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学者风采

“精深博涉”的研究——读莫芝宜佳的《〈管锥编〉与杜甫新解》

刘俐俐

一切理论的探索,归根到底是方法的探索。有意义和价值的方法能使已有的理论展示出新的维度和新的魅力。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语学院副教授马树德翻译、德国波恩大学中文系教授、汉学家莫芝宜佳著的《〈管锥编〉与杜甫新解》(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是一部极为优秀的汉学著作。看她的书名,我们会提出两个问题,其一,中国学者钱鍾书的《管锥编》本身就像一片多种语言组成的“引文丛林”,内容涉及古今中外,作者的思绪似在时空中随意跳跃,而且《管锥编》原本就是中西方文学的比较性著作,它提供了把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放在一起加以考察的可能。那么,莫芝的著作就面临着一个更高的要求,即在钱鍾书已经极其深刻独到的文学比较之上提出一些更高层面的问题,这无疑是有相当难度的。其二,《管锥编》中几乎没有涉及到杜甫,可以说,两者间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将这两者放在一部著作中就有牵强生硬的危险,莫芝是出于怎样的思考怎样处理的?读了全书后,我们可以简单概括地说,她的过人之处是,她不仅让两者构成一个既相独立又有内在联系机制的整体,而且,在两者的联系中充满了智慧和闪光之处,那魅力是来自于结论,更是来自方法的独特和别致。具体地说,就是莫芝让本书的第一部分论述的《管锥编》起定向作用,她所涉及的有关文体、母题及宇宙观等问题的观点,让其在杜诗中得到证实,并且获得了成功。或者说,《管锥编》所容纳的材料和真知灼见给了作者一次重新审视中国文学中的诗圣杜甫的机会。

        多重视角和多维视野构成了宏阔的比较研究,是本书最有价值之处。《管锥编》全书有1200则,每则围绕一个题目,范围极其广泛,涉及到修辞学、主题、语言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理论各方面,援引古今各个时期的评论及与之并行的比照文字,再加上自己的观点。这是表面的形式,其实钱鍾书有更有价值的方法贯穿全书始终,真知灼见来自这些方法,莫芝认为,这方法存在于一个三步循环之中:第一步是各种观点的拆解,第二步是与其他范围的关联,第三步是对论证起点的回顾。在第二步中,当钱鍾书将中国文化拆解成无数单个观念后,他就通过与西方文学或文学之外的领域如语言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内在联系创造了许多新的关联,其中最重要的是东西方的沟通。这其中有一个重要机制,就是钱锺书把西方文学作为批评之镜,为的是使中国能从“镜”中看清自己。这样我们就可以归纳《管锥编》了,它是东西方文化和文学相互参照和比较的结晶,是多维而非中国文化或文学一维的。莫芝面临《管锥编》时,就决定了她自己也必须在一个更高层面和更广阔视野中来处理《管锥编》和杜甫新解。这是方法的选择,也是眼界的考验。首先是,她胸襟开阔地借用庄子的寓言,她说:“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角色设想为青蛙,把陌生的东方设想为大鳖。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化就一定比我们优越,而是说它像一面镜子,可以使我们从外面审视自己的视野并借此从井底跳出来。”如果说,这是本书的目的,那么,她的思路则是,她看到中西方文化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毕竟存在着许多共同点,巨大的差异及后来的相互影响,使共同点更有价值,用共同的背景作衬托,差异与艺术特征也愈发显得清晰而突出。“最重要的是,共接点使中西方的思想得以相互解释,相互批评。观照中国文学,西方的例证和术语有着双重功用:一是补充修正,二是使那些长期受压抑的中国文学观得到认可。”她是用更高层次的比较方法和借助共同点来研究比较文学著作《管锥编》,并应用研究《管锥编》形成的理性思考验证于杜诗,确实使一些长期受压抑的关于杜诗的观点得以面世。莫芝充分借鉴了钱鍾书的比较方法,同时她也把自己对《管锥编》的理解和自己对中西方文学的理解编织进去,使这所有的材料都像一个个独具特色的圆圈,所有的圆圈都可能相接触,然后迸发出火花。通感是个涉及文学、心理学、美学、解剖学、语义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问题。西方有丰富的通感理论,而且发轫极早。钱鍾书是中国文学中“通感”的发现者。虽然,早在1947年,朱光潜就已经指出了“着色的听觉”,但直到钱鍾书才使通感在中国为更多的人所熟悉。当然在中国的古代经典和文学作品中,通感的运用和现象是早已有之,丰富而纷繁。莫芝说,她只想探讨一下西方通感研究与中国文学相关的若干方面,以作对照或比较。她要澄清一个原则问题,即西方修辞学术语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学,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适用。她追述了西方的通感研究,发现西方的通感研究曾对三个题目详细论述过,那就是声、色、光的结合;各种感官印象“醉态”的混合交融;人与世界魔幻般的一致。20世纪,由对通感研究的热烈赞同到激烈反对,但也不完全尽然。情形非常复杂。《管锥编》提供了不少中国早期的“通感”的例证。钱先生确认,“通感”出现在中国文学的各个时期,也出现在各式作家的作品中。他发现了一些东西方相似的通感用法。唐诗人李贺将已成套话的“歌如珠”和“露如珠”重新组合为“歌如露”:“歌声春草露,门掩杏花丛。”而西文中也有“珠子般”的钢琴声以及“珠子化歌喉”的用法。中国诗人黄景仁把闪烁的星星幻化成了夏夜情人间的窃窃私语:“隔竹卷珠帘,几个明星切切如私语。”钱先生还引证意大利诗人帕斯科里的诗:“碧空里,一簇星星啧啧喳喳,像小鸡似的走动。”可见其相通相似。莫芝指出,钱鍾书在《管锥编》中吸收了西方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那就是,他们发现在绝大多数语言中,较为复杂的时间观念是用较为简单的空间概念表达出来的。这是“挪移”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空间的含义已经逐渐消逝,比如“往往”一词,原意是“处处”,而今天却多作时间词使用,表“经常”、“总是”之意。如南朝宋诗人鲍照的诗作《梦归乡》中,就可见一种由空间标志向内心情感的“挪移”:“梦中长路近,觉后大江远。”钱先生评论说,如果这些移动着的有关“远”与“近”的想象表达的是思乡之情,那么梦中的距离就比现实中近多了。这是用西方原理和发现来总结中国文学现象,莫芝借钱先生的成果进一步得出结论:西方修辞学术语是适用于中国文学的。最后莫芝极有心得地指出:就是本书第一章的“逐点接触法”也可解释为“通感”修辞手段的一种挪移。“通感”的“通”字译成德文有“使相调和”,“使相一致”之意。钱鍾书的“通感”概念中,感官眼和耳彼此“接触”最多,却又不完全一致。同样,《管锥编》中的中国概念和中国观念与西方的也有关联,但两者却又保持着差别。这就是包容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研究,且是多视角多维度的。此外,我还想提及,钱鍾书是位文体意识极强的学者。本书的上编,因《管锥编》特别有一章为“文体”,莫芝论述了:中国“含蓄”的文体典范;《管锥编》的文体;通感:中国式的“联觉”;“夸饰在用”等,她在更宽广的范围内通过比较,提出了许多新入耳目的见解。比如“简约”并不是中国上千年修辞文化的“专利”,它也出现在西方文学中,也就是说符合文学的普遍法则。

        德国人的优秀品质体现在寻根究底的精神,这一精神在从事研究中又往往体现为个案研究与宏大的理论框架的建构同为他们之所长。黑格尔堪称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两方面之所长。个案研究在他的《美学》中展示出巨大的魅力。同样莫芝的这部著作也以个案研究见长。每个个案都是一口深井,是一个共同的触点。借助共同的触点,将丰富的东西方文学的材料组织在一起,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方面和意义。例如莫芝论述到镜子母题。起因是中西母题比较中出现了许多困难,主要问题有浮浅的等量齐观,即抹去彼此间文化的和独特的差别,还有就是对母题没有探讨其多种多样的变化,而只是抓住唯一的一种意义不放。另外就是通过某些母题的概括和抽象而丢失了中国以及西方母题的原有魅力。钱鍾书对这些所谓的表面化的研究是嗤之以鼻的。莫芝选取了《管锥编》中以镜子为例的另一种母题研究。莫芝首先介绍了西方的镜子母题,介绍了汉学界的镜子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管锥编》中的镜子问题,尤其选出其中的“自我欺骗”来展开,举了“镜子之爱:狂舞的山鸡”“镜子之厌:有魔力的通天犀”“自我分离——倩女离魂”等例子,莫芝随之归纳了钱鍾书的母题研究之独特:“《管锥编》通过多角度拆解,抓住母题的历史演变及其多种变体进行了描述。单个例证的独特魅力因此没有丢失。中国依然是中国,西方依然是西方。不仅如此,每个例证又都保持着它的独特差异。”莫芝著作中这样极有深度的个案研究,单独抽取出来,简直是可作为关于镜子母题的专题论文。德国人寻根究底的精神可以见出。本书的第二部分关于杜甫诗的研究,也是以25首杜诗为例,在新的研究角度下来提出“对仗”“自我表现”“召遣鬼神”等问题,而且在每个问题下都融会进了中外的丰富材料和这些材料的比较,得出大胆的醒入耳目的见解:用典型的中国概念如“含蓄”、“虚空”、“无我”、“天人合一”等去阐释杜甫的诗是完全不合适的,相反,倒是“非中国的”、“典型的西方”概念如“夸张”、“拟人化”、“强烈的自我表现”、“内在的矛盾”以及“人与世界的不和谐”等更与杜甫接近。“西方之镜”有时比儒家、道家或佛教的解释更适合于杜甫的诗。其实,莫芝的个案式研究恰恰体现了她从钱鍾书的《管锥编》中所得的精髓,那就是钱鍾书的每一“则”都是个案,在个案中用逐点接触法组织东西方文学材料,不求能严丝合缝地相吻合,只求在某个点上可以比较。用莫芝在“余论”中所说就是:“是《管锥编》把中西文学联系了起来。因此,也才有可能把杜甫作为艺术家加以观察,我们看到,他的作品已经超越了民族的和文化的界限。在这个过程中,资料全面、思想丰富的《管锥编》成了我的一块跳板,同时它也是我的接跳布(本指失火时用以接住从高楼上跳下来的人的器具)”。

        人类的文化和智慧发展到相当地步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不约而同性。正如现象学以为的,不是意识使时间出现,而是时间使意识出现。我们看到这种不约而同性,就会增进我们对人类不同文化相通相交的信心。况且当我们没有这份自觉之时,那不约而同性是不显示给我们的。不是不存在不约而同性,而是我们视而不见,那不约而同的是许多颇有魅力的美好风光,这确实是个悖论。莫芝的著作打破了这个悖论。比如在论及杜甫的诗作《登高》中最后两句:“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莫芝说,在一首“悲秋”的诗的结尾突然提到“没有酒喝”,这对于一个中国的诗圣来说合适吗?也许中国批评家也有如此感觉,就用种种解释为之辩护。如明代评论家胡应麟就说,结尾处所以有些“微弱”、“软冷”,主要是为了让读者喘口气,使诗的前几句造成的紧张气氛得到缓和。莫芝提出西方文学中也有这种类似的“突变”,她引用了德国罗曼语文学家奥尔巴赫对但丁的解释,但丁在《天国篇》中一个十分庄重的地方突然写到:“她身上发痒,就让她自己挠吧!”奥尔巴赫说,但丁正是在这种风格变化中表现了艰难的现实。莫芝还引用了一个例子:普鲁斯特曾在他的作品中描写过一个男人,妻子死了,他用这样的话来表述自己内心的无限悲痛:“我有点想她。”莫芝总结说,杜甫诗中的这一处也可用这种表现艰难的现实来解释,而且从心理学上来说,杜甫的这首《登高》清楚地说明,“崇高”的和“低俗”的情感怎样快速相互替换。这就涉及到有意识的风格突变:正是用这样的“手法突变”杜甫才透视了由他揭示的情感骤变。人类对感情的体验和审美处理,就这样在共同的点上接触,展示出其相通和不约而同性。

        莫芝还举了另一个极有意味的例子:杜诗中常有映像出现,《氵美陂行》中杜甫先营造了神秘的气氛,而后诗人目光向下看到了水中终南山倒影,接着“神”出现:“冯夷击鼓群龙趋”……这首诗的一半都在水下,一个神妙奇异的魔幻世界。龙的舞蹈、翩翩的仙女、“翠与金”的反映,这一切都好像是神的可见的表征。当然同时,它又是一种映象:珍珠是倒映在水中的月亮或一盏船灯,神的擂鼓声是船上的小乐队在演奏,翩翩的仙女是船上的歌女。 此诗主题是从现实世界向魔幻般艺术的水下世界转换最后再回到现实世界。莫芝引用钱鍾书的论点:中国的和西方的艺术家之所以喜欢描写映象,是因为它们比现实的东西美。 按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艺术家达·芬奇的说法,就是一幅画的映象也要比画本身美得多(“镜中所映画面,似较镜外所见为佳”)。于是钱鍾书说:“窃谓斯语足供谈艺持‘反映论’者之参悟也”。莫芝以为,杜甫与歌德是各自母语中最伟大的诗人。歌德诗中也有“镜象”。他有一首《湖上》。为了摆脱恋人丽丽,1775年夏,歌德去瑞士旅行,615日泛舟苏黎世湖上作成此诗。诗中有映象,那是闪光的水,美丽的风光和新鲜的风,歌德感情上的骤变清晰可见地倒映在其中。映象是感官上的,也是心灵上的。莫芝说,歌德诗中低垂的“眼睛”,特别是感官上、心灵上的果实映象便构成了与杜甫诗歌——尽管色彩和题材是如此不同——的“触点”。可见东西方诗人是可相通的。两位诗人的“映象”互相在印证。杜甫和歌德都在用自己心灵的眼睛看到水中的映象,“心灵的眼睛”正是艺术家的眼睛。

        其实这些现象早已存在,但没有呈现给我们这样的意义。文学研究的本质是一种阐释活动,阐释的过程是研究者展示他的方法的过程。莫芝发挥了德国人寻根究底的精神,在杜诗新解中列出以往各种对杜诗的解释,发现问题,而且融会进西方文学的相似现象,在一些“触点”上展开论述,这样就获得了以往人们所看不到的意义。人类文化和智慧的不约而同性展现出魅力。莫芝研究钱鍾书的《管锥编》可说是获得了钱先生的精髓,1993年钱先生曾为莫芝博士所著《管锥编——从钱鍾书的管锥编到对杜甫的新观察》一书作序,钱先生说:自己的《管锥编》是在缺乏研究的工具和方法的情况下的“私货”;它采用了典雅的文言,也正是迂回隐晦的“伊索式语言”。这个用意逃不出莫芝博士的慧眼。钱先生评价说:“莫芝博士也许是西方第一个‘发现’《管锥编》而写出一系列研究文章的人。对赞美,我当然喜欢;对毁骂,我也受得了;唯独对于‘研究’——尤其像莫芝博士的精深博涉的研究,我既忻忻自得而更栗栗自危。”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作者简介]刘俐俐 1953年生,吉林九台人。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新时期小说人物论》、《新文学与乡土中国》、《理论视野中的作家张俊彪》。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总第26期)
收藏文章

阅读数[2990]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