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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中范懿行为心理分析

何永波 何永贤
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文学中涉及女性的婚姻问题一直被作家和读者们关注着,而对于大龄未婚女青年有关婚恋的语言、行为和心理的描述却是罕见的。独具慧眼的钱鍾书先生在《围城》中有意无意地切入了这个由于众多原故产生的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的社会问题。从《围城》中范懿和刘小姐二人可见当时大龄未婚知识女性的心理状态。
关键词 《围城》 大龄未婚女青年 语言 行为 心理

钱鍾书先生的《围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学者型作品。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先生赞誉小说无处不在的幽默和讽刺,并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作品蕴含的层面太多,百读仍旧有味可寻。   

在小说中,作者不仅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几位引人注目的男性:方鸿渐、赵辛楣、李梅亭等,也惟妙惟肖地塑造了几位颇受关注的女性:唐晓芙、苏文纨、孙柔嘉。有研究者曾疏理过此书中的女性,有姓有名、有姓无名或无姓无名的女性有60位。[1]以往评论家关注的更多的是对鲍小姐、唐晓芙、苏文纨、孙柔嘉四位女性的研究,对于虽显犹隐,大龄未婚知识女青年范懿和刘东方的妹妹刘小姐却常常忽略。作者对两位女性的描述虽然着墨不多,但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物,她们也有自己的光彩和现实意义。笔者认为,钱先生在作品中对范小姐和刘小姐描述具有揭示大龄未婚知识女青年的怪异心态的超前意识,读之魅力不绝。   

 

一、时代缘由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思想启蒙的精神成果是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钱鍾书先生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受到“五四”精神的影响。他1935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留学,又受西风吹拂。钱鍾书先生非常明了传统伦理道德以及它的基础宗族制度对女性的残害,女性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所以,《围城》的文化背景是复合型的,它所构成的生存环境也是多层面的。除了传统文化的积淀以外,还有西方文化的渗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女权运动达到第一个高潮,女权主义者摧毁了旧有的女性形象,西方文化(指人文主义文化)尊重个性、强调自由以及独立个体人格。“五四”时期,随着西洋文化的东渐,中国“人”的意识觉醒了,作为“女人”的意识也觉醒了。女人在努力争取获得和男人平等的地位和机会,最突出的便是在受教育方面,不仅可以接受普通教育,还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围城》中的范小姐和刘小姐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龄女性”。她们有知识、有工作,便意味着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当时的社会,这样的女性不多。在婚姻上,自然也与一般女性不同。   

俗语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大”究竟多大为“大”呢?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般的女子在十七、八岁时大多都已有婆家(或已结婚,或已定婚),超过几岁却没有婚配的女性,那时就可称为大龄女青年了。当然,“大龄女青年”在每个历史阶段所指的具体年龄各不相同。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婚姻,必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青年男女未曾谋面,在父母的安排下也必须结婚。“有女不愁嫁”,在媒婆三寸不烂之舌的夸赞下,无论怎样的女子都会嫁出去。而“五四”以后,西方的婚姻自由文明传到了中国,男女自由恋爱在知识分子中屡见不鲜。由于多种原因,随之也出现了未被当时社会关注的社会问题—大龄女青年的言行及心理问题。钱鍾书先生睿智锐眼,在作品中对范小姐、刘小姐做出了“世俗化的理解”,触及了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社会问题。   

文学是人性之学,它反映人类共有的人性和精神活动,而且以多种表现形式与现实人生密切联系着。范小姐、刘小姐是生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中的知识女性,显然也接受了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思潮。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人却成了大龄女青年。范小姐和刘小姐言行心理之不同,不仅是时代因素所致,也是性格使然。   

 

二、性格使然   

性格是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的方式上的个性心里特征。具体来说,人的性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做什么”和“怎么做”。其中,“做什么”反映人对现实的态度,表明一个人追求什么或拒绝什么;“怎么做”反映人的行为方式,表明一个人如何追求他所要追求的东西或如何拒绝他所要回避的东西。[2]《围城》中的范小姐和刘小姐都是大龄未婚女青年,作者用多彩的笔端描绘出了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位女性。   

外倾型大龄女青年范懿。所谓外倾型的人,在心理学上是指适应能力强,对人对事都能很快熟悉起来;表情丰富,情感外露,易激发情绪;善交往,不太注意客观环境的变化,喜欢自由,缺乏谦虚态度;反应敏捷,动作迅速;好动但不太多思考,做事不太精细。范小姐是基本上属于此类型的人。作者塑造范小姐是一个自认为聪明天真、滑稽可笑的人物,也是作者通过她异常行为心理的表现而揶揄的一个对象。   

心理学家认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能够和谐地同自己的同伴一起生活,能够驾驭自己的驱体,而且对自己的形象感到满意。作品中范小姐的言行,在心理学家看来就未必是健康的。范懿因为长得不好看而一直没有引起男人的注意,大学四年就是在这样寂寞的情况下度过的。所以,她一听说汪太太肯为自己做媒,要把辛楣介绍给她做男朋友时,便表现出异常的激动。在心里早已对赴宴时化什么妆,说什么话,都做了精心设计。不仅如此,作者对她怪异的心理做了精细的刻画。“她听说女人恋爱经验愈多,对男人的魔力愈大;又听说男人只肯娶一颗心还是童贞纯洁的女人,假如赵辛楣求爱,自己二者之间,何去何从呢?”[3]范小姐颇费了一番心思,终于在赴宴的前一天,她福至心灵,想出一个两面兼顾的态度,“表示有好多人发狂地爱过自己,但是自己并未爱过谁,所以这一次还是初恋。”范小姐渴望拥有爱情。心有所思,行有所为。与赵辛楣见面时,范小姐的言语中早已把辛楣划为自己人的圈子里,在饭桌上还主动要借给赵辛楣两本剧本。但这两个剧本,范小姐言语中露出想借又不能随便借出的犹豫。于是,她在赵辛楣的面前自编自导了一场闹剧:借给辛楣的剧本的扉页上,写有作者用亲热的称呼留给范小姐的赠言:To my preciousdarling.From theauther.(给我亲爱的宝贝,作者赠)几行英文。明眼的读者对此一目了然,范小姐编就出一个子虚乌有的情人,想让赵辛楣吃醋,她一厢情愿地妄想以此来激起赵对她的兴趣,引起他的注意。范小姐真的对辛楣有意,主动借书给辛楣的举动,是她积极进攻的手段,也是她自信的表现,更是增强自己魅力的支柱。这借书还书之事也正应了辛楣自己在船上讲给方鸿渐的话,“借书是男女恋爱的初步”。但爱情不是“单相思”。为了给辛楣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范小姐赴宴前做了精心的打扮。作者虽然没有一句直接描写范小姐相貌的话语,但从侧面的描绘中就会使读者感受到她的相貌,令人不敢恭维。为了使自己更“亮丽”一点,赴宴时范小姐还在脸上涂了胭脂,可这一涂,却似“美洲印第安人上战场擦的颜色同样胜利红”,读者不难想像范小姐小丑似的神情。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女人》中说得十分中肯:“女性的打扮,具有双重功能:第一,标榜自己的地位、财富和社会圈子;第二,是自我陶醉、自我表现、自我占有。”女人天生酷爱打扮。范小姐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自己的容颜及饰物,表面上似乎是幼稚而单纯,其实作者让读者认识到她内心的浅薄与浮躁。这种人很滑稽地发挥出了“注意获得欲”,可以说是招引众人注目的典型。在这种场合,她会感觉到得意,没有察觉到四周的众人对她表示的惊讶,反而误以为众人在称赞她,甚至羡慕她。人贵有自知之明,范小姐没有意识到自己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作者以插入语的方式即美国人的一句格言,“男人不向戴眼镜的女人调情”,毫不留情地指出范小姐的生理缺陷,也暗示出赵辛楣对她无意。为了创造与赵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她假装扭伤了脚,假称忘了拿手提袋。一厢情愿的范小姐想让众人都知道辛楣是她的情人,颇费心思。她到赵的住处,故意不断地发笑,发出的声音“脆得像养花的玻璃房子塌了”一样响,惹得楼上楼下好几个房间忽然开门又轻轻关门。范小姐此举,鸿渐心里所想一语道破了她的心计,“这两阵笑就等于在校长公布板上向全校员生宣她与赵辛楣是情人了”。以向人宣示她和赵辛楣是情人了。她又假装娇弱,在赵的面前多次尖叫,还向赵示意她怕烟味、怕冷。“机关算尽太聪明”,她虽精心自编自演了好几场戏,急于把自己推销出去,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作者就这样以风趣幽默、轻松自如的笔调勾勒出范小姐的行为和心理,把范小姐心计较深、心态异常讽刺刻画的入木三分。   

内倾型大龄女青年刘小姐。内倾型的人,在心理学上被认为是不易适应环境;不轻易相信别人,不善于与人交往;愿独处,喜欢安静;反应敏感,往往心胸狭窄,不宽容人,多思虑,好疑心;冷静,办事稳妥。刘小姐基本上属于此类人。内倾型人不善言谈,所以,刘小姐的行为和心理叫人有些“琢磨不透”。   

刘小姐因父母死得早住在哥哥刘东方家里。大学四年级时逃难到内地,因不能转学,而嫂子又要生孩子,一时雇不到佣人,哥哥没心思替她想办法继续学业,便耽误下来,一直住在刘东方家里。而此时刘小姐的婚事已是一项重要的家庭问题。刘太太曾对丈夫说出心里话,“(刘小姐)做老处女怎么可以?”显然刘小姐的年龄也不小了。当刘东方夫妇俩得知汪太太为刘小姐做媒时,便欢喜得向刘小姐流露消息,满以为她会羞怯地高兴,可谁知她却正红了脸,一言不发。而当刘太太提到在昆明时有人做媒却无下文时,刘小姐说话了,并且说得非常之多。先说她不愿嫁,谁教汪太太做媒的?又说女人就那么贱!什么“做媒”、“介绍”,多好听!还不是市场卖鸡卖鸭的,打扮了让男人挑?不中他们的意,一顿饭之后,下文都没有,真丢人!言外之意清晰可见,不是刘小姐嫁不出去,而是她不愿嫁人。汪太太为她做媒,分明说她嫁不出去了,所以她非常生气,用了个比喻句,把自己比做市场被卖的鸡鸭一般不值钱。刘小姐虽然反对别人为自己做媒,但她还不是打扮得衣服紧绷绷的去赴汪家的宴,去让男人挑。仿佛女人是耐不住寂寞而急切嫁出去的丑小鸭。这难道不是一次痛苦的心灵磨难吗?其实,这是刘小姐对于这场“介绍”没有信心而采取的一种保持自尊态度的文饰,以免自身情绪上再度受损伤。她说,“不中男人们的意,一顿饭之后,下文没有,真丢人!”这才是她真正担心的后果。自古以来,女性一直处在被动的地位,女性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丝豪未曾改变,而且感到不容易摒弃,也含有一种没有信心的恐惧感。刘小姐想到见面后“落选”怎么办,在工作单位和哥嫂家里会无地自容,身价仿佛比以前更低了。于是她找出自我防御的手段,寻找似乎合乎逻辑的言辞掩饰这种恐惧心理。随后作者又揭示了刘小姐多疑的心理。哥嫂为她介绍对象,她说分明是在撵她出去。自己在哥嫂家里没有白吃哥嫂的,她在家里做的事抵得一个佣人。这种委屈使得她当天还哭了整个晚上。可是,汪家帖子送过来的那天早上,刘小姐却叫老妈子准备炭熨斗,说要熨衣服。显然,这个不同寻常的举止足以说明了她的态度,所以哥嫂俩相视偷笑。人的欲求矛盾和冲突带来人的心理矛盾。“人是自然的人,同时又是社会的人,文化的人,是多种本质的复合体。”[4]作者对刘小姐表层简单的刻画,实际上为我们揭示出人物两极性的奇特的心理。刘小姐心中充满了矛盾,那天刘小姐是最后一个到的。饭桌上她言语不多。当她看到高松年、赵辛楣、汪必厚、汪太太等谈得如此投机而自己被冷落在一边时,有满肚子的气愤,恨汪太太、恨哥嫂,又后悔自己的来,并感觉又上了当。而当她看到范小姐被赵辛楣冷落时,幸灾乐祸的心理占了上风,心里发生“冷笑一声”和“刺耳的短笑”。   

作品中对于刘小姐的描写只是一笔带过,似乎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其实不然。刘小姐的出现不仅是方孙婚姻促成的催化剂,而且与大龄女青年范小姐在性格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概括出大龄未婚女青年两种不同性格导致的不同行为和心理。   

大龄女青年的心理其实是难以琢磨的心理状态,在心理学方面几乎没有涉猎这方面的理论。   

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范小姐和刘小姐的言行举止,可能是作者未曾意识到的一种大龄女青年的心理行为。如果读者把范小姐理解成一个喜剧式的人物,那么这是肤浅的认识。如果睿智的钱鍾书先生在作品里只单纯地嘲讽范小姐的故弄天真那也就索然无味了。所以,笔者认为,作者在刻画女性形象时的确是别有用心的,他所展现的绝不仅仅是一时一地的人,而是超越时空的文化意义的女性。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让读者能够体会到这一类人的生存状况,掌握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内涵,要“意识到艺术实践同我们生命活动的这种密切相关性”,[5]从而透视作品的意义和社会历史内涵。

 

参考文献:   

[1]汤溢泽,李建南.《围城》:女性形象跌落的滑铁卢〔J.理论与创作,1994(4).   

[2]乔建中.现代心理学基础[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4]钱谷融,鲁枢元.文学心理学教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5]徐岱.艺术的自律与他律[J].东疆学刊,2006(3)P8.   

 

[作者简介]:何永波(1968- ),女,吉林安图人,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中韩比较文学。1.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院,北京1000812.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吉林延吉133002)

原载:《东疆学刊》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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