不小心而丢失的发钗而行敲竹杠之事。最后连方鸿渐自己也诅咒起鲍小姐来。当船行至九龙码头时,鲍小姐“扑向一个半秃顶,戴大眼镜的黑胖子怀里”[17]。这位黑胖子就是资助鲍留学的未婚夫,一名医生!方此时才从鲍小姐如酥的肉体中惊醒过来。鲍小姐完全是一路上为了填补寂寞与孤独而摆布玩弄他。而且此时说不定还在暗笑他方鸿渐呢!此时受尽侮辱的方鸿渐犹如一只被阉割的公鸡一般,唯一的体验就是那句古老得长白胡子,陈腐得发霉的话———“女人最可怕的!”至此,钱鍾书先生在九龙码头打发了鲍小姐,击醒了方鸿渐(也就是男人)对鲍小姐的痴迷,走入与苏文纨手牵手一段若即若离的不是恋爱的恋旅。   

B、苏文纨   

相对而言,在《围城》60位女性中,苏文纨在钱鍾书笔下摇曳的频率较高,而与之成正相关关系的是她的灰色形象最为饱满。她十分孤傲,在大学里“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18],直至留学回国时自己年龄增长,自己的爱情像锁在箱子里过一、两年忽然都不时髦了的花色时装,“有些自怅自悔”[19],这是对苏文纨孤芳自赏的同情与讽刺。而这位在爱河中畅游的迟到者为了弥补自己爱情上的损失,她千方百计抓住方鸿渐。   

作为女人,苏文纨为了抬高自己价值,先是在赵辛楣、方鸿渐之间扔去爱情这块排骨,以便让赵、方二人同时追她,其底蕴即为激起方的追她的勇气。而在赵辛楣因醋意而作弄方鸿渐时,她处处偏袒、庇护方。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方对此举根本没有理会,反而对苏文纨的表妹唐晓芙发生了兴趣。这不能不引起了苏的醋意,同时使她心理变态,“不为我有,大家都别想得到”的逻辑演化出苏文纨实践中“我得不到你方鸿渐,你方鸿渐也别想得到唐晓芙”。她竭力阻止任性的唐晓芙去赴方鸿渐举办的宴席,最后还把方鸿渐那位死去的未婚妻周淑英、鲍小姐的风流韵事,方购得的假文凭等事像竹筒子倒豆一样告诉唐晓芙。其残局是方鸿渐被唐晓芙逼问得哑口无言,无地自容。这位法国留学女博士未免太阴险了!   

苏文纨不仅是方鸿渐爱情火焰上空一股洪水,且是一位地道的文学骗子。她拿出扇子上的“佳作”让曹元朗等人欣赏,但见上面书有“难道我监禁你? /还是你霸占我? /你闯进我的心/关上门又扭上锁/丢了锁上的钥匙/是我,也许你自己/从此无法开门/永远,你关在我心里”一诗,虽题字为“民国26年秋,王尔恺”[20]。但实质上是她自己偷窃德国十五、六世纪的一首民歌。另外,她与曹元朗婚后逐渐庸俗化,穿着上不伦不类,学业上早已荒废,一心只钻在金钱眼中来往于香港、重庆两地搞走私活动。苏文纨的一举一动应了作者借方鸿渐所说的“女人是怪东西”。   

其他孙柔嘉虚荣心极强,外显软弱中藏泼辣,而且善于玩弄爱情游戏吊起方鸿渐的胃口无不印证女人不是好东西这句《围城》的口头禅。   

可以说《围城》是当代的荒芜园中一朵平凡而又引人注目的兰花。过去有人斥责它“这部小说(指《围城》)里看不到人生,看到的只是像万牲园里野兽般的那种盲目骚动着的低级的欲望”[21]。还有人认为“《围城》是一幅有美皆臻,无美不备的春宫图”,“是一剂外包糖衣内含毒素的滋阴补肾丸”[22]。诸如此种界定均烙印了偏激的印痕。   

但钱鍾书先生《围城》一书对女性予以调侃与贬斥,把女性定格在灰暗形象之境或曰制造一场使女性大败的新时代滑铁卢战争,实在令人遗憾、扼腕。   

叔本华与尼采这两位仇女狂曾说“遇到女人要带鞭子,”相对而言,钱的言行没他们毕露的锋芒,且做得十分隐蔽即通过书中人物的口对女性加以棒杀。高尔基曾说要让女人了解自己被压迫被剥削的历史,而钱鍾书与此则是南辕北辙,扮演着咒骂女人的角色。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即是作者自己语言,因为小说中的人物是受到作者本人指牵在运作,其言行举止均是作者的化身已经成为了文学评论的正确标尺之一。那么《围城》一书喷了女人全身黑色,是否与这一理论合拍呢?或者说书中对作者有利的人物语言是作者本人有意识的嫁接而不利的方面与作者毫无关系呢?那么,作者为何没有在《围城》扉页或封二、封三、封四,哪怕是二粒黄豆大小的地方贴上“本文人物言行全属虚构与本作者无关”或“我钱某痛骂了女人,请各位小姑娘小姐大姐不要对号入座”之类的标签?

  

注释:  

[1]《现代汉语词典》第842   

[2]法国西蒙·波普娃《第二性:女人》   

[3][4]《围城》之五   

[5][8][13]《围城》之七   

[6][12][20]《围城》之三   

[7]解志熙《钱书研究》第一辑第120(文化艺术出版公司出版)   

[9]《围城》之九   

[10][1[14][15][16][17][18][19]《围城》之一   

[21]见《横眉小辑·论香粉铺之类》(1948)   

[22]《从<围城>看钱书》(见《文艺丛刊》)·同代人社出版(19484)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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