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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百年诞辰志

[加拿大]雷勤风

 

         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钱锺书《围城》
  北美新闻媒体凡有关中国的要闻,近来似乎都是政治化的题目。久而久之,这种倾向让西方人对中国产生一个错觉:就是说,在中国,政治即是人生。
  对于中国文化人,更是如此:好像要先弄清楚人家的政治立场,才能够评价他的文化成就。
  那么,何以解释钱锺书呢?整整一百年以前,钱锺书生于江苏无锡。他的人生故事应该为华文读者所熟知:一个从小“锺(情于)书”的神童,后来成为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文人”,把他对中西文学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灌注入他写作的那些充满洞察力的学术论文和文学创作。
  青年钱锺书从圣公会办的辅仁中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来留学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进修欧洲文学,抗战爆发之后,于1938年与家人一起回国。
  抗战年间,钱锺书在内地和上海的几所大学教书,同时写了多种著作(大部分是战后出版的),包括: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1),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6),长篇小说《围城》(始连载于1946-1947年),以及诗论《谈艺录》(1948)。战后,他回清华母校任教。1949年前后,他谢绝了几所海外大学的聘请留在祖国,1949年回到清华母校任教;1953年调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今之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在某种程度上,钱锺书在“新中国”受到的待遇,和其它知识分子一样:他停止创作,他的研究反复被政治运动中断。但与众不同的是,由于他超群的中外语言能力,他被调入一个精英小组,受委托把毛泽东诗词翻译成英文。虽担任过这种再红不过的革命任务,他和夫人杨绛还是遭到政治批判,“文革”时期下放到河南干校,经过了几年的“再教育”和“改造”。改革开放以后,他们重新“出土”的旧作被中国读者再发现,二位也开始出版新作。
  不过,这段人们耳熟能详的传记故事,还是无法令人体会到钱锺书独特的才智和操守,也难让人明白为什么他在乱世间写的文学著作和评论文章有那么了不起。钱锺书通晓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腊文、拉丁文、文言和白话文学,创立了一门新的比较文学批评模式,打通了不同语境,让我们发现其中有多种互补的形象化语句。比如,在一篇早期论文中他指出,法语bonheur(喜乐)暗示好(bon)事“祇是个把钟头(heur)的玩艺儿”,就像中文“快活”也暗示人高兴时活得最快。不过,钱锺书不是卖弄巧思而已,反而把这种跨语际不谋而合的修辞节点,当作跳板,带读者跳进人类想象力创造的浩瀚辞海。
  令读者最惊喜的是他研究人生过程中体现的高雅机智和拉伯雷式的幽默。中文现成的警句本来就不少,钱锺书的警句却更加异想天开。假道学,就像无学问而偏教书,“好比无本钱的生意,就是艺术”。偏见源于“人心位置,并不正中,有点偏侧,并且时髦得很,偏倾于左”。地心吸力说明为什么“下等人这样多,上等人那么希罕”。一位上海商人“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装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
  他的小说对于人间喜剧做更长久而且微妙的探究;其中,如是警句等于是充满感叹号和问号的旁白。《围城》述说一个年轻人,在欧洲混了几年之后,临走之前从一个爱尔兰人那里买来假文凭。回国后,方鸿渐与两位女士纠缠不清,同时推攮长辈们的矛盾要求,但是最后得罪众人,接到一所三流的三闾大学的聘请,逃到僻远的内地去教书。
  钱锺书讽刺伪文化人的风俗喜剧,从此就变成了一个笑话百出、越笑越苦的“西游记”。不过,与大多数抗战小说不同,主人公之所以要逃出上海,是因为自己失恋,不是因为国军失地。就像他后来与一位同事结婚一样,方鸿渐的故事,并非由大历史事件所推动,而是根于一位聪明机智却常常自上其当的“油嘴”的胆怯行为。返沪以后,新人的婚姻急速恶化,方鸿渐最终回到原处,多了伤痕,少了朋友。作为一种人心难平的象征,方鸿渐的下场,比书名隐含的法国谚语———“婚姻如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更耐人寻味。
  换一句话说,在一个抗日寓言走红的时代,住在沦陷区上海的钱锺书,却以人心为焦点,把现代人生描写成一出近乎荒诞剧的丑戏。这种达观,似乎让钱锺书经得起毛泽东时代带来的苦难。不少中国知识分子被迫埋头闭嘴;唯有钱锺书开始编写一本多册的古文笔记巨作,自谦取名《管锥编》(1979-1980)。
  的确,如果钱锺书的终身事业有一个主旋律的话,那就应该是“眼界”。在一篇早期的散文中,他把患着近视眼的批评家比作“从一撮垃圾飞到别一撮垃圾”的苍蝇,挖苦他们,就如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一样,具有“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的胸襟。他文章所摆出的文学全景,使我们不妨把钱锺书视为20世纪最杰出的文学世界主义者之一;如果钱锺书在西方汉学界以外仍是一个罕闻的名字,那主要是因为他的文章是用中文写的。
  钱锺书的文章提醒我们,在现代中国,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不见得是同一回事;世界主义者,也不见得只是跟西方同调。生活经历跨越几次政权交替的钱锺书,最“政治性”的行为,就是他创立了一个各国文学能够平等对话的空间(republic of letters)。作为一位见多识广、精通多国语言的人,他偏要定居中国、用中文写作。指出这点,并非为了把钱锺书浪漫化成一位“不问政治”的隐士,或者相反,一个爱国者;而是为了指出,他与时势之间保持了极度的独立性。在钱锺书的作品中,我们能够发现一个要闻里罕见的“中国”。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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